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少卿:“不能只依靠中國”?柬埔寨不該在這個時候玩平衡
【文/東方軍事專欄作者 文少卿】
近日,一則來自高棉的消息在關注中國周邊外交的人士中激起漣漪。
據英國《金融時報》1月14日報道,柬埔寨副首相孫占托在接受采訪時表示,該國正尋求降低對中國的依賴,以規(guī)避中美戰(zhàn)略競爭帶來的經濟風險。“特朗普宣布‘解放日’關稅時,給了我們當頭一棒,”他坦言,“我們不能只依賴一個國家。”
他進一步指出,小國“承受不起在中美之間選邊站隊”,“大象打架時,最好躲開。柬埔寨可以通過不選邊來生存。”
過去十余年,柬埔寨在西方輿論中常被貼上“中國衛(wèi)星國”的標簽:外交立場高度協(xié)同、經濟結構深度嵌入、戰(zhàn)略取向幾無懸念。尤其在南海議題上,金邊屢次在東盟內部阻止形成對中國不利的聯(lián)合聲明,一度被視為中國區(qū)域影響力的標志性支點。
然而,近一兩年來,柬埔寨卻開始低調而持續(xù)地改善與美國的關系。這一微妙變化,引發(fā)了一個看似簡單卻常被誤讀的問題:柬埔寨是否正在“對沖”中國?
柬埔寨為何“賣力”示好?
實際上,孫占托的表態(tài)并非孤立事件。
2026年1月9日,美國負責東亞和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邁克爾·德索姆布雷訪問柬埔寨與泰國,宣布將提供4500萬美元援助,以支持兩國近期達成的停火協(xié)議。這筆資金中,1500萬美元用于邊境穩(wěn)定與社區(qū)重建,1000萬美元投入排雷行動,另有2000萬美元用于打擊跨境詐騙與毒品走私。
更具象征意味的是,柬埔寨正考慮將連接首都金邊與西哈努克港的國道4號線更名為“唐納德·特朗普大道”。數十年來,柬埔寨以中國領導人命名主干道,以示對其最重要支持者的敬意;如今,或將同樣殊榮授予一位美國總統(tǒng),其政治信號不言而喻。
金邊的“偉大領袖大道”街牌
金邊顯然懂得投其所好。2025年8月,大批柬埔寨僧侶手持特朗普的肖像在金邊游行,以感謝特朗普在調解柬泰邊境沖突中的“關鍵作用”。這一畫面在曾被廣泛視為“北京最可靠伙伴”的國度里,顯得格外刺眼又耐人尋味。
2025年8月10日,柬埔寨僧侶手持特朗普肖像游行。
這場精心策劃的魅力攻勢已初見成效:柬泰和平協(xié)議簽署后,美國迅速解除對柬武器禁運,重啟自2017年起凍結的美柬聯(lián)合軍演,并推動新的雙邊貿易協(xié)定談判。盡管具體條款尚在磋商,但美柬關系回暖已是不爭事實。
要真正理解柬埔寨為何主動向美國靠攏,必須首先回到一個根本問題:政權合法性。
近年來,隨著反對派被系統(tǒng)性邊緣化、選舉競爭性持續(xù)萎縮、司法獨立與媒體自由空間不斷收窄,柬埔寨在西方世界的政治聲譽已大幅折損。這種“聲譽赤字”并非抽象的政治標簽,而是迅速轉化為實際的政策后果,最典型的例子是歐盟于2020年部分中止對柬“除武器外一切免稅”(EBA)優(yōu)惠待遇。這一舉措,直接沖擊了柬埔寨賴以生存的出口制造業(yè)。
在此背景下,金邊改善對美關系,并非意味著其有意推動政治改革,而是旨在緩解外部壓力,向國際社會傳遞一個信號:柬埔寨并未徹底與西方割席。即便只是恢復對話機制、重啟部分軍事或勞工領域的技術性合作,也足以改善國際觀感,重塑其“可接觸”形象。
洪森向其子洪瑪奈移交權力的過程,為這場外交調整提供了契機。作為西點軍校畢業(yè)生,并擁有英國經濟學教育背景,洪瑪奈具備一種與其父截然不同的“技術官僚”氣質,這使其更容易被包裝為“改革者”。盡管權力結構并未發(fā)生實質變化,但通過強化與美國的互動,金邊得以將這場家族式權力交接重新敘事為“治理現(xiàn)代化”的進程,從而淡化世襲色彩,提升國際接受度。
在馬來西亞簽署柬泰和平協(xié)議時,洪瑪奈俯身與特朗普交談。
從經濟維度看,柬埔寨的“親美回調”更是出于冷峻的生存理性,而非地緣浪漫主義。
該國經濟高度依賴出口導向型制造業(yè),尤其是服裝、鞋類和旅行用品等勞動密集型產業(yè)。而美國,長期以來一直是其最大單一出口市場。截至2024年,柬埔寨對美出口占其商品總出口近40%,遠超對華出口比重。盡管中國在基礎設施、房地產和能源領域的存在感極強,但并未能替代西方對柬埔寨制成品的吸納能力。
歐盟EBA事件已經清楚地表明:一旦與西方關系惡化,經濟代價將立竿見影。而特朗普政府的關稅威脅則進一步放大了這一脆弱性。特朗普一度擬對柬埔寨征收高達49%的懲罰性關稅(僅次于對中國),后雖降至19%,但仍足以撼動整個產業(yè)鏈。柬埔寨官員日益認為,改善與特朗普政府的關系是避免最嚴厲關稅、保住對美市場準入的唯一可行途徑,數百萬柬埔寨工人賴此謀生。
平衡術,是柬埔寨的“歷史本能”
從更長的歷史縱深看,柬埔寨當前在中美之間謹慎拿捏分寸,并非臨時應對大國競爭的權宜之計,而是一種深植于其國家生存經驗中的外交本能。作為一個長期被區(qū)域強權包圍的中小國家,柬埔寨在不同歷史階段反復展現(xiàn)出一種高度務實的生存邏輯:避免對任何單一大國形成不可逆的依附,同時巧妙利用大國競爭,為自己爭取最大戰(zhàn)略回旋空間。
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出現(xiàn)在冷戰(zhàn)時期。諾羅敦·西哈努克親王在1950至1960年代所推行的外交路線,至今仍被視為柬埔寨“均衡術”的教科書案例。面對美蘇對峙與中蘇分裂交織的復雜格局,西哈努克既接受美國援助,又拒絕加入美國主導的東南亞條約組織(SEATO);率先與新中國建交,甚至在越戰(zhàn)期間默許北越使用柬埔寨領土,同時又向華盛頓示好以換取支持。
一個耐人尋味的細節(jié)是:1958年柬埔寨建造首座國家廣播電臺時,美國出資建設演播室,中國則負責提供并安裝發(fā)射設備。這種“拼裝式合作”并非意識形態(tài)上的搖擺不定,而是一種精心設計的中立姿態(tài)——將柬埔寨定位為緩沖地帶,在多方之間保持功能性接觸,以規(guī)避被卷入代理人沖突的風險。
盡管這一策略最終因越戰(zhàn)外溢和國內政變而崩解,但其內核卻深深嵌入柬埔寨精英的戰(zhàn)略認知:大國皆可為用,但不可盡信;依附須有度,自主方能存。
中央情報局關于柬埔寨局勢的報告,1963年12月20日(2008年解密)
1991年《巴黎和平協(xié)定》簽署后,柬埔寨進入戰(zhàn)后重建階段。這一時期的外交實踐延續(xù)了平衡傳統(tǒng):聯(lián)合國主導的維和行動為過渡政府提供合法性背書,而美國、日本、澳大利亞及歐洲國家成為主要援助來源;與此同時,中國也逐步恢復并擴大對柬接觸。即便在洪森長期執(zhí)政的早期階段,柬埔寨的對外政策也遠非“一邊倒”。
2000年代初,該國一方面深化與中國的政治互信與經濟合作,另一方面積極融入東盟,接受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結構性改革框架。即便在洪森執(zhí)政后期對美關系跌至冰點,金邊仍小心翼翼保留對話渠道,避免徹底“脫鉤”。
在中柬關系日益緊密的背景下,金邊仍多次在關鍵國際議題上呼應西方立場。2022年,柬埔寨與其他國家共同發(fā)起聯(lián)合國決議,譴責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并在整個俄烏沖突進程中維持對西方的支持。同年11月,時任美國總統(tǒng)拜登出席在金邊舉行的東盟峰會,公開感謝柬埔寨在烏克蘭問題上的“原則性立場”;一個月后,洪森罕見地訪問美國駐金邊大使館。
由此可見,修復對美關系并非權力交接后的“改弦更張”,而是金邊一以貫之的戰(zhàn)略選擇。無論是冷戰(zhàn)時期的不結盟嘗試、后冷戰(zhàn)時代的多邊嵌入,還是21世紀初的雙軌策略,柬埔寨始終致力于避免被完全吸納進任何一方的戰(zhàn)略軌道。
問題是,柬埔寨當下的結構性依賴更加不對稱,中美競爭更具零和性,“平衡術”的操作空間因而大幅收窄,風險也隨之驟增。
1 2 下一頁 余下全文中美的戰(zhàn)略考量
從美國視角看,近期對柬埔寨政策的微妙調整,應被置于美中戰(zhàn)略競爭的框架下理解,而非源于對金邊政治改革前景的信心重燃。在東南亞,美國本就影響力有限,徹底失去與柬埔寨的溝通渠道,反而不符合美國的戰(zhàn)略利益。
盡管體量有限,柬埔寨地處泰國、越南與老撾之間,地緣位置敏感。尤其是“中國在柬軍事存在”的傳聞長期未散的背景下,對華盛頓而言,哪怕是有限的外交接觸,也好過被完全排除在外。
特朗普政府的回歸,為這種接觸提供了難得窗口。相較于拜登政府將人權與民主作為政策前提(2021年因此實施武器禁運),特朗普更傾向于“結果導向”的務實外交。正如柬埔寨參議院發(fā)言人、洪森長期心腹謝蒂麗所言:“歷屆美國政府總在談論民主......我認為特朗普更理解柬埔寨的實際情況。”
此外,柬埔寨在東盟內部的角色,也是影響美國權衡的變量。2012年金邊擔任東盟輪值主席國期間,因拒絕就南海問題發(fā)表聯(lián)合聲明,導致東盟歷史上首次“失聲”,這一事件至今被視為中國影響力的高光時刻。對華盛頓而言,與其放任柬埔寨持續(xù)扮演“制度性否決者”,不如嘗試通過有限接觸,削弱其在區(qū)域機制中對中國立場的無條件背書。
而從我們的立場出發(fā),也沒有必要過度焦慮。不干涉他國內政、不要求選邊站隊向來是中國外交的底色之一,對于中小國家的“有限對沖”,中國素來持務實態(tài)度:只要不觸碰核心利益,便有足夠的容忍空間。
迄今為止,金邊的所有對美動作都保持在高度可控范圍內:沒有公開支持美國主導的遏制戰(zhàn)略,沒有簽署安全協(xié)議,沒有公開站隊,更沒有參與針對中國的戰(zhàn)略敘事。中國投資仍是柬埔寨發(fā)展戰(zhàn)略的核心,中柬軍事合作也在持續(xù)推進,包括在云壤海軍基地舉行“金龍”聯(lián)合軍演。西方觀察人士傾向于認為,只要不觸及紅線(例如軍事基地使用權、情報共享或實質性安全結盟)的前提下,中國更可能選擇觀察與安撫,而非懲罰。
更重要的是,柬埔寨對中國的結構性依賴并未動搖。中國仍是其最大投資來源國、最大雙邊債權國、最大基礎設施合作伙伴,以及最關鍵的國際政治支持者。兩國的政黨紐帶、軍方聯(lián)系與精英網絡早已深度交織,遠非短期外交姿態(tài)所能撼動。
數據最具說服力:2025年前11個月,中國對柬投資額達95億美元,占該國總投資額的53%,而美國僅占0.44%。在柬埔寨最具影響力的服裝、鞋類與旅行用品出口協(xié)會中,超過60%的企業(yè)由中國大陸投資者控股。一條由中國援建的高速公路,正與那條可能冠以“特朗普”之名的4號國道并行延伸,將金邊至西哈努克港的車程縮短近半。這條通往柬埔寨國際貿易門戶的新動脈,無聲訴說著誰才是真正的經濟命脈掌控者。
柬埔寨的進口商品大多來自中國,而出口則主要依賴美國。
中國是柬埔寨最大的投資國
從中國的視角看,金邊對美的接觸是補充性的策略,而非替代性的轉向。正如柬埔寨投資管理集團首席執(zhí)行官、美國商會柬埔寨分會副主席安東尼·加利亞諾所言:“必須承認,中國在柬埔寨進行了大量投資,而美國并未如此。”
他進一步指出,柬埔寨別無選擇,只能在中美之間尋找微妙平衡:“他們既需要最大的出口市場(美國),也需要最大的外國直接投資來源國(中國)……因為兩者相互影響。若出口市場消失,來自中國的進口將中斷,工廠的外資也將隨之撤離。”
“平衡戰(zhàn)略”本身就蘊含風險
當前柬埔寨的外交行為,與其說是戰(zhàn)略再定位,不如說是一種高度精密的“微平衡”:在不觸怒主要依賴對象的前提下,爭取有限但關鍵的回旋空間。當然正如前文所述,柬埔寨此番對美示好,也離不開洪森父子權力交接因素的影響。事實上,柬埔寨每一次對美互動,幾乎都伴隨著對中柬“鐵桿友誼”的即時重申——對于金邊的“平衡術”,我們不必過分擔憂,但需要有清醒的認識。
國際政治的現(xiàn)實一再證明:任何試圖擴大回旋空間的努力,都暗藏著巨大風險。正如金邊智庫“未來論壇”主席屋偉烈(Ou Virak)所警示:“柬埔寨不可能真正保持中立。美中兩國都不會允許小國保持中立,當今世界兩極化趨勢愈發(fā)明顯。”他特別提醒柬埔寨需謹慎行事,以免激怒中國,否則“可能失去這個主要支持者”。
從歷史經驗看,柬埔寨在大國之間尋求平衡,確有其現(xiàn)實邏輯與生存?zhèn)鹘y(tǒng)。然而,外交策略的有效性,始終取決于時代條件與力量結構。在當前中美戰(zhàn)略競爭的背景下,過度強調“靈活周旋”,并試圖在關鍵時刻放大“平衡術”的象征意義,本身就蘊含風險。
對于中國而言,柬埔寨并非普通意義上的合作伙伴,而是長期在政治互信、發(fā)展支持與安全協(xié)作層面形成高度密切關系的國家。正因如此,中國對柬埔寨的期待,并不在于其是否與其他大國保持正常往來,而在于其能否清晰區(qū)分“多邊交往”與“戰(zhàn)略搖擺”的邊界。在涉及核心利益與地區(qū)穩(wěn)定的關鍵議題上,任何被外界解讀為立場模糊、方向曖昧的外交操作,都可能削弱長期積累的互信基礎。
歷史反復證明,小國外交的真正資本不在于制造戰(zhàn)略模糊,而在于對自身位置的清醒認知。在中美戰(zhàn)略競爭加劇、地區(qū)安全環(huán)境趨于復雜的當下,柬埔寨若將平衡外交視為一種可被反復操作、用于短期博弈的工具,而非一種以穩(wěn)定為導向的審慎選擇,其回旋空間反而可能被進一步壓縮。
對柬埔寨而言,如何避免在“平衡”的名義下消耗戰(zhàn)略信譽,將比爭取更多外交選項更為關鍵。畢竟,躲開“大象角力”的最佳位置,絕對不該是雙方火力的交叉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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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則來自高棉的消息在關注中國周邊外交的人士中激起漣漪。
據英國《金融時報》1月14日報道,柬埔寨副首相孫占托在接受采訪時表示,該國正尋求降低對中國的依賴,以規(guī)避中美戰(zhàn)略競爭帶來的經濟風險。“特朗普宣布‘解放日’關稅時,給了我們當頭一棒,”他坦言,“我們不能只依賴一個國家。”
他進一步指出,小國“承受不起在中美之間選邊站隊”,“大象打架時,最好躲開。柬埔寨可以通過不選邊來生存。”
過去十余年,柬埔寨在西方輿論中常被貼上“中國衛(wèi)星國”的標簽:外交立場高度協(xié)同、經濟結構深度嵌入、戰(zhàn)略取向幾無懸念。尤其在南海議題上,金邊屢次在東盟內部阻止形成對中國不利的聯(lián)合聲明,一度被視為中國區(qū)域影響力的標志性支點。
然而,近一兩年來,柬埔寨卻開始低調而持續(xù)地改善與美國的關系。這一微妙變化,引發(fā)了一個看似簡單卻常被誤讀的問題:柬埔寨是否正在“對沖”中國?
柬埔寨為何“賣力”示好?
實際上,孫占托的表態(tài)并非孤立事件。
2026年1月9日,美國負責東亞和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邁克爾·德索姆布雷訪問柬埔寨與泰國,宣布將提供4500萬美元援助,以支持兩國近期達成的停火協(xié)議。這筆資金中,1500萬美元用于邊境穩(wěn)定與社區(qū)重建,1000萬美元投入排雷行動,另有2000萬美元用于打擊跨境詐騙與毒品走私。
更具象征意味的是,柬埔寨正考慮將連接首都金邊與西哈努克港的國道4號線更名為“唐納德·特朗普大道”。數十年來,柬埔寨以中國領導人命名主干道,以示對其最重要支持者的敬意;如今,或將同樣殊榮授予一位美國總統(tǒng),其政治信號不言而喻。
金邊的“偉大領袖大道”街牌
金邊顯然懂得投其所好。2025年8月,大批柬埔寨僧侶手持特朗普的肖像在金邊游行,以感謝特朗普在調解柬泰邊境沖突中的“關鍵作用”。這一畫面在曾被廣泛視為“北京最可靠伙伴”的國度里,顯得格外刺眼又耐人尋味。
2025年8月10日,柬埔寨僧侶手持特朗普肖像游行。
這場精心策劃的魅力攻勢已初見成效:柬泰和平協(xié)議簽署后,美國迅速解除對柬武器禁運,重啟自2017年起凍結的美柬聯(lián)合軍演,并推動新的雙邊貿易協(xié)定談判。盡管具體條款尚在磋商,但美柬關系回暖已是不爭事實。
要真正理解柬埔寨為何主動向美國靠攏,必須首先回到一個根本問題:政權合法性。
近年來,隨著反對派被系統(tǒng)性邊緣化、選舉競爭性持續(xù)萎縮、司法獨立與媒體自由空間不斷收窄,柬埔寨在西方世界的政治聲譽已大幅折損。這種“聲譽赤字”并非抽象的政治標簽,而是迅速轉化為實際的政策后果,最典型的例子是歐盟于2020年部分中止對柬“除武器外一切免稅”(EBA)優(yōu)惠待遇。這一舉措,直接沖擊了柬埔寨賴以生存的出口制造業(yè)。
在此背景下,金邊改善對美關系,并非意味著其有意推動政治改革,而是旨在緩解外部壓力,向國際社會傳遞一個信號:柬埔寨并未徹底與西方割席。即便只是恢復對話機制、重啟部分軍事或勞工領域的技術性合作,也足以改善國際觀感,重塑其“可接觸”形象。
洪森向其子洪瑪奈移交權力的過程,為這場外交調整提供了契機。作為西點軍校畢業(yè)生,并擁有英國經濟學教育背景,洪瑪奈具備一種與其父截然不同的“技術官僚”氣質,這使其更容易被包裝為“改革者”。盡管權力結構并未發(fā)生實質變化,但通過強化與美國的互動,金邊得以將這場家族式權力交接重新敘事為“治理現(xiàn)代化”的進程,從而淡化世襲色彩,提升國際接受度。
在馬來西亞簽署柬泰和平協(xié)議時,洪瑪奈俯身與特朗普交談。
從經濟維度看,柬埔寨的“親美回調”更是出于冷峻的生存理性,而非地緣浪漫主義。
該國經濟高度依賴出口導向型制造業(yè),尤其是服裝、鞋類和旅行用品等勞動密集型產業(yè)。而美國,長期以來一直是其最大單一出口市場。截至2024年,柬埔寨對美出口占其商品總出口近40%,遠超對華出口比重。盡管中國在基礎設施、房地產和能源領域的存在感極強,但并未能替代西方對柬埔寨制成品的吸納能力。
歐盟EBA事件已經清楚地表明:一旦與西方關系惡化,經濟代價將立竿見影。而特朗普政府的關稅威脅則進一步放大了這一脆弱性。特朗普一度擬對柬埔寨征收高達49%的懲罰性關稅(僅次于對中國),后雖降至19%,但仍足以撼動整個產業(yè)鏈。柬埔寨官員日益認為,改善與特朗普政府的關系是避免最嚴厲關稅、保住對美市場準入的唯一可行途徑,數百萬柬埔寨工人賴此謀生。
平衡術,是柬埔寨的“歷史本能”
從更長的歷史縱深看,柬埔寨當前在中美之間謹慎拿捏分寸,并非臨時應對大國競爭的權宜之計,而是一種深植于其國家生存經驗中的外交本能。作為一個長期被區(qū)域強權包圍的中小國家,柬埔寨在不同歷史階段反復展現(xiàn)出一種高度務實的生存邏輯:避免對任何單一大國形成不可逆的依附,同時巧妙利用大國競爭,為自己爭取最大戰(zhàn)略回旋空間。
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出現(xiàn)在冷戰(zhàn)時期。諾羅敦·西哈努克親王在1950至1960年代所推行的外交路線,至今仍被視為柬埔寨“均衡術”的教科書案例。面對美蘇對峙與中蘇分裂交織的復雜格局,西哈努克既接受美國援助,又拒絕加入美國主導的東南亞條約組織(SEATO);率先與新中國建交,甚至在越戰(zhàn)期間默許北越使用柬埔寨領土,同時又向華盛頓示好以換取支持。
一個耐人尋味的細節(jié)是:1958年柬埔寨建造首座國家廣播電臺時,美國出資建設演播室,中國則負責提供并安裝發(fā)射設備。這種“拼裝式合作”并非意識形態(tài)上的搖擺不定,而是一種精心設計的中立姿態(tài)——將柬埔寨定位為緩沖地帶,在多方之間保持功能性接觸,以規(guī)避被卷入代理人沖突的風險。
盡管這一策略最終因越戰(zhàn)外溢和國內政變而崩解,但其內核卻深深嵌入柬埔寨精英的戰(zhàn)略認知:大國皆可為用,但不可盡信;依附須有度,自主方能存。
中央情報局關于柬埔寨局勢的報告,1963年12月20日(2008年解密)
1991年《巴黎和平協(xié)定》簽署后,柬埔寨進入戰(zhàn)后重建階段。這一時期的外交實踐延續(xù)了平衡傳統(tǒng):聯(lián)合國主導的維和行動為過渡政府提供合法性背書,而美國、日本、澳大利亞及歐洲國家成為主要援助來源;與此同時,中國也逐步恢復并擴大對柬接觸。即便在洪森長期執(zhí)政的早期階段,柬埔寨的對外政策也遠非“一邊倒”。
2000年代初,該國一方面深化與中國的政治互信與經濟合作,另一方面積極融入東盟,接受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結構性改革框架。即便在洪森執(zhí)政后期對美關系跌至冰點,金邊仍小心翼翼保留對話渠道,避免徹底“脫鉤”。
在中柬關系日益緊密的背景下,金邊仍多次在關鍵國際議題上呼應西方立場。2022年,柬埔寨與其他國家共同發(fā)起聯(lián)合國決議,譴責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并在整個俄烏沖突進程中維持對西方的支持。同年11月,時任美國總統(tǒng)拜登出席在金邊舉行的東盟峰會,公開感謝柬埔寨在烏克蘭問題上的“原則性立場”;一個月后,洪森罕見地訪問美國駐金邊大使館。
由此可見,修復對美關系并非權力交接后的“改弦更張”,而是金邊一以貫之的戰(zhàn)略選擇。無論是冷戰(zhàn)時期的不結盟嘗試、后冷戰(zhàn)時代的多邊嵌入,還是21世紀初的雙軌策略,柬埔寨始終致力于避免被完全吸納進任何一方的戰(zhàn)略軌道。
問題是,柬埔寨當下的結構性依賴更加不對稱,中美競爭更具零和性,“平衡術”的操作空間因而大幅收窄,風險也隨之驟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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