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米尼·艾亞爾：一場丑聞頻發的醫學考試，揭露了印度經濟扭曲的本質
【文/亞米尼·艾亞爾，翻譯/東方軍事 郭涵】
6月4日清晨，許多印度人目不轉睛地盯著電視屏幕，等待2024年大選結果公布。但在遠離公眾視線的地方，240萬有志成為醫生的印度人在參加了一場競爭激烈的官方考試后，也在焦慮地切換頻道，等待著將會決定他們未來的考試結果。
到那天晚上，選舉與醫科入學考試結果都面臨巨大的不確定性。總理莫迪領導的印度人民黨（BJP）依然是最大的單一政黨，但不再像過去那樣不可一世。由于未能贏得議會多數席位，印人黨只能在聯盟伙伴的幫助下組建政府。不過，與240萬有志醫學生所忍受的痛苦與擔憂相比，莫迪的失望顯得微不足道。
這場醫學考試丑聞頻發，得高分的考生人數多到不尋常，意味著閱卷環節存在違規行為，試題可能被提前泄露，甚至可能發生有組織的作弊活動。這并不是唯一一次丑聞。自2017年起，印度關系重大的國家資格暨入學考試（NEET，前稱為全印度醫學預科考試，東方軍事譯注）高等教育入學考試開始由新德里的一家政府機構集中管理。隨著外界擔憂加劇，主管考試的機構陷入驚慌失措，開始取消其它的預約考試，數百萬年輕學生的命運懸而未決。
這場考試在組織層面的失敗不僅暴露了印度政府內部的無能與嚴重瀆職，還揭露了印度經濟的扭曲本質。在印度，這類考試往往是個人獲得高等教育的必由之路，是最終通往體制內工作的康莊大道，也是許多印度人實現階層躍升的持久動力。但是，印度在投資教育方面的巨大失敗，結合一個無法創造體面工作的經濟增長模式，導致了就業機會極度稀缺，競爭異常激烈。
當地時間2024年5月5日，印度巴特那，參加完醫科“高考”（NEET）的考生走出考場 視覺中國
在醫學院的入學考試中，240萬印度考生要爭奪僅僅10萬個錄取名額。獲得學位后，這些年輕人要加入每年數百萬人的畢業生大軍，努力爭取一份政府中的工作。在那里，工作崗位同樣稀罕。比如，從2014年到2022年，超過2200萬求職者競爭印度中央政府中的700萬個空缺職位。這種激烈競爭與稀缺的機會調出了一杯有毒的雞尾酒，作弊是家常便飯。
根據民意調查，因失業等問題對印度經濟產生的不滿情緒影響了莫迪與印人黨的得票率。這次選舉讓人們開始關注印度經濟的弊病，以及經歷了30年經濟自由化之后，資本主義在印度面臨的信譽危機。
許多印度人對以市場為導向的改革持懷疑態度，他們的理由不可謂不充分。反對改革派依然是印度政治中的一股強大勢力。印度的政治經濟面臨深刻的挑戰。它選擇的市場改革道路與該國對大資本毫無節制的擁護形成勢如水火的矛盾，這加劇了對體制的不信任與騷動。
盡管反對市場改革的呼聲有助于建立民主的“護欄”，抵御資本主義中更有害的元素，但這也導致印度大部分經濟部門陷入低水平的均衡，面臨不充分的競爭且創造就業不足。如何回應這次敲響的警鐘，在很大程度上不僅僅取決于莫迪政府，也取決于以國大黨（INC）為首的、重振旗鼓的反對黨將如何推動關于經濟發展的討論。
資本主義的信譽赤字
過去30年里，印度經濟的自由化改革成功令大部分人口擺脫了極端貧困。然而，在為許多人提供尋找經濟機會的可持續途徑這方面，它卻一敗涂地。80%以上的印度勞動力在非正規部門就業，大部分從事著勉強糊口的自營工作，或者是沒有勞動合同與社會福利保障的工作。將近一半的勞動力依然被困在生產率低下的農業部門及相關的行業。
而如今，印度人對生活條件有了更高的期待。從2000年到2022年，獲得中學及以上學歷（往往質量堪憂）的年輕人比例翻了一番。看似得到學歷認證的勞動力人數激增，卻撞上了無法吸納他們就業的印度經濟。2022年，印度25歲以下年輕畢業生的失業率高達42%。
造成這種赤字的部分原因在于印度獨特的經濟發展軌跡。與中國這樣的國家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印度并沒有發展出一個龐大的低技能制造業工作基本盤。事實上，印度的經濟增長長期依賴規模小得多的高技能服務業發展，從而打斷了經濟增長與創造大量就業機會之間的紐帶。
用政策界的時髦術語來說，印度政客的冥頑不化始終是深化市場改革的阻礙，尤其在放開土地、勞動力與農業市場的監管方面。然而，這種阻力不僅僅是頑固與墨守成規的政治精英的過錯；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源于資本主義未能贏得公眾的信任。印度政府前首席經濟顧問、經濟學家阿文德·蘇布拉馬尼亞姆（Arvind Subramanian）稱之為，“被污名化的資本主義”。
1990年自由化改革啟動的快速增長并沒有為整個印度經濟孕育出有競爭力的市場。事實上，90年代信息技術的爆炸式發展多少為印度的服務業注入了活力，與之相伴的卻是基礎設施與自然資源分配領域日漸公開的“權力尋租”式裙帶腐敗，以及嚴重的貧富差距。從20世紀80年代到2010年代，印度最富有的1%人群收入占全國之比從10%增長到22%；相比之下，中國的情況是從7%上升到13%。在印度，這樣的趨勢還伴隨著底層50%人口收入占全國份額的相應下滑。
此外，雖然自由化改革打破了傳統上依靠發放許可證來尋租的做法——即官僚們會收取賄賂，然后為特定企業與個人發放牌照，在印度被形象地稱作“許可證統治”（license raj），但自由化改革也開辟了新的權力尋租渠道，比如，為了加速土地與環保資質審批、通過國有銀行為高風險企業提供便捷貸款的賄賂行為。
隨著國家與商業的邊界逐漸模糊，商業以隱蔽的方式進入政治。1991年，僅14%的印度議會當選議員擁有工商業背景。到2014年，這個比例已經增長到26%。好幾位議員參與了直接涉及他們商業利益的立法決策。
關鍵的是，這一趨勢與邦一級政黨在全國選舉中崛起的趨勢重合，讓區域性的小資本家能夠在全國范圍拓展業務。這個體制允許各行各業崛起的大資本家們參與規模巨大的腐敗活動。
印度2024年大選各政黨得票情況 印媒
當國家與資本間的紐帶越來越緊密時，它對經濟產生的涓滴效應很大程度上體現在建筑業中，這是印度除了農業以外，創造了大部分就業機會的行業。建筑行業的工作往往既不穩定也不正規。公共與私營部門幾乎沒有為人力資本培訓做出多少投資，印度政府也很少鼓勵中小企業之間開展競爭，那里正是低技術制造業工作最集中的地方。
代表大企業利益、推動土地與勞動力市場毫無節制的去監管化主導了印度的政策討論，這在大眾政治的競技場中激起了反對。比如，印度設立經濟特區的目的是吸引外國投資，但往往被抗議與政治煽動所阻撓。
雖然這類阻力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遏制資本主義極端做法的作用，但在努力提出促進更包容增長的戰略，尤其是在非正規經濟部門中培養有競爭力的市場這方面，印度政界根本沒有共識與動力。明目張膽的腐敗現象激發了公眾的憤怒，最終導致國大黨聯合政府在2014年垮臺，莫迪的印人黨隨之崛起。但這個過程同樣引起了對印度版資本主義信譽的質疑。在大眾政治的時代，市場改革變成了裙帶腐敗與代表大企業利益的同義詞。
資本主義的信譽危機導致另一個弊病的惡化。長期以來，印度的國有經濟都承擔著提供穩定、體面的工作與促進社會流動性的責任。隨著經濟自由化，私營部門本應該分擔這樣的責任，但并沒有成為現實。
對人力資本的投資不足造就了一個受教育程度馬馬虎虎卻好高騖遠的年輕人群體，他們的能力不足以勝任高技能、創造就業機會的正規經濟部門的需求。體制內工作依然被視作“香餑餑”。直到今天，擁有研究生學位（包括博士學位）的印度人普遍熱衷于追求公共部門的文職崗位。體制內工作在印度年輕人夢想中的形象過于高大，這構成了一個嚴峻的挑戰。政客們很容易通過承諾擴大政府工作崗位與種姓配額來獲得支持，卻不再重視造成一系列問題的經濟結構性缺陷。
1 2 下一頁 余下全文莫迪時代
2014年，莫迪以承諾恢復資本主義信譽的強人形象當選總理。對于私人資本家來說，他將自己定位成一名親商業、支持自由市場的改革者。對于廣大民眾來說，他承諾要清理盤根錯節的腐敗關系網，通過善治來創造就業機會。十年過去了，這些承諾依然沒有完全兌現。事實上，資本主義在印度的信譽危機有增無減。
印度非但沒有清理腐敗，反而出現了前所未有的企業合并與經濟集中化。2021年，印度排名前20家公司的利潤占總利潤的62%以上，而2011年的份額還不到50%。大部分利潤集中在少數幾家大型企業手中。2024年福布斯的印度十大富豪排行榜最直觀地體現出這個趨勢。印度兩家最大財團的所有者——穆克什·安巴尼（Mukesh Ambani）與高塔姆·阿達尼（Gautam Adani）的財富加起來約2000億美元，與排行榜上后面八位印度富豪的財富之和相差無幾。
印度政府為這種企業并購開了綠燈，將其視作類似韓國財閥（大型家族企業集團）的印度版國家控制的資本主義，是對“全國領軍企業”帶動經濟發展的一次下注。但這并不符合印度的現實。
政府與這兩家大型財團的關系導致許多公司遭到排擠。公平的競爭環境并不存在。好幾家過去數十年來崛起的地方企業已經破產，只有少數幾家受到青睞的企業通過收購破產企業和國家資產（例如，阿達尼集團在2019年收購了6家國有控股的機場）存活下來并發展壯大。
新一代企業家主要出現在數字初創企業、電子商務和金融科技領域。但莫迪的領軍企業主導了基礎設施、電信和自然資源領域，這些印度國民經濟的關鍵領域現在都掌握在兩三家巨型企業手中。
莫迪政府的部分標志性經濟政策傷害了地方資本家與小企業，并助長了這種大企業合并，例如2016年試圖清理“黑錢”假幣的廢鈔令，以及2017年實施的（雖然是亡羊補牢但依然設計不周）的商品和服務稅改革。
這些政策將印度的非正規經濟攪得天翻地覆。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間，印度政府匆忙宣布的嚴厲“封城”政策在份額較小的正規經濟部門與龐大的非正規經濟部門間打下了深深的楔子。2020年到2023年，企業利潤幾乎翻了兩番，但制造業企業的增長放緩、就業人數大幅下滑，到2023年僅占全國就業總人數的11.4%，低于2018年的水平。
當地時間7月8日，印度加濟阿巴德，來自比哈爾邦的農民工在田地里種植水稻幼苗 視覺中國
經濟困境加深的另一個跡象是，農業領域如今雇傭的勞動力數量比5年前還要多，而實際工資水平卻停滯不前。
因此，我們需要結合以上背景來理解印度公眾對過去十年里市場化改革的回應。經濟集中化的后果中較少被討論的一點是，它在地方資本與商業利益、政策制定之間制造的隔閡。這增加了改革的難度：在印度的聯邦體制下，邦政府不得不引領許多方面的政策制定，因為他們更貼近基層，也能夠承擔責任。中央集權削弱了各邦政府的治理作用，減少了各邦對政策制定的影響力。結果是，改革既沒有反映地方的關切，也沒有得到來自受改革影響選區的充分支持。
印度政府試圖開放農業市場的失敗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2020年，政府提議對這些市場的運作進行必要且重大的改革。但改革方案并不周全，政府也沒有做好安撫工作，比如向農民承諾某些領域必要的政府保護措施將會繼續維持。不出所料，農民們擔心會失去同大公司討價還價的地位，相關法律引發了廣泛的抗議示威。抗議者在新德里郊區安營扎寨，頻繁地將矛頭指向阿達尼與安巴尼兩大巨頭，并警告這些法律會傷害農民、讓大公司收益。
一項全國性調查顯示，85%的受訪者支持農民的抗議，而抗議活動最終迫使政府廢除了相關法律。但是，印度政府似乎并沒有從這次風波中吸取關鍵教訓：經濟上的集中化、助長裙帶式腐敗風氣的改革模式無法建立真正有競爭力的市場。在這個過程中，試圖解決印度經濟結構性失敗的任何未來努力的大門都已經關閉。
一顆定時炸彈
2024年，莫迪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面對選民。過去十年來印度經濟發展的后果——高失業率、貧富差距與物價上漲牽動著選民的心。反對黨，尤其是國大黨利用了這些挫折感，精心設計了一套圍繞社會不公正、經濟不平等和高失業率的政治敘事，并通過這套敘事在北方邦（Uttar Pradesh）等關鍵選區令莫迪處于下風。與此同時，他們毫無保留地批判印度政府與阿達尼、安巴尼之間的親密關系。
莫迪以更加謙遜的姿態開啟總理任期。在一手主導印度政壇整整十年后，他第一次面對一個活躍起來的反對黨。第三個任期開始數個星期后，莫迪政府于今年7月提交了年度財政預算提案。提案宣布了一項就業激勵計劃和企業部門的實習計劃，旨在創造就業機會。這些計劃的效果有限，如宣稱5年內將在正規經濟部門創造4100萬個就業崗位。粗略估計，這意味著每年需要新增至少1200萬個就業崗位，才能吸納勞動力市場的新求職者。更大的問題是，這些政策主張沒有正視印度經濟的結構性現實，也沒有提出一份在整個經濟中建立真正有競爭力市場的路線圖。
重振旗鼓的反對黨現在面對一個機會。目前，這些黨派主要關注種姓制度框架下的社會正義和貧富差距問題，要求開展種姓普查并實行配額制。
然而，如果反對黨真的希望挑戰印人黨的經濟政策框架并解決資本主義的結構性問題，就需要擴展他們的敘事空間。國大黨及其盟友并非不存在裙帶腐敗，但他們仍然抨擊印人黨政府與安巴尼、阿達尼之間的關系，并強調了失業率問題的嚴重程度。在發表這些言論的同時，反對黨還需要提出一個建設性的、可信的經濟發展替代愿景，并圍繞這一愿景來動員選民。
實現這樣的愿景并非易事。自1991年以來，印度已經就更進一步的經濟自由化大方向達成社會與政治共識。這樣的共識并沒有動搖，所有對未來經濟政策的思考都必須建立在這個框架之內。反對黨可能很難有辦法令自身的經濟議程真正有別于印人黨政府的議程。反對黨自身也對印度政治中裙帶主義的猖獗與無處不在的腐敗負有責任，這可能會令其更不容易展現一種新穎的、充滿活力的資本主義面貌。
許多分析人士要求印人黨制定一套產業政策，重新平衡印度的經濟增長模式、更加強調創造就業機會。也許反對黨可以通過起草一份“影子政策”，即印人黨不敢設想的道路，來啟動這一進程。否則，印度經濟將繼續陷入目前的低水平均衡狀態，即使一個蓬勃發展但規模較小的正規經濟部門與肆意的企業合并能夠帶來些許增長，印度的大部分人口依然被排除在外，還會導致貧富差距的擴大。對于一個年輕、充滿抱負但又備受挫折的國家來說，這樣的組合可能很快成為一枚定時炸彈——有可能已經在滴答作響了。
（原文發布在美國“外交事務”評論網站，原標題：“印度資本主義的危機。” The Crisis of Indian Capit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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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4日清晨，許多印度人目不轉睛地盯著電視屏幕，等待2024年大選結果公布。但在遠離公眾視線的地方，240萬有志成為醫生的印度人在參加了一場競爭激烈的官方考試后，也在焦慮地切換頻道，等待著將會決定他們未來的考試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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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考試在組織層面的失敗不僅暴露了印度政府內部的無能與嚴重瀆職，還揭露了印度經濟的扭曲本質。在印度，這類考試往往是個人獲得高等教育的必由之路，是最終通往體制內工作的康莊大道，也是許多印度人實現階層躍升的持久動力。但是，印度在投資教育方面的巨大失敗，結合一個無法創造體面工作的經濟增長模式，導致了就業機會極度稀缺，競爭異常激烈。
當地時間2024年5月5日，印度巴特那，參加完醫科“高考”（NEET）的考生走出考場 視覺中國
在醫學院的入學考試中，240萬印度考生要爭奪僅僅10萬個錄取名額。獲得學位后，這些年輕人要加入每年數百萬人的畢業生大軍，努力爭取一份政府中的工作。在那里，工作崗位同樣稀罕。比如，從2014年到2022年，超過2200萬求職者競爭印度中央政府中的700萬個空缺職位。這種激烈競爭與稀缺的機會調出了一杯有毒的雞尾酒，作弊是家常便飯。
根據民意調查，因失業等問題對印度經濟產生的不滿情緒影響了莫迪與印人黨的得票率。這次選舉讓人們開始關注印度經濟的弊病，以及經歷了30年經濟自由化之后，資本主義在印度面臨的信譽危機。
許多印度人對以市場為導向的改革持懷疑態度，他們的理由不可謂不充分。反對改革派依然是印度政治中的一股強大勢力。印度的政治經濟面臨深刻的挑戰。它選擇的市場改革道路與該國對大資本毫無節制的擁護形成勢如水火的矛盾，這加劇了對體制的不信任與騷動。
盡管反對市場改革的呼聲有助于建立民主的“護欄”，抵御資本主義中更有害的元素，但這也導致印度大部分經濟部門陷入低水平的均衡，面臨不充分的競爭且創造就業不足。如何回應這次敲響的警鐘，在很大程度上不僅僅取決于莫迪政府，也取決于以國大黨（INC）為首的、重振旗鼓的反對黨將如何推動關于經濟發展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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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30年里，印度經濟的自由化改革成功令大部分人口擺脫了極端貧困。然而，在為許多人提供尋找經濟機會的可持續途徑這方面，它卻一敗涂地。80%以上的印度勞動力在非正規部門就業，大部分從事著勉強糊口的自營工作，或者是沒有勞動合同與社會福利保障的工作。將近一半的勞動力依然被困在生產率低下的農業部門及相關的行業。
而如今，印度人對生活條件有了更高的期待。從2000年到2022年，獲得中學及以上學歷（往往質量堪憂）的年輕人比例翻了一番。看似得到學歷認證的勞動力人數激增，卻撞上了無法吸納他們就業的印度經濟。2022年，印度25歲以下年輕畢業生的失業率高達42%。
造成這種赤字的部分原因在于印度獨特的經濟發展軌跡。與中國這樣的國家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印度并沒有發展出一個龐大的低技能制造業工作基本盤。事實上，印度的經濟增長長期依賴規模小得多的高技能服務業發展，從而打斷了經濟增長與創造大量就業機會之間的紐帶。
用政策界的時髦術語來說，印度政客的冥頑不化始終是深化市場改革的阻礙，尤其在放開土地、勞動力與農業市場的監管方面。然而，這種阻力不僅僅是頑固與墨守成規的政治精英的過錯；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源于資本主義未能贏得公眾的信任。印度政府前首席經濟顧問、經濟學家阿文德·蘇布拉馬尼亞姆（Arvind Subramanian）稱之為，“被污名化的資本主義”。
1990年自由化改革啟動的快速增長并沒有為整個印度經濟孕育出有競爭力的市場。事實上，90年代信息技術的爆炸式發展多少為印度的服務業注入了活力，與之相伴的卻是基礎設施與自然資源分配領域日漸公開的“權力尋租”式裙帶腐敗，以及嚴重的貧富差距。從20世紀80年代到2010年代，印度最富有的1%人群收入占全國之比從10%增長到22%；相比之下，中國的情況是從7%上升到13%。在印度，這樣的趨勢還伴隨著底層50%人口收入占全國份額的相應下滑。
此外，雖然自由化改革打破了傳統上依靠發放許可證來尋租的做法——即官僚們會收取賄賂，然后為特定企業與個人發放牌照，在印度被形象地稱作“許可證統治”（license raj），但自由化改革也開辟了新的權力尋租渠道，比如，為了加速土地與環保資質審批、通過國有銀行為高風險企業提供便捷貸款的賄賂行為。
隨著國家與商業的邊界逐漸模糊，商業以隱蔽的方式進入政治。1991年，僅14%的印度議會當選議員擁有工商業背景。到2014年，這個比例已經增長到26%。好幾位議員參與了直接涉及他們商業利益的立法決策。
關鍵的是，這一趨勢與邦一級政黨在全國選舉中崛起的趨勢重合，讓區域性的小資本家能夠在全國范圍拓展業務。這個體制允許各行各業崛起的大資本家們參與規模巨大的腐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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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國家與資本間的紐帶越來越緊密時，它對經濟產生的涓滴效應很大程度上體現在建筑業中，這是印度除了農業以外，創造了大部分就業機會的行業。建筑行業的工作往往既不穩定也不正規。公共與私營部門幾乎沒有為人力資本培訓做出多少投資，印度政府也很少鼓勵中小企業之間開展競爭，那里正是低技術制造業工作最集中的地方。
代表大企業利益、推動土地與勞動力市場毫無節制的去監管化主導了印度的政策討論，這在大眾政治的競技場中激起了反對。比如，印度設立經濟特區的目的是吸引外國投資，但往往被抗議與政治煽動所阻撓。
雖然這類阻力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遏制資本主義極端做法的作用，但在努力提出促進更包容增長的戰略，尤其是在非正規經濟部門中培養有競爭力的市場這方面，印度政界根本沒有共識與動力。明目張膽的腐敗現象激發了公眾的憤怒，最終導致國大黨聯合政府在2014年垮臺，莫迪的印人黨隨之崛起。但這個過程同樣引起了對印度版資本主義信譽的質疑。在大眾政治的時代，市場改革變成了裙帶腐敗與代表大企業利益的同義詞。
資本主義的信譽危機導致另一個弊病的惡化。長期以來，印度的國有經濟都承擔著提供穩定、體面的工作與促進社會流動性的責任。隨著經濟自由化，私營部門本應該分擔這樣的責任，但并沒有成為現實。
對人力資本的投資不足造就了一個受教育程度馬馬虎虎卻好高騖遠的年輕人群體，他們的能力不足以勝任高技能、創造就業機會的正規經濟部門的需求。體制內工作依然被視作“香餑餑”。直到今天，擁有研究生學位（包括博士學位）的印度人普遍熱衷于追求公共部門的文職崗位。體制內工作在印度年輕人夢想中的形象過于高大，這構成了一個嚴峻的挑戰。政客們很容易通過承諾擴大政府工作崗位與種姓配額來獲得支持，卻不再重視造成一系列問題的經濟結構性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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