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克斯·布特：里根沒有贏得冷戰，這導致了共和黨對中國的誤解

作者 :中華軍事 2024-10-16 09:39:50 圍觀 : 次評論

譯者注：本原文發布在美國《外交事務》評論網站，原標題：“里根沒有贏得冷戰。”翻譯內容有刪改，本文僅做讀者參考，不代表東方軍事觀點。

【文/麥克斯·布特，翻譯/東方軍事郭涵】

如今，當美國共和黨人謀劃應對中國的戰略時，許多人都把羅納德·里根總統對抗蘇聯的路線視作值得學習的榜樣。特朗普政府前國家安全顧問麥克馬斯特（H.R. McMaster）認為：“里根有一份在全球競爭中戰勝蘇聯的明確戰略。里根的路線——對超級大國對手施加猛烈的經濟和軍事壓力——構成了美國戰略學說的基礎。它加速了蘇聯政權的滅亡，推動持續數十年的冷戰以和平的方式結束。”

三位保守派外交政策專家——薛瑞福（Randy Schriver）、卜大年（Dan Blumenthal）與喬什·揚（Josh Young）提出，下一位總統“在主持對華政策時應該借鑒前總統里根的做法”，并舉例稱“在冷戰中戰勝蘇聯”是“貫穿”里根時期國家安全文件的主旨。

在“外交事務”網站上，特朗普的前副國家安全顧問博明（Matt Pottinger）與共和黨前眾議員麥克·加拉格爾（Mike Gallagher）也引用里根的觀點，提出“美國不應該管控與中國的競爭，而應該贏得競爭”。

如果沒有花了10年時間研究里根的生平與遺產——并發掘了與圍繞第40任美國總統多年的神話截然相反的歷史事實，我本會對上述說法抱有更多同情。外界最盛傳的神話之一就是里根確實有一份打倒“邪惡帝國”的計劃，正是他施加的壓力令美國贏得冷戰。事實上，冷戰的結束和蘇聯的垮臺主要拜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所賜——這兩個結果均是他激進的改革政策（前一個結果是有意為之，后者則是無心插柳）所導致。

里根的巨大功績在于，他認識到戈爾巴喬夫是一位與眾不同的共產主義領導人，可以同對方共事，從而通過談判來和平結束一場持續40年之久的沖突。但里根并沒有促成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更不用說通過施壓導致蘇聯的解體。如果不能意識到這一點，就會對今天美國的對華政策所能實現的目標產生危險且不切實際的期望。

里根究竟做了什么

可以肯定地說，“里根打垮了蘇聯、贏得冷戰”這一論點看上去相當具有說服力，因為這就是里根不時掛在嘴邊的話。他的第一任國家安全顧問理查德·艾倫（Richard Allen）向我回憶了在1977年同這位前州長的一次談話，當時里根正為參加1980年的大選做準備。“你介意我談談自己對冷戰的看法嗎？”里根說。“我的主張是我們贏，他們（蘇聯）輸。你覺得怎么樣？”

美國前總統羅納德·里根（任期1981-1989），一直被保守派人士視作推動美國“贏得”冷戰的代表人物資料圖

一上任，里根就宣布提高國防開支——推動了美國在和平時期規模最大的軍事建設計劃——并發起“戰略防御倡議”（SDI），旨在打造一個抵御核導彈的“空天屏障”。他還向阿富汗、安哥拉和尼加拉瓜的反共叛亂分子提供武器，秘密地向波蘭的團結工會組織提供非致命性援助。

里根經常對蘇聯發表態度強硬的講話，直言不諱地批評蘇聯的人權問題。1982年，他預測“朝自由和民主的邁進將會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埋葬在歷史的塵埃中”。在1983年的一次演講中，他給蘇聯貼上了“現代世界的邪惡中心”標簽。

關于里根曾制定擊敗蘇聯的戰略這一說法最有說服力的證據，源于兩份如今已解密的國家安全決策指令，分別由里根的國家安全顧問威廉·克拉克（William Clark）在1982年和1983年發布。今天，主張美國采取強硬對華路線的人也引用了這些文件。NSDD 32號文件主張美國“阻止蘇聯的冒險主義”，“迫使蘇聯承擔其經濟弱點帶來的后果，鼓勵蘇聯及其盟友內部長期的自由化與民族主義傾向”。NSDD 75號文件進一步闡述了，美國有必要“在我們所能發揮的狹小空間內，促進蘇聯朝更多元化的政治與經濟體制轉變的過程，在這一進程中，特權統治精英的權力將逐漸削弱”。

人們很容易將這兩份文件中闡述的政策與接下來幾年發生的劃時代事件直接聯系起來，這一切最終導致了冷戰的結束。事實上，克拉克的傳記作者，保羅·肯戈與帕特里夏·克拉克·多納將這些政策稱為“贏得冷戰的指令”。

內部沖突

然而，現實比這種高度簡化的敘事邏輯要混亂得多。里根的國務卿喬治·舒爾茨（George Shultz）曾對我說：“現在很容易回過頭來說，‘你知道嗎，當初我們就是有一份偉大的戰略，所有問題都已經想清楚了’，但我認為這并不準確。準確的說法是，當時普遍存在一種‘以實力求和平’的態度。”

事實上，那些只關心里根在第一任期采取對蘇強硬態度的敘述往往忽視了一個重要背景。里根對蘇聯的態度既不是一貫的強硬也不是持續地妥協。相反，他的外交政策常常是由鷹派與鴿派爭相主導、令人費解的混合體，一方面來自里根本人那自相矛盾的直覺，另一方面則基于幕僚中強硬派（如國家安全顧問克拉克、國防部長卡斯帕·溫伯格、中央情報局局長威廉·凱西）與務實派（如國務卿舒爾茨、國家安全顧問羅伯特·麥克法蘭、國防部長弗蘭克·卡魯奇以及國家安全顧問科林·鮑威爾）的對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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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與蘇聯打交道的過程中，里根一直在兩種截然不同的形象之間徘徊。一方面是關注鐵幕背后的個人苦難：1981年5月28日，里根在橢圓形辦公室與剛剛獲釋的蘇聯政治犯約瑟夫·門德列維奇與被關押的蘇聯異見人士納坦·莎蘭斯基的妻子阿維塔爾·莎蘭斯基舉行了一場令人動容的會面。之后里根在日記中寫道：“那些該死的毫無人性怪物，據說莎蘭斯基的體重只剩45公斤，病得非常嚴重。我答應會盡我所能確保他被釋放，我會做到的。”

另一方面，一旦美蘇對抗失去控制，核時代導致人類毀滅的幽靈始終若隱若現。在1982年3月1日，一場代號“常春藤聯盟”的模擬核戰爭演習讓里根深刻意識到這種危險。當他在白宮戰情室觀看時，整個美國地圖變成了紅色，以模擬蘇聯核打擊的影響。國家安全委員會職員湯姆·里德回憶道：“他陷入了目瞪口呆，一臉的難以置信。一個小時之內，里根總統目睹了美利堅合眾國被從地圖上抹去……這是一次令人難忘的經歷。”

因此，里根對蘇聯的政策遠沒有他的大多數崇拜者愿意承認得那么一致。雖然同蘇聯異見人士的會面讓他傾向于采取對抗路線，但對核戰爭后果的認識又讓里根傾向于采取合作的路線。

盡管許多里根的支持者暗示，NSDD 32號與75號文件相當于對蘇聯發動經濟戰的宣言，但里根也曾多次采取行動減輕對莫斯科的經濟施壓。1981年初，他解除了吉米·卡特總統前一年為回應蘇聯入侵阿富汗所施加的糧食禁運。1981年12月，當蘇聯支持的政權在波蘭宣布戒嚴時，里根對從西伯利亞通往西歐的天然氣管道建設項目施加了嚴厲制裁，但在西歐盟友的反對下，又于次年11月解除了制裁。

里根總統愿意放棄美國最有力的經濟手段之一，卻沒有得到任何讓步，這令鷹派人士感到沮喪。1982年5月，雜志《評論》的主編諾曼·帕德赫羅茨在《紐約時報》上撰文，以“新保守派對里根外交政策的憤怒”為題表達了不滿。帕德赫羅茨抱怨里根對波蘭戒嚴令的回應甚至弱于卡特對蘇聯1979年入侵阿富汗的回應：“人們很容易記得卡特施加了糧食禁運與抵制莫斯科奧運會，但人們甚至很難記住里根的制裁措施有什么。”

如果保守派人士知道里根政府當時正在秘密接觸克里姆林宮，他們會感到更加震撼。1981年4月，里根向蘇聯領導人勃列日涅夫寄去了一封充滿感情的親筆信，表示他希望開展“有意義和建設性的對話，這將有助于我們之間履行尋求持久和平的共同義務”。1983年3月，在稱呼蘇聯為“邪惡帝國”兩天后，里根私下指示國務卿舒爾茨要維持與蘇聯駐美大使阿納托利·多勃雷寧（Anatoly Dobrynin）的對話渠道。事實上，里根就任總統之初就希望與蘇聯領導人會面，并在第一任期時感嘆，蘇聯領導人“不停地換上來新面孔”。

如今，許多崇拜者高度評價里根有一份考慮周全的對蘇戰略，把施壓與和解相結合。但這種方式在他的第一個任期內收效甚微，反而令蘇聯領導人感到困惑。多勃雷寧在1995年發表的回憶錄中寫道：“在他（里根）的心中，這種不協調可以完美和諧地存在，但當時的莫斯科視這種行為是蓄意欺騙與敵意的體現。”

1983年，美國向西德境內的軍事基地部署“潘興II”中程導彈，引發局勢緊張與民眾抗議資料圖

1983年，一系列危機的不斷升級——包括蘇聯擊落了一架韓國民航客機、蘇聯關于美國發射導彈的一次誤報、以及北約一場代號“優秀射手”（Able Archer 83）的軍事演習被部分蘇聯官員視作美國將發動先發制人打擊的幌子——讓人們對核戰爭的恐懼達到了自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以來的最高水平。里根意識到世界末日的風險確實存在，于是有意識地收斂了鷹派作風。1984年1月，他發表了一次語調柔和的演說，談到典型的蘇聯公民“伊萬和安雅”與典型的美國人“吉姆與薩莉”有多少共同點，并承諾與克里姆林宮合作“促進和平”、“降低軍備水平”。

問題是，當時的里根找不到促進和平的伙伴：在他的第一個任期內，蘇聯先后經歷了年邁的強硬派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尤里·安德羅波夫與康斯坦丁·契爾年科的領導。直到契爾年科于1985年3月去世，里根才終于找到一位可以共事的蘇聯領導人，他就是戈爾巴喬夫，一位真正的“黑天鵝”——從蘇聯體制中一步步崛起至頂峰，卻最終導致這個體制的解體。

意料之外的崩潰

那些認為里根推翻了“邪惡帝國”的人通常會把戈爾巴喬夫的上臺視作轉折點，認為是里根總統和他的國防建設計劃導致蘇共選擇了一位改革派總書記。這一主張的問題在于，1985年初，沒有人能預測，就連戈爾巴喬夫本人也不知道未來他將成為一名多么激進的改革者。如果那些政治局的同事能提前預知未來，他們可能根本不會選擇戈爾巴喬夫。這些人并不希望蘇聯帝國與自身的權力和特權一同走向終結。

戈爾巴喬夫改革蘇聯體制的目的從來不是更有效地同里根的軍備建設競爭。事實上，情況恰恰相反。他真正擔心的是爆發核戰爭的危險。戈爾巴喬夫對蘇聯在軍工復合體上的財政投入之大感到震驚：估計占到全國GDP的20%、占國家預算的40%。

這并不能代表是里根發出的威脅/危機導致了蘇聯的破產，而是更多反映了戈爾巴喬夫自身的人道主義天性。正如歷史學家克里斯·米勒（Chris Miller）指出：“當戈爾巴喬夫在1985年成為蘇共總書記時，蘇聯經濟存在嚴重的浪費與管理不善，但并沒有陷入危機。”在經歷了斯大林時期的恐怖、饑荒與工業化，第二次世界大戰與去斯大林化之后，蘇聯政權本可以像其它更貧窮的共產主義國家（如中國、古巴、朝鮮和越南）那樣，挺過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經濟停滯。

蘇聯的解體并非不可避免，也不是里根努力增加軍費開支或遏制蘇聯海外擴張主義的結果。蘇聯的解體是戈爾巴喬夫不顧保守派同志們的反對，執意推行越來越激進的改革，即“開放”（Glasnost）與“重組”（Perestroika），并最終導致那些同志試圖推翻戈爾巴喬夫的意料之外且無意之中導致的結果。

蘇聯的解體不是因為它在經濟上破產了，而是戈爾巴喬夫認為它在道德上破產了，且拒絕通過武力來捍衛它。如果是其他任何一位政治局成員在1985年上臺，蘇聯可能依然存活到今天，柏林墻也可能依舊佇立，就像分割朝鮮與韓國的非軍事區一樣。雖然里根并沒有促成戈爾巴喬夫的改革，但他與蘇聯領導人的合作值得稱道，因為當時大部分保守派人士在警告，總統已經被一位狡猾的共產主義領導人蒙騙了。

1987年，里根與戈爾巴喬夫在簽署了《中導條約》后交換鋼筆。資料圖

里根和戈爾巴喬夫幾乎在所有問題上意見相左。他們就蘇聯的人權問題和里根鐘愛的“戰略防御計劃”產生了沖突。不過，盡管遭遇了暫時的挫折，1987年，兩位領導人還是在華盛頓簽署了歷史上首份廢除了一整類核武器的軍控協議——《中程導彈條約》（IRNFT，美國政府已于2019年正式退出《中導條約》，東方軍事譯注。）。

1988年，里根夫婦前往莫斯科。訪問期間，當兩國領導人漫步在紅場時，美國廣播公司新聞頻道的薩姆·唐納森發出提問：“總統先生，您還認為自己身處‘邪惡帝國’嗎？”里根答道：“不，我當時說的是另一個時空的事情。”

壓力不會帶來和平

幾乎沒有證據表明，里根在第一任期內對蘇聯的施壓迫使蘇聯更傾向于談判，但大量證據證明，里根在第二個任期內轉向尋求與戈爾巴喬夫合作，令這位新任蘇聯領導人能夠騰出手改造自己的國家并終結冷戰。然而，許多美國保守派人士將里根第二任期的成功與第一任期的失敗混為一談，把錯誤的政策教訓運用到今天處理對華關系上。

不計后果地加強與北京的對抗有可能重演1983年將世界推向災難邊緣的戰爭恐慌覆轍，這樣的戰略在今天更不可能取得成功。就算沒有瀕臨破產，由于計劃經濟體制與全球油價的下跌，蘇聯的經濟增速在20世紀80年代已經十分疲軟。

而中國則成功地將市場經濟與政治統領相結合，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正如記者法里德·扎卡里亞指出，蘇聯經濟在巔峰時期不過占全球GDP總量的7.5%，而今天的中國GDP占全球的20%。美國沒有任何看似合理的“打敗”中國的戰略——甚至很難搞清楚“打敗中國”意味著什么。然而，我們不難想象，美中雙方不肯退讓的強硬政策可能會增加人類面臨核戰爭的風險。

美國應該繼續執行遏制和威懾中國的政策、限制敏感技術出口，支持所謂“人權”議題，同時繼續與中國領導人保持對話，以降低戰爭風險。這是美國兩黨總統在冷戰時期對蘇聯采取的審慎態度。但華盛頓不應幻想它能夠改造中國。

片面地追求對里根時期的蘇聯政策單方面的、漫畫書式的解讀，很可能會讓世界變得更加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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