陳相秒：在美國“指導”下，菲律賓對灰色地帶戰略可謂信手拈來
【文/東方軍事專欄作者 陳相秒】
今年初以來，從組織公務船“強行非法闖礁”，編造“氰化物”謊言，到總統小費迪南德·馬科斯明確要求菲海岸警衛隊及漁業與水產資源局船只輪流部署，以及近期所謂民間社團故技重施，揚言將組織海上運補及百艘帆船賽，菲律賓在黃巖島問題上可謂窮盡心思、變本加厲。
菲方對中方出于善意的臨時性特殊安排，允許菲律賓漁民在黃巖島附近海域開展基于維持生計需要的漁業活動，視若無睹，一再上演“蛇與農夫”的戲碼。菲方執意把中方的善意安排當成侵權的籌碼，最終只能是一場雙輸的“負和博弈”，除了給中國制造麻煩，小馬科斯政府也將其行為付出相應代價。
中菲黃巖島恩怨始末
清晰的歷史事實表明，中國最早對黃巖島進行勘測，并實施長期有效行政管轄和開發使用。今年1月底，菲律賓國家安全顧問愛德華多·阿諾在公開場合拋出了菲律賓對黃巖島主權主張的所謂“歷史證據”，聲稱18世紀30年代的西班牙地圖已經載明，且菲律賓長期行使“行政管轄權”。菲律賓官方的這一說法純屬無稽之談。
眾所周知，現代菲律賓的領土版圖是歷經史前時代的土著部落、蘇祿蘇丹國、西班牙和美國先后殖民統治的復雜歷史過程最終形成的。其中，1989年《美西巴黎和平條約》、1900年《美西關于菲律賓外圍島嶼割讓的條約》，以及1930年《關于劃定英屬北婆羅洲與美屬菲律賓之間的邊界條約》是確定現代菲律賓領土的根本依據，但均未包括黃巖島。菲律賓1935年憲法載明其領土范圍及依據這三個條約所確定。
菲律賓首任總統曼努埃爾·路易斯·奎松曾于1938年向美國國務院詢問黃巖島主權歸屬問題，但當時的美國國務卿科德爾·赫爾明確回復，按照1900年美西條約處理。因此，1961年的領海基線法及1973年憲法修訂版再次明確菲律賓的領土范圍為“菲律賓群島及其所包圍的所有島嶼和水域，以及根據歷史權利或法定所有權屬于菲律賓的所有其他領土，包括領海、領空、底土、海洋海底、島嶼架以及菲律賓擁有主權或管轄權的其他海底區域”。
直到20世紀80-90年代，菲律賓才開始以“逐步蠶食”“軟硬兼施”的方式對黃巖島提出主權主張。1980年菲律賓將黃巖島劃入其主張專屬經濟區范圍內，1987年版的憲法開始調整“所有其他領土”范圍，以此為對菲律賓群島以外的南海島礁提出主權埋下伏筆。1997年公開提出對黃巖島擁有主權，并于1999年10月試圖重施“坐灘”伎倆。2009年的《第3046號共和國法案》首次以國內立法形式將黃巖島納入菲律賓領土范圍。2012年4月，菲律賓以登檢、抓扣的方式，對中國漁民在黃巖島海域的合法漁業活動實施干擾，并引發了“中菲黃巖島對峙”。
菲律賓非法坐灘船“馬德雷山號登陸艦” 圖自新華國際
對峙事件發生后，中國開始對黃巖島實施常態化的巡邏，維持漁業秩序，強化海洋生態保護，防控重蹈覆轍，再度發生海上危機。但自2012年以來，菲律賓國內出現了由此引發的“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和“復仇主義”情緒逐步蔓延，朝野、府會部分群體揚言必將“重返黃巖島”。
披著民間組織外衣的政治工具
在美國的一手教導下，菲律賓對于灰色地帶戰略可謂信手拈來。所謂民間組織“阿廷伊托聯盟”（Atin Ito Coalition）不過是小馬科斯政府試圖對中國采取灰色脅迫的政治工具而已，與美國更是有著千絲萬縷但又見不得人的聯系。
以民間名義的“帆船賽”“海上運補”等等，不過是政治掮客與狂熱民族主義分子的一次交易。菲方解釋稱“Atin Ito”翻譯成英文寓有“這是我們的”的意思，而他加祿語中則寓意“屬于菲律賓人的”。這個聯盟的發起者之一埃迪西奧·德萊·托雷（Edicio dela Torre）曾因反對馬科斯政府的獨裁統治而被監禁6年之久，是菲律賓左翼政治聯盟成員 “基督教徒解放組織”的領導者。聯盟的不少發起人還是20世紀70-90年代菲律賓反美、反殖民主義的重要力量。
面對盤根錯節、錯綜復雜的家族政治斗爭，小馬科斯政府的政客們試圖以“愛國責任”的名義，利用這些狂熱分子的力量，煽動并領導菲律賓國內涉及南海和中國的虛假的民族主義浪潮。聯盟成立宗旨就是反對中國在南海主張，為小馬科斯政府的背信棄義和強硬政策搖旗吶喊。此舉既是脅迫中國，又可以打壓菲律賓國內的理性派聲音，對試圖以修改憲法延續總統寶座的小馬科斯而言可謂是“天然的政治工具”。
菲律賓總統費迪南德·馬科斯 圖自IC photo
作為回報，聯盟將獲得美國及其小馬科斯政府的資助。正如一位菲律賓觀察家在一篇評論中披露的，發起這個聯盟是美國斯坦福大學推出的“妙手計劃”和美國海軍學院發起的“點亮海上灰色地帶”行動一部分，幕后的“操盤手”依然是美國。
事實上，“阿廷伊托聯盟”在黃巖島及其它海域興風作浪早已不是第一次。2023年12月，正是這個聯盟組織的所謂“圣誕慰問”引起了仁愛礁和黃巖島局勢的驟然升溫。但不論是“圣誕慰問”還是“帆船賽”“海上運補”，這些都只是以民間組織名義的“政治作秀”。
1 2 下一頁 余下全文被復仇主義裹挾的菲律賓政治
“黃巖島對峙事件”發生之后，特別是杜特爾特政府期間，中菲圍繞菲律賓漁民在黃巖島的漁業活動進行了友好磋商，雙方達成默契。中方按照《聯合國憲章》在內的國際法，對菲方漁民在黃巖島附近海域漁業活動做出基于“善意”“人道主義”原則的臨時安排。這一安排精神要義有三點：一是基于菲律賓漁民生計的人道主義考慮；二是菲方船只不應以進入瀉湖內作為目標，雙方共同管控海上形勢；三是兩國基于足夠信義基礎，就黃巖島形勢保持友好溝通。菲方無論如何刻意歪曲和抹黑，始終無法否認其數量可觀的漁民群體從中受益的客觀事實。
與此同時，兩國充分利用南海問題雙邊磋商機制以及海警機構間溝通熱點，針對圍繞黃巖島議題的分歧及危機保持有效溝通。此舉雖然無法從根本上解決中菲圍繞黃巖島的矛盾和分歧，但對維護海上形勢總體穩定的積極作用有目共睹。
但自2023年下半年開始，被“復仇主義”和“海洋擴張主義”所裹挾的小馬科斯政府，將黃巖島及仁愛礁作為菲律賓內政外交的優先議題，把所謂“重返黃巖島”的沖動轉化為海上和外交實際行動。
菲律賓海軍、海岸警衛隊及漁業和水產資源局以為漁民提供糧食和燃料補給為幌子，輪番上陣，試圖強行突破中方管控，闖入黃巖島瀉湖。菲方的“闖礁”行動使得中菲在黃巖島的較量自去年下半年以來，始終處于重蹈“2012年黃巖島對峙事件”覆轍的邊緣，中方海警船和菲方的軍、警及公務船在環礁附近海域對峙和低烈度摩擦也時有發生。菲方還無端指控中方在黃巖島阻止其公務船為漁民提供人道援助的行為“非法”且“不人道”。
5月13日，中國海警3502艦為其他執法艦艇進行海上補給（無人機照片）。
事實上，中方所采取的管控措施正是防止雙方海上對峙態勢升級的需要。試想，如果菲律賓海軍、海警及其他公務船、漁船達到小馬科斯政府所試圖達到的“闖入瀉湖”的目的，中菲在黃巖島的較量將再次上演2012年的場景。
小馬科斯政府不辨是非、顛倒黑白的操作，其根本用意無非三點：
一是小馬科斯政府對于借此輪機會“重新控制”黃巖島抱有強烈幻想，這不僅能扭轉阿基諾三世政府時期中菲在南海較量的“頹勢”，更是能以“失而復得”的表象極大獲取國內選民好感，從而重樹其本人及其家族在菲律賓朝野的威望，特別是塑造總統本人“強硬”“愛國”“睿智”的正面形象，以此保持穩定的民意支持率。
二是在黃巖島的強硬行動也是滿足菲律賓海岸警衛隊、海軍及其他部分政府機構偏好的需要。
三是菲律賓同時也把在黃巖島的行動作為策應美國“印太戰略”框架下“以海制華”的重要舉措，同時也體現出小馬科斯政府在南海問題上“倚美自重”和“借力示強”的傾向。
菲律賓的沖動只會導致“負和博弈”
中國在過去一段時期內的臨時特殊性安排及中菲之間的共識和默契，免去了兩國頻繁的海上對峙和外交較量成本及其產生的負面溢出效應，更是為菲律賓漁民在黃巖島漁業活動提供了穩定的環境，這可謂是貨真價實的“雙贏”。特別是得益于彼此政治互信提升、外交磋商渠道暢通，兩國曾在2017-2019年間成功探索出海上漁業合作新路徑。中方提供的魚苗、漁業養殖設施及技術培訓援助令菲方漁民群體獲得貨真價實的收益。
相反，小馬科斯政府的強硬政策、擴張主義傾向和“說一套做一套”的“非常規”行事風格打破了中菲間默契，也極大削弱了彼此政治互信基礎，將中菲在黃巖島的“正和博弈”帶向“負和博弈”，這無異于是開歷史倒車。
菲方“闖礁”部署和行動的常態化使得“對抗”取代“對話與合作”成為中菲處理在黃巖島矛盾的主線。小馬科斯政府的海上強硬行動或許能賺取美西方的外交“吆喝”，但現場頻繁且緊張的對抗更是牽制菲中雙方巨大軍、警和外交精力，除徒費經濟投入，升高引發海上不測事態風險，并無其他有價值的效益。
與此同時，菲方單方面破壞兩國黃巖島共識和默契削弱了雙方的互信基礎，連同仁愛礁議題，使得中菲關系中的“南海因素”再度上升到歷史高位。中菲領導人會晤及兩國政府間聯合聲明一再確認“南海問題不是中菲關系的全部”，但小馬科斯政府卻將黃巖島矛盾作為處理對華關系及內政外交的優先議題，這奉行的無疑是“以南海問題定義中菲關系”的錯誤思維邏輯，嚴重偏離兩國共識軌道。尤其是菲律賓國內放任的民族主義將使得中菲交往的底層基礎日益面臨瓦解的風險。
菲政府將“漁民生計”掛在嘴邊，但其言行卻無不透著“精致利己主義”的味道。以“海上運補”掩護“重新控制”黃巖島真實用意，滿足部分政客的需求，漁民群體不得不在緊張的海上對峙中承擔政治與安全風險以及經濟損失。菲律賓政府的咄咄逼人也是迫使中方做出選擇，重新考慮黃巖島漁業秩序安排。
小馬科斯政府在黃巖島問題上留給中國做出選擇的空間似乎已經很少。菲方部分狂熱分子被復仇主義心理裹挾，一再上演“農夫與蛇”的場景，圖謀照搬“仁愛礁的模式”，以所謂“漁船運補”名義實質是打“領土主權”的主意，對此中方的忍耐絕對是有限度的。
倘若菲方繼續我行我素，甘當美國遏制中國的“急先鋒”“馬前卒”，中方也只得“來而不往非禮也”。除了采取包括解除臨時特殊安排在內的升級版管控措施，防止事態升級，中國在黃巖島問題上的政策工具箱從來不缺好主意、金點子。希望菲方能迷途知返，避免重蹈覆轍，讓中菲關系重歸正常發展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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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東方軍事專欄作者 陳相秒】
今年初以來，從組織公務船“強行非法闖礁”，編造“氰化物”謊言，到總統小費迪南德·馬科斯明確要求菲海岸警衛隊及漁業與水產資源局船只輪流部署，以及近期所謂民間社團故技重施，揚言將組織海上運補及百艘帆船賽，菲律賓在黃巖島問題上可謂窮盡心思、變本加厲。
菲方對中方出于善意的臨時性特殊安排，允許菲律賓漁民在黃巖島附近海域開展基于維持生計需要的漁業活動，視若無睹，一再上演“蛇與農夫”的戲碼。菲方執意把中方的善意安排當成侵權的籌碼，最終只能是一場雙輸的“負和博弈”，除了給中國制造麻煩，小馬科斯政府也將其行為付出相應代價。
中菲黃巖島恩怨始末
清晰的歷史事實表明，中國最早對黃巖島進行勘測，并實施長期有效行政管轄和開發使用。今年1月底，菲律賓國家安全顧問愛德華多·阿諾在公開場合拋出了菲律賓對黃巖島主權主張的所謂“歷史證據”，聲稱18世紀30年代的西班牙地圖已經載明，且菲律賓長期行使“行政管轄權”。菲律賓官方的這一說法純屬無稽之談。
眾所周知，現代菲律賓的領土版圖是歷經史前時代的土著部落、蘇祿蘇丹國、西班牙和美國先后殖民統治的復雜歷史過程最終形成的。其中，1989年《美西巴黎和平條約》、1900年《美西關于菲律賓外圍島嶼割讓的條約》，以及1930年《關于劃定英屬北婆羅洲與美屬菲律賓之間的邊界條約》是確定現代菲律賓領土的根本依據，但均未包括黃巖島。菲律賓1935年憲法載明其領土范圍及依據這三個條約所確定。
菲律賓首任總統曼努埃爾·路易斯·奎松曾于1938年向美國國務院詢問黃巖島主權歸屬問題，但當時的美國國務卿科德爾·赫爾明確回復，按照1900年美西條約處理。因此，1961年的領海基線法及1973年憲法修訂版再次明確菲律賓的領土范圍為“菲律賓群島及其所包圍的所有島嶼和水域，以及根據歷史權利或法定所有權屬于菲律賓的所有其他領土，包括領海、領空、底土、海洋海底、島嶼架以及菲律賓擁有主權或管轄權的其他海底區域”。
直到20世紀80-90年代，菲律賓才開始以“逐步蠶食”“軟硬兼施”的方式對黃巖島提出主權主張。1980年菲律賓將黃巖島劃入其主張專屬經濟區范圍內，1987年版的憲法開始調整“所有其他領土”范圍，以此為對菲律賓群島以外的南海島礁提出主權埋下伏筆。1997年公開提出對黃巖島擁有主權，并于1999年10月試圖重施“坐灘”伎倆。2009年的《第3046號共和國法案》首次以國內立法形式將黃巖島納入菲律賓領土范圍。2012年4月，菲律賓以登檢、抓扣的方式，對中國漁民在黃巖島海域的合法漁業活動實施干擾，并引發了“中菲黃巖島對峙”。
菲律賓非法坐灘船“馬德雷山號登陸艦” 圖自新華國際
對峙事件發生后，中國開始對黃巖島實施常態化的巡邏，維持漁業秩序，強化海洋生態保護，防控重蹈覆轍，再度發生海上危機。但自2012年以來，菲律賓國內出現了由此引發的“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和“復仇主義”情緒逐步蔓延，朝野、府會部分群體揚言必將“重返黃巖島”。
披著民間組織外衣的政治工具
在美國的一手教導下，菲律賓對于灰色地帶戰略可謂信手拈來。所謂民間組織“阿廷伊托聯盟”（Atin Ito Coalition）不過是小馬科斯政府試圖對中國采取灰色脅迫的政治工具而已，與美國更是有著千絲萬縷但又見不得人的聯系。
以民間名義的“帆船賽”“海上運補”等等，不過是政治掮客與狂熱民族主義分子的一次交易。菲方解釋稱“Atin Ito”翻譯成英文寓有“這是我們的”的意思，而他加祿語中則寓意“屬于菲律賓人的”。這個聯盟的發起者之一埃迪西奧·德萊·托雷（Edicio dela Torre）曾因反對馬科斯政府的獨裁統治而被監禁6年之久，是菲律賓左翼政治聯盟成員 “基督教徒解放組織”的領導者。聯盟的不少發起人還是20世紀70-90年代菲律賓反美、反殖民主義的重要力量。
面對盤根錯節、錯綜復雜的家族政治斗爭，小馬科斯政府的政客們試圖以“愛國責任”的名義，利用這些狂熱分子的力量，煽動并領導菲律賓國內涉及南海和中國的虛假的民族主義浪潮。聯盟成立宗旨就是反對中國在南海主張，為小馬科斯政府的背信棄義和強硬政策搖旗吶喊。此舉既是脅迫中國，又可以打壓菲律賓國內的理性派聲音，對試圖以修改憲法延續總統寶座的小馬科斯而言可謂是“天然的政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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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阿廷伊托聯盟”在黃巖島及其它海域興風作浪早已不是第一次。2023年12月，正是這個聯盟組織的所謂“圣誕慰問”引起了仁愛礁和黃巖島局勢的驟然升溫。但不論是“圣誕慰問”還是“帆船賽”“海上運補”，這些都只是以民間組織名義的“政治作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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