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磊杰：特朗普2.0時代是解決臺灣問題的最佳時機嗎？
【文/東方軍事專欄作者 魏磊杰】
無論從歷史還是現實來看，臺海問題之癥結在于中美關系。這就意味著，研判臺海問題，需要側重于從“三角”與“三邊”進行綜合研判。
所謂“三角”指的是臺灣地區內部、美國內政及中國大陸內政，屬于“內部政治”范疇；而“三邊”則是中美、美臺及兩岸關系，屬于“外部政治”范疇。外部政治往往只是內部政治的延伸，內部政治實質影響甚至直接決定著外部政治。此等樸素的政治常識，投射到臺海問題上仍具有充分的解釋力。
2024年至今，臺美內部政治的重大變化——民進黨再次執政與特朗普的重新上臺——無疑給臺海問題之未來走向造成了實質性沖擊：賴清德這樣的候選人當選，等于擁抱“臺獨”黨綱的民進黨連續三次得到臺灣人民的肯定，如果這種趨勢不予制止，回歸難度只會越來越大；而在以兇猛的大國交易方式處理完烏克蘭問題之后，也不排除特朗普與中國大陸達成一筆涉及臺灣地位的大交易。
有鑒于此，在情勢發生重大變更的基礎之上，我們需要結合業已改變的變量，來對臺海問題之未來走向進行與時俱進式的新展望。
一、難以繼續“拖”下去的理由
不可否認，無論在當下臺灣內部抑或美國本土，甚至整個西方戰略觀察者包括決策者中，雖然“新現狀維持論”都擁有很大市場，但揆諸現有中國大陸、美國以及臺灣地區的“三角”與“三邊”業已發生的重大變化，我們可以說，展望臺海兩岸的未來走向，“和”的概率最大，“戰”的概率可能居中，而繼續“拖”下去的概率則是最小。
一種貌似客觀的立場認為，中華民族能否實現偉大復興，關鍵之一在于處理好中美關系。而中美之間的較量類似于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所說的“百年馬拉松”（The Hundred-Year Marathon），就像掰手腕、比腕力一樣，是一場長期的較量，耐力強的一方才能勝出。
2015年，美國知名中國問題專家白邦瑞撰寫的《百年馬拉松》出版
所以，中國大陸要有足夠的戰略定力，最好集中精力克服國內的問題，切勿急著在臺灣問題上與美國攤牌，讓臺灣問題拖累了中華民族的復興大業；在東升西降的大趨勢下，時間站在我們這邊：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之時，臺灣問題自然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然而，置身于“臺獨”對島內民意不斷自我強化的惡性循環之中，我們著實很難做出如此樂觀期待，固守繼續“拖”下去的立場。道理很簡單，如整體趨“獨”的趨勢不予制止，時間久了，就是“他鄉變故鄉”，臺灣勢將永遠脫離中國母體；更嚴重的是，如果民進黨再“執政”四年甚至“永久執政”，繼續協助美國掐住中國大陸的戰略咽喉，阻遏“中華復興”，結果不僅“統一”無望，“中華復興”也會受到影響。鑒此，我們需要重估“中華復興”與“統一”的順序，不能靜等“統一”水到渠成；寧可忍受“統一”可確定的短痛，也不要讓“中華復興”承受長痛帶來的無盡折磨，及“統一”的不確定性。
二、可能出現“和”的概率分析
既然現狀難以繼續維系，那么兩岸是否可能開戰？
根據《反分裂國家法》，有三種采取行動的正當理由：“臺獨”分裂勢力以任何名義、任何方式造成臺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事實，或者發生將會導致臺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重大事變，或者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國家得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對此條款，以往觀察者的解讀大體是：在現狀下，三項開戰的理由都不存在，沖突和戰爭可以避免，結論是維持現狀最好，否則局面會是災難性的。這一解讀明顯建立在兩岸不可能談與中美雙方即便談也很難談妥，而只能選擇“戰”或“拖”這一基礎之上。
揆諸過去十年三邊關系之情勢，此等論斷可以說具有相當牢固的現實支撐：既然戰爭是海峽兩岸難以承受的生命之重，同時，協商對話又不具有現實可能，那么維持現狀就成了在表面上貌似具有正當性，但事實上可能相當無奈的一個選擇。
然而，2024年年底，特朗普的二次上臺執政，在本文看來，無疑提供了有望打破這一政治“僵局”的諸多空間，使得中美之間通過協商徹底解決臺灣問題的成功機率變得更大。就此等預判，可從下述幾個內在相互勾連且彼此互動的層面加以證成。
特朗普（中）1月20日由美國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羅伯茨主持，在國會大廈圓形大廳宣誓就任美國第47任總統。
其一，特朗普是一個非典型的美國總統，在美國政治史上百年不遇。他的崛起打破了美國政治幾乎所有常規。他高喊“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但自己卻是最不美國化的總統。特朗普絲毫不拘泥于美國的立國理念、道德標準等意識形態思維的束縛，也不受維護國際原則承諾的約束。
特朗普2.0的外交思維和行為，比起1.0階段，顯得更加怪誕、多變、難以預測、缺乏自洽，但其中唯一不變的核心內涵卻是以利益而非原則為基準。在唐納德·特朗普的世界里，一切似乎都有其價格。特朗普主政的美國如今關注的是利益，而不是意識形態之爭。這個最新發展顯示，跟美國打交道會越來越像是做買賣。這大概率意味著，在特朗普2.0時代，中美關系的上行空間將受到制約，但下行空間卻存在無限可能。
這或許對于中國來說是一個難得的契機。對中國而言，較之傳統的美國政客，一個不拘泥意識形態，更可能打破常規的美國總統，或許更容易周旋。
其二，相較于行政部門，美國國會在臺灣問題上立場更統一，支持力度更大。根據香港大學教授李成的統計，2020年到2023年間，美國國會曾提出一千個與中國有關的議案，僅2023年上半年就有三百個，其中99.5%都明顯以“反中”為基調。
然而從憲政結構和實際運作來看，國會在影響臺灣政策方面仍存在諸多限制：作為政府的平行權力機構，國會對特朗普的國家安全提名人選具有建議權與同意權；通過“財政撥款權”，國會決定美國納稅人的資金如何分配；雖然國會有權決定美國是否進入戰爭，但自二戰以來，該權力未被正式行使；國會可通過聽證會對美國外交政策施加影響，但總統在實際決策上享有由國會準許的廣泛自主權。
迄今為止，第119屆美國國會在履行其作為“平行權力機構”的角色上較為謹慎，更多是沿著黨派界限運作，并支持特朗普的政策與人事提名。如果說，2016年當選時，特朗普缺乏經驗，沒有培養自己的信徒，遭到兩院領導的抵制，但今時遠遠不同往日，當前的特朗普可謂如日中天，一躍成為美國歷史上鮮有的“大總統”，實現所謂的“三重執政”（governing trifecta）之鼎盛狀態。
在當下的政治構造下，雖然美國國會在美國和臺灣地區的關系中仍舊扮演著重要角色，但美國總統才是美國對臺政策的終極推動者。雖然特朗普政府中存在諸多主張優先考慮臺灣防務的鷹派，例如副總統萬斯（James David Vance）、國務卿馬爾科·魯比奧（Marco Rubio）和前國家安全顧問邁克·沃爾茨（Michael Waltz）等要員，但這些所謂的“親臺幕僚”的邏輯不太可能過多影響特朗普的對臺政策。道理很簡單，特朗普沒有表現出主動增加對任何合作伙伴安全援助的傾向，除非這種行動得到明顯的回報。
1 2 3 下一頁 余下全文其三，與傳統的意識形態濃厚的建制派都不同，特朗普是實用主義者，他的MAGA綱領決定了其會將中國視為全球最主要的戰略競爭對手，他要打壓中國，甚至無所不用其極，但秉持著并非典型美國建制派政客的那種非白即黑的二元思維模式。相反，他打壓中國就像他在商界打壓競爭對手那樣，純粹只為利益，而非是與“邪惡共產帝國”做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斗爭。
就此，投射到臺灣問題上，他最感興趣的或許是出售軍火而不是出兵。此等回歸理性的保守主義和去意識形態化，并非特朗普的個人作風使然，而是共和黨內部所發生的更為根本之觀念轉變的外在表征。
誠如格奧爾格·洛夫曼（Georg L?fflmann）指出的那樣，特朗普政府的長期意義并不在于政策變化，而在于它打開了“美國大戰略可能重新調整的大門，即擺脫兩黨對自由主義霸權的共識，轉向精英和公眾輿論更緊密的結合”。換言之，此等以國家保守主義為內核而呈現的所謂“特朗普主義”并不會隨著特朗普四年任期的結束而人走茶涼，而勢必將在今后相當長時間內主導美國政治。
其四，美國權威的外交期刊《外交事務》2024年1月刊登了史汀生中心高級研究員凱利·格里科（Kelly A. Grieco）和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高級研究員詹尼弗·卡文納（Jennifer Kavanagh）合寫的名為《美國在亞洲無法超越中國實力》的文章。
此文的核心主張是，奧巴馬政府結束以來，在未來亞洲所扮演角色的問題上，美國面臨非此即彼的選擇：要么伴隨中國日益強大且自信，華盛頓選擇加倍努力，付出高昂代價繼續維系美國在該地區的軍事霸權；要么選擇承認中國注定將在亞洲扮演愈加重要的軍事角色，并利用有限的資源平衡中國的力量，在不必維持自身亞洲霸權地位之同時嘗試阻止中國在該地區建立霸權。“平衡戰略既不是綏靖主義，也不是失敗主義。這也許是未來幾十年保護美國在該地區利益方面，唯一一種財政上可持續的方式。”
網絡截圖
與此文的立場異曲同工，在2025年3月份的《外交事務》上，兩位美國智庫學者發表專文《臺灣執念：美國的戰略不應綁在一場打不贏的戰爭上》。兩位作者聲稱，一旦中國大陸“武統”臺灣，雖然美國將在軍事、經濟和聲譽上遭受重大挫折，但這還不足以證明為這場潛在沖突付出巨大的人力和經濟成本是“合理的”。美國的根本利益在于防止亞洲出現“不受約束的霸權”，減少關注臺灣本身，即便中國完成統一，美國仍有能力集結一個“制衡聯盟”，以阻止中國在亞洲地區尋求政治和軍事霸權。文章題目說“執念”（fixation）是指現有的保臺理由邏輯上根本難以自洽，而在作者看來，保臺的最佳方式其實就是棄臺。
這些觀點目前尚非美國主流，但卻符合特朗普陣營中多數政軍學高級幕僚們的立場。典型體現是，今年1月23日《南華早報》引述國防部助理部長奧斯汀?達默（Austin Dahmer）的話說：“對美國而言，臺灣很重要但并非攸關生死。美國不會折斷矛頭以保衛臺灣。既使丟了臺灣，美國人民仍能安全繁榮且自由的生活。”《日本經濟新聞》引述美國智庫史汀生中心高級研究員凱利·格里科的話說，“美國希望中國大陸不要奪取臺灣，但就算最壞的情況發生，地區權力平衡依然可以得到維持”。
在《中美對抗下的臺灣選擇》一書中，蘇起先生評判道，將來美國愿意和談主要取決于“現實主義”者是否心理上先認清美國起碼在東亞必須與中國平起平坐的現實，而數世紀國際關系經驗顯示，務實心理的抬頭，除了美國精英自己的靈魂探索及大量彼此說服外，更重要的是中美實力的展現。
很明顯，上述所謂的“新棄臺論”和“制衡論”等觀點賴以建立的現實基礎，無疑是中美軍事實力在印太地區的此消彼長。“冷戰初期，美蘇對峙二十多年，歷經多少大小危機，甚至包括驚心動魄的古巴危機，直到蘇聯整體核武器數量，尤其既精準又快速的陸基洲際飛彈超越美國時，美國才借核武談判開始與蘇聯平起平坐，討論世界大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現在的情勢堪比當年的美蘇爭霸格局。無怪乎，臺灣當局前“國防部”副部長林中斌近日撰文明確指出，“中美軍力一升一降，美國抗中共識下，特朗普高層已逐漸移向謀和”。
三、如何為可能的“和”進行準備？
臺灣問題是當今唯一可能引發中美直接軍事沖突的導火索。然而對于中國大陸而言，“買臺灣”與“打臺灣”哪個更為和算？答案肯定是前者。
盡管特朗普的執政風格充滿不確定性，但他以維護美國利益為終極依歸，臺灣問題并不在他的優先議程上，反而有助中美管控地緣政治的競爭對抗，雙方在臺海發生正面軍事沖突的可能性也隨之下降。
筆者在今年二月臺北客座研修期間，曾到“臺北論壇”總部拜訪“九二共識”的最初倡導者蘇起先生，專門就此問題問詢他的看法。蘇起先生研判，在拜登執政時期，美中和談解決臺灣問題的機率只有僅僅10%，然在特朗普2.0時代，這個機率則會提升到30-40%；所以，對于他（特朗普）還是可以寄予期待的，但為何還未超過50%，是因為還要看其后續作為。
資料圖：蘇起
斯如此言，筆者非常贊同這一論斷。然而，僅憑直覺便不難想到，即便和談，難度也會非常之高，因為特朗普會漫天要價，我們需要盤算清楚，不能操之過急，當然更不能拖。對于中國大陸而言，這是百年一見的大機遇，特朗普是一個機會，我們需要把握這個機會。雖然中美之間現在還在出招與彼此試探中，包括雙邊關系、關稅、科技、軍事等問題，政策的呈現度不會一步到位，但為求“促和”，大陸現在就應做好如下三個維度之準備。
準備一：真正的問題不在于特朗普會不會，或何時打臺灣牌，而在于若特朗普“不打臺灣牌”，北京要怎么做才能推進統一戰略？
“美國作為世界最大超強，在所有地區都是最大的主導力量，一定很不情愿坐下來與中共討論如何重新分配東亞的主導權，尤其是北京目前似乎正在上升的勢頭上”。采用“平衡論”還是“新棄臺論”的最大障礙之一，無疑是美國政府僵化的思維模式。美國外交和國防政策中存在一種執拗的觀念，即維持在亞洲的軍事主導地位。既然主觀上執拗維護所謂“美國公信力”而不愿“棄臺”，客觀上囿于自身軍事實力衰落又不敢與大陸兵戎相見，那么繼續選擇維持不戰不和的現狀便自然最為容易成為理想的選擇。
對于大陸而言，此時最大的現實問題便在于：如果特朗普也秉持這種“拖”的戰術，不主動打“臺灣牌”，那么北京要如何做才能推進統一戰略？誠然，在法理上，“臺灣問題是中國內政”，與美國并不相關，但在現實中，由美方將臺灣逼上談判桌，效果肯定最佳。
在本文看來，當下的三邊關系下，繼續采用低強度的“隔離”策略進行戰略壓迫甚至極限施壓來“逼談”，成本最小但收益可能最大。也就是說，給民進黨當局施加的壓力越大，美國承受的壓力也就越大。最理想的效果是，最終給特朗普傳達這樣強烈的信號：無論美國打不打臺灣牌，局勢都在往統一方向推進，華盛頓手中的籌碼正在流失，想交易就要趁早。
具體來說，除了繼續通過軍機繞臺在軍事上加大灰色地帶的壓迫外，大陸海警應當將“金門模式”貫徹徹底，并使此海上“隔離”策略能夠周而復始，進而形成由單方主導的“臺海新秩序”。既然是“警”，行使的當然是“行政執法權”，采取的自然是“非軍事行動”，這就像中菲的南海爭端被中方限縮在海警層次，美國缺乏支點與理據介入，因為軍隊介入就有主動挑起戰爭的嫌疑，美方擔待不起。
事實上，在近幾次圍島軍演中，中國大陸已實際取得對臺灣地區靠近大陸一側所有外島的執法管控，只不過尚未進行實質性登島宣誓主權和在地管理。后續參照黃巖島以及釣魚島的管控模式，大陸海警應當愈發收緊“絞索”，將環臺灣本島的重要水域全部加以控制并實施類似管轄。
此是大陸推進“行政統一”的良機，通過剝奪捕撈權、剝奪離島治理權、干擾和切斷航道、封鎖港口海路等行動，即在事實上將臺灣地區的“海域”甚至“空域”，逐步納入到大陸有效行政管轄之下。
進行執法任務的福建海警局14608艦中國海警
長遠來看，此等低強度的隔離策略類同于“北平模式”，其最大的政治效應在于，在不引發戰爭的情形下，既能最大程度地彰顯主權，造就“臺海內海化”，讓“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成為誰都難以否認的既定現實，又能造就理論上隨時都可對臺島實施徹底封鎖之勢，逼近戰爭邊緣但又不落入戰爭陷阱，為“以武逼談”甚至“以武逼統”創造最佳的便利條件。
事實上，目前全球格局在急速向有利于北京的一側演化，而美國也在尋找高價變現臺灣的時機。即便沒有雅爾塔2.0，特朗普繼烏克蘭之后，將來會不會在某個節點上將臺灣端上餐桌？對曾被特朗普喻為“筆尖大”的臺灣而言，在亂局中能否安身立命，很大程度取決于美國是把臺灣當伙伴、競爭對手，還是跟中國大陸討價還價的籌碼？
當然，并不能就此就認定特朗普已經想好如何處理臺灣問題，畢竟，這必須是與中方互動、交手之后才能確定的。他肯定也在試探，擔心弄不好臺灣會被大陸以摧枯拉朽之勢瞬間拿下，美國不但撈不到任何好處，而且還將臺灣徹底葬送，喪失在東亞的影響力。
換言之，若套利空間有限，打臺灣牌對特朗普而言是性價比不高、甚至有高風險的決定，特朗普肯定不會做。所以，在此情勢下，大陸需要設定“節奏”并主動“帶節奏”，即“中國大陸若要掌握臺灣問題的主動權，就得有自己既定的節奏，且這節奏宜快不宜慢，方能使華盛頓處于被動”。
準備二：特朗普上任以來的種種作為業已說明，他不會回到“民主對抗威權”的語言框架中，也不會寄希望于聯合國來解決世界面臨的問題；他本人更不會受到國際規則和規范的特別限制，更不會花時間去關心盟友和伙伴的利益或擔憂他們的顧慮。無論2026年美國中期選舉和2028年總統大選結果如何，自二戰結束以來主導全球的國際秩序和機構體系恐怕難以回歸昔日常態。一個更加多元化、碎片化的多極世界格局呼之欲出，世界將呈現模糊的邊界，而非明確的陣營分界，并進入一個更加以自我利益為中心的時期。
在此大變局之中，傳統盟友正在逐漸遠離與美國明確結盟的立場，轉向更為等距的對沖策略；眾多中小中立國家將不得不審時度勢，重新定位自身在國際體系中的角色與功能，而被美國視為“戰略對手”的中國也應當因勢利導，抓住這一時機，在國際上采取“美退我進”統戰策略，持續爭取歐洲國家，團結南方國家，探索與這些國家重新建立或升級關系，謀求新的戰略空間，提升臺灣問題的中國主張的國際影響力與話語塑造力。
具體到臺海議題上，外交上，中國大陸應借此機會繼續更大限度地在更多國際雙邊協議當中，強化“一中原則”論述，形塑有越來越多國家支持大陸對臺采取非和平手段的表象。典型體現就是，在聯合聲明中不提“和平”兩字，改讓“堅定支持中方為實現國家統一所作的一切努力”成為慣用語。
澳大利亞外交政策智庫洛伊研究所于2025年1月發表題為《五個一中：定義臺灣之爭》的學術報告，系統梳理了聯合國193個會員國就臺灣問題所持立場。經過統計，該報告指出，有總計89個國家即將近一半的會員國正式認可中國大陸對臺灣的主權，同時也支持其有權為實現統一做出“一切努力”。這就是說，支持中國大陸“為實現國家統一所作的一切努力”的國家，除非政權更迭，面對中國大陸所采取的任何行動，包括武統或封鎖臺海等，都應保持緘默，否則等于撕毀聯合聲明承諾。
從全局戰略研判，少提和平、增強主動，力促邦交國支持“一中原則”，這一策略并不意味著中國大陸必將武統臺灣；與其說純粹為未來可能對臺動武提供法律事實鋪墊，毋寧說更多的則是想利用外交手段，使“一中原則”之下臺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主張，成為國際普遍認受的既定事實，降低武統的必要性，以期“牢牢把握兩岸關系主導權和主動權，堅定不移推進祖國統一大業”。
與此同時，另一項亟待解決的問題是，通過更多的國際雙邊協議，使臺胞證的法律效力獲得更充分的彰顯。當下，雖然臺灣很多所謂“邦交國”已經與中國大陸建交，但這只限于政治層次；雖然以此可盡量壓縮臺灣的國際空間，但對于臺灣民眾而言并沒有太大意義。為此，未來大陸外交努力的重點方向應當是，通過雙邊協議，讓越來越多的“邦交國”只認臺胞證才是合法證件，那么就能產生立竿見影、擲地有聲的施壓效果。
首頁 上一頁 1 2 3 下一頁 余下全文準備三：2005年3月人大通過的《反分裂國家法》的出臺有其歷史背景，當時陳水扁大走“暴沖臺獨”路線，企圖大搞“正名制憲”烽火兩岸。相較之下，國、親、新三黨相對團結，尚可以在臺灣內部形成一股制衡力量。這部立法猶如反獨備案，更像是一種非常情況下不得不的被動因應。
20年后兩岸關系比之當年已判若天淵，就國共關系論，2005“胡連會”時對“九二共識”的堅定立場在如今的國民黨內部早已態度成疑；就執政的民進黨來說，雖然“法理臺獨”的主張日趨微弱，但以不碰觸《反分裂國家法》劃定的紅線方式進行的“柔性臺獨”卻如火如荼。在此情勢下，當昔日以“反獨”為重的原則性、宣示性的《反分裂國家法》已不足以因應民進黨長期執政的兩岸變局，勢必迫使我們要化被動為主動，需要制定更具有執行面向的綜合性法律，而《維護國家統一法》的蓄勢待發，無疑是要為最終統一取得更為堅實且更具操作性的法律依據。
雖然2024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等五部院聯合發布追究“臺獨”分裂行為刑事責任的司法文件，將原本較為宏觀的《反分裂國家法》進一步細化，彰顯了中國大陸從“反獨”到“防獨”進而轉到“懲獨”的漸趨收緊的戰略思維導向，實質豐富了“以法懲獨”的法律工具箱。
但囿于效力位階不高且涵括范圍過窄，實難以與一部綜合性、系統性的《維護國家統一法》等量齊觀。制定這部立法時，在借鑒日本殖民、國民黨戰后接受、香港回歸等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提出相應的制度保留、制度改變、制度引入、制度新創，自不待言，但至少還應努力秉持下述三個層面的立法導向。
其一，盡管2022年“臺灣問題白皮書”刪去了臺灣回歸后享有“高度自治”的表述，盡管王毅外長表示，臺灣在聯合國的唯一稱謂就是“中國臺灣省”，但并不意味著以后要徹底放棄“一國兩制”而徑直進入“一國一制”；相反，如果最終中美通過協商實現“和統”，那么為盡最大可能減少治理成本，臺灣民眾仍會享有類似于港澳居民那般享有的特殊待遇。為此，對于回歸后臺灣居民享有的權利，《維護國家統一法》完全可以參照《香港基本法》《澳門基本法》的規定進行具體列明，以此有望最大限度減少部分臺灣民眾的顧慮，最大可能減少未來治理臺灣社會所遭逢的心理阻礙。
其二，民進黨一黨獨大，嚴重擠壓了其他黨派的生存空間，伴隨民意基本盤愈發傾向于事實獨立，所以，這些黨派力求翻盤重新奪回政權的機率可以說日漸衰微。為求實現自身的利益最大化，不排除部分黨派會轉而投向大陸，尋求自身的價值體現，為自身在回歸之后的臺灣政壇重新占據優勢地位而提前布局。有鑒于此，在制定《維護國家統一法》時，立法機關應當因勢利導，在兼具原則性和靈活性的前提下，適當留足相應的制度空間，以求最大限度地有效“回應”這些可能的利益訴求。
福建華僑大學臺籍教師張立齊去年1月1日在廈門市公安局拿到他的臺灣居民定居證，成為福建首名領取這一證件的臺灣人。 中國國家移民管理局
最后，誠如上文所述，民進黨執政之后，接連祭出所謂的“反統戰”組合拳，依托施行已超三年的“反滲透法”，大肆打壓、懲罰異己，意在將“臺獨”與“愛臺灣”綁定，在島內制造“寒蟬效應”，掀起“綠色恐怖”。對此，過往中國大陸除了口頭譴責外，并沒有更好的反制手法。同時，雖從2021年5月開始直到今天，連續公布了四批“臺獨”頑固分子清單并給予相應制裁，但期許的震懾效果其實并不明顯，對方根本沒有感覺到疼。
有鑒于此，一方面，中國大陸有必要把“迫害統派罪”寫入《維護國家統一法》中，根據相應的情節輕重，分別課加相應的罰責；另一方面，有待《維護國家統一法》出臺，完全可以行使管轄權，進行缺席判決，將黑名單上的“臺獨”分子予以定罪，以達最大力度的震懾效果。
余論
近二十年來，美國“棄臺”的說法時而浮現，都沒有成真，但特朗普2.0時代呈現出的政策導向卻著實有些不同：民主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觀，留給好萊塢大片去拍，特朗普治下的美國外交并不相信這套“白左”話語，謀取利益最大化或許才是唯一考量。當然，美國的政策轉型可能持續多年，如果短期內就認定臺灣可被用來“交易”，這也不太現實。
當前，兩岸統一的環境還遠未成形，但已明顯處于“將熟未熟”狀態。雖然仍舊難以預判特朗普卸任之前統一的可能性，但能夠預期統一的大體情狀在四年之后將會愈加清晰。簡言之，一個趨向統一，且不可逆的明確態勢將會出現，無論大小兩岸的政治領導人出現何種更迭，都會邁入完全統一的最后階段。
從統一事業的角度來看，這并不是說要單向度地寄希望于美國內部問題的發酵與美國自發的改變，無論是戰略的轉向抑或個別決策者的野心，這些充其量只是大“勢”，只是外部環境。事實上，無論是“川建國”還是“拜建國”，都只能影響外部環境，真正能夠“建國”的只有中國大陸自己，需要中國大陸自身因勢利導，勿失良機，始終牢牢把握兩岸關系的主導權與主動權。
也就是說，臺海的未來不是繼續無休止地討論要不要統一，而是需要全力聚焦何時統一的問題。何時統一，既不以美國是否干預為衡量標準，也不以“臺獨”的肆虐程度為主要考量，而是以中國大陸的自主政治決斷為準。
后續，中國大陸需要調整對臺相關政策、改變斗爭策略，將“和統”與“武統”手段有機結合，在打擊“臺獨”分裂和遏制外部勢力干涉上展現更強能力，在深化兩岸交流合作融合發展上邁出更大步伐，形成“打獨促統”的強勢大勢，一步步推動兩岸關系由漸變逼向突變，將統一進程推向一個嶄新階段。
為此，除了軍事準備、戰略準備以及統一前后方方面面的準備之外，中國大陸或許更需要的是戰略決心與政治意志的準備，以求讓不會輕易統一成為過去式，讓隨時可以統一成為普遍共識。如此，才能不負新千年之機運，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早日實現提供實質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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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從歷史還是現實來看，臺海問題之癥結在于中美關系。這就意味著，研判臺海問題，需要側重于從“三角”與“三邊”進行綜合研判。
所謂“三角”指的是臺灣地區內部、美國內政及中國大陸內政，屬于“內部政治”范疇；而“三邊”則是中美、美臺及兩岸關系，屬于“外部政治”范疇。外部政治往往只是內部政治的延伸，內部政治實質影響甚至直接決定著外部政治。此等樸素的政治常識，投射到臺海問題上仍具有充分的解釋力。
2024年至今，臺美內部政治的重大變化——民進黨再次執政與特朗普的重新上臺——無疑給臺海問題之未來走向造成了實質性沖擊：賴清德這樣的候選人當選，等于擁抱“臺獨”黨綱的民進黨連續三次得到臺灣人民的肯定，如果這種趨勢不予制止，回歸難度只會越來越大；而在以兇猛的大國交易方式處理完烏克蘭問題之后，也不排除特朗普與中國大陸達成一筆涉及臺灣地位的大交易。
有鑒于此，在情勢發生重大變更的基礎之上，我們需要結合業已改變的變量，來對臺海問題之未來走向進行與時俱進式的新展望。
一、難以繼續“拖”下去的理由
不可否認，無論在當下臺灣內部抑或美國本土，甚至整個西方戰略觀察者包括決策者中，雖然“新現狀維持論”都擁有很大市場，但揆諸現有中國大陸、美國以及臺灣地區的“三角”與“三邊”業已發生的重大變化，我們可以說，展望臺海兩岸的未來走向，“和”的概率最大，“戰”的概率可能居中，而繼續“拖”下去的概率則是最小。
一種貌似客觀的立場認為，中華民族能否實現偉大復興，關鍵之一在于處理好中美關系。而中美之間的較量類似于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所說的“百年馬拉松”（The Hundred-Year Marathon），就像掰手腕、比腕力一樣，是一場長期的較量，耐力強的一方才能勝出。
2015年，美國知名中國問題專家白邦瑞撰寫的《百年馬拉松》出版
所以，中國大陸要有足夠的戰略定力，最好集中精力克服國內的問題，切勿急著在臺灣問題上與美國攤牌，讓臺灣問題拖累了中華民族的復興大業；在東升西降的大趨勢下，時間站在我們這邊：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之時，臺灣問題自然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然而，置身于“臺獨”對島內民意不斷自我強化的惡性循環之中，我們著實很難做出如此樂觀期待，固守繼續“拖”下去的立場。道理很簡單，如整體趨“獨”的趨勢不予制止，時間久了，就是“他鄉變故鄉”，臺灣勢將永遠脫離中國母體；更嚴重的是，如果民進黨再“執政”四年甚至“永久執政”，繼續協助美國掐住中國大陸的戰略咽喉，阻遏“中華復興”，結果不僅“統一”無望，“中華復興”也會受到影響。鑒此，我們需要重估“中華復興”與“統一”的順序，不能靜等“統一”水到渠成；寧可忍受“統一”可確定的短痛，也不要讓“中華復興”承受長痛帶來的無盡折磨，及“統一”的不確定性。
二、可能出現“和”的概率分析
既然現狀難以繼續維系，那么兩岸是否可能開戰？
根據《反分裂國家法》，有三種采取行動的正當理由：“臺獨”分裂勢力以任何名義、任何方式造成臺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事實，或者發生將會導致臺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重大事變，或者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國家得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對此條款，以往觀察者的解讀大體是：在現狀下，三項開戰的理由都不存在，沖突和戰爭可以避免，結論是維持現狀最好，否則局面會是災難性的。這一解讀明顯建立在兩岸不可能談與中美雙方即便談也很難談妥，而只能選擇“戰”或“拖”這一基礎之上。
揆諸過去十年三邊關系之情勢，此等論斷可以說具有相當牢固的現實支撐：既然戰爭是海峽兩岸難以承受的生命之重，同時，協商對話又不具有現實可能，那么維持現狀就成了在表面上貌似具有正當性，但事實上可能相當無奈的一個選擇。
然而，2024年年底，特朗普的二次上臺執政，在本文看來，無疑提供了有望打破這一政治“僵局”的諸多空間，使得中美之間通過協商徹底解決臺灣問題的成功機率變得更大。就此等預判，可從下述幾個內在相互勾連且彼此互動的層面加以證成。
特朗普（中）1月20日由美國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羅伯茨主持，在國會大廈圓形大廳宣誓就任美國第47任總統。
其一，特朗普是一個非典型的美國總統，在美國政治史上百年不遇。他的崛起打破了美國政治幾乎所有常規。他高喊“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但自己卻是最不美國化的總統。特朗普絲毫不拘泥于美國的立國理念、道德標準等意識形態思維的束縛，也不受維護國際原則承諾的約束。
特朗普2.0的外交思維和行為，比起1.0階段，顯得更加怪誕、多變、難以預測、缺乏自洽，但其中唯一不變的核心內涵卻是以利益而非原則為基準。在唐納德·特朗普的世界里，一切似乎都有其價格。特朗普主政的美國如今關注的是利益，而不是意識形態之爭。這個最新發展顯示，跟美國打交道會越來越像是做買賣。這大概率意味著，在特朗普2.0時代，中美關系的上行空間將受到制約，但下行空間卻存在無限可能。
這或許對于中國來說是一個難得的契機。對中國而言，較之傳統的美國政客，一個不拘泥意識形態，更可能打破常規的美國總統，或許更容易周旋。
其二，相較于行政部門，美國國會在臺灣問題上立場更統一，支持力度更大。根據香港大學教授李成的統計，2020年到2023年間，美國國會曾提出一千個與中國有關的議案，僅2023年上半年就有三百個，其中99.5%都明顯以“反中”為基調。
然而從憲政結構和實際運作來看，國會在影響臺灣政策方面仍存在諸多限制：作為政府的平行權力機構，國會對特朗普的國家安全提名人選具有建議權與同意權；通過“財政撥款權”，國會決定美國納稅人的資金如何分配；雖然國會有權決定美國是否進入戰爭，但自二戰以來，該權力未被正式行使；國會可通過聽證會對美國外交政策施加影響，但總統在實際決策上享有由國會準許的廣泛自主權。
迄今為止，第119屆美國國會在履行其作為“平行權力機構”的角色上較為謹慎，更多是沿著黨派界限運作，并支持特朗普的政策與人事提名。如果說，2016年當選時，特朗普缺乏經驗，沒有培養自己的信徒，遭到兩院領導的抵制，但今時遠遠不同往日，當前的特朗普可謂如日中天，一躍成為美國歷史上鮮有的“大總統”，實現所謂的“三重執政”（governing trifecta）之鼎盛狀態。
在當下的政治構造下，雖然美國國會在美國和臺灣地區的關系中仍舊扮演著重要角色，但美國總統才是美國對臺政策的終極推動者。雖然特朗普政府中存在諸多主張優先考慮臺灣防務的鷹派，例如副總統萬斯（James David Vance）、國務卿馬爾科·魯比奧（Marco Rubio）和前國家安全顧問邁克·沃爾茨（Michael Waltz）等要員，但這些所謂的“親臺幕僚”的邏輯不太可能過多影響特朗普的對臺政策。道理很簡單，特朗普沒有表現出主動增加對任何合作伙伴安全援助的傾向，除非這種行動得到明顯的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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