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慕峰
來源微信公眾號:太陽照常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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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超級全球化帶來的問題,是G2兩邊的研究人員都在做的。中國大陸側,更多關注的是內需提升,研究者的思想目前比較統一,認識比美國那邊更深刻、接地氣,也沒有那么極端;美國側的反思,目前比較亂,也導致了政策的混亂。作者再強調一下前提,超級全球化確實帶來了很多問題,主要體現為兩個不平等(國與國之間的不平等和一國內部的不平等),因此再全球化階段,其實是要解決或者至少緩和這兩個不平等問題。作者認為,以Robert Lighthizer和Micheal Pettis為代表的川普第二任期政策的主要智囊,為美國問題開錯了藥方。美國長久以來的真正問題,是內部分配問題,這個分配問題,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美國的跨國企業在超級全球化過程中,將生產制造部分大規模外包,品牌和核心技術開發能力(知識產權能力)保留在美國本土,整個生產都在低成本的海外。這導致美國內部的生產部門能夠提供的崗位越來越少。二是美國的醫療(含商業醫療保險)、教育、法律高度市場化,看似這些服務業收入非常高,其實是以全民高成本為代價的。這部分所謂高端服務業能夠容納的就業人數其實不多,但對民眾生活成本的影響非常大。針對上述問題,正常的解決方案應當是,對注冊在美國的跨國企業征稅,迫使他們把海外生產基地遷回美國本土,以及,盡可能降低美國的醫療、教育成本。但美國的政治體制和當前的政治現實,導致了針對美國既得利益的上述方案難以執行。兩黨只能在甩鍋海外的時候,才能達成一致。既然不能對本土大企業征稅,不能去壓縮本土保險、教育部門的利益,那就只能找替代方案。川普智囊們認為,導致美國今天問題的主要原因,不是上述,而是對美順差國故意壓低匯率,從而獲得了生產成本優勢。以作者長期閱讀思考全球化問題的感受,川普智囊應當是過度關注了匯率問題,而忽視了使全球化走到今天的其他原因。從2018年至今,作者始終在講,相比美國制造業而言,德國和日本的制造業在全球化過程中,并沒有那么失去自我。德國和日本跟美國一樣,在全球化過程中,都出現了大規模的產業外包,中國大陸都成了它們的外包生產基地,但德國和日本本土的制造業并沒有像美國那樣衰敗。按日本學者伊丹敬之的話來講,日本企業的全球化是“披薩餅式”的全球化,也就是核心部分一直在日本本土,本土也長期保持一定的生產能力,德國其實做了類似的事。當然,現在日本和德國也在經歷技術革命帶來的沖擊,那是另一個問題。所以,僅僅是匯率問題嗎?并非如此。美國在全球化過程中經歷了一輪主動地、大規模地去工業化過程,這是美國自己的選擇。當然,他們現在反悔了,覺得不對,需要恢復本土的制造業能力。但恢復什么,講不清楚。川普的智囊沒想恢復中低端制造業,也知道根本不可能,Stephen Miran在報告里就提到這個觀點。但為了選票,不能這么宣傳,宣傳的是連襯衣都要自行生產。不少美國人自己都覺得好笑,網上全是段子。美國真正希望恢復的制造業,還是具有戰略意義的高附加值的高端制造業,比如高端半導體生產,以及具有傳統優勢的個別產業,比如汽車制造。由于政客不敢向美國的跨國企業征稅,逼迫它們進行產業回遷,又要推進制造業回流,那提出的替代方案就是征收關稅。為了征收關稅,就要繞大一圈去論證,所有問題都是貿易逆差帶來的,導致問題的原因是順差國壓低匯率。這時候已經是在“由果推因”了。不敢直面美國本土的問題,讓作者覺得美國當前這批智囊很懦弱,尤其是其中的學者,也不在川普政府任職,沒什么既得利益,這種情況下都要罔顧事實,提供明顯錯誤又得不償失的方案,確實是很丟人的。中國大陸經常也有不同的聲音,但作者認為,當前而言,無論朝堂內外,關于一些根本性問題的看法,在研究人員那里,傾向性是比較一致的。比如對內需的重視,無論官方還是市場側的研究者,看法基本是一致的,有一種齊心協力的感覺。當然,任何改革都需要時間和時機去推進,但思想方向上,并沒有混亂。不存在美國當前這種,能夠影響決策的研究者,故意提供胡思亂想的情況。作者甚至認為,有一種可能是,川普當前這幾位主要智囊可能長期郁郁不得志,希望把打破一個舊世界,而不顧是否能建立一個新世界,來作為自己的人生目標。那比起對美國本土跨國企業直接征稅來,征收關稅的問題主要在哪里呢?首先,這兩種征稅其實都可以用來倒逼所謂“制造業回流”。因為對跨國企業的傷害都很大。相比較而言,直接對美國本土的跨國企業征稅,摩擦成本其實更小。川普的智囊仿佛還活在日美貿易戰時代,那時候,美國的生產和日本的生產是完全對立競爭的,美國的跨國企業還沒有大規模外包,所以當時的貿易戰,就是美國的企業在打日本的企業。但今天能一樣嗎?在今天全球化產業鏈下,美國本土的生產,其實是高度依賴中國大陸和其他順差國的生產基地的。中國大陸可以講許多生產可以完全不需要進口美國產品就能完成,但美國的生產很難做到這一點。所以,征收關稅帶來的摩擦成本非常高,會直接影響美國本土生產的正常運轉。既然目標都是逼大企業回遷制造部門,有何必要通過關稅呢?直接征稅不是更好嗎?畢竟,決定把生產線放在哪里,是跨國企業總部決定的,而不是它們的外包企業決定的。其次,美國的目標如果是回流中高端制造業,那有針對性地對部分企業征稅就夠了,毫無必要對所有類別的產品都征關稅。中低端產品,美國本來就放棄了,中低端產品的低價,是有利于壓低美國的生活品通脹的,對穩定美國社會的好處顯而易見。全面打關稅戰,推高通脹是必然的,這又導致美聯儲有充分的理由不降息,又反過來給美債問題的緩解帶來巨大壓力。那除了關稅外,阻止順差國購買美國資產,就對美國真的有利嗎?不著急,把關稅先試完,還可以繼續試,反正,空談不花錢,有川普去背鍋就好。政客選擇智囊,智囊也在選擇政客。曹操能用郭嘉,劉備能用諸葛亮,孫權能用周瑜,袁紹就只能用逢紀,董卓當然就只能用李儒了。反過來,郭嘉、諸葛亮和周瑜,又怎么可能在袁紹和董卓那里多待一天呢?當然,這些典故,一個美國學者即便長居北京,估計也是看不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