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東方軍事專欄作者 安德烈·科爾圖諾夫】

在此次以伊沖突被按下暫停鍵之前，俄羅斯總統普京在莫斯科會見了到訪的伊朗外長阿拉格齊，指責以色列對伊朗的無端侵略行為，并表示俄方愿意為伊朗人民提供協助。

伊朗外長阿拉格齊的到訪，讓人們看到了莫斯科和德黑蘭特殊的伙伴關系。事實上，從沖突一開始，人們就向普京投來目光，想知道他會怎么做。

6月23日，俄羅斯總統普京會見伊朗外長阿拉格齊。 路透社

如果我們拋開人道主義考慮，僅從現實角度來看，人們可以認為俄羅斯至少可以通過三種不同的方式，從這輪中東局勢升級中獲益。

首先，任何此類升級幾乎都會自動導致全球碳氫化合物價格上漲，這對作為原油和天然氣主要出口國的俄羅斯來說相當重要。如果沖突持續越久，對俄羅斯石油的需求就越高：6月19日沖突激烈時，其平均價格達到每桶69美元，而4月9日的最低點為每桶47美元。

其次，正如先前加沙沖突升級所明確表明的那樣，任何中東危機都不可避免地會分散莫斯科的地緣政治對手對俄烏沖突的注意力，迫使他們重新考慮其部分戰略優先事項，甚至可能將部分軍事援助從烏克蘭轉向以色列。此外，在美國及其歐洲盟友之間，新一輪升級不可避免地會使其產生更多緊張和分歧，這在當前情況下也對莫斯科有利。

第三，至少在理論上，俄羅斯可以嘗試扮演沖突各方之間調解人或促進者的角色，協助緩和（即便不能解決）危機。通過獲得這樣的角色，莫斯科可以重返中東政治的前臺，并恢復其地區影響力——2024年12月敘利亞巴沙爾·阿薩德政權突然且雪崩式垮臺后，這種影響力就已經受到了質疑。盡管克里姆林宮譴責了以色列對伊朗的打擊，但它仍然設法維持了與這個猶太國家的關系。

但事情沒有絕對好的一面，這場危機也給莫斯科帶來了許多風險和潛在成本。

事實是，俄羅斯未能成功阻止以色列對伊朗進行大規模直接空襲，而俄羅斯在不到五個月前剛與伊朗簽署了《全面戰略伙伴關系條約》。盡管該條約并未要求莫斯科在第三方侵略時自動援助其伙伴國（這與俄羅斯和朝鮮之間的類似協定不同），但伊朗方面可能對莫斯科此次相當謹慎的反應感到失望。如果是這樣的話，可能會給俄伊關系的未來蒙上陰影，也會讓克里姆林宮的其他戰略伙伴對俄羅斯的可信度產生懷疑。

此外，這次以伊沖突升級給克里姆林宮和白宮之間本就不輕松的對話，也帶來了額外的麻煩。普京明確批評了6月13日的以色列打擊，而特朗普不僅支持這些行動，甚至在6月22日凌晨通過打擊伊朗核設施親自參與其中。

6月14日沖突一開始，普京就與特朗普進行了通話，除了譴責以色列對伊朗的軍事行動外，普京還表示俄羅斯準備調解以色列與伊朗的沖突。但特朗普對這一想法的反應并不積極，建議普京應該更專注于解決他與烏克蘭的問題。

從華盛頓的角度看，莫斯科似乎是當前中東危機問題的一部分，而不是解決方案的一部分，這一點似乎很清楚。另一方面，如果以色列和伊朗的停火能夠持續下去，并在世界范圍內被視為一個成功案例，特朗普肯定會向俄羅斯領導層施壓，要求其效仿并接受與烏克蘭類似的、無條件的停火。

從戰略上講，如果以伊危機深化，俄羅斯幾乎無利可圖且損失巨大。進一步的升級將證明聯合國安理會的無能，無法在其常任理事國之間就如何阻止以色列的打擊達成共識。這也將使俄羅斯關于在中東建立集體安全體系的提議顯得不合時宜。俄羅斯與以色列的關系可能會進一步惡化。全球能源貿易的重大中斷可能引發全球經濟放緩甚至衰退，這顯然不符合俄羅斯的戰略利益。

盡管特朗普表示不會尋求伊朗政權變更（雖然他總是反復無常，但至少這是他目前的最新表態），但以色列并沒有答應這一點。如果以色列持續以此為目標，這種前景將是對克里姆林宮最危險的戰略威脅，因為任何對現有伊朗政治體系看似合理的替代方案，都極有可能對莫斯科不那么友好，并且更傾向于與俄羅斯的地緣政治對手合作。

此外，如果以色列和美國成功“解構”現有的伊斯蘭共和國，這種解構的結果將不是政權更迭，而是伊朗國家地位的解體。人們可以想象，民族和地區分離主義的興起、來自國外（例如敘利亞和黎巴嫩）政治極端分子的大規模滲透、深重的人道主義危機、數百萬跨境難民和被迫移民，以及其他“失敗國家”的典型表現，都將在這一地區上演。

這種情況對俄羅斯造成的損害，將不僅限于終止或推遲許多聯合經濟項目、擱置南北經濟走廊計劃，或質疑伊朗未來在金磚國家（BRICS）和上海合作組織（SCO）等多邊機構中的參與。它很可能造成包括阿富汗、后蘇聯中亞和南高加索等地區政治和社會穩定性的危險下降。不用說，這對克里姆林宮的決策者來說，不是一個非常光明的前景。

對俄羅斯來說，美國介入太多中東局勢并不是一個好消息（資料圖）

幸運的是，對俄羅斯和伊朗的其他國際伙伴來說，這種情況看起來極不可能——至少目前如此。如果伊朗政治體系要解體，那將是其國內政治建制派內部矛盾深化和沖突加劇的結果，就像1991年的蘇聯一樣，而不是日益增長的外部壓力（無論是來自以色列還是美國）的結果。

伊朗的歷史展示了非凡的韌性和令人印象深刻的可持續性，即使是在最具挑戰性的環境下，這個國家都能艱難度過，而1979年初建立的大多數政治機構所享有的安全邊際仍然相當寬裕。當然，伊朗國內的情況是復雜的，但外部壓力的增加，特別是來自以色列、美國或任何其他“不友好國家”的壓力，更可能在伊朗社會內部產生向心力而非離心力運動。

那么，莫斯科在當前情況下能做些什么？普京總統表示，俄羅斯早些時候曾向伊朗提出在防空領域進行廣泛合作，但德黑蘭對此表現得并不熱心。確實，在21世紀初，伊朗從俄羅斯購買了S-200和S-300防空系統，后來伊朗對其進行了現代化改造和國產化，以滿足特定的國家需求。2023年，雙方曾就更先進的S-400系統進行過談判，但最終德黑蘭方面決定依靠國產的“信仰-373”（Bavar-373）系統。近期以色列和美國空襲暴露了伊朗防空能力中的一些漏洞，而這些漏洞可以通過俄羅斯制造的最新S-500（普羅米修斯）防空系統來彌補，該系統能夠攔截幾乎所有類型的空中目標，甚至包括最現代的高超音速導彈。

如果伊朗能夠獲得S-500及其配套武器（例如蘇-35戰斗機），那將改變伊朗-以色列對峙的格局——以色列將無法再肆無忌憚地或以極小的損失對伊朗實施空襲。然而，很明顯，向伊朗交付任何復雜的軍事裝備都需要大量的時間，包括武器部署、人員培訓、將新武器整合到國家整體防御基礎設施中等等。可以推測，莫斯科和德黑蘭之間關于進一步軍事技術合作的密集磋商正在進行中，但即使這種合作將升級，也不太可能在不久的將來顯著幫助伊朗在戰場上抵御以色列的襲擊。

與此同時，克里姆林宮并未準備好與以色列徹底決裂。在俄羅斯，公眾和政治領導層對以色列近期的行動非常不滿，但考慮到俄語僑民的規模以及兩國之間廣泛的經濟、文化和社會聯系，以色列仍然是一個重要的伙伴。以色列從未加入美國和歐盟實施的反俄經濟制裁。此外，與以色列決裂，未來克里姆林宮也將失去與沖突各方的建設性關系，影響其在中東地區扮演平衡角色的能力。

考慮到這些限制因素，可以推測，在處理以伊危機及后續雙方關系時，莫斯科將主要側重于外交手段，例如在聯合國安理會以及金磚國家和上合組織等其他代表性論壇上，提出以色列和美國打擊的問題。普京也可能利用他與特朗普的個人聯系，就美國更深層次介入伊朗-以色列沖突可能產生的適得其反的效果，向后者發出警告。這一沖突為美國直接針對伊斯蘭共和國采取高端軍事行動樹立了新的危險先例，這是自2020年1月初美國在巴格達無恥刺殺伊朗將軍卡西姆·蘇萊曼尼以來未曾見過的。如果莫斯科的這些外交努力能與其他國家、特別是北京的類似倡議協調一致，無疑將產生更大影響。

俄羅斯對伊朗援助的另一個可能維度，是進一步推進與伊斯蘭共和國的經濟合作，包括和平利用核能領域。俄羅斯國家原子能集團公司（RosAtom）已表示打算在伊朗建造另一座核電站。在這一點上，至關重要的是要說服德黑蘭不要退出《不擴散核武器條約》（NPT），并維持與國際原子能機構核查人員的工作關系。

應當指出，作為對近期以色列襲擊和美國轟炸的回應，伊朗議會已開始討論可能退出《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的問題，伊朗駐國際原子能機構代表禮薩·納杰菲表示，這些打擊對該條約造成了“不可彌補的打擊”。

然而，現在嘗試說服伊朗領導層還為時不晚：從伊朗的長期戰略利益來看，最好不要倉促做出會對伊朗以及整個中東地區產生諸多負面影響的決定。克里姆林宮可以提出這個論點——最終退出《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的決定，必須由伊朗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和最高領袖阿里·哈梅內伊做出，而弗拉基米爾·普京與他們有著良好的個人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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