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印閑生
來源:江寧知府(ID:jiangningzhifu2020)
7月9日是美國政府暫停征收所謂“對等關稅”90天的截止期限,隨著時間臨近,囤貨效應推升美國與其他地區的貿易逆差持續擴大,今年上半年貿易逆差或破紀錄。臨近截止日期,特朗普顯得十分暴躁。他指責加拿大對美國科技公司征稅是“公然攻擊”,表示將在七天內告知加拿大“與美國開展業務需支付的關稅”。過去一兩周時間,美方對于7月9日之后的關稅水平頻繁發出信號,有些甚至互相矛盾。“7月9日這個截止日并不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如果這些(談判的)國家拒絕在最后期限前與我們達成協議,總統將直接向他們提供協議——這意味著設定一個對美國有利的關稅稅率,或許也可以延長,但這取決于總統。”“對于正跟美國進行誠信貿易談判的國家,預計將獲得期限延長。在這種情況下,我看不出關稅稅率有回調的必要。”“總統準備在未來兩周內敲定一系列貿易協議,以配合先前設置的最后期限,屆時將恢復4月暫停實施的高關稅措施。7月9日那天,各國會被適當歸類,我們將優先完成十大貿易協議,其他國家隨后跟進。總統也可能延長談判期限,給予更多時間進行協商。”盧特尼克沒有具體說明“十大貿易協議”涉及哪些國家,但據他的講法,如果沒能及時談成協議,美國會直接給各國發函,告知美方開出的貿易條件。6月27日,特朗普似乎響應了盧特尼克的說法,他在白宮告訴記者,可能延長或縮短對等關稅的談判期限,將在未來10天左右通知各國它們的關稅稅率:“我要向所有國家發出一封信:恭喜!你們得支付25%的關稅。”特朗普在關稅戰中的“左膀右臂”,照相時二人身子均微微靠向總統。事實上,貿易協定通常要數年才能談成,而非短短數月;之前美國與英國達成的初步協議至今仍有多項未決議題,包括某些特定金屬的關稅優惠等。因此坊間普遍猜測,特朗普政府短期內想要的并不是全面性的貿易協定,當務之急只是給選民一個交代。至于說貝森特和盧特尼克這兩位負責談判的“大將”,一般認為貝森特立場更溫和、漸進一些,而盧特尼克風格激進、比較毛躁、讓人摸不著頭腦。財長貝森特過去一段時間擔任著白宮與金融市場之間的溝通橋梁,接下來預計將持續扮演“白臉”——華爾街對他寄望甚深。被華爾街罵翻的商務部長盧特尼克則扮“黑臉”,用來迎合MAGA支持者們。英國《金融時報》2024年11月19日的一則報道。盧特尼克和貝森特長期不合,二人在關稅談判中彼此競爭影響力,讓日本等國家十分頭疼。當地時間6月23日,美國悄悄出臺了一項引起各方高度關注的政策——將白色家電作為“鋼鐵衍生產品”列入了對鋼鐵和鋁制品征收的加征關稅對象。據美國商務部工業與安全局發布的通知,此次關稅調整將包含冰箱/冰柜、洗衣機、洗碗機、烹飪爐、灶具、烤箱、微波爐、金屬架等八大類家用電器及相關產品,統一適用50%的稅率,征稅金額將根據各類產品中所含鋼鐵組件的價值進行核算(一臺冰箱的鋼鋁成本約占總成本的20%,具體由美方評估決定)。而在這一輪關稅生效前,美商務部已經將約300種產品納入鋼鋁征稅清單,連螺栓、螺母、鍋碗瓢盆和易拉罐都不放過。美方這種無限制擴大解釋范圍的做法,讓試圖跟其達成貿易協議的國家十分頭疼,因為特朗普政府正不斷擴大加征關稅的適用對象范圍,征稅依據變得模糊不清,今后很可能隨意增加品類。美國商務部大樓。經濟統計局、國際貿易局、產業安全局、漁業局、氣象局、海洋局、專利商標局等都由商務部管轄。美國財政部大樓,通常認為財政部長的地位高于商務部長。美國的部長為行政等級第一級、常務副部長為第二級,副部長為第三級、助理部長(相當于司局長)為四級。鋼鋁關稅并非“對等關稅”,而是基于商務部“232調查”所設定的特殊行業關稅——“232調查”負責跟國家安全相關的領域,調查過程相對封閉,總統裁量權大。截至目前,美商務部已啟動至少七個領域的“232調查”,包含已經實施的鋼鋁、汽車及零部件關稅,還有正在進行中的半導體、藥品、關鍵礦產、銅、木材等。人們不禁要問了,“232調查”是出于保障國家安全目的,鋼鋁確實跟安全有點關系,可啤酒罐和微波爐與國家安全又有何干呢?也要勞煩扣這么大一頂帽子嗎?以此類推,屆時所有的電子類產品都可以納入“半導體關稅”。用不了幾項“232調查”,七成八成的進口產品就能被全覆蓋,那大家跟美國談“對等關稅”還有什么意義呢?日本和歐盟都面臨這種情況,越來越多日本與歐盟官員其實已經接受了特朗普10%的對等關稅基準稅率,他們在意的更多是鋼鋁關稅、汽車關稅,以及其他待宣布的特定行業關稅。比如:歐盟對美第一大出口商品為醫藥制品,占比22.5%,而目前美商務部的藥品關稅已是箭在弦上。說來有趣,歐美對美出口前三大件為醫藥、機械設備和汽車,分別被納入了美方的醫藥關稅、鋼鋁關稅和汽車關稅,堪稱“定制化服務”。以國家為單位加征關稅是一種非常欠妥的行為,不僅得罪人,還發揮不了關稅的效果,容易造成“洗產地”“換標簽”等防不勝防的現實問題。在對特定國家征收關稅的情況下,即使發生產業轉移也是到轉移至臨近低關稅國家,而不會回到美國。因此特朗普團隊意識到,與“對等關稅”相比,針對特定行業的關稅效果更好,目標更精準,能真正起到一些引導“制造業回歸”的效果。而站在中方角度,只要美國對所有國家統一加征關稅,對我們的影響就相對可控,反正要貴大家一起貴,中國制造還是有優勢。現階段特朗普實施對等關稅的法律依據在美國國內受到了質疑,如果未來“232調查”成為美方貿易決策的主導工具,商務部長盧特尼克的地位有可能升高。232是行政權,不走立法程序,盧特尼克直接向總統負責,很符合特朗普快打、快贏、快談判的思維偏好。除此之外,美國慣用的“對外懲罰性經濟工具”也多由商務部負責,包括實體清單、出口管制、投資審查等等。如果特朗普強調貿易懲罰和產業重建,那么商務部長在關稅戰中的地位將變得愈發關鍵,財政部長則回歸對內“經濟大總管”的角色。前文提到,中美經濟互為鏡像,兩國結構性調整的方向就是“變得更像對方”。美國人生產太少、消費太多,特朗普希望能重新成為制造強國;中國人辛勤勞作、但消費太少,如今要提振內需,轉變成消費大國。這一過程中,決定雙方“去風險博弈”的一個根本因素是速度——中國替代“來自美國的消費損失”更快,還是美國替代“來自中國的生產損失”更快。簡單一點說,是中國擴大內需快,還是美國制造業回歸快。誰能搶先一步實現目標,誰就可以在雙邊關系中占據有利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