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斯琳·馬利克：以色列導彈砸入“美軍基地所在國”，為何要逼卡塔爾退場？
編者按：近日，卡塔爾首都多哈北部遭以色列襲擊發生巨大爆炸。以色列國防軍為對哈馬斯政治局高級成員所在地實施“精確打擊”，出動戰機發射約10枚導彈。此次以色列公然襲擊多哈，主要在于以色列認定卡塔爾庇護哈馬斯領導層，將其視為長期威脅。卡塔爾遇襲也表明了其努力扮演的“全球中間人”的地位正面臨危機。
英國《衛報》專欄作家奈斯琳·馬利克（Nesrine Malik）曾撰文描述卡塔爾崛起并成為全球外交調節核心的歷程，詳細解讀了卡塔爾的外交實踐模式：由埃米爾與少數核心官員直接操盤，靈活地在“中間人、勸說者與促成者”三種角色間切換，并以雄厚資金作為支撐。這一精簡而高效的結構，是卡塔爾的核心優勢。然而，隨著世界沖突的加劇，卡塔爾面臨著調解服務的需求超出自身承接能力的風險。在管理日益擴大的外交角色方面，卡塔爾的能力尚有不足。
本文由“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編譯，東方軍事節選轉載，供讀者參考。
【文/奈斯琳·馬利克，譯/桃小鹽 】
小國何以成為全球外交調解核心
卡塔爾是個特殊的國家：它富甲一方，卻保有審慎之心；實力不俗，卻常懷戒備之意。作為動蕩地區中的小國，被沙特、阿聯酋、伊朗等氣勢逼人的大國環繞，它對外交的專注，實則是在為自身脆弱的處境筑牢根基。
卡塔爾總人口約300萬，其中卡塔爾公民僅占13%，其余多為來自阿拉伯世界、南亞及菲律賓的外籍勞工。財富集中在少數卡塔爾公民手中——過去20年里，他們成了全球最富有的群體。但再多財富也買不來安全。我曾和一位卡塔爾高級官員開玩笑，說他們似乎總把自己逼得太緊張。他卻神色疲憊而鄭重地回應：“能回家安享國家的繁榮，當然再好不過。但我們沒這個資本。”
就這樣，卡塔爾以一種低調而漸進的方式，悄然成為了全球外交之都。
過去一年里，我采訪了二十多位相關人士，包括卡塔爾政府高級官員、西方外交官、本地及外國學者、居民，以及由卡塔爾調解的談判相關方。經過這些交流，再加上兩次多哈之行，一個清晰的圖景浮現出來：這個小國正全力奔跑，試圖填補一個龐大且不斷擴大的角色——全球中間人。近年來，多哈的眾多宮殿與辦公場所見證了多場談判：美軍從阿富汗撤軍談判、烏克蘭兒童從俄羅斯返鄉協調、美國人質從伊朗獲釋協商、哈馬斯扣押的以色列人質釋放談判，以及今年年初加沙的短暫停火談判。
卡塔爾首都多哈北部地區9日發生爆炸 圖自央視新聞
截至2025年7月，卡塔爾正在推進10項活躍的調解工作，部分在多哈舉行，其余則在海外。6月28日，卡塔爾官員現身華盛頓特區，出席剛果民主共和國與盧旺達的和平條約簽署儀式——這項協議的達成，源于卡塔爾今年早些時候啟動的談判。
一周后，我與卡塔爾國務大臣兼首席調解官穆罕默德·本·阿卜杜勒阿齊茲·胡萊菲（Mohammed bin Abdulaziz al-Khulaifi）博士進行了交談。他的行程密集得令人咋舌：在華盛頓出席和平條約簽署儀式后，他即刻前往委內瑞拉——卡塔爾在此擔任美國與委內瑞拉的中間人，協調雙方的囚犯交換事宜，以及圍繞委內瑞拉移民驅逐問題的磋商。我們交談數小時后，胡萊菲即將在多哈接待以色列代表團，開啟與哈馬斯的新一輪會談。“只要有沖突或危機，就會有我們的身影，”他說，而他們的角色，正是引導各方“走向談判桌”。
卡塔爾如今擁有的影響力，令許多觀察人士頗感意外。作為中東地區一個保守的穆斯林君主國，卡塔爾成了高風險地緣政治交易的新舞臺——而這類交易直到不久前，還多在日內瓦、奧斯陸等地進行。不過自2023年10月7日以來，這個處境微妙的國家在“全球中間人”角色上的投入，終于充分顯現出價值。
長期以來，卡塔爾既與美國保持密切關系，又與哈馬斯建立了深厚聯系，因此順理成章成為停火談判、援助協調及傷員撤離磋商的核心樞紐。隨著沖突向中東更廣區域蔓延、美國卷入其中，卡塔爾的調解工作已從“提升自身安全”的策略，升級為支撐全球安全的關鍵角色。
崛起之路：從能源稟賦到和平促成者
作為獨立國家，卡塔爾僅有54年歷史。1971年脫離英國保護國地位后的頭幾十年里，它幾乎毫無辨識度：既沒有沙特那樣的石油財富與宗教影響力，也沒有迪拜的建筑熱潮，更沒有埃及、敘利亞那般的文化與政治輻射力。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阿拉伯世界的白領們紛紛涌向海灣產油國，卻鮮有人選擇卡塔爾。統治該國的阿勒薩尼家族（Al-Thanis）當時毫無名氣，這個國家在外界眼中不過是強鄰沙特的附庸。該地區許多人第一次見到多哈的天際線，還是1996年半島電視臺（Al Jazeera）開播時——那時的海岸線上，只有孤零零一座矮墩墩的多哈喜來登酒店。
到了90年代，卡塔爾發現了天然氣（LNG），一切隨之改變。與伊朗共有的南帕爾斯——北穹頂氣田，是全球最大的天然氣田。短短幾年間，卡塔爾一躍成為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氣出口國，主權財富也隨之暴增。與此同時，如今我們熟知的卡塔爾開始成型。1995年，哈馬德·本·哈利法·阿勒薩尼（Hamad bin Khalifa al-Thani）發動宮廷政變，推翻父親的統治，將其驅逐出卡塔爾，直到21世紀初才允許回國。老埃米爾滿足于卡塔爾依附沙特的狀態，而新埃米爾卻懷揣著更大的野心。
政變次年，半島電視臺開播。與該地區各國國營媒體的順從姿態不同，這家電視臺將阿拉伯世界的政治討論從街頭搬上了熒幕——它挑戰傳統觀念，觸及教派矛盾，也因此觸怒了其他阿拉伯國家的政府。一位與半島電視臺相關的人士告訴我，哈馬德埃米爾（Sheikh Hamad）掌權時“就有讓卡塔爾登上世界舞臺的戰略”，而這家新電視臺正是該戰略的一環。
半島電視臺
在借電視臺拓展地區文化影響力的同時，卡塔爾又通過卡塔爾投資局進一步擴大金融實力。在曾統治過它的英國，卡塔爾的國有機構與私人實體累計收購了價值1000億英鎊的地產——2007年買下切爾西軍營，2009年收購碎片大廈（The Shard，又稱夏德塔、摘星塔，是位于英國倫敦的倫敦橋站西南側的摩天大樓），2010年購入哈羅德百貨（Harrods，一家位于英國倫敦騎士橋的百貨商店）；2011年在法國收購巴黎圣日耳曼足球俱樂部；2016年在美國買下米拉麥克斯影業，同年還拿下了新加坡標志性的亞洲廣場一號大廈。
這一時期，卡塔爾最大膽的舉動是拿下2022年世界杯主辦權。2010年獲得主辦權后，該國為賽事籌備建設場館時，被指控讓移民勞工在極端高溫等惡劣條件下工作，導致數百人死亡。《衛報》（The Guardian）2021年的調查顯示，過去十年間已有6500名工人殞命。卡塔爾方面堅稱這些批評毫無根據，但仍推行了勞工改革。最終賽事順利舉辦，而卡塔爾的國際地位也借此大幅提升——用該國首相的話說，這簡直是“卡塔爾的首次公開亮相（Qatar’s IPO）”。
盡管有這些彰顯財力與決心的大手筆，卡塔爾本土的氛圍卻相對低調。過去15年間，我多次到訪多哈，卻始終沒感受到那種喧囂的“城市內核”。這座城市的核心地標并非迪拜哈利法塔（Burj Khalifa）那樣的摩天大樓，而是一處翻新的歷史市集——商鋪、咖啡館與表演區錯落其間，本地居民、游客與外籍人士在此交融，而夜晚的多哈格外安靜。
這座小國的空間感卻出奇地空曠，最近一次到訪時，我常覺得自己像個格格不入的異鄉客：在幾乎空無一人的酒店大堂喝胡蘿卜汁，對著龐大的自助早餐取樣，看著沒什么人動的餐食，忍不住想這些食物很快就會被倒掉。在多哈，很少能感受到人潮涌動，除非是在商場附近——那里有等待專車或優步的購物者。多哈的幾十萬卡塔爾公民游離于日常喧囂之上，構成鮮明的上層階級：男性身著白袍，女性裹著黑袍。
多哈與其引人注目鄰國的對比很有啟發意義。向東是迪拜——活力得多，卻更像全球超級富豪的游樂場；向西是沙特首都利雅得——如今徹夜開放，打破性別交往的宗教禁忌，招攬全球時尚與娛樂精英，卻仍在琢磨如何與自身傳統內核兼容。這些地方在經歷深刻變革時，總透著幾分自我不確定。
而多哈乃至整個卡塔爾的突出之處在于：快速變革并未引發同類身份危機。它保守卻不極端（個人飲酒受到嚴格管控，但酒店酒吧可提供）；卡塔爾女性在政府高層身居要職，著裝卻始終端莊素雅。憑借富裕、人口少且以遜尼派為主的單一宗教人口結構，卡塔爾無需擔心革命風險。“我們總強調他們的某些脆弱性，”佐治亞州立大學中東研究中心主任艾倫·弗羅姆赫茲說，“但我也認為，相對于其本國國民而言，他們處于一種獨特的政治穩定狀態。”
這或許正是卡塔爾人樂于將多哈打造成“對話聚集地”的原因。卡塔爾經濟論壇（The Qatar Economic Forum）與多哈辯論會（Doha Debate）——這兩場堪稱“波斯灣版達沃斯”的年度盛會已舉辦20余年，每次都會暫時將城市部分區域變成喧囂的交流樞紐。不過，卡塔爾試圖塑造的形象仍有局限：討論聚焦外部，卡塔爾更多是全球議題的背景板，其境內的自身短板與政治決策則免于審視。
作為小國，卡塔爾的身份很大程度上由其政治領導層定義。2021年的一次采訪中，埃米爾將卡塔爾的角色概括為兩點：“能源供應者與和平促成者”。前者是地質稟賦帶來的天然資產，后者則是該國領導層的刻意選擇——且正以愈發堅定的決心推進。
1 2 3 4 下一頁 余下全文調解之道：“更為復雜”的外交實踐
外交是卡塔爾自我定位的核心。其2003年憲法明確規定，卡塔爾外交政策“以通過推動和平解決國際爭端來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為原則”。過去幾個月與卡塔爾官員接觸時，我能感受到這個國家的執政層對一件事滿懷熱忱：二十多年前那份抽象的政策承諾，如今已成現實。“這是份沒多少人會做的工作，”國務大臣胡萊菲告訴我，“有時我們覺得自己像醫生，努力為最復雜的病例找到對癥方案，為他們開出所需的藥方。”
卡塔爾從這項工作中尋求的回報，并非即時、有形的東西。它不追求投資機會、原材料獲取渠道，也不要求在協議達成后的事務中擁有話語權。“他們從不向參與方索取任何東西，”一位近期參與過卡塔爾斡旋調解的人士表示。另一方的相關人士也印證了這一點：“他們只想被認可為一個有分量的參與者。”調解工作的成果——塑造地位、積累信任，進而深化國際影響力與國際關系——才是其追求的回報。
負責處理全球危機的核心團隊規模很小，小到一輛越野車就能裝下。成員包括埃米爾塔米姆·本·哈馬德·阿勒薩尼（Sheikh Tamim bin Hamad al-Thani）、身兼首相與外交大臣的穆罕默德·本·阿卜杜勒拉赫曼·本·賈西姆·阿勒薩尼（Sheikh Mohammed bin Abdulrahman bin Jassim al-Thani），以及負責調解、爭端與沖突解決事務的國務大臣胡萊菲。
據一位了解談判安排的人士透露，埃米爾常會親自致電各國領導人，勸說他們開啟調解進程。今年3月，卡塔爾能讓盧旺達總統保羅·卡加梅（Paul Kagame）飛赴多哈，參與與剛果（金）的和平談判，靠的就是這一招。即便埃米爾不在談判現場，也會通過即時通訊熱線與在場人員保持聯系，并參與重大決策。
卡塔爾埃米爾
“卡塔爾人會在不同階段扮演不同角色，”《從海灣到全球：卡塔爾在沖突調解中的崛起》（Gulf to Global：The Rise of Qatar in Conflict Mediation）新書合著者桑瑟姆·米爾頓說。第一個角色是“中間人”：憑借能與所有相關方對話的能力，在積怨頗深的對立雙方之間傳遞信息；第二個是“勸說者”：說服各方坐在一起協商達成協議；第三個是“促成者”：即為各方提供會面場地及其他相關服務。一位親歷過調解過程的人士表示，一旦各方入座談判，卡塔爾調解人員常會巧妙調整和重新組織談判團隊間傳遞的信息，弱化挑釁性言辭或不合理要求的鋒芒。
無論是擔任中間人、勸說者還是促成者，支撐這一切工作的是卡塔爾的“資助者”角色。米爾頓提到，2020年美國從阿富汗撤軍協議的最終階段談判中，卡塔爾能“在短時間內安排400名塔利班代表飛抵多哈”。再往前推十年，卡塔爾承諾在和平協議達成后提供數億美元援助，以此說服達爾富爾反政府武裝與蘇丹政府談判。作為擁有無盡財富的絕對君主制國家，其優勢之一便是：大額資金的投入無需經過冗長的官僚審批或行政流程。
若問卡塔爾高層其外交工作的根源，他們常會提及本國“弱勢者”的歷史定位。卡塔爾地處一片格外貧瘠干旱的沙漠，幾個世紀以來，它能提供的唯有庇護——為那些在別處被排擠的群體，包括政治難民與流亡者提供容身之所。卡塔爾國父賈西姆·本·穆罕默德·阿勒薩尼（Jassim bin Mohammed al-Thani）曾有句名言，將卡塔爾比作“流亡者的克爾白”——“克爾白”（Kaaba）指麥加禁寺內的圣石建筑，是穆斯林朝圣的目的地。兩百年后的今天，幾乎每位我采訪過的卡塔爾人都用這句話概括本國精神。在他們看來，卡塔爾的小國體量與尷尬區位這些“劣勢”，反倒成就了它最大的優勢：不僅能與強者建立友好關系，還能共情弱者、贏得其信任。
和所有國家敘事一樣，卡塔爾的故事也摻雜著選擇性記憶、美好愿景與精心設計的公關策略等元素。但不同政治立場的受訪者——包括一位美國國務院官員、一位巴勒斯坦活動家與一位西方形象顧問，他們都曾與卡塔爾深度合作——都認為，卡塔爾的政治實踐中，存在著一種或許令人意外的原則性與真誠度。
巴勒斯坦學者阿扎姆·塔米米曾與哈馬斯政治領導層在多哈共事，他告訴我，1948年“大災難”（Nakba）后，巴勒斯坦人開始在中東及海灣地區四處尋求庇護，而卡塔爾對巴勒斯坦人的“額外共情”始終未變——這種共情體現在為加沙哈馬斯政府提供資金支持，也體現在拒絕與以色列關系正常化。
但這一立場并未阻礙卡塔爾與以色列接觸。2024年10月，長期與哈馬斯談判的以色列政治活動家格爾森·巴斯金（Gershon Baskin）獨自前往卡塔爾，推動人質釋放方案。他說，起初自己對卡塔爾人“心存疑慮”，但后來發現他們為實現和平付出的努力“認真且真誠”。他還提到，在多哈華爾道夫酒店辦理入住時，竟看到摩薩德前局長約西·科恩（Yossi Cohen）“和一群商人”坐在大堂——這個瞬間讓他明白，卡塔爾的角色并非簡單的“忠于哈馬斯、敵視以色列”這種二元對立，而是“更為復雜”的存在。
封鎖危機與外交轉折
卡塔爾對外交的高度專注，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多年的激烈沖突。21世紀10年代前，卡塔爾長期遵循地區共識，之后卻開始主動與鄰國產生對抗——導火索正是“阿拉伯之春”。革命爆發時，哈馬德埃米爾已執政15年。
和同時代許多人一樣，他成長于20世紀五六十年代，深受埃及總統賈邁勒·阿卜杜勒·納賽爾（Gamal Abdel Nasser）“泛阿拉伯主義”的啟發：納賽爾的個人魅力、對以色列的堅決反對，以及將阿拉伯民族凝聚為驕傲整體的愿景，使其成為地區偶像。在哈馬德看來，“阿拉伯之春”的抗議浪潮，喚起了人們對自決權的古老渴望——這種渴望已被壓制了數十年。在他的領導下，卡塔爾與地區其他大國分道揚鑣，選擇支持抗議者，為埃及、敘利亞、突尼斯、利比亞的革命提供支持。
半島電視臺對2010年12月始于突尼斯的“阿拉伯之春”的報道，是這一行動的核心。休·邁爾斯曾寫過一本關于半島電臺的權威著作，他告訴我，盡管這家電視臺并非國營機構，卻“完全由卡塔爾所有和掌控”，其阿拉伯語頻道常被用來“推進卡塔爾的外交政策立場”。他補充道，半島電視臺讓卡塔爾“在‘阿拉伯之春’期間獲得了巨大影響力”。該頻道向地區數億觀眾播放抗議現場畫面、街頭采訪和深度分析。2011年初，開羅一面墻上的涂鴉捕捉到了許多人眼中點燃革命的三大力量：“推特、臉書、半島電視臺”。同年2月，開羅解放廣場的抗議者高呼“半島電視臺萬歲”；一周后，穆巴拉克總統辭職。
首頁 上一頁 1 2 3 4 下一頁 余下全文長期反對阿拉伯既有政權的組織埃及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是凝聚革命熱情的核心力量。2012年6月，它贏得了埃及革命后的首次選舉。僅一年時間，卡塔爾政府就向穆罕默德·穆爾西政府提供了近80億美元支持，包括硬通貨存款、貸款和天然氣。這種支持實則深化了雙方早已存在的關系：1961年，穆斯林兄弟會著名精神領袖優素福·卡拉達維（Yusuf al-Qaradawi）被流放至卡塔爾，此后與王室建立了密切聯系。
卡拉達維是阿拉伯世界家喻戶曉的電視傳教士，在西方卻頗具爭議——英美等國因他支持巴勒斯坦被占領土的自殺式襲擊及針對伊拉克美軍的襲擊，禁止其入境。“穆斯林兄弟會在卡塔爾已實現‘制度化’”，21世紀00年代末在卡塔爾大學任教的弗羅姆赫茲說，“卡拉達維獲得了卡塔爾公民身份，他的女兒曾是我的院長。”
卡拉達維
2013年6月，塔米姆王子從父親手中和平接過卡塔爾政權。一位接近統治家族的人士表示，作為年輕的埃米爾（登基時僅33歲），他不能表現出背離父親政策的姿態——那樣會損害哈馬德的聲望。因此，塔米姆起初延續了父親的理念。他在《60分鐘》節目中提到“阿拉伯之春”時說：“我們選擇站在人民一邊，而沙特、阿聯酋選擇站在政權一邊。我堅信我們站在了正義的一方。”
2013年7月，穆爾西政府在軍事政變中倒臺后，半島電視臺是地區內唯一一家直播穆斯林兄弟會抗議活動、并為批評地區政權者提供發聲平臺的媒體。沙特、阿聯酋和埃及認為卡塔爾此舉持續威脅自身穩定，再加上卡塔爾與伊朗的密切關系，三國對此怒不可遏。
經過數年的威脅與緊張對峙，地區矛盾在2017年夏季達到頂點。6月5日，沙特、阿聯酋、也門、埃及和巴林宣布與卡塔爾斷交，禁止卡塔爾船只使用阿拉伯灣及埃及的空、陸、海通道；沙特關閉了與卡塔爾唯一的陸上邊境。與此同時，沙特和阿聯酋已調動軍隊，隨時可能入侵。“我們覺得特朗普會站在我們這邊，”一位沙特消息人士告訴BBC，“不如徹底解決這個多年來煩擾我們的小國。”
最終，美國國務卿雷克斯·蒂勒森（Rex Tillerson）的緊急介入挽救了卡塔爾——他在埃克森美孚任職時就與阿勒薩尼家族相識。沙特和阿聯酋放棄了入侵計劃，但封鎖仍在繼續。去年，為致敬這位“國家救星”，卡塔爾將首艘常規液化天然氣運輸船命名為“雷克斯·蒂勒森號”。
卡塔爾挺過了這場封鎖。一位多哈居民回憶，2017年6月中旬時，局勢一度看似毫無希望：超市貨架被搶購一空，補貨無望。而就在這時，貨架突然被填滿了——只是上面的商品標注著陌生的文字。土耳其出手填補了空缺。“‘Süt’（土耳其語“牛奶”）這個詞，”這位居民說，“卡塔爾人后來才明白，它不僅是‘牛奶’，更是救贖。”接下來的幾個月里，卡塔爾從歐洲、澳大利亞和美國加州空運了數千頭奶牛，由卡塔爾航空的空客飛機運抵后趕下舷梯。該國還開始投資本土食品生產：封鎖前，卡塔爾72%的乳制品依賴進口；到2019年11月，它實現了首次乳制品出口。
這場封鎖持續了近四年。2021年封鎖解除時，卡塔爾吸取了幾個重要教訓：
第一，公開進行大規模政治博弈是錯誤的——它在“阿拉伯之春”期間公開支持的勢力已被徹底擊潰，而疏遠鄰國的代價高得驚人。第二，將調解確立為卡塔爾外交形象的核心。第三，它不再表現出選邊站的姿態，要做所有人的調解者。第四，它必須讓自己對那個從強鄰手中救下它的國家（指美國）變得不可或缺。2017年，卡塔爾很幸運——在對其并不友好的特朗普政府中，蒂勒森恰好身居高位。若再有下一次，卡塔爾的命運不會再交由運氣決定。
美卡關系逆轉
卡塔爾成功贏得美國認可，從特朗普相隔近八年的兩段表態中可見一斑。2017年6月，特朗普在推特上寫道：“我近期中東之行中曾表示，絕不能再為極端意識形態提供資金。各國領導人都指向卡塔爾——看看吧！”而到2025年5月，特朗普成為首位對卡塔爾進行正式訪問的美國總統。他在演講中對埃米爾說：“恭喜你們成就斐然。讓我們為這份友誼的饋贈心懷感恩。能與你共處，是我的榮幸。”
這一轉變源于一場精心策劃的行動。在海灣國家中，卡塔爾對美國安全保護傘的依賴程度遠超他國。某種程度上，它正借鑒以色列的模式：作為一個邊境安全堪憂的國家，通過成為美國安全利益中不可或缺的一環來鞏固自身。這一策略的核心無疑是烏代德空軍基地（al-Udeid airbase）。
該基地建于1996年，是美國和卡塔爾達成軍事協議后耗資10億美元建成的，多年來不斷擴建，2018年的擴建規模尤為顯著。基地距多哈僅18英里，低調而自給自足，內設大型購物中心，從蛋白棒到豬肉制品應有盡有。2025年5月，卡塔爾承諾再投資100億美元，用于跑道、機庫、兵營、住房的建造及維護升級。
即便是對卡塔爾而言，這也是一筆巨額投資，但它的真正價值難以估量：對卡塔爾的任何攻擊，都會將美軍置于火線之上，威脅這個已成為美國中央司令部中東總部的基地。烏代德基地曾是“圍剿行動”的核心，正是這一行動瓦解了伊拉克和敘利亞境內的“伊斯蘭國”勢力。除美軍外，基地還駐扎著數百名北約士兵。
烏代德基地俯視圖
一位卡塔爾官員特意提醒我：烏代德是“卡塔爾的基地，只是接納外國駐軍”，而非“卡塔爾領土上的外國基地”。除了依托該基地，2017年以來，卡塔爾還做了兩件關鍵事來拉近與美國的關系：一是通過外交工作，努力展現自己在動蕩世界中作為盟友的價值；二是悉心拉攏美國金融與政治精英。這兩方面，卡塔爾都投入了大量資金。昆西國家事務研究所（Quincy Institute for Responsible Statecraft）里一位專注于美國外國游說研究的研究員本·弗里曼（Ben Freeman）告訴我，不到十年前，在美國外交政策中，卡塔爾還只是“無足輕重的存在”；如今，它已“風頭正勁”。
2017年夏天，為對抗阿聯酋和沙特早已成型的游說網絡，卡塔爾迅速采取行動。“事實上，封鎖開始后短短幾天甚至幾小時內，”弗里曼告訴我，“他們就開啟了大規模游說支出。”根據對《外國代理人登記法》（Foreign Agents Registration Act records）記錄的分析，到2018年，包括公司和個人的33個實體已經在為卡塔爾的利益展開活動。
卡塔爾刻意與特朗普身邊的共和黨人建立聯系。2019年，它聘請了特朗普政府時任司法部長帕姆·邦迪（Pam Bondi）提供咨詢服務。2021年，特朗普政府前官員卡什·帕特爾（Kash Patel，現任聯邦調查局局長）離職后不久，便受雇為卡塔爾提供咨詢。2025年3月，卡塔爾聘請了美國游說公司基石政府事務公司，為其服務的包括特朗普前特別助理戴維·普蘭寧（David Planning），以及前副總統邁克·彭斯（Mike Pence）的前助手克里斯·霍奇森（Chris Hodgson）。
2023年以來，卡塔爾投資局已向賈里德·庫什納（Jared Kushner，猶太人，特朗普的女婿——伊萬卡·特朗普的丈夫）的投資公司注入數億美元。同年，卡塔爾還斥資6億多美元，收購了史蒂夫·威特科夫（Steve Witkoff）及其合作伙伴在一個陷入困境的開發項目中的股份。如今威特科夫擔任特朗普的中東特使，今年早些時候他接受塔克·卡爾森（Tucker Carlson）采訪時，對卡塔爾的調解工作贊不絕口，還稱首相穆罕默德是“一位非凡的人物”。最引人注目的是，今年5月，有人向特朗普贈送了一架價值4億美元、被稱為“空中宮殿”的私人飛機。一位卡塔爾官員特意強調，這是政府間交易，而非私人禮物。
與此同時，卡塔爾仍在大手筆采購美國軍事裝備。在對外軍售（與軍事援助不同）領域，卡塔爾是美國在全球的第二大合作伙伴（第一是波蘭——美國在北約東翼應對俄羅斯威脅的安全伙伴）。
卡塔爾與美國關系的轉變及其實現方式，并未逃過外界關注。卡塔爾在以色列與哈馬斯之間的調解角色引發了更多審視：美國一家媒體擔憂，這個“伊斯蘭避風港”是否在“暗中操控華盛頓”并“收買美國”；另一家知名美國媒體則呼吁關閉并遷址烏代德基地，稱該基地成了卡塔爾的“有效工具——讓美國決策者對其作為‘恐怖主義資助國’的不當行徑視而不見”。威特科夫因與卡塔爾關系密切而遭到抨擊，他回應時極力強調自己的親以色列立場，“我并非卡塔爾的同情者”，他在接受《大西洋月刊》（Atlantic）采訪時表示。
一位卡塔爾消息人士稱，有關其受伊斯蘭極端主義驅使或持反以色列議程的指控“令人頭疼”。哈馬斯于2012年在多哈開設辦事處，卡塔爾方面堅稱這并非對哈馬斯的支持，而是應美國要求——當時美國希望與哈馬斯建立溝通渠道。卡塔爾領導人相信“行動勝于言語”，他們正以實際行動證明自己作為公正調解者的資質。一位卡塔爾高級官員表示，面對“毫無根據的批評”，埃米爾給他們的指示是“充耳不聞，專注核心任務，不必理會”。
首頁 上一頁 1 2 3 4 下一頁 余下全文和談的破局者？
在沖突不斷加劇的世界里，加上特朗普任內愈發注重交易的外交政策，如今卡塔爾面臨的局面是：對其調解服務的需求已超出自身承接能力。首席調解官胡萊菲告訴我，卡塔爾現在不斷接到調解請求——僅6月就有三起，而非主動發起調解。首相顧問兼外交部發言人馬吉德·安薩里（Majed Al-Ansari）表示，像卡塔爾這樣擁有精干執行團隊是種優勢——這意味著決策效率更高。
但這種架構也有局限。一位美國談判代表提到了“能力”問題：卡塔爾高級官員身兼數職是常態，而他們肩上的擔子已急劇加重。一位卡塔爾高級官員說，埃米爾在過去兩年里仿佛老了20歲。安薩里和胡萊菲告訴我，卡塔爾正在擴大調解領域規模：招聘更多人手、聘請專家，并與挪威等歐洲調解方開展合作項目。克里斯蒂安·科茨·烏爾里希森表示，卡塔爾希望減少對領導層“私人關系和人脈資源”的依賴。
卡塔爾體量小卻角色重，有時不得不將事務外包，這已引發政治風波。今年初，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的兩名核心顧問因收受資金、在以色列境內美化卡塔爾形象而被捕，這一事件被稱為“卡塔爾門”（Qatargate），席卷了以色列政府與安全機構。卡塔爾官員稱，與以色列方面的相關安排是通過第三方——一家負責在海外提升卡塔爾聲譽的美國游說公司達成的，卡塔爾并未直接參與。他們認為，由于加沙戰爭、以色列國內政治分裂，以及對卡塔爾本能的不信任，整個事件被過度放大。但話說回來，沒有哪個國家愿意自己的名字和“門”字丑聞扯上關系。而如果這一事件真的源于一場卡塔爾未加監管的游說活動，那也說明它在管理日益擴大的外交角色方面，能力尚有不足。
我接觸過的幾位卡塔爾官員，常常在自信與謙遜之間搖擺——有時甚至在同一段話里就能體現。他們對卡塔爾在“填補交戰方鴻溝”（他們常說的“saddal-fajwa”）方面的成就充滿熱情、引以為傲，甚至帶著幾分近乎狂熱的使命感。與此同時，他們又不斷強調調解國實際能達成的成果有限——有時語帶無奈，有時略帶沮喪：它無法向各方施壓，也無法強迫不愿妥協的人達成一致。他們清楚卡塔爾作為全球政治參與者的地位在提升，卻又受制于“優秀調解者的核心準則”：永遠不要讓焦點落到自己身上。
“治國之道，”中東問題專家安德烈亞斯·克里格（Andreas Krieg）指出，“在于積累權力或影響力。調解只有能從中獲取影響力時，才稱得上有效的治國手段。”近幾個月來，卡塔爾已積累了大量此類權力。如今，它不僅要運用這種權力保障自身安全，還要維護全球穩定。世界變化太快、太出人意料，卡塔爾在其中的角色，已遠超它最初的設想。
7月21日，我與一位了解以哈停火談判的官員交談。此前一天的加沙尤為血腥：93名等待領取食物的民眾被以色列軍隊打死。緊張的談判已進入第三周，雖無突破，卻也未曾破裂。巴勒斯坦與以色列談判團隊分別住在兩棟樓里，車程僅10分鐘，雙方已在國際媒體上激烈指責對方。卡塔爾人在雙方之間斡旋至深夜——他們充耳不聞外界紛擾，眼中只有目標。
首頁 上一頁 1 2 3 4 余下全文編者按：近日，卡塔爾首都多哈北部遭以色列襲擊發生巨大爆炸。以色列國防軍為對哈馬斯政治局高級成員所在地實施“精確打擊”，出動戰機發射約10枚導彈。此次以色列公然襲擊多哈，主要在于以色列認定卡塔爾庇護哈馬斯領導層，將其視為長期威脅。卡塔爾遇襲也表明了其努力扮演的“全球中間人”的地位正面臨危機。
英國《衛報》專欄作家奈斯琳·馬利克（Nesrine Malik）曾撰文描述卡塔爾崛起并成為全球外交調節核心的歷程，詳細解讀了卡塔爾的外交實踐模式：由埃米爾與少數核心官員直接操盤，靈活地在“中間人、勸說者與促成者”三種角色間切換，并以雄厚資金作為支撐。這一精簡而高效的結構，是卡塔爾的核心優勢。然而，隨著世界沖突的加劇，卡塔爾面臨著調解服務的需求超出自身承接能力的風險。在管理日益擴大的外交角色方面，卡塔爾的能力尚有不足。
本文由“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編譯，東方軍事節選轉載，供讀者參考。
【文/奈斯琳·馬利克，譯/桃小鹽 】
小國何以成為全球外交調解核心
卡塔爾是個特殊的國家：它富甲一方，卻保有審慎之心；實力不俗，卻常懷戒備之意。作為動蕩地區中的小國，被沙特、阿聯酋、伊朗等氣勢逼人的大國環繞，它對外交的專注，實則是在為自身脆弱的處境筑牢根基。
卡塔爾總人口約300萬，其中卡塔爾公民僅占13%，其余多為來自阿拉伯世界、南亞及菲律賓的外籍勞工。財富集中在少數卡塔爾公民手中——過去20年里，他們成了全球最富有的群體。但再多財富也買不來安全。我曾和一位卡塔爾高級官員開玩笑，說他們似乎總把自己逼得太緊張。他卻神色疲憊而鄭重地回應：“能回家安享國家的繁榮，當然再好不過。但我們沒這個資本。”
就這樣，卡塔爾以一種低調而漸進的方式，悄然成為了全球外交之都。
過去一年里，我采訪了二十多位相關人士，包括卡塔爾政府高級官員、西方外交官、本地及外國學者、居民，以及由卡塔爾調解的談判相關方。經過這些交流，再加上兩次多哈之行，一個清晰的圖景浮現出來：這個小國正全力奔跑，試圖填補一個龐大且不斷擴大的角色——全球中間人。近年來，多哈的眾多宮殿與辦公場所見證了多場談判：美軍從阿富汗撤軍談判、烏克蘭兒童從俄羅斯返鄉協調、美國人質從伊朗獲釋協商、哈馬斯扣押的以色列人質釋放談判，以及今年年初加沙的短暫停火談判。
卡塔爾首都多哈北部地區9日發生爆炸 圖自央視新聞
截至2025年7月，卡塔爾正在推進10項活躍的調解工作，部分在多哈舉行，其余則在海外。6月28日，卡塔爾官員現身華盛頓特區，出席剛果民主共和國與盧旺達的和平條約簽署儀式——這項協議的達成，源于卡塔爾今年早些時候啟動的談判。
一周后，我與卡塔爾國務大臣兼首席調解官穆罕默德·本·阿卜杜勒阿齊茲·胡萊菲（Mohammed bin Abdulaziz al-Khulaifi）博士進行了交談。他的行程密集得令人咋舌：在華盛頓出席和平條約簽署儀式后，他即刻前往委內瑞拉——卡塔爾在此擔任美國與委內瑞拉的中間人，協調雙方的囚犯交換事宜，以及圍繞委內瑞拉移民驅逐問題的磋商。我們交談數小時后，胡萊菲即將在多哈接待以色列代表團，開啟與哈馬斯的新一輪會談。“只要有沖突或危機，就會有我們的身影，”他說，而他們的角色，正是引導各方“走向談判桌”。
卡塔爾如今擁有的影響力，令許多觀察人士頗感意外。作為中東地區一個保守的穆斯林君主國，卡塔爾成了高風險地緣政治交易的新舞臺——而這類交易直到不久前，還多在日內瓦、奧斯陸等地進行。不過自2023年10月7日以來，這個處境微妙的國家在“全球中間人”角色上的投入，終于充分顯現出價值。
長期以來，卡塔爾既與美國保持密切關系，又與哈馬斯建立了深厚聯系，因此順理成章成為停火談判、援助協調及傷員撤離磋商的核心樞紐。隨著沖突向中東更廣區域蔓延、美國卷入其中，卡塔爾的調解工作已從“提升自身安全”的策略，升級為支撐全球安全的關鍵角色。
崛起之路：從能源稟賦到和平促成者
作為獨立國家，卡塔爾僅有54年歷史。1971年脫離英國保護國地位后的頭幾十年里，它幾乎毫無辨識度：既沒有沙特那樣的石油財富與宗教影響力，也沒有迪拜的建筑熱潮，更沒有埃及、敘利亞那般的文化與政治輻射力。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阿拉伯世界的白領們紛紛涌向海灣產油國，卻鮮有人選擇卡塔爾。統治該國的阿勒薩尼家族（Al-Thanis）當時毫無名氣，這個國家在外界眼中不過是強鄰沙特的附庸。該地區許多人第一次見到多哈的天際線，還是1996年半島電視臺（Al Jazeera）開播時——那時的海岸線上，只有孤零零一座矮墩墩的多哈喜來登酒店。
到了90年代，卡塔爾發現了天然氣（LNG），一切隨之改變。與伊朗共有的南帕爾斯——北穹頂氣田，是全球最大的天然氣田。短短幾年間，卡塔爾一躍成為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氣出口國，主權財富也隨之暴增。與此同時，如今我們熟知的卡塔爾開始成型。1995年，哈馬德·本·哈利法·阿勒薩尼（Hamad bin Khalifa al-Thani）發動宮廷政變，推翻父親的統治，將其驅逐出卡塔爾，直到21世紀初才允許回國。老埃米爾滿足于卡塔爾依附沙特的狀態，而新埃米爾卻懷揣著更大的野心。
政變次年，半島電視臺開播。與該地區各國國營媒體的順從姿態不同，這家電視臺將阿拉伯世界的政治討論從街頭搬上了熒幕——它挑戰傳統觀念，觸及教派矛盾，也因此觸怒了其他阿拉伯國家的政府。一位與半島電視臺相關的人士告訴我，哈馬德埃米爾（Sheikh Hamad）掌權時“就有讓卡塔爾登上世界舞臺的戰略”，而這家新電視臺正是該戰略的一環。
半島電視臺
在借電視臺拓展地區文化影響力的同時，卡塔爾又通過卡塔爾投資局進一步擴大金融實力。在曾統治過它的英國，卡塔爾的國有機構與私人實體累計收購了價值1000億英鎊的地產——2007年買下切爾西軍營，2009年收購碎片大廈（The Shard，又稱夏德塔、摘星塔，是位于英國倫敦的倫敦橋站西南側的摩天大樓），2010年購入哈羅德百貨（Harrods，一家位于英國倫敦騎士橋的百貨商店）；2011年在法國收購巴黎圣日耳曼足球俱樂部；2016年在美國買下米拉麥克斯影業，同年還拿下了新加坡標志性的亞洲廣場一號大廈。
這一時期，卡塔爾最大膽的舉動是拿下2022年世界杯主辦權。2010年獲得主辦權后，該國為賽事籌備建設場館時，被指控讓移民勞工在極端高溫等惡劣條件下工作，導致數百人死亡。《衛報》（The Guardian）2021年的調查顯示，過去十年間已有6500名工人殞命。卡塔爾方面堅稱這些批評毫無根據，但仍推行了勞工改革。最終賽事順利舉辦，而卡塔爾的國際地位也借此大幅提升——用該國首相的話說，這簡直是“卡塔爾的首次公開亮相（Qatar’s IPO）”。
盡管有這些彰顯財力與決心的大手筆，卡塔爾本土的氛圍卻相對低調。過去15年間，我多次到訪多哈，卻始終沒感受到那種喧囂的“城市內核”。這座城市的核心地標并非迪拜哈利法塔（Burj Khalifa）那樣的摩天大樓，而是一處翻新的歷史市集——商鋪、咖啡館與表演區錯落其間，本地居民、游客與外籍人士在此交融，而夜晚的多哈格外安靜。
這座小國的空間感卻出奇地空曠，最近一次到訪時，我常覺得自己像個格格不入的異鄉客：在幾乎空無一人的酒店大堂喝胡蘿卜汁，對著龐大的自助早餐取樣，看著沒什么人動的餐食，忍不住想這些食物很快就會被倒掉。在多哈，很少能感受到人潮涌動，除非是在商場附近——那里有等待專車或優步的購物者。多哈的幾十萬卡塔爾公民游離于日常喧囂之上，構成鮮明的上層階級：男性身著白袍，女性裹著黑袍。
多哈與其引人注目鄰國的對比很有啟發意義。向東是迪拜——活力得多，卻更像全球超級富豪的游樂場；向西是沙特首都利雅得——如今徹夜開放，打破性別交往的宗教禁忌，招攬全球時尚與娛樂精英，卻仍在琢磨如何與自身傳統內核兼容。這些地方在經歷深刻變革時，總透著幾分自我不確定。
而多哈乃至整個卡塔爾的突出之處在于：快速變革并未引發同類身份危機。它保守卻不極端（個人飲酒受到嚴格管控，但酒店酒吧可提供）；卡塔爾女性在政府高層身居要職，著裝卻始終端莊素雅。憑借富裕、人口少且以遜尼派為主的單一宗教人口結構，卡塔爾無需擔心革命風險。“我們總強調他們的某些脆弱性，”佐治亞州立大學中東研究中心主任艾倫·弗羅姆赫茲說，“但我也認為，相對于其本國國民而言，他們處于一種獨特的政治穩定狀態。”
這或許正是卡塔爾人樂于將多哈打造成“對話聚集地”的原因。卡塔爾經濟論壇（The Qatar Economic Forum）與多哈辯論會（Doha Debate）——這兩場堪稱“波斯灣版達沃斯”的年度盛會已舉辦20余年，每次都會暫時將城市部分區域變成喧囂的交流樞紐。不過，卡塔爾試圖塑造的形象仍有局限：討論聚焦外部，卡塔爾更多是全球議題的背景板，其境內的自身短板與政治決策則免于審視。
作為小國，卡塔爾的身份很大程度上由其政治領導層定義。2021年的一次采訪中，埃米爾將卡塔爾的角色概括為兩點：“能源供應者與和平促成者”。前者是地質稟賦帶來的天然資產，后者則是該國領導層的刻意選擇——且正以愈發堅定的決心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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