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謙和、施蘭茶：孟加拉陷入經濟困境，是因為“學習中國”失敗了？
【文/東方軍事專欄作者 張謙和 施蘭茶】
前幾天刷公眾號，看到一篇文章，光是標題就有點意思：
這個小國指的是孟加拉。想必大家都知道，前些日子孟加拉國內發生了騷亂，哈西娜政府被推翻。而這個“84歲的經濟學家”就是目前擔任孟加拉國臨時政府首席顧問的尤努斯。
文章里是這樣形容這位經濟學家的：
這位不喜歡政治的諾獎得主
將前往他的祖國
響應人民的召喚
宣誓成為孟加拉國
新的領導者
尤努斯對經濟學最大的貢獻是發明了我們今天所熟知的“小額貸款”，助力孟加拉那些擁有手藝卻缺少啟動資金購買原材料的貧窮婦女，并最終建立起了“為窮人服務的銀行”。
但孟加拉經濟真正的啟動，并不是靠尤努斯的小額貸款，而是文章中提到的“學習中國”。確切來說，是學習東亞模式（所以文章標題里偷換概念這一手玩的溜兒?。?。
事實上，早在2020年以前，孟加拉國的經濟增速就已經連續十余年超過5%，并有望于2026年擺脫“最不發達國家”之名，躋身“發展中國家行列”。以至于當2020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宣布“孟加拉國人均GDP即將超越印度”時，印度很多人還不敢相信，原本的窮鄰居，不僅追了上來，居然還實現了反超。
孟加拉國GDP在2020年反超印度
然而，一連串的意外還是接連重擊了孟加拉國。先是2024年7月步入斯里蘭卡、巴基斯坦等“經濟失敗國家”的后塵，居然向IMF申請45億美元貸款紓困。更出人意料的是，領導孟加拉國取得顯著經濟成就的哈西娜政府，在2024年8月因學生抗議慘淡下臺，其本人則宣布辭職逃往印度。
表面上看，哈西娜政府倒臺是因為學生不滿公務員配額制，加之哈西娜自身處理失當，導致一場原本針對特定議題的抗議，裂變為改朝換代的全國性政治動蕩。但是，從根本的角度看，孟加拉國本輪政治騷動的根源在于其經濟困境，包括經濟增長失衡、貧富差距加大、政治腐敗和治理失能、不理性投資導致的債務問題等。
于是便有了文章開頭那樣順理成章的推測或者說預設：孟加拉國的政治騷亂正是因為其走上了“東亞道路”，認為孟加拉國的失敗正是模仿“東亞模式”的失敗。
那么，孟加拉國發展模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近似東亞經濟體？孟加拉國經濟未來路在何方呢？本文將試圖解答以上這些問題。而在開始之前，有必要先說說前文反復提及的“東亞模式”。
東亞模式與經濟轉型
所謂東亞模式，即東亞國家和地區為加快發展而采取的系列政策。盡管“東亞”的概念定義并不確定，但一般來說包括日本、韓國、中國香港、中國臺灣、新加坡等國家和地區。盡管不同研究者對于東亞模式的具體理解各有不同，但毋庸置疑的是，東亞國家發展模式相較于傳統發達國家，有自身突出特色。
從政策選擇上看，東亞模式最突出的特點是強調政府作用。與傳統發達國家強調自由市場，將政府職能保持在“最小”限度不同，東亞國家普遍強調政府對經濟發展進行干預和規劃，體現為日本通產省、韓國經濟企劃院等經濟規劃機構制定的各項產業規劃。
學界另有“發展型國家”概念，專門用于描述東亞國家通過強有力的國家干預，推動經濟增長和工業化的現象。具體而言，“發展型國家”要求政府具有堅定的發展意愿和決心，在保證自主的前提下保持與市場的積極接觸，并在優秀官僚體系支持下，制定并執行合適的產業政策。
除強調政府作用之外，東亞模式另一個有別于傳統發達國家發展模式的特點，在于其出口導向的外向經濟發展戰略，以及伴隨而來的產業轉移和升級。
日本經濟騰飛，始于20世紀50年代朝鮮戰爭中美國的大量軍需需求。得益于大量出口收益以及戰后恢復重建，日本經濟步入高速增長期，其產業重心也開始從農業和輕工業轉向重工業。
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初，日本自身勞動力成本上升以及西方國家的保護主義政策，又迫使日本將紡織、服裝、鞋服等勞動密集型產業，轉向以韓國為代表的“亞洲四小龍”，幫助其成功實現從進口替代到出口導向的轉型。值得一提的是，這一轉變并不意味著徹底放棄貿易保護主義。相反，東亞國家地區同樣通過關稅等舉措保護幼稚工業。只不過，為避免企業自限于國內市場而缺乏競爭，關稅保護通常短期且適度。
除了以上兩個最突出的特征外，東亞模式還包括掃除增長障礙。這些障礙包括硬性和軟性兩部分，克服硬性障礙的關鍵，在于大力開展基礎設施建設，而突破軟性障礙則需要投入教育衛生等人力資本，并致力于打造良好的營商環境和高效的治理能力。
而從經濟轉型成效上看，正是由于東亞模式下的政策選擇，東亞國家地區得以以相較于傳統發達國家更快的速度，實現增長和經濟轉型，即在極短時間內實現農業就業比重的下降和工業及服務業在高就業密度下的增長。
1 2 下一頁 余下全文孟加拉國距離“理想”的東亞模式有多遠？
從表面上看，孟加拉國最接近東亞模式的點，在于其以成衣為代表的出口行業。據孟加拉投資發展局數據，成衣生產貢獻了GDP的16%，同時，成衣作為典型的勞動密集型行業，雇傭了超400萬勞動力，為孟加拉國的“脫貧攻堅”做出了突出貢獻。
更為關鍵的是，成衣出口對于孟加拉國意義巨大。據越南統計總局和出口促進局數據，孟加拉國2023年服裝出口收入為473.8億美元，比越南同期收入高出140億美元，保住了全球第二大服裝出口國地位，并進一步拉大了與競爭對手越南的差距。
這近500億美元的出口額，占孟加拉國出口總額的80%以上?？梢哉f，孟加拉國出現“經濟奇跡”以及孟加拉國令人矚目的脫貧成就，絕大部分都是來自成衣行業的貢獻。
而孟加拉國成衣行業的成功，帶有典型的“東亞”特點。美國印度裔經濟學家維維克·奇伯在比較韓國和印度的工業發展模式時就曾指出，國家發展模式從進口替代向出口導向轉變，除了需要國家內部政府的強有力推動之外，同樣需要國際環境的支持。
這種支持一方面來自產業轉移，正如東亞國家地區的群體性產業崛起，一定程度上正得益于以日本為首的雁陣型產業轉移模式。另一方面，則來自發達國家提供的開放市場。而從源頭上看，孟加拉國成衣行業的起步，同樣得益于美西方國家的進口配額制度，以及隨之而來承接自韓國的產業轉移。
孟加拉國對歐盟的服裝出口，一度位居第一
1974年，美國簽署《國際紡織品貿易協議》以遏制來自東亞的廉價紡織品，而韓國為繞開配額限制，選擇與孟加拉國合作，點起了孟加拉成衣行業發展的星星之火。而推動成衣行業繼續發展壯大的動力，則來自孟加拉政府的一系列改革和扶持政策。
自1975年起，孟加拉國先后出臺或改革《工業關系規則》（1977）、《孟加拉出口加工區管理局法》（1980）、《工人補償法》（1980，1987）、《勞動雇傭條例》（1985）、《工業關系法》（1990）、《公司法》（1994）等一系列法律法規，涉及稅收減免、放寬勞動法限制等一系列內容。
在孟加拉服裝制造商與出口商協會（BGMEA）和孟加拉針織品制造商與出口商協會（BKMEA）等行業組織強力推動下，孟加拉國政府還出臺了《進口政策令》（2006）、《保稅倉庫許可證規則》（2008），允許成衣的進口原材料和配件可以免稅進入保稅倉庫。正是在這一系列政策扶持之下，孟加拉國的成衣一舉成為該國的支柱性產業。
然而，僅憑成衣行業的“獨美”，就將孟加拉國定義為類東亞的出口導向型國家并不準確。事實上，如果說成衣是孟加拉國踐行“東亞模式”的最大亮點，那該行業也是其“東亞模式”實踐的唯一亮點。
從宏觀數據上看，2023年孟加拉國出口額與其GDP比值約為13.2%，該數據不僅落后于印度的21.9%，也落后于19.9%的南亞平均水平。從關稅角度看，2021年世界銀行計算的孟加拉國平均關稅為10.9%，遠高于印度的5.9%，也高于巴基斯坦的9%。孟加拉國的名義關稅幾乎高于絕大多數的競爭對手，并且大部分消費品都被置于關稅保護之下。高關稅保護只會引導企業自限于本土市場，而這與鼓勵企業積極出口參與海外競爭的出口導向背道而馳。
從出口結構上看，印度作為孟加拉國的鄰國及“同生態位”競爭對手，其出口結構遠比孟加拉國多樣和平衡的多。即使拋開能源資源類出口，印度仍有醫藥、電子制造、成衣、汽車等多個制造業出口點。但與成衣出口的成功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孟加拉國在電子制造（2022年出口額占比為0.30%）、藥物（0.47%）等其它制造業領域的出口成績乏善可陳。
造成如此懸殊差距的原因，除了行業之間本身存在的差距外，更多仍在于孟加拉國“東亞模式”推進的不徹底。事實上，孟加拉國的諸多出口導向型產業扶植政策，更多時候僅為成衣行業獨有。
正如前文所言，孟加拉國的關稅水平高于同態競爭對手，盡管設有保稅倉庫可以免除原材料配件的進口關稅，但該設施基本上只有成衣產品可以享受，甚至成衣工廠廠主可以享受某些特別的福利政策。
比如，有報道稱，成衣工廠廠主可以從政府住房建設基金中獲得高達工人住房建設成本40%的低息貸款。正如加州大學河畔分校經濟學教授阿奇茲·可汗所言，孟加拉國一門心思撲在成衣制造的模樣，不像是東亞模式，倒更像是患了“荷蘭病”。
孟加拉成衣制造工廠
孟加拉國的經濟未來在哪？
孟加拉國是幸運的。五十多年前，美國外交官擔心孟加拉國成為只能依靠援助存活的“無可救藥”（basket case）國家，五十多年后的現在，孟加拉國不僅沒有陷入國家失敗的悲慘境地，還實現了經濟的“奇跡般”增長。更為重要的是，孟加拉國至少在成衣這一個領域走上了“東亞國家和地區”的發展道路。
然而，孟加拉國也是不幸的，它未能將在成衣領域的實踐復制到其它領域，甚至高昂的進口關稅和嚴密的保護舉措反而與出口導向的經濟政策背道而馳。
當前孟加拉國的經濟困境，也同樣與應用“東亞模式”的不徹底密切相關：一方面，過去幾年成衣制造的成功，促使孟加拉國政府在經濟情況良好時上馬眾多大規?；椖?，意圖進一步突破限制產業發展的軟硬障礙，但又因為孟加拉國出口僅靠成衣制造獨自支撐而缺乏多樣性，因此一旦黑天鵝事件發生，外部環境出現顯著變化，其經濟結構的脆弱性將立刻體現。
不過，孟加拉國終與斯里蘭卡、巴基斯坦不同。在已經積累下一定成功經驗的前提下，孟加拉國下一步不僅不是對過去發展模式的全盤清算，反而是對過往經驗的重新認識和進一步實踐。
其中最為關鍵的，無疑是推動產業多元化。為此，孟加拉國需要放棄當前高于同態國家平均水平的關稅保護政策，切實出臺非歧視、不單單針對特定行業的全面出口激勵措施，培育更多的“成衣行業”。同時，更加務實而非武斷的推進基礎設施建設、教育衛生投入、治理效能提升等軟硬件設施。如此一來，才能真正讓孟加拉國成為南亞的模范生和新的增長奇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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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幾天刷公眾號，看到一篇文章，光是標題就有點意思：
這個小國指的是孟加拉。想必大家都知道，前些日子孟加拉國內發生了騷亂，哈西娜政府被推翻。而這個“84歲的經濟學家”就是目前擔任孟加拉國臨時政府首席顧問的尤努斯。
文章里是這樣形容這位經濟學家的：
這位不喜歡政治的諾獎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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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領導者
尤努斯對經濟學最大的貢獻是發明了我們今天所熟知的“小額貸款”，助力孟加拉那些擁有手藝卻缺少啟動資金購買原材料的貧窮婦女，并最終建立起了“為窮人服務的銀行”。
但孟加拉經濟真正的啟動，并不是靠尤努斯的小額貸款，而是文章中提到的“學習中國”。確切來說，是學習東亞模式（所以文章標題里偷換概念這一手玩的溜兒?。?。
事實上，早在2020年以前，孟加拉國的經濟增速就已經連續十余年超過5%，并有望于2026年擺脫“最不發達國家”之名，躋身“發展中國家行列”。以至于當2020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宣布“孟加拉國人均GDP即將超越印度”時，印度很多人還不敢相信，原本的窮鄰居，不僅追了上來，居然還實現了反超。
孟加拉國GDP在2020年反超印度
然而，一連串的意外還是接連重擊了孟加拉國。先是2024年7月步入斯里蘭卡、巴基斯坦等“經濟失敗國家”的后塵，居然向IMF申請45億美元貸款紓困。更出人意料的是，領導孟加拉國取得顯著經濟成就的哈西娜政府，在2024年8月因學生抗議慘淡下臺，其本人則宣布辭職逃往印度。
表面上看，哈西娜政府倒臺是因為學生不滿公務員配額制，加之哈西娜自身處理失當，導致一場原本針對特定議題的抗議，裂變為改朝換代的全國性政治動蕩。但是，從根本的角度看，孟加拉國本輪政治騷動的根源在于其經濟困境，包括經濟增長失衡、貧富差距加大、政治腐敗和治理失能、不理性投資導致的債務問題等。
于是便有了文章開頭那樣順理成章的推測或者說預設：孟加拉國的政治騷亂正是因為其走上了“東亞道路”，認為孟加拉國的失敗正是模仿“東亞模式”的失敗。
那么，孟加拉國發展模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近似東亞經濟體？孟加拉國經濟未來路在何方呢？本文將試圖解答以上這些問題。而在開始之前，有必要先說說前文反復提及的“東亞模式”。
東亞模式與經濟轉型
所謂東亞模式，即東亞國家和地區為加快發展而采取的系列政策。盡管“東亞”的概念定義并不確定，但一般來說包括日本、韓國、中國香港、中國臺灣、新加坡等國家和地區。盡管不同研究者對于東亞模式的具體理解各有不同，但毋庸置疑的是，東亞國家發展模式相較于傳統發達國家，有自身突出特色。
從政策選擇上看，東亞模式最突出的特點是強調政府作用。與傳統發達國家強調自由市場，將政府職能保持在“最小”限度不同，東亞國家普遍強調政府對經濟發展進行干預和規劃，體現為日本通產省、韓國經濟企劃院等經濟規劃機構制定的各項產業規劃。
學界另有“發展型國家”概念，專門用于描述東亞國家通過強有力的國家干預，推動經濟增長和工業化的現象。具體而言，“發展型國家”要求政府具有堅定的發展意愿和決心，在保證自主的前提下保持與市場的積極接觸，并在優秀官僚體系支持下，制定并執行合適的產業政策。
除強調政府作用之外，東亞模式另一個有別于傳統發達國家發展模式的特點，在于其出口導向的外向經濟發展戰略，以及伴隨而來的產業轉移和升級。
日本經濟騰飛，始于20世紀50年代朝鮮戰爭中美國的大量軍需需求。得益于大量出口收益以及戰后恢復重建，日本經濟步入高速增長期，其產業重心也開始從農業和輕工業轉向重工業。
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初，日本自身勞動力成本上升以及西方國家的保護主義政策，又迫使日本將紡織、服裝、鞋服等勞動密集型產業，轉向以韓國為代表的“亞洲四小龍”，幫助其成功實現從進口替代到出口導向的轉型。值得一提的是，這一轉變并不意味著徹底放棄貿易保護主義。相反，東亞國家地區同樣通過關稅等舉措保護幼稚工業。只不過，為避免企業自限于國內市場而缺乏競爭，關稅保護通常短期且適度。
除了以上兩個最突出的特征外，東亞模式還包括掃除增長障礙。這些障礙包括硬性和軟性兩部分，克服硬性障礙的關鍵，在于大力開展基礎設施建設，而突破軟性障礙則需要投入教育衛生等人力資本，并致力于打造良好的營商環境和高效的治理能力。
而從經濟轉型成效上看，正是由于東亞模式下的政策選擇，東亞國家地區得以以相較于傳統發達國家更快的速度，實現增長和經濟轉型，即在極短時間內實現農業就業比重的下降和工業及服務業在高就業密度下的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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