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沃爾夫岡·明肖，翻譯/鯨生】

歐洲的自由派人士憎恨唐納德·特朗普。他們也常常誤判他。筆者在歐洲媒體上看到的這種傾向尤為明顯，在那里，一廂情愿成為主導的判斷依據。

對于特朗普2024年面臨的刑事審判，媒體就得出了錯誤的政治結論。如今，他們又誤判了美國法院在上周阻止其4月2日發布“對等關稅”的判決。特朗普很可能會像贏下之前的官司那樣，繼續贏得這場最新的“法律戰”，其最終結果可能要交給美國最高法院裁決：在那里，持保守觀點的大法官占多數。其中六位由共和黨總統任命，三位更是特朗普本人親自提名。

美國最高法院近期的裁決明顯偏向特朗普的立場。在去年大選出結果前，它就裁定特朗普對其擔任總統期間的行為享有豁免權。美國最高法院還在多起案件中支持特朗普政府——包括涉及他撤換某獨立聯邦機構兩名成員的決定的案件；涉及委內瑞拉移民受保護身份的案件；以及一項限制環境審查范圍的案件。美國最高法院僅在聯邦政府驅逐一名被指控涉嫌幫派活動的委內瑞拉人案件中，做出了不利于特朗普的判決。

從過往的記錄看，特朗普在美國最高法院的勝敗大約是八二開。但筆者認為，特朗普會贏下這場官司的更深刻原因在于：如果紐約的美國國際貿易法院的法律論點得到支持，將開創一個極其危險的先例。這對民主黨人來說也同樣不利。

特朗普援引1977年的《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來為其所謂的“解放日”關稅辯護。該法案由吉米·卡特總統簽署成為法律，其初衷是讓總統能在經歷那個年代的石油危機后采取緊急措施。

5月30日，特朗普在賓夕法尼亞州匹茲堡的集會上強調，會提高進口關稅以保護國內鋼鐵產業 視頻截圖

特朗普的律師辯稱，美國持續存在的貿易逆差構成國家緊急狀態，這足以證明啟動該法案是正當的。紐約法院駁回了這一論點，理由是美國自1976年以來就一直經歷貿易逆差。如果某種情況持續如此之久，又怎能算是緊急狀態呢？

但這一論點純粹是詭辯。在金融和經濟領域，大多數危機的爆發恰恰源于長期存在的問題。 還記得次級抵押貸款嗎？它們出現于1988年，卻直到20年后才引爆了全球金融危機。或者想想醫學上的慢性病。生活中充滿了緊急情況，若要追根溯源，往往出在日積月累的問題上。

不過，就算筆者判斷錯了，特朗普輸掉了這場官司，那又如何？他依然是贏家。原因是，特朗普還有太多方法可以征收關稅。更何況，靠其它手段也能達到類似效果。

白宮在上周末就已開始行動。當時特朗普宣稱要將鋼鐵和鋁的關稅提高一倍，達到50%（白宮當地時間6月3日發表聲明，將進口鋼鐵和鋁及其衍生制品的關稅從25%提高至50%，自美東時間2025年6月4日凌晨起生效，東方軍事譯注）。這些關稅依據的是另一項法律條文：1962年的《貿易擴展法》第232條款。筆者粗略統計，至少有五項法案授權美國總統征收關稅——實際數目可能更多。第232條款涉及“國家安全”。喬·拜登就曾援引該條款對中國產電動汽車征收100%的關稅。特朗普擬議的汽車關稅也屬于此類。

美國法院能就第232條款挑戰特朗普嗎？筆者對此表示懷疑。歷史上，法院很少在國家安全問題上與總統對抗。特朗普援引第232條款的理由是：美國在汽車、鋼鐵乃至藥品等關鍵商品和材料上已過度依賴進口。這確實是事實。您當然無法拿“國家安全”當借口，用第232條款去限制香檳的進口。但特朗普仍可效仿歐洲的做法：制定一些只有美國供應商才能滿足的食品和葡萄酒的質檢標準。

美國貿易和金融政策的術語中充斥著大量數字，而且碰巧都是三位數。比如1974年《美國貿易法》第301條款，它針對的是“不公平貿易行為”。第301條款的啟動需要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進行正式調查。這是一項強有力的法案，但過程緩慢，必須遵循嚴格的程序規則：啟動調查、舉行聽證會、允許各方提出異議。不過，所有這些程序完成后，最終仍由總統拍板。

此外，還有一件“核彈級”武器：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關稅法》第338條款。正是這項法案引發了大蕭條?！端鼓绿?霍利關稅法》允許總統以最司空見慣的理由——即保護美國工業免受外國競爭——征收高達50%的關稅。令人驚訝的是，該法至今仍然有效。

還想聽更多數字？不妨看看1974年《貿易法》的第122條款。它賦予特朗普一項權力：無需任何理由，即可征收為期150天、稅率15%的關稅。如果您深入研究上周在美國眾議院僅以一票之差通過的那項“大而美”法案（One Big Beautiful Bill），可能還會發現第899條款。該條款規定，對于那些被美國認定“稅制損害美國商業利益”的國家，該國的投資者將被額外征稅。

當地時間5月22日，美國眾議院以215票贊成、214票反對的微弱優勢，通過了總統特朗普的一項大規模稅收與支出改革法案。

關于條款編號，筆者就報到這里了。但歸根結底，特朗普總會找到辦法。只有蠢材才會押注美國法院能阻止特朗普（的關稅政策）。這在過去從未成功，現在也不會發生。

以上一系列誤判的背后，潛藏著一個更深層的問題。西方自由民主體制下的中間派勢力之所以政治上節節敗退，原因之一便是其偏好訴諸“法律戰”的傾向。德國軍事史家卡爾·馮·克勞塞維茨曾說過，“戰爭是政治以另一種手段的延續”。而“法律戰”則是政治通過司法體系的延續。如果你贏不了選舉，至少還能掌控法院。這是對司法體系的濫用。西方民主制度本不該如此運作。

“法律戰”往往適得其反。除了特朗普的刑事審判外，此類例子比比皆是。2019年，英國最高法院叫停了鮑里斯·約翰遜休閉議會的裁決，便是另一場效果適得其反的司法攻勢。留歐派為這一裁決感到歡呼雀躍，但它卻導致了英國提前大選，約翰遜出人意料地以壓倒性優勢獲勝。

歐盟委員會也通過其所謂的“法治”程序推行“法律戰”——即由政客投票決定是否扣留資金，以懲罰不聽話的歐盟成員國。法國和羅馬尼亞的法院曾禁止總統選舉的主要候選人參選。在德國，中間派政客正積極討論是否應該取締德國選擇黨（AfD）。如果你贏不了對手，就封殺他們——這就是“法律戰”。

“法律戰”失敗的原因有二。首先，它會讓被攻擊對象收獲更廣泛的民意同情——這正是特朗普身上發生的事情。英國脫歐公投期間的脫歐派亦是如此。但或許更重要的是，它對發動“法律戰”的一方也危害極大。這些發動者指望法院替他們“干臟活”。正因為有法院在背后兜底，導致他們并未在選舉中全力以赴地試圖擊敗特朗普。

筆者觀察到的中間派自由主義者普遍存在自滿情緒。在歐洲，自由派人士身披烏克蘭國旗，誓言將支持烏克蘭，直至戰勝俄羅斯為止。但要讓這種承諾變得有意義，意味著需付出真正的犧牲，比如提高稅率、對俄羅斯實施油氣禁運，或是將俄銀行徹底排除在西方金融體系之外。筆者為烏克蘭擁有如此軟弱無能的盟友感到悲哀。中間派自由主義者的問題在于：他們打的是“法律仗”，而非“政治仗”；他們希望把事情辦成，卻不愿親自動手；他們不想親自上戰場，卻期待別人替他們上戰場。歐洲的中間派勢力憎恨特朗普，部分因為正是他親手終結了這場有毒的游戲。

特朗普宣稱從6月初起將進口鋼鐵和鋁的關稅從25%提高至50%后， 歐洲議會貿易委員會主席貝恩德·蘭格表示，歐盟應當“立即”推出反制措施。 資料圖

現實情況是，特朗普已兩次贏得大選，還有近四年的執政時間。特朗普的對手們真正該思考的明智問題并非是如何在法庭上擊敗他，而是在特朗普下臺后該如何前進，以及若民主黨贏得明年中期選舉，應重點推進哪些政治議程？中美關系該如何定位？2029年以后的美國貿易政策何去何從？美國人是否真的想要制造業回流？美國想要發展哪種制造業？

西方國家的民眾之所以對臺上的政客心生不滿，根源在于許多人并未參與到21世紀經濟發展的快車道中。解決這個問題將是一項艱巨的任務，意味著要讓普通選民重新融入21世紀的經濟網絡。特朗普確實比民主黨的對手更擅長與普通選民建立聯系，但到最后，筆者不相信他能兌現承諾。特朗普的第二個總統任期最終很可能以失望告終。其關稅政策的唯一目的，就是為主要惠及富人的減稅措施買單。

若想擊敗特朗普，請忘記法庭吧。著手解決實際問題才是正途。

（原文發布在英國UnHerd評論網站，原標題：“法律戰打敗不了特朗普，自由派在打一場錯誤的戰爭?！弊g文僅供讀者參考，不代表東方軍事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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