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拜登有多滑頭？看看他29歲剛當議員的表現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殷之光】

這兩天，如果你打開西方的媒體。那一定會發現，仿佛新冠疫情已經完全不存在了。媒體上充滿著一種狂喜，這種狂喜針對一件事兒，拜登當選。

那么，拜登當選對西方媒體的影響有多大呢？舉個例

子，我自己所在的英國，有一個著名的談話電臺，其中有一個節目主持人就在節目中說了這樣一段話：我要強忍住眼眶中打轉的淚水，為你報道下面這個喜訊，一個新的時代到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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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這種吃瓜群眾來說，這事兒到底新在哪里呢？我的觀察是，絲毫不新。為什么？拜登當選，實際上就是一群政治寡頭，取代了一個僭主。所以請問，這事的新意到底在哪兒？

英國首相約翰遜祝賀拜登當選

為什么說拜登政府仍舊是一個寡頭政府？前些日子的新聞大家想必也看到了，他所提名的政府組成人員，有不少人其實就是奧巴馬時代的老面孔。此外，克林頓家族的希拉里也被媒體爆出，將在拜登政府中擔任駐聯合國特使的職務。甚至，英國媒體還有消息稱，奧巴馬本人將擔任未來美國駐英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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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本人就是一個老華盛頓政客，與民主黨內盤根錯節的各個政治家族利益聯系緊密。他的上臺，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會大量恢復奧巴馬時代的許多引發共和黨選民不滿的政策，更重要的是，很可能進一步激發美國國內針對“深層政府”的種種陰謀論。這種對于政治寡頭、裙帶資本主義把持國家的強烈不滿，恰恰是2016年促使特朗普當選的重要社會土壤。

把票投給拜登的人，有多少是真心覺得他能帶來真正改變的呢？恐怕很難說。極有可能的是，在美國那種二選一模式下，選民用投票給拜登的方式，表達對特朗普的強烈不滿罷了。就像2016年，人們用投給特朗普，以表達對希拉里代表的美國寡頭政治的不滿。

實際上，拜登是美國寡頭政治形態下，民主黨為了應對特朗普推出的最為安全保守的選擇。作為一個政客，拜登的政治生涯開始于上個世紀。1968年，當西方世界左翼學生激進運動如火如荼的時候，26歲的拜登從紐約雪城大學拿到法律學位；畢業后，回到自己的出生地——特拉華州的以白人中下層中產階級為主的紐卡斯爾縣，開始其政治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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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拜登正式當選為美國參議員，年僅29歲。可謂年輕有為，順風順水。彼時恰值美國社會就“busing”問題開展社會大討論的時候。所謂“busing”，是指用公共交通運送黑人學生前往白人為主的公立學校就學的一個政策。這是在當時民權運動影響下，為了緩解美國黑人、白人學生在教育上的種族隔離狀況而提出的一個社會改良方案。

拜登成為參議員后，“busing”問題便是他面對的第一個重要政治考驗。當拜登宣布參選時，便有媒體問他對busing問題的看法，拜登給出的答案非常圓滑，巧妙地回避了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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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首先強調，busing問題是一個“pon

y issue”，是一個虛假問題。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這個問題回避了背后真實的社會矛盾，這個矛盾就是白人不樂意跟黑人居住在同一個區域。言下之意，拜登暗示，僅僅通過用公共交通，把黑人小孩送到白人聚居學區的學校就學，無法真正解決這個社會問題。接著話鋒一轉，表示討論一個假問題根本就是在浪費公共資源。

可見，拜登給出了一個符合當時自由主義左派道德立場的回復，又沒有觸怒那些投票給他的白人中下層中產階級選民的利益。拜登這顆1970年代的政治新星，果然一出道，就顯出了不一樣的圓滑城府。

如果要理解1970年代這個busing問題的重要性，我們還必須回到1954年，看一個今天被寫入美國官方歷史教科書的判例，即1954年布朗訴托皮卡教育局案。這個案子的爭論核心是黑人和白人的小孩能否同校。最后，最高法院做出的判決是，不得以任何法律的形式，限制黑人和白人小孩同校接受教育。這個判例在當時美國社會具有相當重要的積極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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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們能不能認為，自1954年最高法的裁決出來后，美國黑人白人的分校問題就此得到解決呢？當然不能太傻太天真。

黑白分校，不僅僅是一個法律問題，更重要的是一個現實問題。美國社會的黑人白人之間存在著巨大的社會經濟鴻溝，客觀上形成了黑人和白人小孩在教育上的種族隔離現實。有經濟能力負擔郊區別墅和私人小汽車的，絕大多數是白人，他們聚居的學區，自然會有更好的財政支持，也能負擔更好的教育。相比之下，聚居在城市中心，大量依靠公共交通，大多從事底層勞動服務工作的黑人，他們的孩子在物理上就被局限在自己家庭附近那些經費來源不足、教育資源較差的學校里。到了1970年代，為了解決這種現實層面上的教育鴻溝，美國一些地區提出采用公共校車，將黑人學童送去白人聚居學區的公立學校就讀。

因為這一政策，美國社會出現了大量討論。拜登正在這場討論中扮演了一個有趣的角色。在拜登當選參議員的頭兩年中，他的投票多傾向于支持“busing”。這和他最初在競選參議員時，在白人選民面前表態，傾向反對busing的態度是截然相反的。但同時，他又投票反對重新劃分學區，反對通過法律政策手段，打破原來黑人白人由于聚居地不同而形成的公立學校教育資源分配不平等、種族教育隔離的現實狀況。

當媒體問及為何如此投票時，拜登給了一個非常堂而皇之的解釋。他說，種族隔離分兩個層面，第一是法律層面（dejure），第二是現實層面（de facto）；我們不能指望通過法律層面上的種族平等法

規，來解決現實層面上的種族不平等問題。單純靠強制性重新劃分學區，來回避造成種族隔離現狀的社會問題，是不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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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發現，拜登再次用同樣的話術完美回避問題。明面上，支持“busing”這一吸引大量左翼媒體視線的議題，但暗地里，在重新劃分學區這一觸及了中下層白人中產階級核心利益的問題上，則毫不遲疑地站在自己選票的一邊。

拜登當選參議員

拜登在其政治生涯之初的行事特點，就是說一套、做一套。在當選參議員的頭兩年，他在公開場合面對白人選民時，關于busing問題，都暗示的是反對態度。但在議會投票上，他都追隨民主黨的同僚，投下支持票。到了1974年，當反對busing的白人社會團體影響越來越大時，拜登的態度發生180度大轉彎。在此后三年內，美國議會就busing問題進行20次投票；其中，拜登僅投過一張支持票，剩下19次都投了反對票。這種見風使舵的熟練職業政客，究竟有多少“改變時代”的動力呢？

還有一個例子，很能說明

拜登見風使舵維持現狀的政治立場。1975年，拜登既不支持設置種族隔離的學校，也不支持重新劃分學區、設置種族混雜的公立學校。當媒體問他什么態度時，他舉了一個搗糨糊的例子。他說，有一個加油站，每天都有50名顧客來訪，這50人中，有25人是白人，25人是黑人。加油站有一個廁所，每天都有人用，但我們不知道究竟有多少白人多少黑人在使用這個廁所，我們不會因為無法確定這個廁所是否被黑人和白人平等使用，就決定把整個加油站關停。我們只需要確保在加油站廁所門口不會有“黑鬼禁止進入”的字樣就夠了。

這句話充分反映了拜登作為一個法律出身的政客的思維方式。這一點，實際上左右了他此后漫長的政治生涯。比如，拜登一面公開取悅美國國內自由主義左翼知識與文化精英，另一方面卻是美國帝國主義戰爭的堅定擁躉。令許多中國人記憶猶新的1999年美國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事件就與拜登關系密切。他當時是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的成員，投票支持北約東擴與美國武裝干涉南斯拉夫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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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的來說，一顆昨日之星，卻被媒體賦予了引領未來變革的希望，這不免有些可笑，更有些悲哀。最近，我們更是看到，投票給特朗普的選民與投票給拜登的選民之間甚至發生武力沖突，在未來4年內，這種兩極化的政治將對美國、乃至美國國際秩序造成更為深遠的影響。而西方媒體與文化精英們現在溢于言表的喜悅，未免有點高興得太早了。

原標題：拜登有多滑頭？看看他29歲剛當議員的表現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殷之光】

這兩天，如果你打開西方的媒體。那一定會發現，仿佛新冠疫情已經完全不存在了。媒體上充滿著一種狂喜，這種狂喜針對一件事兒，拜登當選。

那么，拜登當選對西方媒體的影響有多大呢？舉個例子，我自己所在的英國，有一個著名的談話電臺，其中有一個節目主持人就在節目中說了這樣一段話：我要強忍住眼眶中打轉的淚水，為你報道下面這個喜訊，一個新的時代到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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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這種吃瓜群眾來說，這事兒到底新在哪里呢？我的觀察是，絲毫不新。為什么？拜登當選，實際上就是一群政治寡頭，取代了一個僭主。所以請問，這事的新意到底在哪兒？

英國首相約翰遜祝賀拜登當選

為什么說拜登政府仍舊是一個寡頭政府？前些日子的新聞大家想必也看到了，他所提名的政府組成人員，有不少人其實就是奧巴馬時代的老面孔。此外，克林頓家族的希拉里也被媒體爆出，將在拜登政府中擔任駐聯合國特使的職務。甚至，英國媒體還有消息稱，奧巴馬本人將擔任未來美國駐英大使。

拜登本人就是一個老華盛頓政客，與民主黨內盤根錯節的各個政治家族利益聯系緊密。他的上臺，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會大量恢復奧巴馬時代的許多引發共和黨選民不滿的政策，更重要的是，很可能進一步激發美國國內針對“深層政府”的種種陰謀論。這種對于政治寡頭、裙帶資本主義把持國家的強烈不滿，恰恰是2016年促使特朗普當選的重要社會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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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拜登是美國寡頭政治形態下，民主黨為了應對特朗普推出的最為安全保守的選擇。作為一個政客，拜登的政治生涯開始于上個世紀。1968年，當西方世界左翼學生激進運動如火如荼的時候，26歲的拜登從紐約雪城大學拿到法律學位；畢業后，回到自己的出生地——特拉華州的以白人中下層中產階級為主的紐卡斯爾縣，開始其政治生涯。

1972年，拜登正式當選為美國參議員，年僅29歲。可謂年輕有為，順風順水。彼時恰值美國社會就“busing”問題開展社會大討論的時候。所謂“busing”，是指用公共交通運送黑人學生前往白人為主的公立學校就學的一個政策。這是在當時民權運動影響下，為了緩解美國黑人、白人學生在教育上的種族隔離狀況而提出的一個社會改良方案。

拜登成為參議員后，“busing”問題便是他面對的第一個重要政治考驗。當拜登宣布參選時，便有媒體問他對busing問題的看法，拜登給出的答案非常圓滑，巧妙地回避了問題。

他首先強調，busing問題是一個“pony issue”，是一個虛假問題。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這個問題回避了背后真實的社會矛盾，這個矛盾就是白人不樂意跟黑人居住在同一個區域。言下之意，拜登暗示，僅僅通過用公共交通，把黑人小孩送到白人聚居學區的學校就學，無法真正解決這個社會問題。接著話鋒一轉，表示討論一個假問題根本就是在浪費公共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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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理解1970年代這個busing問題的重要性，我們還必須回到1954年，看一個今天被寫入美國官方歷史教科書的判例，即1954年布朗訴托皮卡教育局案。這個案子的爭論核心是黑人和白人的小孩能否同校。最后，最高法院做出的判決是，不得以任何法律的形式，限制黑人和白人小孩同校接受教育。這個判例在當時美國社會具有相當重要的積極意義。

然而，我們能不能認為，自1954年最高法的裁決出來后，美國黑人白人的分校問題就此得到解決呢？當然不能太傻太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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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這一政策，美國社會出現了大量討論。拜登正在這場討論中扮演了一個有趣的角色。在拜登當選參議員的頭兩年中，他的投票多傾向于支持“busing”。這和他最初在競選參議員時，在白人選民面前表態，傾向反對busing的態度是截然相反的。但同時，他又投票反對重新劃分學區，反對通過法律政策手段，打破原來黑人白人由于聚居地不同而形成的公立學校教育資源分配不平等、種族教育隔離的現實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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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媒體問及為何如此投票時，拜登給了一個非常堂而皇之的解釋。他說，種族隔離分兩個層面，第一是法律層面（dejure），第二是現實層面（de facto）；我們不能指望通過法律層面上的種族平等法規，來解決現實層面上的種族不平等問題。單純靠強制性重新劃分學區，來回避造成種族隔離現狀的社會問題，是不合理的。

可以發現，拜登再次用同樣的話術完美回避問題。明面上，支持“busing”這一吸引大量左翼媒體視線的議題，但暗地里，在重新劃分學區這一觸及了中下層白人中產階級核心利益的問題上，則毫不遲疑地站在自己選票的一邊。

拜登當選參議員

拜登在其政治生涯之初的行事特點，就是說一套、做一套。在當選參議員的頭兩年，他在公開場合面對白人選民時，關于busing問題，都暗示的是反對態度。但在議會投票上，他都追隨民主黨的同僚，投下支持票。到了1974年，當反對busing的白人社會團體影響越來越大時，拜登的態度發生180度大轉彎。在此后三年內，美國議會就busing問題進行20次投票；其中，拜登僅投過一張支持票，剩下19次都投了反對票。這種見風使舵的熟練職業政客，究竟有多少“改變時代”的動力呢？

還有一個例子，很能說明拜登見風使舵維持現狀的政治立場。1975年，拜登既不支持設置種族隔離的學校，也不支持重新劃分學區、設置種族混雜的公立學校。當媒體問他什么態度時，他舉了一個搗糨糊的例子。他說，有一個加油站，每天都有50名顧客來訪，這50人中，有25人是白人，25人是黑人。加油站有一個廁所，每天都有人用，但我們不知道究竟有多少白人多少黑人在使用這個廁所，我們不會因為無法確定這個廁所是否被黑人和白人平等使用，就決定把整個加油站關停。我們只需要確保在加油站廁所門口不會有“黑鬼禁止進入”的字樣就夠了。

這句話充分反映了拜登作為一個法律出身的政客的思維方式。這一點，實際

上左右了他此后漫長的政治生涯。比如，拜登一面公開取悅美國國內自由主義左翼知識與文化精英，另一方面卻是美國帝國主義戰爭的堅定擁躉。令許多中國人記憶猶新的1999年美國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事件就與拜登關系密切。他當時是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的成員，投票支持北約東擴與美國武裝干涉南斯拉夫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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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的來說，一顆昨日之星，卻被媒體賦予了引領未來變革的希望，這不免有些可笑，更有些悲哀。最近，我們更是看到，投票給特朗普的選民與投票給拜登的選民之間甚至發生武力沖突，在未來4年內，這種兩極化的政治將對美國、乃至美國國際秩序造成更為深遠的影響。而西方媒體與文化精英們現在溢于言表的喜悅，未免有點高興得太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