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肖仲華
來源:肖仲華開講(ID:xiaozhweixin)
美國地方選舉的結果開始陸續出臺,民主黨已經表現出橫掃之勢,在多個州取得執政權。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有兩個州,弗吉尼亞和紐約州。弗吉尼亞是著名的搖擺州,一直號稱“全美民意的晴雨表”,川普在2024大選時贏得該州是決定其當選的關鍵因素之一。然而,在此次地方選舉中,民主黨在該州取得了全面的勝利,不僅以15%的大比例優勢贏得了州長職位,同時也贏得了總檢察長等所有州級職位,可謂是大獲全勝。民主黨在典型搖擺州的全面勝利,對川普和共和黨而言顯然不是好兆頭,至少預示著明年的中期選舉對共和黨極其不利。紐約州雖然是藍州,但在該州的角力過程中,川普可是親自上陣站臺了的。可以說這個州的爭奪到了“刺刀見紅”的程度。民主黨州長候選人馬姆達尼選前曾公開揚言他就是“川普最壞的噩夢”,公開挑釁川普。川普為阻止此人當選,不得不公開力挺一向與自己不和的紐約前民主黨籍州長科莫。科莫此次以獨立候選人參選,是唯一有可能打敗馬姆達尼的候選人,川普挺科莫,策略顯然是只要能阻止馬姆達尼就是勝利,實為不得已而為之。很可惜,川普未能如愿。馬姆達尼是誰,他為什么敢公然挑釁川普,川普又為何恐懼此人當選?馬姆達尼自稱是“民主社會主義者”,而川普則稱他為“共產主義者”。這樣的政治標簽很有意思對吧?看馬姆達尼的競選承諾,其實核心就是民主黨一貫的主張,并不新鮮。馬姆達尼之所以能夠高票取勝,原因在于他抓住了民眾最關心的問題。馬姆達尼以“降低生活成本”為口號,成功打動了選民。所謂生活成本問題,其實就是通脹問題。盡管美國的CPI數據看起來不錯,但民眾真實的感受卻大不一樣。不僅是紐約州,弗吉尼亞和新澤西州的民主黨也是打出了同樣的競選口號,所以也都贏了。可見通脹和生活成本問題肯定是美國民眾當前最關切的問題,也是最難忍受的問題。川普對各國加征的關稅平均值大約是18%,這就意味著給美國民眾造成的生活成本至少也有18%。這是常識,不管經濟數據多么漂亮,美國民眾已經用真實的感受以及選票證明了這個常識。美國共和黨多位黨內人士也已經承認了失敗的原因在于川普執政導致的“生活成本”上升,認為這是對川普發出的警示信號。川普說,選舉失敗只有兩個原因,一是自己沒有參選,二是政府停擺的負面作用。前者顯然是指責共和黨地方組織無能和不力,后者則是向民主黨甩鍋,自己則沒有絲毫反思和認錯的意思。川普這樣的態度,顯然比選舉失敗更可怕。不面對殘酷的現實,一意孤行的后果當然會導致更嚴重的失敗。照這樣下去,川普丟掉明年的中期選舉應該沒有懸念。美國參議院已經通過了終止川普關稅政策的決議。盡管還需要通過眾議院的表決,但在共和黨占多數的參議院能通過這樣的決議,顯然說明了川普在共和黨內的支持率也已經開始下降。當然說明川普執政將越來越無力。關稅戰失敗了,他其實沒有任何政績可言。一旦中期選舉再失敗,川普無疑將更不可能有所作為,更不可能有像樣的政績。這無疑也是在提醒我們,與川普打交道不必太認真。這不僅因為川普本就言而無信,是典型的流氓加混蛋,也因為他的“王八拳”已經打痛了美國自己的人民,會越來越不受歡迎與支持,還因為他的任性將受到越來越多的掣肘。我一直說不要對川普和美國抱有任何幻想,這不僅是因為川普不是個東西,還因為中美之間的矛盾是結構性矛盾。這種結構性矛盾取決于兩國在經濟、政治和安全領域的顯著差異,具有明顯的長期性和普遍性特征。要知道,結構性矛盾表現為對抗才是正常的,反之才是不正常,這是常識。解決結構性矛盾當然要通過調結構才能根本性解決。中美之間如何調結構,調誰的結構?經濟上,相比于今天的美國,中國才是真正的市場經濟,以及真正的全球自由貿易,美國顯然已經不是了。讓美國重返市場經濟和自由貿易的軌道,放棄貿易戰、科技戰以及各種制裁與封鎖,可能不?即使是民主黨重新上臺了,估計也做不到。對美國來說,他們要的全球經濟結構就是美國只需要擁有美元,其他各國只需要開足馬力生產,拼命去掙美元。這樣子他們才會支持自由市場經濟和全球自由貿易,否則就一定會主動制造結構性矛盾。政治和安全領域就更不用說了,民主黨的價值觀外交比川普的“王八拳”更惡心,民主黨搞各種戰略同盟進行圍堵比川普的戰略收縮更壞也更具破壞性,民主黨比川普黨更喜歡打“臺灣牌”,動輒竄訪臺灣,更具挑釁性。剛剛當選紐約州長的馬姆尼亞自稱是“社會主義者”,他才34歲,如果有可能成為未來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并且當選總統,會對美國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么?如果有這種可能,那就算是美國版調結構,或許能夠徹底解決中美之間的結構性矛盾。但在目前來看,這顯然是幻想。即使不是社會主義改造,讓美國重新回到自由市場經濟與全球自由貿易的時代,也算是一定程度上的調結構,但美國顯然已經回不去了,因為支撐其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的基礎已經沒有了。沒有了霸權基礎,美國只會往海盜時代回歸,直到被徹底打敗才可能終止回歸的進程。從歷史上看,結構性矛盾只有通過戰爭才能徹底解決,比如兩次世界大戰解決了歐洲各國的結構性矛盾,甚至解決了整個西方世界的結構性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