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為《這就是中國》第248期：難忘的紅色歲月-張維為、劉宇衛
“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為中國做了非常重要的戰略抉擇，它們的意義今天看來怎么評價都不過分。”
“改革開放總設計師在俄羅斯是很有名的，我們越來越清楚四十多年來的改革開放是十分成功的。”
“如何在深化改革的進程中確保發展的紅利惠及絕大多數中國人民？”
今年是改革開放總設計師同志誕辰120周年。小平同志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開創者。在8月26日播出的《這就是中國》節目中，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教授和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副所長劉宇衛教授齊聚演播室，共同紀念小平同志。
《這就是中國》第248期
張維為演講
今年我們隆重紀念改革開放總設計師同志誕辰120周年，我想利用這個機會談談我印象中的改革開放總設計師以及我對他的一些思考。
上世紀80年代中期，我很榮幸有機會給小平同志做過許多次英文翻譯。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給我留下至少四點非常深刻的印象。
一是眼光。
他是一個有超長戰略眼光的人。我給他做翻譯的時候，他已經80多歲了，但他談的東西，都是今后幾十年內中國應該怎么發展、怎么做，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都是他自己有生之年看不到的東西，但他在談這些未來的目標時，總顯得那么自信，那么執著，那么專注，給人感覺好像他才三、四十歲，生命正未有窮期。
他給中國規劃的是一百年的路，直到中國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西方政客一般談問題都是“一百天內要怎樣怎樣”，改革開放總設計師談的是“一百年內要怎樣怎樣”。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我們把長遠的方向和戰略定好了，近期的問題就會比較容易解決。
二是思路。
他是一個一直在思考問題的人。他喜歡提出尖銳的問題，也喜歡直面尖銳的問題，他談問題的思路非常開闊、非常透徹。每次會見外賓前，外交部領導都會向他做一個簡單的匯報，他會問幾個問題，和大家互動一下，然后就點上一支煙，默默地看著前方，等候外賓抵達。這個思考者的形象一直定格在我的腦海里，揮之不去。他對人的評價也是這樣的，當他說“這個人很有頭腦”，這就是他對一個人的最高評價之一。
而且他在思考中總是看到機遇，一個杯子里只有半杯水的時候，他總是看到有水的半杯，所以他是個樂觀主義者。最典型的就是蘇聯解體的時候，他要大家穩住陣腳，冷靜觀察，而且得出結論：只要中國堅持社會主義，繼續改革開放，實現自己的既定目標，世界很快就會對中國刮目相看。后來的發展證明果真如此。
三是清醒。
改革開放總設計師具有徹底的實事求是精神。他非常清醒，拒絕浪漫，強調任何新東西都要先試一試、看一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堅持一切外國的思想和做法，都要經過中國的實踐來檢驗，再確定是否在中國推廣——僅這一點，就使得中國避免了金融危機，避免了蘇聯那樣的國家解體，同時也使許多本來認為不可思議的東西，都漸漸地被吸收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框架中來。
四是大氣。
作為一個指揮過千軍萬馬的領導人，他對這支軍隊有著非常深厚的感情，我曾多次聽他講過自己的軍旅生涯。不少外賓贊揚他懂經濟，所以中國經濟發展得那么快、那么好。但他總是說，“在經濟問題上，我是個外行，即使講了一些話，都是從政治角度講的。”但他多次講過，“如果說我真的有什么專業的話，那就是軍事。”
他有一種大將風度。在戰略上，他是個漸進主義者，對事情全局在胸，運籌在握，輕重緩急感非常強，他有積小步為大步的耐心；但在戰術上，他是個雷厲風行的人，他指揮改革開放就像指揮一場超級規模的大戰役一樣，總在尋找戰機，一旦抓住了戰機，他就咬住不放，窮追猛打，直至成功。
對深圳、對上海，他都是這樣要求的。比方說對于上海的發展，他一旦抓住了浦東開發開放這個突破口，他就要你一年初見成效，三年大見成效，直至形成一種量變到質變的狀態，他才放心。
我給小平同志做翻譯的時候，我自己是20多歲，也是自己思想開始走向成熟的時候，可以說深受他的影響。我在想我們領袖人物的許多優秀品質是我們整個民族非常寶貴的精神財富，值得我們去發揚光大。有時候我也想象改革開放總設計師年輕時候的樣子，后來我有機會去法國考察他勤工儉學的地方、去蘇聯看他讀過書的中山大學舊址，更是感觸良多。
改革開放總設計師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會見津巴布韋總理羅伯特·穆加貝，左二為張維為教授
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第一次走出國門才16歲，那是1920年8月，他與80多名同學一起，從重慶到上海，乘坐法國郵船，途經香港、西貢、新加坡、科倫坡、吉布提，然后過紅海，過蘇伊士運河，進入地中海，歷經39天，行程3萬多里，最后抵達法國的馬賽港。我聽他講過到馬賽港，他說“好大的港口”。
當時郵船抵達比較大的海港，一般都要停靠幾天，裝卸貨物。據與他同行的同學回憶，當時“有錢的人就上岸進餐廳、買東西，我們窮學生就上岸去觀光游覽，參觀一些名勝古跡。”他們經過的這些地方幾乎都是當時的英國和法國的殖民地。對改革開放總設計師來說，這也打開了他的眼界，他不僅了解了世界許多地方的地理風貌，也對殖民地人民遭受的苦難有直接的感受。所以改革開放總設計師對第三世界的同情心可能就是那個時候從自己的切身經歷中發展起來的。
改革開放總設計師在法國勤工儉學時期，干活時間最長的是位于巴黎附近蒙達尼小鎮的哈金森橡膠廠。他也是在這個地方接受了共產主義思想的影響，他后來說過，“生活的痛苦，資本家走狗工頭的辱罵，使我直接或間接地受到很大的影響，最初兩年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痛惡略有感覺”。
他最終走上了職業革命家的道路，成為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執委。他在《赤光》雜志上發表多篇文章，主張革命救國。1925年，五卅運動爆發，他參與組織了占領中國駐法國公使館達一個小時的活動，他們當時的口號是：“推翻國際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還迫使這位公使簽了幾個文件，聲援國內反帝運動。
改革開放總設計師1921年3月在法國的留影
他因此而上了法國政府的黑名單，但就在法國政府送達驅逐令的前一天，他通過黨組織的安排離開巴黎去蘇聯學習。那是1926年1月，他抵達了莫斯科，分在中山大學的第七班，又稱“理論家班”，蔣經國當時也是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同學。
1927年他從蘇聯回國，先在武漢，后在上海，做黨的地下工作。
1 2 3 4 5 下一頁 余下全文我自己第一次替改革開放總設計師做翻譯是1985年8月22日，正好是改革開放總設計師剛度過自己八十一歲生日之后不久。他抵達會見廳，先和時任外長吳學謙握手，然后與在場的中方人員一一握手。他聽說我來自上海，就問“你知道霞飛路嗎？”我說“是淮海路吧”，他微笑著點頭。霞飛路是上海淮海路在法租界時的路名，也是整個上海當時最有名的商業街。我小時候家里住得離淮海路不遠，所以經常聽到街坊的老人提及霞飛路。
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當年擔任中共中央的秘書長，可謂出生入死。當時中共領導人之間都是單線聯系，但作為秘書長，他則要把所有中央機關的人的地址、電話都記在腦子里，所以他記憶力很好。
據他本人后來回憶，他一生中兩次與死亡擦肩而過的經歷都在上海。一次“和羅亦農接頭，辦完事，我剛從后門出去，前門巡捕就進來，羅亦農被捕了。”還有一次是巡捕得知周恩來、改革開放總設計師在一起的住處，要來搜查，改革開放總設計師說“在家里的同志得到情報趕緊搬家了，但我當時不在，沒有接到通知。里面巡捕還在搜查，我去敲門，幸好我們里邊有特科，他答應的聲音我一聽不對，趕快就走。所以沒有出事故。”
中共六大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機關所在地，地點在上海福州路近云南路口，天蟾舞臺旁邊。此照攝于1946年8月。
我想，改革開放總設計師之所以能夠領導中國走上改革開放的道路，一定與他早年在巴黎、莫斯科、武漢、上海這些大城市闖蕩過有關。一個從16歲到26歲的年輕人，在他思想走向成熟的年代里，主要闖蕩在國際國內大都市，當時改革開放總設計師可謂一貧如洗，大城市的勢利浮華一定給他帶來很多不愉快的經歷；但城市體現的畢竟是另外一種文明，所以我覺得改革開放總設計師是那一代紅色領袖中“城市情結”或者“城市情懷”比較濃厚的人。
如果說現代化在一定意義上就是一個由農業文明轉向工業文明的話，那么改革開放總設計師年輕時候的城市經歷使他與眾不同，使他獲得了成為中國工業化和現代化事業杰出領導人的一些難得的品質。
比方說他在法國的時候，法國剛剛經歷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缺少男性勞動力，所以當時才十六七歲的改革開放總設計師就在那里干很重的體力活。他后來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他的個子沒有長高，就是當時在法國沒有吃好，營養不夠。我參觀了他干過活的哈金森橡膠廠，那個廠房的規模相當宏偉。
法國當時畢竟是一個已經經歷過第一次工業革命和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工業國。我可以想象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當時的感受，我想這也一定是促使他推動改革開放的一個重要原因。他認為我們必須學習和借鑒外部世界的一切長處，使中國早日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
改革開放總設計師在改革開放期間還多次提到列寧的新經濟政策。他說過“社會主義究竟是什么樣子，我們沒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寧的思路比較好，搞了個新經濟政策。”新經濟政策是列寧在上世紀20年代采取的一些比較靈活務實的促進經濟發展的方法，包括把土地租給農民、吸引外國資金和技術、拓展對外貿易等等。
改革開放總設計師1926年抵達莫斯科學習，此時列寧已經去世，但1926年還是新經濟政策的后期，所以改革開放總設計師是親身體驗到了新經濟政策務實的一面，體會到了社會主義沒有必要完全抗拒資本主義中有益的東西，而是要把資本主義中一切有益的東西拿來發展社會主義。
改革開放總設計師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時寫的《自傳》(部分)
我記得2021年建黨百年紀念的時候，我們曾做過一期回憶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節目，標題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我提出在中國發展的三個特殊的歷史時刻，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為中國做了三個戰略抉擇，其深遠意義怎么評估都不過分。
第一個時刻是1978年改革開放總設計師決定進行改革開放。
回望當時的情況，中國也可以有其它選擇，中國也可以不搞改革開放。比如我們可以繼續采用60年代中期的做法，即只對計劃經濟模式進行局部調整，不融入全球貿易體系，更不要說接入全球互聯網，因為那樣做的風險太大。但改革開放總設計師決定下一盤大棋，決定探索一條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全新道路，他的目標是把中國變成一個經得起全方位國際比較的國家。
第二個時刻是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當時國內很多人不知所措，失去了政治定力，但改革開放總設計師在這一歷史發展的關鍵時刻一錘定音，義無反顧地強勢回應了西方勢力對中國政治制度的挑戰。如果沒有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果斷抉擇，中國完全可能陷入長期動蕩混亂，哪里會有今天之全面崛起。
第三個時刻是1992年小平同志視察南方時發表的一系列談話。
當時的國際背景非常復雜。1990年東歐發生劇變，1991年12月25日戈爾巴喬夫宣布辭職，蘇聯解體，西方世界歡呼雀躍，我們的內部悲觀聲四起，懷疑“紅旗還能打多久”的大有人在。
但“滄海橫流，方顯出英雄本色”，1991年8月20日，也就是蘇聯解體前4個月，改革開放總設計師說：現在世界發生大轉折，這是個機遇。無疑，改革開放總設計師在危機中看到的是機遇，看到了中國社會主義的機遇，但他覺得好像周邊很多人還看不到，他很急。
蘇聯解體之后才20天，他就開始視察南方了，他有話要說。他一路呼吁中國一定要堅持社會主義，一定要更大規模地推動改革開放，更勇敢地擁抱市場經濟，更大幅度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一定能夠成功。他對市場經濟的爭論也一錘定音：究竟是市場多一點還是計劃多一點，這不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主要區別，這些都是手段。
改革開放總設計師南巡
回頭看，改革開放的四十多年，我們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而是探索一條社會主義的新路。這其實也是對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這三個歷史抉擇的總結：改革開放總設計師1992年南方談話的抉擇，就是“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改革開放總設計師1989年的選擇，就是“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改革開放總設計師1978年的選擇，就是探索一條適合中國自己民情國情的新路。
這一切，使我們得以在前三十年奠定的寶貴基礎上，實現了“集四次工業革命為一體”的崛起。這一切，也永遠改變了中國，改變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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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剛才張老師說到，小平同志是非常有長遠的戰略眼光的，我們許許多多人也有這種體會。您覺得我們中國的改革開放現在取得的巨大成就、巨大變化，哪些是他當時就已經想到了的，哪些甚至有可能是超越老人家原先的預判的？
張維為：總體上，中國今天取得的成績都超過他當時的思考，因為他最著名的就是提出了中國現代化的“三步走”，就是1980年作為一個基數，到1990年翻一番，1990年到2000年再增加兩倍；之后就講得比較籠統，因為當時覺得離2050年還有很長時間，所以只是比較籠統地提出要把中國建成一個中等發達國家。如果按現在的標準來看，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這個目標應該大致就是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當時期待的2050年的目標。
主持人：其實就是解放了思想，解放了生產力，所能夠帶來的這個繁榮發展的成果，所以“解放”這兩個字多么重要。也想聽聽劉教授的觀感，您這么多年來也看到了俄羅斯一代又一代的領導人，怎么看這種思想、生產力的解放對一個國家的重要性？
劉宇衛：我想到兩三年前，習主席就宣布了中國的小康這個任務已經完成了。這是改革開放總設計師設立的目標之一，而且是相當偉大的目標。所以這就證明他的眼光是很長的。
對俄羅斯普通的老百姓來說，他們基本上也知道改革開放總設計師是中國偉大的領導人之一。不少人知道一句話，就是“不管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所以我覺得改革開放總設計師在俄羅斯很有名。而且現在我們越來越清楚，四十多年來的改革開放是十分成功的。
張維為：我們現在和俄羅斯學者經常談到蘇聯崩潰的一些原因，我自己有一個解讀。你看蘇聯的領導人經過多少代了？列寧、斯大林、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最后再到戈爾巴喬夫，他早就把列寧給忘掉了，斯大林變成罪惡的領導人。
所以，中蘇雙方領導人的改革思路完全不一樣。改革開放總設計師和毛主席幾乎是同時代的人，只是他比毛主席年輕一些、壽命更長一些，他成了第二代的領導核心。毛主席生前講過，改革開放總設計師比較公道。他借鑒了蘇聯的教訓，就是不像對待斯大林那樣來處理很多問題，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稱之為“三七開”。這樣一來，我們就繼承了很好的政治遺產，同時也注意解決過去存在的一些問題，最后沿著這么一條道路走下來了。我現在跟俄羅斯朋友講，他們也很是感觸。
劉宇衛：我們俄羅斯人每一次說到中國的改革開放，就會自然聯想到自己的改革。正像中國在上世紀70年代末一樣，蘇聯在上世紀80年代中葉也面臨類似的問題，就是往什么方向發展、要設立什么樣的目標。
當時我們的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和改革開放總設計師很不一樣，我們剛開始講到“改革”，全蘇聯老百姓都很希望這些“改革”會一樣成功，可是過了一年、再過一年，我們慢慢發現戈爾巴喬夫不像改革開放總設計師，他沒有清楚的目標，也沒有具體的計劃。
戈爾巴喬夫資料圖：俄羅斯衛星通訊社
另外，我們發現戈爾巴喬夫不像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那樣有實事求是的態度。戈爾巴喬夫一開始說“同志們，我們需要改革開放，但是國內的條件還沒有成熟，所以我們要等待”。最后，蘇聯和蘇聯老百姓等了6年，過了6年，我們國內的情況都不如6年前的情況，所以我們更沒有辦法開始改革。當時我們覺得蘇聯缺少自己的“改革開放總設計師”。
而且改革開放總設計師因為有實事求是的態度，所以他進行改革開放，是從底層開始，從農業改革，從鄉下、從中小企業開始。年齡大一點的中國朋友記得很清楚，1978年以后，過了6年，中國國內的情況和1978年的情況是完全不一樣的，一年比一年好，一年比一年有進步。
而蘇聯是相反的，一年不如一年。當時蘇聯甚至有一個笑話：蘇聯人為什么天天很開心？因為他們天天知道今天會比明天更好。當時蘇聯領導的態度算是比較傲慢的——蘇聯是“老大哥”，有什么必要向“小弟弟”學習？我們當時沒有向中國學習，這是一個很大的錯誤。
首頁 上一頁 1 2 3 4 5 下一頁 余下全文主持人：可能因為當時畢竟對中國自己來說，也還是處在一個摸索的階段。小平同志有句名言“要摸著石頭過河”，那個時候我們也在摸索，跟現在大家已經看到了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不一樣。可能當時的蘇聯朋友也沒有辦法一下子看到底要學什么，還沒有總結出這些可學的東西。
不過剛才劉教授反復說到“實事求是”的重要性，張老師您在演講當中也說小平同志“拒絕浪漫”——這四個字很形象，非常務實。加上劉教授剛才說的，您怎么看“實事求是”四個字的生命力？
張維為：改革開放總設計師是高度地實事求是。舉個例子，我們經歷過的，就是上世紀80年代中期，我們過去沒有用GDP的統計方法，后來請世界銀行的專家來幫助中國進行統計，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來做，結果統計下來，中國的人均GDP非常低——人均400多美元。后來人家就問改革開放總設計師要不要公布，改革開放總設計師說“公布，沒有關系”，這后邊就是自信，就是堅信我們通過改革開放最后一定能夠趕上來。當時中國人均GDP，如果照世界銀行的標準統計，低于多數非洲國家，更低于西方國家。
另外，確實風險很大，因為我當時給他做翻譯，我就發覺他是有底線思維的。當時我翻譯了不少他和非洲領導人的談話。非洲領導人左翼的比較多，很多人都問他，社會主義應該是什么樣子的？他就說，我們至少要堅持兩條：第一條就是黨的領導，第二條公有制要占主體。這是他的兩條不能放棄的底線。回頭看是蠻重要的，有了這兩條之后，我們就可以大膽地探索，萬一出錯了，也可以通過這兩條來進行糾正。
中國有一點好，就是它時刻關注外部世界的發展，不光是西方國家，也包括蘇聯、東歐。1990年我去蘇聯，在去之前，我也不知道戈爾巴喬夫改革到底怎么樣。但親身去了之后，我就得出結論：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已經失敗了。當時蘇聯的消費商品極度匱乏，紅場最大的古姆百貨商店空空如也。而中國通過初步的改革開放，到1990年的時候，市場已經初步繁榮。
20世紀90年代拍攝的深圳市南山區的南油開發區。資料圖：新華社
主持人：對，所以您剛才說到務實的重要性，其實實事求是的背后還是一種自信，只有對自己自信了，才能夠非常完整地去看一些問題。
剛才張老師也說到他在1990年去蘇聯看到的情況，想問一下劉教授，在蘇聯解體那段時間，您大概是處于人生怎樣的一個階段？當時的整個社會是怎樣的？
劉宇衛：剛才張老師提到了紅場的古姆百貨，我也突然想到1987年我考上了莫斯科大學亞非學院的博士班，剛好是9月份，天氣變冷，我要買一件上衣，我就莫斯科到處跑，去紅場的古姆和其它地方，跑了兩個星期，買不到一件上衣——當時什么東西都是缺貨狀態，連買一件上衣都不行。剛好當年10月份，我到了中國，我第一天就買了一件很好的上衣，我都不敢相信，還不要排隊。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到了1991年年底蘇聯解體的時候，我剛好準備答辯博士論文了。到了1992年，我們突然就啟動市場改革了，國內的情況一下子變了，整個國家換軌道了。我當時是有幻想的，認為這可能是一個好轉的跡象。因為我們國家有自由市場，什么東西都有，也可以參加自由貿易，所以我覺得是個好機會。確實很快就到處都有了東西，穿的、吃的都沒問題了，也不要排隊。
不過有一個特點：這些東西都是進口的——西方進口的東西很貴，中國進口的東西很便宜。所有的東西都不是國產的，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所以過了幾年，我們發現我們加入的也不是一個很自由的、很幸福的自由市場經濟，而是一個比較野蠻的市場經濟。
當時看到中國的經驗，我發現進行這樣的改革，并不一定需要放棄我們之前的社會主義經驗。
主持人：對，不需要從這個軌道瞬間換到一條新的軌道，好像完全進入一種新的經濟模式。
張維為：如果長話短說，把當時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改革模式和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模式進行對比的話，最大的差別就是：改革開放總設計師認為經濟改革是絕對優先的，政治改革是第二位的，而且要服務于經濟改革，掃除經濟改革中的障礙，這個目標非常清楚，改革開放總設計師是一個層次感非常清楚的領導人；而戈爾巴喬夫把政治改革放在第一位，政治改革壓倒一切，以為這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我們稱之為“政治浪漫主義”，結果是徹底失敗。
劉宇衛：沒錯。還有張教授提到的，改革開放總設計師是積小步成大步，一步一步發展。而我們的葉利欽時代很不一樣，奉行自由主義的政府上來，他們說，“好，我們現在要出一個500天的規劃，500天以后全國人民會過上很幸福的日子。”我們等了500天，結果發現這些話都是空話，我們非常絕望。后來，這500天變成了最少10年的大亂，這10年里俄羅斯國內發生了兩次經濟金融危機，野蠻的經濟模式給老百姓帶來很多痛苦。
主持人：這樣的一種動蕩混亂的漫長的年份，對于普通老百姓來說，會覺得人生沒有了目標，也沒有了方向，不知道下一步該怎么辦，那感覺確實讓人很痛苦。
張維為：我對俄羅斯的經歷或多或少了解一些，一個是去實地調研過，另外我有不少俄羅斯朋友。現在很多俄羅斯人自己也后悔，反思為什么當時會天真到這個地步，對美國人這么信任？覺得只要采用西方的政治制度，之后什么都會美好。西方是“畫餅充饑”，然而俄羅斯很多人都信了，這是一種集體的茫然。
主持人：他們是“政治浪漫主義”，“浪漫”的東西總是比較容易打動人的，大家也很容易被“浪漫”吸引。就像您在演講中說的，所有的歷史大事對他來說都是如同戰場一樣，要全盤思考，要有戰略眼光，要有定力，要有非常可以實踐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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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眾：隨著我們國家不斷地開放和深化改革，不可避免地會遇到一些問題，比如發展和改革先行、制度規范相對滯后，這就容易造成貧富差距得不到及時有效地遏制。那么我們的政府是如何在不斷地開放和深化改革的進程中，確保發展的紅利惠及絕大多數中國人民的？
張維為：貧富差距，實事求是地說，也在于國際比較。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絕大多數人都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而且我們的制度是兜底的，除了低保，還包括徹底解決了絕對貧困，這是很了不起的；“兩不愁三保障”，其中“三保障”包括保障醫療、保障教育、保障住房，這很不容易——你去看美國，美國最貧困的人口遠遠達不到這個標準，它怎么做到“三保障”？
今天很多外國游客到中國后，感到非常地驚訝，不光一線城市，到四五線城市都會驚訝。關于縮小貧富差距，我們現在做得最好的一招就是我們把整個浙江省拿出來作為一個縮小貧富差距的示范區，只要浙江省試驗的結果是好的，那么全國縮小貧富差距的希望就非常大。
在浙江省衢州市開化縣拍攝的錢塘江源頭河——馬金溪及沿岸村莊。當地最大限度地保留流域灘地灘林，將“固堤+綠岸+慢道”結合建設，帶動鄉村旅游和民宿經濟大力發展。新華社
劉宇衛：貧富差距的問題，確實全世界每一個國家都有，俄羅斯也有。剛好在圣彼得堡經濟論壇上，普京總統提到了十個結構性的變化，也提到了減少貧富差距這個問題，也提到了一系列措施，比方說解決失業問題、支持多子女的家庭、改進我們養老和有障礙的人的看護，以及其它措施。所以關鍵不在于有沒有這個問題，關鍵在于國家怎么樣對待這個問題。
觀眾：剛剛張老師說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青年時期在巴黎、莫斯科、上海這些大都市歷練和闖蕩過，這對他個人的眼界和思想都產生了非常深遠的影響。那是否說明，我們青年一代在做人生抉擇的時候，也要多去這些大都市感受和經歷，去見世面，這樣會對我們個人的成長有更好的幫助？
張維為：我講這個，實際上不一定是指上海、巴黎、紐約，不過如果你有機會去或者生活，也挺好。
我老講中國是“文明型國家”，最典型的三個一線城市——北京、上海、廣州，你仔細比較這三個地方的人的思維方式、生活習慣、餐飲乃至方言，如上海方言和廣州方言的發音、語法，它們之間的差距，實際上比英國人、法國人、德國人之間，包括他們的語言之間的差距還要大，但是大家都在中華文明下一起生活了數千年，因此這種差異變成一種精彩。你如果這三個城市都去過，甚至生活過，如果這三種文化都能適應的話，你到國際上都會非常適應，走遍世界都不害怕。
關鍵是要到處走走，城市、農村、山區等都去一下，真正體驗一下，這就是見世面。如果你在紐約生活過，在巴黎生活過，也在東京生活過，這也是一種見世面。
像我自己做中國模式和中國話語研究，解構西方話語，建構中國話語，這種國際面的知識很有幫助。我很早就定了一個目標，即走100個國家，一個都不能少，結果是十幾年前就走完了，這非常有幫助。你到哪里都不感到陌生，很容易了解人家的文化，人家也覺得很容易和你進行對話。
主持人：張老師一直講要“見世面”這個詞，這個倒不一定說非去大城市才叫“見世面”，我覺得走得多、走得廣，它自然就是一種見世面。而且，恰恰在城市里生活長大的年輕朋友，他要去見城市以外的地區，比如說農村地區，廣袤的其它的省市區，要去看那里的風貌、了解那里的發展。同樣地，我們在偏遠地區長大的，有機會要到城市地區走走。
就是大家要去自己平時不熟悉、不了解的地方，這個才是真正的見世面和成長。如果你是城市長大的孩子，你永遠只在城市圈打轉，那你對世界的認知很可能是很窄的。所以見世面應該是多去不同的地方，只要是多和廣，都是好的。
張維為：實際上仔細看我們老一代革命家，都是小村鎮上走出來的人。無論是毛主席還是改革開放總設計師，他們的故居都在村莊里，不是太貧困，也不是太富裕，這樣還有點積蓄可以走出去看看，然后到大城市，然后經歷各種各樣的事，然后走向世界。基本上都是這樣的經歷，就是接觸面廣，見識多，動腦子思考，這樣會變得更加成熟，生活也會更加精彩。
劉宇衛：我覺得改革開放總設計師年輕時的那個年代，和現在的最大不一樣是，100年前中國的鄉村比較落后，而大城市比較發達，通訊、信息交流比較快，因此他們有很多事情只有到大城市才可以做得到。
而且，當時的生活和現在不一樣。比方說上世紀20年代有中國的學生從上海到海參崴，坐輪船需要一個星期，從海參崴到莫斯科，坐火車三個星期。而我昨天從莫斯科飛到上海，坐9個小時飛機就可以了。現在的情況完全不一樣，所以也不必要做直接對比。比方說今天你住在鄉下，可是你可以上網，你可以由此走向全世界。
所以，只要心理上、思想上能夠開放，包容整個宇宙，你并不一定要住在大城市。現在有些中國的鄉村的生活條件，比大城市還要舒服，我甚至聽說有一些中國人離開城市回鄉下蓋別墅。有一些年輕人，他們在大城市工作了一段時間，積累了經驗，就回去開發自己的家鄉；可是，回家鄉，并不代表他們回到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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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總設計師在俄羅斯是很有名的，我們越來越清楚四十多年來的改革開放是十分成功的。”
“如何在深化改革的進程中確保發展的紅利惠及絕大多數中國人民？”
今年是改革開放總設計師同志誕辰120周年。小平同志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開創者。在8月26日播出的《這就是中國》節目中，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教授和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副所長劉宇衛教授齊聚演播室，共同紀念小平同志。
《這就是中國》第248期
張維為演講
今年我們隆重紀念改革開放總設計師同志誕辰120周年，我想利用這個機會談談我印象中的改革開放總設計師以及我對他的一些思考。
上世紀80年代中期，我很榮幸有機會給小平同志做過許多次英文翻譯。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給我留下至少四點非常深刻的印象。
一是眼光。
他是一個有超長戰略眼光的人。我給他做翻譯的時候，他已經80多歲了，但他談的東西，都是今后幾十年內中國應該怎么發展、怎么做，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都是他自己有生之年看不到的東西，但他在談這些未來的目標時，總顯得那么自信，那么執著，那么專注，給人感覺好像他才三、四十歲，生命正未有窮期。
他給中國規劃的是一百年的路，直到中國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西方政客一般談問題都是“一百天內要怎樣怎樣”，改革開放總設計師談的是“一百年內要怎樣怎樣”。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我們把長遠的方向和戰略定好了，近期的問題就會比較容易解決。
二是思路。
他是一個一直在思考問題的人。他喜歡提出尖銳的問題，也喜歡直面尖銳的問題，他談問題的思路非常開闊、非常透徹。每次會見外賓前，外交部領導都會向他做一個簡單的匯報，他會問幾個問題，和大家互動一下，然后就點上一支煙，默默地看著前方，等候外賓抵達。這個思考者的形象一直定格在我的腦海里，揮之不去。他對人的評價也是這樣的，當他說“這個人很有頭腦”，這就是他對一個人的最高評價之一。
而且他在思考中總是看到機遇，一個杯子里只有半杯水的時候，他總是看到有水的半杯，所以他是個樂觀主義者。最典型的就是蘇聯解體的時候，他要大家穩住陣腳，冷靜觀察，而且得出結論：只要中國堅持社會主義，繼續改革開放，實現自己的既定目標，世界很快就會對中國刮目相看。后來的發展證明果真如此。
三是清醒。
改革開放總設計師具有徹底的實事求是精神。他非常清醒，拒絕浪漫，強調任何新東西都要先試一試、看一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堅持一切外國的思想和做法，都要經過中國的實踐來檢驗，再確定是否在中國推廣——僅這一點，就使得中國避免了金融危機，避免了蘇聯那樣的國家解體，同時也使許多本來認為不可思議的東西，都漸漸地被吸收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框架中來。
四是大氣。
作為一個指揮過千軍萬馬的領導人，他對這支軍隊有著非常深厚的感情，我曾多次聽他講過自己的軍旅生涯。不少外賓贊揚他懂經濟，所以中國經濟發展得那么快、那么好。但他總是說，“在經濟問題上，我是個外行，即使講了一些話，都是從政治角度講的。”但他多次講過，“如果說我真的有什么專業的話，那就是軍事。”
他有一種大將風度。在戰略上，他是個漸進主義者，對事情全局在胸，運籌在握，輕重緩急感非常強，他有積小步為大步的耐心；但在戰術上，他是個雷厲風行的人，他指揮改革開放就像指揮一場超級規模的大戰役一樣，總在尋找戰機，一旦抓住了戰機，他就咬住不放，窮追猛打，直至成功。
對深圳、對上海，他都是這樣要求的。比方說對于上海的發展，他一旦抓住了浦東開發開放這個突破口，他就要你一年初見成效，三年大見成效，直至形成一種量變到質變的狀態，他才放心。
我給小平同志做翻譯的時候，我自己是20多歲，也是自己思想開始走向成熟的時候，可以說深受他的影響。我在想我們領袖人物的許多優秀品質是我們整個民族非常寶貴的精神財富，值得我們去發揚光大。有時候我也想象改革開放總設計師年輕時候的樣子，后來我有機會去法國考察他勤工儉學的地方、去蘇聯看他讀過書的中山大學舊址，更是感觸良多。
改革開放總設計師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會見津巴布韋總理羅伯特·穆加貝，左二為張維為教授
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第一次走出國門才16歲，那是1920年8月，他與80多名同學一起，從重慶到上海，乘坐法國郵船，途經香港、西貢、新加坡、科倫坡、吉布提，然后過紅海，過蘇伊士運河，進入地中海，歷經39天，行程3萬多里，最后抵達法國的馬賽港。我聽他講過到馬賽港，他說“好大的港口”。
當時郵船抵達比較大的海港，一般都要停靠幾天，裝卸貨物。據與他同行的同學回憶，當時“有錢的人就上岸進餐廳、買東西，我們窮學生就上岸去觀光游覽，參觀一些名勝古跡。”他們經過的這些地方幾乎都是當時的英國和法國的殖民地。對改革開放總設計師來說，這也打開了他的眼界，他不僅了解了世界許多地方的地理風貌，也對殖民地人民遭受的苦難有直接的感受。所以改革開放總設計師對第三世界的同情心可能就是那個時候從自己的切身經歷中發展起來的。
改革開放總設計師在法國勤工儉學時期，干活時間最長的是位于巴黎附近蒙達尼小鎮的哈金森橡膠廠。他也是在這個地方接受了共產主義思想的影響，他后來說過，“生活的痛苦，資本家走狗工頭的辱罵，使我直接或間接地受到很大的影響，最初兩年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痛惡略有感覺”。
他最終走上了職業革命家的道路，成為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執委。他在《赤光》雜志上發表多篇文章，主張革命救國。1925年，五卅運動爆發，他參與組織了占領中國駐法國公使館達一個小時的活動，他們當時的口號是：“推翻國際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還迫使這位公使簽了幾個文件，聲援國內反帝運動。
改革開放總設計師1921年3月在法國的留影
他因此而上了法國政府的黑名單，但就在法國政府送達驅逐令的前一天，他通過黨組織的安排離開巴黎去蘇聯學習。那是1926年1月，他抵達了莫斯科，分在中山大學的第七班，又稱“理論家班”，蔣經國當時也是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同學。
1927年他從蘇聯回國，先在武漢，后在上海，做黨的地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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