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凱桓：這些國家究竟是“價值觀外交”，還是“自殘式外交”？
【文/東方軍事專欄作者 薛凱桓】
2025年11月，愛沙尼亞外長察赫克納在訪華后，公開拋出了一個驚悚的言論。他稱，中國如果希望發展中愛友好關系，就必須停止所謂“支持”俄羅斯的行為。察赫克納甚至坦言其本人將對華會談的大部分時間用于強調“俄羅斯威脅”，言語間全是將中愛雙邊關系與“反俄事務”強行捆綁的意思。
毫無疑問，這個表態極為荒謬。中愛關系的發展應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不能以要求中國與特定國家“脫鉤”為前提。愛沙尼亞外長這個令人有些摸不著頭腦的無理要求，既不該說出口，更不該期望中國聽從。
以波羅的海三國為典型，近年來，一些歐洲國家頻頻將中國拖入俄烏議題，動輒以“發展外交關系”為籌碼，逼迫中國與俄羅斯“脫鉤”，將自身的“反俄”需求強行轉嫁至對華外交中。這種做法已直接導致中立（立陶宛）、中愛關系陷入僵局，更給中歐外交蒙上了陰影。
愛沙尼亞等歐洲國家執著于提出這般無理要求，其根源和動機需要從其深度擁抱跨大西洋主義的外交取向與“價值觀外交”優先的政策邏輯中尋找答案；單純從國家利益角度無法解釋愛沙尼亞、立陶宛等一眾國家的“自殘式外交”，也無法解釋其為何總是將俄烏沖突議題強行與中國捆綁的執念。
11月5日，查赫克納在北京愛沙尼亞大使館接受媒體采訪。 路透社
什么是“跨大西洋主義”？
按照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經典闡述，跨大西洋主義是以北美與歐洲之間特殊的政治和價值觀同盟為核心的外交理念，目的在于維護和推進一個所謂由”自由民主、法治、人權和市場經濟”等共同價值觀定義的“西方共同體”。
“跨大西洋主義”的核心要素是“共享的價值觀”，強調一種所謂超越了利益算計、基于共同文明與意識形態的身份認同。在北約的官方表述中，“跨大西洋主義”捍衛的是一種生活方式。傳統的大西洋主義承認并依賴于美國的領導地位，美國被視為“不可或缺的國家”，提供最終的安全保障以及應對挑戰所需的絕大部分能力。
總而言之，在西方自詡的敘事中，大西洋主義是一個基于共同價值、由美國領導、通過北約實現集體防御的戰略框架，它被美化為保障歐洲—大西洋地區和平、安全與繁榮的基石。
大西洋主義的邏輯建立在幾個關鍵假設上：首先，它認為美國的安全承諾是永恒且可靠的；第二，它傾向于將“共同價值觀”作為確定“敵我”的唯一要素，不認可通過區域合作、互惠互利或其他任何方式發展的友好外交關系，只認可所謂“共同的價值觀”，有明顯的“非我即彼”色彩。最后，它通過強化“威脅敘事”（如渲染外部威脅）來證明高額國防開支和對外依賴的合理性。
拋開美西方對跨大西洋主義的美化，這是一種以美西方為絕對核心、將外交政策完全異化為“價值觀工具”的外交取向。在這種邏輯下，所謂的“跨大西洋紐帶”是一種單向依附，追隨者需以美西方價值觀為自身取向，以美西方的外交立場為自身立場，并通過軍費投入、軍事部署、外交政策協同等方式強化與美西方的捆綁，甚至不惜將美西方主導的意識形態絕對化，作為衡量對外關系的唯一標尺。
跨大西洋主義往往表現為嚴重的“依附化”。首先是安全領域的絕對從屬，比如部分歐洲國家為討好美國，不顧自身地理與經濟特性，盲目增加軍費采購美國武器，將本國防務體系納入美國、歐盟主導的軍事架構，即便這會導致國防開支擠壓民生投入也在所不惜。
另一方面是外交領域的絕對道德綁架，這些國家往往將人為建構的“價值觀”包裝成普世標準，對不認同這一標準或與美國戰略對手保持正常來往的國家，動輒以“斷交”“制裁”等手段施壓，進行“選邊站隊”的外交脅迫。
這種以意識形態劃界、以“價值觀”為依據人為進行陣營劃分的外交邏輯，在部分歐洲國家的外交實踐中已得到充分印證。深度融入跨大西洋體系的歐洲國家，往往主動放棄外交自主性，將自身安全、外交甚至經濟發展全面與跨大西洋體系接軌。在這一眾國家中，愛沙尼亞的表現尤為典型，其對外政策幾乎完全符合筆者對“跨大西洋主義”的解構定義。
附庸外交
首先是軍事依附。目前，愛沙尼亞的國防開支占其GDP的5.4%，是北約人均軍費最高的成員國，且其國防幾乎全部依賴美國軍事援助，大量采購“海馬斯”火箭炮等美制裝備，并接納美軍輪換部署。同時，愛沙尼亞通過歐洲和平基金（EPF）來資助IRIS-T SLM防空系統等采購項目，并參與波羅的海防線等多邊倡議，從行動上支持歐盟的“反俄防務合作”框架。
在外交領域，愛沙尼亞同樣表現出對跨大西洋主義的絕對遵從。愛沙尼亞不僅主動配合美歐的外交立場，還將所謂的“西方共同價值觀”作為其外交政策的準則，將外交立場全面與美西方綁定。這種外交取向導致其國際交往空間日益局限于西方陣營，變成跨大西洋體系中一個高度依附的參與者。
這一點從中愛關系的演變就能看出端倪。甚至早在俄烏沖突之前，愛沙尼亞與中國的關系就已經出現了因“價值觀外交”而產生的諸多問題。
資料圖：歐洲議會大廳路透社
2021年是中歐關系因“價值觀”而顯著轉向的關鍵年份。在這一年，歐盟明顯加強對中國的意識形態指責和“價值觀輸出”的力度。一個標志性的事件是歐洲議會于2021年5月悍然凍結了歷經七年談判才達成的《中歐全面投資協定》的批準進程，并公開以所謂新疆人權問題為借口，將經濟合作與價值觀議題強行捆綁。同年，歐盟還首次動用其所謂的“全球人權制裁制度”對中國實體和個人實施單邊制裁，并多次發表涉港、涉疆報告，粗暴干涉中國內政。
1 2 下一頁 余下全文也是自2021年，愛沙尼亞的對華外交政策開始主動與歐盟保持一致，即脫鉤、敵對政策。2022年8月，愛沙尼亞以中國在烏克蘭問題上立場“不明確”為由，高調宣布退出中國—中東歐國家“16+1”合作機制。在技術與安全領域，愛沙尼亞早在2019年便與美國簽署5G安全備忘錄，為排斥中國企業做鋪墊。2021年，愛沙尼亞通過《電子通信法》修正案，中國供應商被標記為“高風險”，華為、中興等被排除在愛沙尼亞的關鍵基礎設施之外。
為了給上述政策提供合法性依據，愛沙尼亞的情報機構（如對外情報局EFIS）和部分學術界、媒體人士持續在年度報告和公開言論中，不斷渲染所謂的“間諜滲透”和“技術安全威脅”，從而為其全面配合美西方對華遏制戰略創造國內輿論和所謂“證據”支持。
2023年，愛沙尼亞更是不顧中方反對，批準臺灣當局在塔林設立“非外交代表處”。中國駐愛沙尼亞大使郭曉梅當時公開警告這將嚴重損害中愛關系，然而愛沙尼亞當局并未理睬中方的關切，而是繼續推進此事。愛沙尼亞公開稱其與臺灣的關系要以所謂的“民主團結、技術創新以及易受威權脅迫”為基礎，并稱“臺灣的遭遇”能夠引起波羅的海國家的“強烈共鳴”，明確表示臺灣與愛沙尼亞在“被以大欺小”方面有歷史相似性，兩者有“共同的道德和政治邏輯”。
愛沙尼亞外交的意識形態狂熱由此可見一斑。為了迎合其所在的陣營，愛沙尼亞寧愿犧牲與中國的務實合作，將自己主動綁在地緣政治對抗的戰車上，這是以國家利益為主導的“主權外交”理念所無法解釋的行為。
2022年8月，愛沙尼亞宣布退出中國-中東歐合作機制。愛沙尼亞外交部網站
與愛沙尼亞對俄羅斯的厭惡源于歷史積怨和現實地緣沖突完全不同，中愛兩國遠隔重洋，既沒有歷史積怨，也無地緣上的沖突，且和中國保持友好關系能為愛沙尼亞帶來切實的經濟利益。即使在政治關系趨冷的背景下，中愛雙邊貿易依然有著巨大的發展潛力。2025年1-9月，兩國貨物進出口總額同比增長12.3%。在服務貿易方面，2025年第一季度，愛沙尼亞自華進口額同比激增43.3%。逆勢增長的勢頭充分說明中國對愛沙尼亞經濟所具備的價值，愛沙尼亞當局選擇敵對中國，這顯然有害于愛沙尼亞的國家利益。
然而，愛沙尼亞當局卻不顧后果，選擇與中國“脫鉤”的道路，而理由則是中國在俄烏沖突中“立場不明”。但是，首先中國在俄烏沖突中并沒有因政治原因而對烏克蘭或其他任何歐洲國家進行區別對待，始終平等地進行經貿合作。因此愛沙尼亞以中國“立場不明”為其敵對中國的行為進行辯解，是毫無道理可言的。
其次，愛沙尼亞對華政策的轉向早于俄烏沖突。在2021年歐盟對華政策轉向“價值觀優先”之際，愛沙尼亞就已主動調整其外交路線，將意識形態置于務實合作之上，其退出中國—中東歐“16+1”機制、立法排除中中企等行為均發生在俄烏沖突之前。這一切都說明，中愛關系遇冷與中國在俄烏沖突中的站位沒有本質聯系，而更多地要歸責于愛沙尼亞對歐盟跨大西洋主義和“價值觀外交”的盲從。
愛沙尼亞所稱的“中國威脅”“立場不明”，不過是刻意建構的敘事。盲目的外交姿態顯示，愛沙尼亞的外交自主性已被跨大西洋主義高度架空，成為唯美歐馬首是瞻的“附庸行為體”。
歐盟外長卡拉斯，曾擔任愛沙尼亞總理
理解歐洲的“道德優越感”
近年來，像愛沙尼亞一般對外進行“價值觀外交”“自殘式外交”的歐洲國家并不罕見，這也是中歐、俄歐關系反復無常的一個重要原因。
中歐、俄歐關系冷淡的時候多、火熱的時候極少，跟這些國家奉行自殘式的“價值觀外交”分不開干系。即使拋開中國不談，歐洲的這個問題一樣深重，
比如另一個我們熟悉的“反華國家”立陶宛。如果說立陶宛在反華、反俄議題上尚能扯出些“利益算計”或歷史積怨的遮羞布，那么其對白俄羅斯的敵對政策就是完全是由狂熱支配的。
立陶宛與白俄羅斯沒有歷史積怨，蘇聯解體后更是保持著緊密的經濟聯系與人員往來。但自2020年白俄羅斯選舉風波后，與白俄羅斯無怨的立陶宛卻立即追隨美歐，對白俄羅斯進行制裁打壓。2020年以來，立陶宛當局以“白俄羅斯總統選舉舞弊”為由，出臺了諸如關閉白立邊境、限制通行和禁止白俄羅斯車輛入境等一系列敵對措施。這種行為給立陶宛的國家利益造成了巨大的損失，立陶宛對白俄羅斯出口暴跌80%，克萊佩達港因此運營困難，GDP預計損失率達1.5%。
立陶宛本應通過外交對話化解分歧，卻選擇自毀，最終損害了自身的國家利益。而對于和中國關系的趨冷現狀，愛沙尼亞、立陶宛當局又拋出了“中國在俄烏問題立場不明確”之類的暴論，但他們在2020年、2021年對白俄羅斯、中國的無理敵對又該作何解釋？所謂的“中國人權”“白俄羅斯總統選舉”之類的問題，又與他們有何關系？
從立陶宛到愛沙尼亞，再到其他國家，歐盟被“跨大西洋主義價值觀外交”所裹挾的狂熱已經成為了其外交的主基調，如羅馬尼亞、捷克等國，也在俄烏沖突之前就紛紛選擇與中國“劃清界限”。2020年9月，捷克布拉格市政當局與中國臺灣建立所謂“姐妹城市”關系，羅馬尼亞則在2021年出臺多項歧視性政策，阻礙中國企業參與當地5G、基礎設施等領域的合作。這一切又與俄烏沖突何干？除了“價值觀外交”的狂熱外，沒有任何理由能解釋這些國家的“自殘”行為。
對于這一點，我們應該及時調整認知，正確地認識到歐洲國家對外的“不理性”因素。如果忽視“價值觀外交”這個重要變量，就無法解釋歐洲部分國家的外交悖論，無法理解部分歐洲國家執意要在意識形態方面制造合作障礙的執念到底源自何處。
要理解當代歐洲的外交政策，就必須理解“價值觀外交”，要理解愛沙尼亞這種國家的“自信”從何而來，就必須明白其自信正是源于所謂“道德上的優越感”。這是經典的利益論和現實主義所無法詮釋的盲區，更是我們理解歐洲國家“腦回路”的一個必要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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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1月，愛沙尼亞外長察赫克納在訪華后，公開拋出了一個驚悚的言論。他稱，中國如果希望發展中愛友好關系，就必須停止所謂“支持”俄羅斯的行為。察赫克納甚至坦言其本人將對華會談的大部分時間用于強調“俄羅斯威脅”，言語間全是將中愛雙邊關系與“反俄事務”強行捆綁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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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沙尼亞等歐洲國家執著于提出這般無理要求，其根源和動機需要從其深度擁抱跨大西洋主義的外交取向與“價值觀外交”優先的政策邏輯中尋找答案；單純從國家利益角度無法解釋愛沙尼亞、立陶宛等一眾國家的“自殘式外交”，也無法解釋其為何總是將俄烏沖突議題強行與中國捆綁的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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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經典闡述，跨大西洋主義是以北美與歐洲之間特殊的政治和價值觀同盟為核心的外交理念，目的在于維護和推進一個所謂由”自由民主、法治、人權和市場經濟”等共同價值觀定義的“西方共同體”。
“跨大西洋主義”的核心要素是“共享的價值觀”，強調一種所謂超越了利益算計、基于共同文明與意識形態的身份認同。在北約的官方表述中，“跨大西洋主義”捍衛的是一種生活方式。傳統的大西洋主義承認并依賴于美國的領導地位，美國被視為“不可或缺的國家”，提供最終的安全保障以及應對挑戰所需的絕大部分能力。
總而言之，在西方自詡的敘事中，大西洋主義是一個基于共同價值、由美國領導、通過北約實現集體防御的戰略框架，它被美化為保障歐洲—大西洋地區和平、安全與繁榮的基石。
大西洋主義的邏輯建立在幾個關鍵假設上：首先，它認為美國的安全承諾是永恒且可靠的；第二，它傾向于將“共同價值觀”作為確定“敵我”的唯一要素，不認可通過區域合作、互惠互利或其他任何方式發展的友好外交關系，只認可所謂“共同的價值觀”，有明顯的“非我即彼”色彩。最后，它通過強化“威脅敘事”（如渲染外部威脅）來證明高額國防開支和對外依賴的合理性。
拋開美西方對跨大西洋主義的美化，這是一種以美西方為絕對核心、將外交政策完全異化為“價值觀工具”的外交取向。在這種邏輯下，所謂的“跨大西洋紐帶”是一種單向依附，追隨者需以美西方價值觀為自身取向，以美西方的外交立場為自身立場，并通過軍費投入、軍事部署、外交政策協同等方式強化與美西方的捆綁，甚至不惜將美西方主導的意識形態絕對化，作為衡量對外關系的唯一標尺。
跨大西洋主義往往表現為嚴重的“依附化”。首先是安全領域的絕對從屬，比如部分歐洲國家為討好美國，不顧自身地理與經濟特性，盲目增加軍費采購美國武器，將本國防務體系納入美國、歐盟主導的軍事架構，即便這會導致國防開支擠壓民生投入也在所不惜。
另一方面是外交領域的絕對道德綁架，這些國家往往將人為建構的“價值觀”包裝成普世標準，對不認同這一標準或與美國戰略對手保持正常來往的國家，動輒以“斷交”“制裁”等手段施壓，進行“選邊站隊”的外交脅迫。
這種以意識形態劃界、以“價值觀”為依據人為進行陣營劃分的外交邏輯，在部分歐洲國家的外交實踐中已得到充分印證。深度融入跨大西洋體系的歐洲國家，往往主動放棄外交自主性，將自身安全、外交甚至經濟發展全面與跨大西洋體系接軌。在這一眾國家中，愛沙尼亞的表現尤為典型，其對外政策幾乎完全符合筆者對“跨大西洋主義”的解構定義。
附庸外交
首先是軍事依附。目前，愛沙尼亞的國防開支占其GDP的5.4%，是北約人均軍費最高的成員國，且其國防幾乎全部依賴美國軍事援助，大量采購“海馬斯”火箭炮等美制裝備，并接納美軍輪換部署。同時，愛沙尼亞通過歐洲和平基金（EPF）來資助IRIS-T SLM防空系統等采購項目，并參與波羅的海防線等多邊倡議，從行動上支持歐盟的“反俄防務合作”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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