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印閑生
來源:江寧知府(ID:jiangningzhifu2020)
美國媒體報道,以色列總理內坦亞胡計劃12月月底訪問華盛頓,屆時將向美國總統特朗普提交一份對伊朗發動新一輪襲擊的計劃。自6月份“午夜之錘”行動之后,伊朗除了緊接著的那一次象征性報復外,基本陷入了沉默狀態。任憑外面空襲卡塔爾、加沙和談、重啟制裁等事件紛紛擾擾,德黑蘭始終“穩坐釣魚臺”,幾乎沒有任何回應。美國打擊伊朗核設施的第二天,普京會見了伊朗外交部長。烏克蘭危機期間,伊朗向俄羅斯輸送了大量武器裝備,在2022至2023年俄軍最困難的時候曾鼎力相助,使得兩國關系迅速升溫。2025年4月份,俄伊兩國簽署的《全面戰略伙伴關系條約》正式生效,只不過這份條約不涉及共同防御——關于安全的條款相對單薄,僅提及“情報共享”和“不會向敵對方提供幫助”等。除缺乏條約義務外,俄羅斯之所以沒有援助伊朗,背后可能還有這樣幾點考量。1、俄國自己正處于戰爭狀態,首要任務顯然是烏克蘭。2、俄國希望用伊朗問題作為籌碼換取美國減少對烏克蘭援助,普京不愿意冒著得罪特朗普的巨大風險去支持伊朗。3、俄羅斯對伊朗的宗教意識形態保持高度警惕,擔心蔓延至其境內高加索地區,雙方合作存在“上限”。4、不看好伊朗勝利的前景——國際政治跟人際關系一樣,救急不救窮,由于以色列先聲奪人的打擊和伊朗相對拉胯的應對,使得俄方不愿意押注德黑蘭獲勝。與俄羅斯可以通過里海直接跟伊朗進行大規模物資轉運不同,中國與伊朗之間的交通十分受限,鐵路運輸需經過第三國轉運,流程復雜且曠日持久。長期以來,中國在中東的真正優勢在于經濟關系和外交橋梁,然而在這場沖突中,伊朗和以色列其實并不缺乏溝通渠道——他們只是拒絕談判而已。另一方面,中國也不愿意將經濟關系“武器化”(除被迫還擊美國外),比如對某一方說,“如果你不按照我的意愿去做,將限制彼此的經貿合作”。實際上,卷入伊朗-以色列沖突的行為成本非常高昂,且潛在收益極低,不僅俄羅斯、中國沒有動機去扮演這樣的角色,連美國都“打完收手”“宣布勝利”,竭力避免沖突升級。對于中東,尤其是波斯灣周邊地區,中國的核心訴求是穩定,很希望看到國際社會與伊朗關系正常化,也一直往這個方向努力。以伊停火后,特朗普在個人社交媒體上大肆吹噓了一番,期間不忘捎帶上中國:“中國現在可以繼續從伊朗購買石油了,希望他們也能從美國購買大量產品,我很榮幸能做到這一點!”這句話寫得讓外界浮想聯翩,被認為可能會解除對伊朗制裁,但白宮隨后向媒體澄清說:“總統只是提請注意這樣一個事實,即由于他采取果斷行動摧毀伊朗的核設施并促成以色列和伊朗之間的停火,霍爾木茲海峽不會受到干擾——對中國來說影響巨大。”從特朗普的話中,能夠體會出他有一點心理不平衡的感覺,即認為中國在中東安全領域搭了美國的便車,是美軍保障了地區穩定。過去幾十年里,美國在中東花了太多錢,華盛頓的影響力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而是真金白銀砸出來的。拋開伊拉克戰爭等大筆花銷不談,美國每年固定給以色列38億美元援助、給埃及13億美元、給約旦17億美元;2023年加沙危機爆發至今,又額外批復了以色列217億美元的軍事援助……這是個什么概念呢,伊朗全年的軍費也就折合約100億美元。“當華盛頓施加真正的壓力時,以色列簽署停火協議并不奇怪,因為如果沒有美國的持續供應,他們根本無法應對在伊朗或加沙的任何沖突,當簽署支票的人說話時,你要認真聽。”開戰初期,美以陣營有一種樂觀估計是“演變伊朗”,可事實上伊斯蘭共和國并沒有在沖擊下崩潰,反而獲得了凝聚。《外交事務》雜志近日刊登了一篇文章,作者Tabaar是哈佛大學國際事務系中東問題助理教授,本科、碩士畢業于德黑蘭大學。Tabaar認為,以色列和美國的空襲在伊朗國內引起了團結效應,大部分伊朗人譴責這些空襲,選擇支持政府的反應。那些被以軍斬首的官員很快就有了繼任者,伊斯蘭革命衛隊的力量并未得到明顯削弱,其在國內的地位反而上升。外部壓力放大了安全因素在伊朗社會的影響,導致伊朗民族主義情緒爆發,使得普通人更愿意接受國家的現狀。戰爭過后,伊朗內部形成了一個新的社會契約——把國家安全置于一切之上。大多數伊朗人不相信美國和以色列的說辭,比如“襲擊僅僅針對哈梅內伊政權”,他們認為這就是一場針對國家的戰爭。在特朗普和以色列官員敦促德黑蘭市民緊急撤離時,英國《金融時報》記者曾采訪了一位德黑蘭市民,她這樣講道:“我不是伊斯蘭共和國的粉絲,但現在是表達對伊朗聲援的時候了。特朗普和內塔尼亞胡說‘撤離’,就好像他們關心我們一樣,可一個擁有1000萬人口的城市如何撤離?干脆殺了我們吧。”Tabaar認為,以色列的打擊行動事實上減輕了伊斯蘭共和國的一些內部壓力,伊朗社會的裂縫被暫時填平,取而代之的是對外部敵人的普遍警惕。從德黑蘭權力架構考慮,這場“十二日戰爭”其實增強了伊朗內部保守派的力量——在哈梅內伊年事已高的情況下,權力真空由伊斯蘭革命衛隊等強力安全部門填補,宗教長老與軍政高層組成的“集體看守體制”基本成型。換言之,伊朗目前正處于一種“待變”的狀態,以保守、穩健、略帶緊張的心情等待“后哈梅內伊時代”的到來,外部事務對于德黑蘭高層來說已沒有那樣重要。作為一個富有巨大潛力的國家,伊朗擁有9000萬人口,其中近60%的人年齡在40歲以下,識字率91%,大學入學率在中東地區名列前茅。其城市化水平高達78%,八個城市的人口超過400萬,96%的人擁有手機,超過一半的家庭擁有電腦。資源方面就不用多說了,除了盛產石油和天然氣外,伊朗還有全球第六大鋅儲量、第七大銅儲量、第九高鐵礦石儲量以及一個超大型鋰礦。地理位置上,伊朗位于中東、中亞和南亞的十字路口,與七個國家陸地接壤,同時控制著波斯灣和阿曼灣的港口……毫不夸張的講,伊朗其實具備了一個中等強國所需的全套“硬實力”要素,但因長期游離于美元主導的全球經濟體系之外,伊朗只能被迫發展出一種“區域化+灰色貿易為主”的生存方式。其一是待新一代領導層上臺后,采取越南或緬甸式的“有限開放”策略,嘗試與歐亞國家重新建立金融聯系,吸引中國、阿拉伯國家投資,推動經濟復蘇——這是一種短期策略,跟伊核協議一樣充滿不確定性。至于第二種路徑,則是全力支持下個時代的全球秩序重組,將徹底打破枷鎖的希望押到中國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