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印閑生
來源:江寧知府(ID:jiangningzhifu2020)
中日圍繞高市早苗言論的交鋒很容易讓人聯想起四年前拜登的“臺灣有事論”,日本處理該事件的做法跟當初美國幾乎完全一樣。高市早苗11月7日在國會質詢期間表示,“如果真的到動用戰艦并使用武力的話,無論如何,我認為這可能構成緊急事態”。在隨后11月10日的國會質詢中,她拒絕撤回這一表述,她強調相關發言是“依照既有見解,考慮最壞情況”,因此“稍微具體地做出回應”,并稱“今后會避免這樣的回答方式”。與此同時,日內閣官房長官木原稔辯稱,日本政府在臺灣問題上的立場沒有改變,與1972年《中日聯合聲明》一致。11月18日來華磋商的日本外務省亞洲大洋洲局局長金井正彰也表示,高市的言論并未改變日本在1972年《中日聯合聲明》中表明的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的立場。先用言論試探性突破紅線,再用官方表述的方式予以“收回”,這其實就是拜登四年針對臺海問題的一貫做法。從特朗普第一任期開始,華盛頓外交團隊就制定了切香腸的對臺策略,試圖步步為營,將“一個中國政策”掏空。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達巍教授做過一個很形象的比喻:從中方的視角看,美國近年來一直在掏空其“一中政策”,不斷通過立法、訪問、軍售等手段來切香腸,美方則宣稱自己堅持“一中政策”,包括佩洛西訪臺在內的行動都不違反“一中政策”。“一中政策”像一座廟宇,由建筑本身以及其中的佛像組成的;美國搬走了廟里面的一座座佛像,只剩下一座空空如也的房子,然后宣稱廟還在那里——這座“廟”就是美國不支持其法理獨立,不與其建立正式邦交關系。2018年版的美國國務院官網上,有關美臺關系的論述上來是講:“美臺有牢固的非官方關系,1979年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聯合公報將外交承認從臺北改到北京”。到了拜登時期,變為用“Taiwan is a key U.S. partner”開頭。2025年2月,美方再度修改表述,刪除了“不支持”等文字,加入“我們(美國)冀盼兩岸分歧能夠透過自由而非脅迫、兩岸人民都能接受的方式解決”的表述。每次做完小動作后,白宮或國務院發言人都會出來重申一遍——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沒有改變。與這些小打小鬧相比,拜登任內曾四次發表“協防臺灣”的言論,越線程度遠超當前的高市早苗。比如,在2021年10月21日的Town Hall節目,當主持人追問:“如果中國大陸進攻臺灣,美國會保衛嗎?”該言論一經發表立即成為各大媒體報道的焦點,白宮方面火速作出澄清:“總統的言論沒有宣布任何政策改變,美國政府的政策也沒有改變。”之后每當拜登參與類似節目時都會被記者問,有一次主持人還追問:“所以請講清楚一點,跟烏克蘭危機期間美國的反應是不同的,美軍會在危機期間行動?”這樣的做法一連重復了四次,其間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解釋稱:“拜登總統為人直率,當時只是回應假設性問題,以往也有過類似的回答,有關言論并非反映華府有任何政策改變。”布林肯、坎貝爾等主要民主黨外交官員也紛紛表態,美方政策沒有改變。有觀點認為,這是在俄烏戰爭爆發后,當部分臺灣民眾對美國“會來救”的預期大幅下降的情況下,拜登政府刻意搞的一出雙簧戲,用以拉抬臺灣人對美國的信心。2020年2月,時任參議員的魯比奧與時任中國臺灣地區副職的賴清德在美會面。二戰結束后,世界范圍內因種種原因出現分治的情況并不止一例,比較典型的有東西德、南北越和南北朝鮮。其中,南北越最終依靠武力實現了統一(北越擊敗南越),東西德在冷戰末期依靠西德強大的經濟實力實現和平統一(西德并吞東德),南北朝鮮則分裂至今,雙方基本上宣告放棄統一。具體到大陸和臺灣,美國的立場是給“一個中國政策”附加“和平解決”的條件,主張臺灣地位解決的過程應以各方和平協商為基礎,否則它暗示有可能像支持南韓、南越、西德一樣支持臺灣。中國的立場是臺灣問題純屬中國內政,中方保留一切解決問題的手段,外部勢力不容干涉。因為美國長期以來只用了“嚴重關切”這樣一種模糊表述,同時中國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并不具備使用軍事手段解決問題的能力,所以戰略模糊政策在過去幾十年里發揮了部分穩定效果。阿扁1995年以臺北市長身份訪問俄羅斯時,與時任圣彼得堡第一副市長的普京合影。1、中國的實力越來越強大,各界對于解決臺灣問題的期望越來越高,官方明確將統一描述為實現偉大復興的必要步驟,越來越多地尋求在統一方面取得進展。2、在中美戰略競爭的大背景下,華盛頓的兩岸政策一邊倒向臺灣,其跟臺灣的關系越來越官方化,中國也越來越不相信美國關于兩岸問題的承諾,認定美方根本就是支持或默許“臺獨”。3、臺灣民進黨當局否定了基于一中框架的“九二共識”,兩岸民意愈發脫節,和平統一的終極前景出現消極預期。4、當前的中美關系已經深深被臺灣問題所裹挾,雙方的緩沖空間被壓縮殆盡,一旦臺海出現風吹草動,中美關系也將立即受到影響,三角關系出現“聯動”的特征。5、在中美戰略競爭的背景下,盟友體系是美國最重要的不對稱優勢,倘若美國在兩個主要地緣政治對手(俄羅斯、中國)面前接連示弱,它將徹底喪失在盟友中的信譽,華盛頓經受不起聯盟體系的崩潰。當然,如果要從最根本處講,那就是美國戰略模糊的立場已經無法有效威懾中國大陸,必須上升到戰略清晰才能維持它所謂的“現狀”。更進一步推演,當美國戰略清晰也無法威懾中國大陸時,臺灣瓜熟蒂落的時刻便會到來。在很多美國戰略家看來,一旦危機爆發,臺軍的表現更有可能接近于2014年的烏克蘭軍隊,而不是經歷過八年局部戰爭磨煉之后的2022年的烏軍。烏克蘭作為歷史上的“百戰之地”,其社會韌性、抗壓性都是非常強的;與之相較,中國臺灣地區很幸運地躲過了近百年來的歷次戰爭,社會抗壓能力非常堪憂。開戰后的烏克蘭獲得了整個西方世界的支持,結果也僅僅就是今天這般模樣,臺灣從法律意義上是中國的一個省——獲得幾乎所有聯合國成員的認同,美國將更難拉起統一戰線。假如美國想干預臺海,大概率只有日本、澳大利亞和菲律賓會提供少量支持,其他方面施加援助的可能性極低。另一方面,烏克蘭直接與北約陸地接壤,臺灣則是一個島嶼,輸送補給要困難得多。綜合分析下來,美國應對臺海突發事件的成本遠遠超越烏克蘭,其能夠威懾中國的唯一方法就只有大規模直接軍事介入。事實上,美國的戰略模糊也好,日本的戰略模糊也好,都是出于對自身軍事實力的猶豫,與之對應,中方所有的預案一定是按照“美日全力干預”去設定準備的,而不可能寄希望于對手的承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