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工友做了5年臨時夫妻,分別時她送我的紙條我至今不舍得扔
那年在工地上與人當了五年臨時夫妻,分別時她送我的紙條,我至今不舍得扔
在外地打工,遠離家鄉,遠離家人,若是有那么三兩個同村的朋友同行還好,至少也算是個伴,可若是孤身一人的話,那這日子可就真的會有些難熬了。
尤其是在以前手機還沒有那么智能的時候,揣在兜里怕壞了,放在宿舍怕丟了,與家里人的聯系也只能依靠公用電話了,又花錢,又舍不得打,所以每次過年才是與家人之間團聚的時候,才能夠與家人相見。
這樣的日子其實挺苦的,只能咬牙硬熬著了,沒有更好的辦法,一切為了生活,為了家庭。
然而就是在這樣的一種情況下,工地上出現的臨時夫妻便成為了那煎熬日子里一抹陽光。

我叫張強華(化名),60歲了,在我們的縣城里擺了個小攤,做一些小吃賺錢養老,我這輩子當了一輩子的民工,現在想來那段工地上臨時夫妻的經歷讓我一直都耿耿于懷,始終難忘。
三十多年前,在我娶了媳婦,有了孩子之后我就踏上了外出打工的路,父母在家種地,年紀大了也需要有人幫忙,孩子還小,也需要有人在跟前照看,所以我跟我媳婦商量之后決定了她留在家里照顧老人小孩,而我則外出打工,趁著年輕能多賺點就多賺點。
一切都是那么的順理成章,沒有任何的意外。
我第一次外出打工的時候是在河南,離我老家一千多公里,坐火車都坐了五天多,同行的有五人,都是我們村里的民工,我初出茅廬,就跟在他們身后去了工地,當時也沒有什么規矩,到了工地主事的人登記一下名字,然后就給我們分配到不同的地方干活了。
住得地方是一個簡易的工棚,就是木板搭建出來的,能遮風擋雨就夠了,春夏秋這三個季節也湊合湊合就過去了,等到了秋冬天氣比較冷的時候我們也就各自回家了,等來年暖和了再來。
吃飯的話則是工地上的大鍋飯,湊合的也能吃飽,每天反正就是吃飽了干活,干完活睡覺,頭兩年的時候我也是真難熬,覺得比在家里種地要難熬多了,不過后來看著賺錢多,家里人開心,我也就開心了,日子也就這么過下去了。
在工地干活第五年的時候,我媳婦得了病去世了,我本想要在離家近的地方干活,可奈何離家近的活少,而且賺得不多,我也逐漸習慣了在外面工地上的活,所以就把孩子交給了年邁的父母照顧,我則是收拾行李繼續踏上了外出打工的路,只不過這一次之后我回家的次數多了些,也是為了多陪陪孩子。
當然,也就是在那幾年,我遇到了我最難忘的一段經歷。
一下子變成了孤家寡人,我在外面的生活也似乎變了很多,隨性,大方,但干起活來卻也是一把子的力氣,總是想把悲傷化作力量,只有出了力,晚上睡覺才能睡得沉,不會做夢,不會想其他事情。
而我的賣力不僅是贏得了工頭的認可,時不時的會給我安排點輕省的活,還贏得了工地上一些女工友的夸獎,她們有些女工友是在工地上做飯,打雜,有些是一個人出來的,有些是夫妻倆一塊來的,不過大多數的都是已經結完婚的。
而我所認識的董姐就是其中一個。

董姐比我年長兩歲,工地上的人都這么叫她,所以我也就和他們一樣都叫她董姐,后來才知道董姐的真名就是董婕(化名),這才有了董姐的稱呼。
董姐在工地上是搬運工的,每天都會在固定的地方把磚瓦裝車,別看她是一個女的,但干起活來一點也不比男人遜色,特別能吃苦,不怕受罪,不怕累,就連工頭有時候都覺得董姐算得上是半個男人,工資都要比其他女工友發得要多。
我倆的相識也就是從搬鋼筋開始的,那時候干一天活都在一塊,所以也就經常的聊天了,聊自己的家庭,聊自己的經歷,還會聊一些各自的性格特點等等,時間一長自然也就成了朋友,哪怕是下班了也會一塊吃飯,散步。
在了解中我也是知道了她的基本情況,她是農村來的,嫁人之后有了孩子,本該在家里照顧孩子的她卻因為她老公喝酒賭博不顧家,無論如何訴說都沒辦法改變生活貧苦的情況下,她不得不出來打工賺錢養活孩子。
她說她把孩子放在了她娘家,三個月回去一次,給家里留點錢,看看孩子的情況,至于她跟她的老公也很少見面聯系,除非是有什么事情的時候才會見一面。
我也想問她為什么不離婚,可她卻表示說不想太折騰了,離了婚就不好嫁了,娘家人不愿意讓她離,婆家人也不愿意,都在苦口婆心的勸她為了孩子考慮考慮,畢竟是親爹,不會讓孩子受委屈。
所以她就一直都這么湊合的過著了,自己在外面打工賺錢,賺了錢養活孩子,活得踏實,活得有底氣,而她也總是說等孩子稍微大了就離了,自己帶孩子過。

聽著她的經歷,再看看我的經歷,有相似之處,也引起了很多共鳴,在對孩子的事情上面,我們都能夠做到類似的感同身受。
很快我們的關系也更進一步,變得越來越好了,她講述她孩子的趣事,我講述我孩子的童年,每次回家之前我倆都會互相給對方孩子買幾個玩具,零食。
我與她認識的第二年底,原本工地的活也干完了,很多工友們都商量著來年去哪里干活,要不要一塊去,此前跟我一塊從家里出發來外地打工的同村人早已走得差不多了,而對我一向很好的工頭也要在這次工地的活完工之后回老家了,所以我只剩下了一些在日常干活中的工友朋友。
他們有人建議去南方,有人建議去北方,都繞不開一個錢字。
當我與董姐聊到來年的去處的時候,她不帶含糊的說:
“看你有沒有地方,你要是有的話我跟著你一塊去,能賺錢就行了,吃苦啥的都沒事。”
我心里頭咯噔一下,一下就覺得自己有一種責任感了,趕緊聯絡了幾個工友,在南方找了個工地,正式確定了下來。
董姐也是跟我一塊來到了南方,不管是坐車,還是搬行李,我倆都是一塊的,以至于很多新認識的工友都以為我們倆是夫妻,對我倆也是很關照,吃飯的時候故意騰兩個位置給我倆,休息的時候還不忘提醒我們工地上有夫妻宿舍,讓我倆可以去住夫妻宿舍。

剛開始的時候我還會解釋我們倆的關系不是夫妻,不過后來說得多了也就懶得解釋了,在工地上說是夫妻還能減少一些不必要的麻煩,也就默認了他們的誤會。
董姐也的心思跟我差不多,她也覺得讓別人認為我倆是夫妻關系能夠幫助她避免一些麻煩,自然也就沒反對了。
臨時夫妻的關系慢慢的也就從這時候開始了,加上我們都不是本地人,互相之間的照顧與陪伴也逐漸的讓我們變成了對方可以依靠的人,干活也不會很累了,每天都有不少的干勁。
回家的時候我們就各自回家,出發的時候我們就約定好日子,約定好地點一塊碰面打工,這種感覺很難形容,就類似小年輕剛開始談戀愛一樣,總有一種期待與緊張。
我們以這種“臨時夫妻”的名頭在一起了五年,五年來不管去哪都是倆人一起。
在陌生的環境里,我們就是彼此最親的人,這讓那五年的時光過得很踏實,很安逸。

直到我五十歲的時候,我們面臨了分別,她說她要回老家給她的孩子帶娃了,以后可能就不出來打工了,就在家里幫孩子帶帶娃,在老家附近找個活,少賺一些,也要考慮養老的事情了。
我沒有理由去阻止她,我也想不到什么理由去攔著她,她也說她已經跟她老公離婚了,以后也是單身一個人了。
我試著去問過她我倆有沒有可能在一塊搭伙過日子,變成長久的夫妻,但她卻笑著說:
“咱倆老家都相距八百公里,怎么過?是你來我家過日子,還是我去你家,都不合適。”
我點了點頭,表示無能為力。
最后分別的那一段時光里整日都覺得心里空落落的,干活也干不動了,臉上也掛不住笑容。
分別的時候我們互相送了對方一些禮物,我送給了她一身衣服,一個分別的紅包,里面裝了三千塊錢,而她則是送了我一雙鞋,還給我留下了一個聯系地址,除了她的電話之外,還有她老家的地址,讓我隨時可以去找她。
就這樣我們在那一年年底正式分開,只靠著電話聯系。

起初電話的溝通挺頻繁的,過年過節的時候打個電話問候問候,但后來都很忙,她忙著帶孩子,打零工,我繼續在工地忙活,電話也就少了一些。
而她給我的紙條上那確切的地址我始終都沒有去找過她,也說不上來是什么感覺,就是覺得如果我真的過去找她了,那五年美好的夢就醒來了,留給我們的也就只剩下了蒼白的現實。
如今離我們分別也過去了十年,每年也還會聯系,但不是很多了,聊天的內容也大多都是各自如今的生活狀態,三言兩語也沒有太多話可說,而她臨別時候送給我的紙條,我至今不舍得扔,但也至今沒有去找過她,雖然我很想,卻不知道以何種方式去再見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