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達利歐：美國現有秩序已站在崩潰邊緣
在美國明尼蘇達州，移民與海關執法局（ICE）針對移民的執法行動與當地民眾的抗議，已釀成兩起致命槍擊，聯邦與州政府陷入公開對峙；
在中東，美國已向該地區派遣航母打擊群、軍機，伊朗嚴陣以待；美軍會不會打、什么時候打、怎么打，局勢撲朔迷離；
而美國經濟表現，截至2025年第三季度，美國聯邦政府債務總額占GDP的比例約為121%至124%，債務總額已超過36萬億美元。
上述具體事件并非孤立存在。瑞·達利歐（Ray Dalio）在其社交上平臺上發表最新文章，認為這些事件是“秩序崩潰”的前兆，基于其長期研究歷史周期與大國興衰的框架，他對當前美國乃至全球的風險趨勢發出警告。
達利歐指出，國家和世界秩序的興衰遵循一個約80年的“大周期”，始于1945年的戰后秩序已經走到盡頭。當前美國以及更廣泛的世界局勢正處于歷史周期的轉折點上，這個周期涵蓋了經濟、政治、社會乃至戰爭的多重動態。具體來說：1.美國處于大周期的末期階段，目前美國正從“階段 5”——內部制度與秩序開始嚴重惡化的“前崩潰階段”向“階段 6”——真正的內部崩潰，例如內戰或革命過渡；2.當前事件是大周期演進的信號，特別是明尼阿波利斯發生的暴力事件，可能推動沖突升級甚至演變為更廣泛的“內戰式”對抗。3.債務與財富差距是關鍵驅動因素；
4. 美國當前的處境，民調顯示越來越多美國人認為政治暴力在上升，甚至有人覺得暴力可能成為“糾偏”的手段，而過去幾年黨派動機的襲擊與陰謀數量，相比此前幾十年出現了成倍增長；如果把明尼阿波利斯槍擊案置于更大的結構背景中，是中央與地方的博弈、政治陣營的對立、公眾對制度信任下降的相互疊加；5.關鍵結論，歷史從不靜止，制度與秩序都會隨著周期漲落而演變，關鍵不在于迷信某種體制“永遠正確”，而在于根據所處階段不斷調整與改革；相比在失衡中走向對抗甚至內戰，通過合作把蛋糕做大并更合理地分配，才是讓社會長期穩定與繁榮的更優解。
文章大量引用他2021年出版的《Principles for Dealing With the Changing World Order》（中譯本《原則：應對變化中的世界秩序》）中的分析，這本書基于500年大國興衰歷史總結出六個階段的周期模型。
微信公眾號“RandomlyWriting”對達利歐最新發布的文章《Money, Civil & International War, Minneapolis, and Beyond—in Perspective》進行全文翻譯。東方軍事轉載此文，供讀者參考，文章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
【文/ 瑞·達利歐】
對我來說，目睹現在發生的一切，就像在看一部我在歷史上反復看過很多次的電影。我是一名全球宏觀投資者，我的投資方法是理解事物運作的機制，并從中汲取歷史教訓，從而預測未來。我發現現在發生的事情在歷史上反復出現，而且原因相同，理解這些因果關系對我幫助巨大。我現在的人生階段是，我更愿意把這些經驗分享出去，而不是獨自享用。因此，我在我的著作《應對變化世界秩序的原則》中描述了導致貨幣秩序、國內政治秩序和國際地緣政治秩序興衰的典型事件序列。我稱之為“大周期”，因為它規模龐大且持續時間長，通常持續約80年，大約為一個人的一生。
上一次這些秩序崩潰是在1930年至1945年期間，這導致了1945年戰后貨幣、國內政治和國際地緣政治秩序的建立，而我們現在正目睹這些秩序的崩潰。我的書中全面描述了可以用來識別我們處于大周期哪個階段的跡象以及推動大周期的力量。最重要的是，我詳細闡述了通常導致貨幣秩序、國內政治秩序和國際地緣政治秩序崩潰的過程和事件序列，以便人們可以將實際發生的事件序列與書中描述的模板進行比較。
我們正處于從大周期的第五階段“現有秩序尚未崩潰”向第六階段“現有秩序徹底崩潰”過渡的臨界點。
來源：Principles for Dealing with the Changing World Order
我寫那本書的目的是：
1）幫助政策制定者理解導致崩潰的過程，并加以預防；
2）幫助人們保護自己免受這些崩潰的傷害。
我當時意識到，我的解釋可能不會對事態發展軌跡產生實質性影響。事實也確實如此。然而，鑒于我們現在顯然正處于從第五階段“現有秩序尚未崩潰”向第六階段“現有秩序徹底崩潰”過渡，而此時做出的選擇會對結果產生巨大影響，所以我感到有必要重申我認為是當前局勢背后動力的關鍵要素，并闡明哪些選擇會導致更好的或更糟糕的結果。為此，我將簡要分享我在《應對變化世界秩序的原則》一書中關于當前局勢的最相關內容，特別是關于第五階段“秩序崩潰前階段”如何引向第六階段“秩序崩潰階段”的關鍵要點。這將使您能將當前局勢與我的大周期模型進行比較。
需要明確的是，盡管不太可能通過實現金融健康所需的財政紀律來修復貨幣秩序，而且也很難恢復基于規則的國內政治秩序和國際地緣政治秩序（這些秩序對于和平解決分歧和民主運作至關重要），但由于我們尚未從第五階段跨越到第六階段，這些改善仍然是可能的。
以下是書中描繪當前局勢的摘錄。分享這些摘錄后，我將解釋我五年前寫的內容如何適用于當前局勢（參見下文“我們目前的處境”）。
“第五階段：當出現糟糕的經濟狀況和激烈的沖突時”
“由于我在第三章和第四章已經全面闡述了這一周期，所以這里不再詳細解釋。但要理解第五階段，你需要知道它緊隨第三階段和第四階段之后。第三階段的特點是和平繁榮，信貸條件良好；第四階段的特點是過度消費和腐朽墮落開始導致情況惡化。這一過程最終達到最艱難、最痛苦的階段——第六階段——此時國家資金枯竭，通常會爆發革命或內戰等可怕的沖突。第五階段是階級矛盾隨著金融狀況惡化而達到頂峰的時期。不同的領導人、政策制定者和群體如何處理沖突，將對國家能否和平或暴力地實現必要的變革產生重大影響。”
“典型的有害組合”
“導致大規模內部沖突的經典有害因素組合包括：
1）國家及其人民（或州、城市）財政狀況糟糕（例如，背負巨額債務和其他非債務義務）；
2）該實體內部存在巨大的收入、財富和價值觀差距；
3）遭受嚴重的負面經濟沖擊。”
“這些因素的匯合通常會導致混亂、沖突，有時甚至引發內戰。”
“要實現和平與繁榮，一個社會必須擁有惠及大多數人的生產力。平均值并不像遭受苦難的人口比例及其影響力那樣重要。”換句話說，如果生產力和繁榮未能惠及大眾，風險就會增加。
“成功的關鍵在于，創造的債務和資金必須用于提高生產力并獲得可觀的投資回報，而不是白白送人，卻無法帶來生產力和收入的增長。如果資金被白白送出而無法帶來這些增長，那么貨幣就會貶值，最終導致政府或其他任何人都失去購買力。
歷史表明，如果貸款和支出用于能夠帶來廣泛生產力增長和投資回報（且回報高于借貸成本）的項目，那么生活水平就會提高，債務也能得到償還，因此這些都是明智的政策。”
歷史和邏輯都表明，在各個層級（包括職業培訓）的教育、基礎設施以及能夠產生富有成效的發現的研究方面進行良好投資，效果顯著。例如，大型教育和基礎設施項目幾乎總是能帶來回報（例如，在唐朝和許多其他中國朝代、羅馬帝國、倭馬亞王朝、印度莫臥兒帝國、日本明治維新以及過去幾十年來中國的教育發展計劃中），盡管這些項目需要較長的建設周期。
事實上，教育和基礎設施的改善，即使是通過舉債融資，也是幾乎所有帝國崛起背后的關鍵因素，而這些投資質量的下降幾乎總是導致帝國衰落的原因。如果做得好，這些干預措施可以有效地抵消經典的有害因素組合。在第五階段，這種情況不會發生。
所有這些都使經濟更容易受到經濟沖擊。“經濟沖擊可能由多種原因引起，包括金融泡沫破裂、自然災害（例如流行病、干旱和洪水）和戰爭。它構成了一次金融壓力測試。在壓力測試時存在的財務狀況（以收入與支出之比以及資產與負債之比衡量）是緩沖器。收入、財富和價值差距的大小是衡量系統脆弱程度的最佳指標。”
當金融問題出現時，它們通常首先沖擊私營部門，然后是公共部門。由于政府永遠不會讓私營部門的金融問題導致整個系統崩潰，因此政府的財政狀況才是最重要的。當政府失去購買力時，就會發生崩潰。但在走向崩潰的過程中，會發生很多爭奪金錢和政治權力的斗爭。”
“通過研究50多場內戰和革命，我們發現，內戰或革命最可靠的先行指標是政府財政破產加上巨大的貧富差距。這是因為，當政府缺乏財力時，它就無法像大多數政府（包括美國政府在2008年底）那樣，為維持系統運轉而向私營部門提供必要的財政援助；它也無法購買所需的物資，更無法支付報酬讓人們去做它需要他們做的事情。此時，政府就失去了權力。”
“進入第五階段的一個典型標志，也是借貸和消費能力喪失的一個主要預兆，這是進入第六階段的誘因之一，是政府出現巨額赤字，導致需要出售的債務超過了除政府自身中央銀行之外的其他買家愿意購買的數量。當無法印鈔的政府不得不提高稅收和削減支出，或者當能夠印鈔的政府大量印鈔并購買大量政府債務時，這個預兆就會顯現。
更具體地說，當政府資金耗盡（由于巨額赤字、高額債務以及無法獲得足夠的信貸）時，其選擇非常有限。它可以大幅提高稅收和削減支出，或者大量印鈔，導致貨幣貶值。那些可以選擇印鈔的政府總是會這樣做，因為這是痛苦程度較低的途徑，但這會導致投資者拋售被印出來的貨幣和債務。
那些無法印鈔的政府不得不提高稅收和削減支出，這會促使有錢人逃離該國（或州或城市），因為繳納更多稅款和失去公共服務是無法忍受的。如果這些無法印鈔的實體在其民眾之間存在巨大的貧富差距，這些舉措通常會導致某種形式的內戰或者革命。”
圖：美國聯邦債務占GDP比例來到歷史高位 來源：FRED
“面對這些情況，要么必須削減支出，要么必須以某種方式籌集更多資金。接下來的問題是，誰來為解決這些問題買單？是富人還是窮人？顯然，不可能是窮人。削減支出對最貧困的人來說是最難以承受的，因此需要對那些有能力支付更多稅款的人征收更多稅，而且發生某種形式的內戰或革命的風險也會增加。
但是，當富人意識到他們將被征稅來償還債務和減少赤字時，他們通常會選擇離開，從而導致經濟空心化。目前，這種現象正在促使美國一些州的人口向其他州遷移。如果經濟狀況惡化，這一過程就會加速。這些情況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稅收周期的發展。”
“歷史表明，在貧富差距巨大和經濟狀況不佳的情況下，提高稅收和削減支出，比其他任何因素都更能預示著某種形式的內戰或革命的發生。”
“民粹主義與極端主義”
“混亂和不滿催生出一些個性鮮明、反精英、聲稱要為普通民眾而戰的領導人。他們被稱為民粹主義者。民粹主義是一種政治和社會現象，它迎合那些感覺自身訴求被精英階層忽視的普通民眾。它通常在財富和機會差距懸殊、人們感受到來自國內外價值觀不同的群體帶來的文化威脅，以及身居權力高位的‘建制派精英’未能有效為大多數人服務的情況下出現。
當這些條件在普通民眾中激起憤怒，促使他們希望掌權者能夠為他們而戰時，民粹主義者便會掌權。民粹主義者可以是左翼的，也可以是右翼的，他們比溫和派更加極端，并且傾向于煽動普通民眾的情緒。他們通常采取對抗而非合作的方式，排斥而非包容。這導致左翼民粹主義者和右翼民粹主義者之間因不可調和的分歧而發生大量沖突。在他們統治下發生的革命的極端程度各不相同。
例如，在20世紀30年代，左翼民粹主義以共產主義的形式出現，右翼民粹主義以法西斯主義的形式出現，而美國和英國則發生了非暴力的革命性變革。同時，四個民主國家變成了獨裁國家。最近，在美國，2016年唐納德·特朗普的當選是右翼民粹主義的體現，而伯尼·桑德斯、伊麗莎白·沃倫和亞歷山德里婭·奧卡西奧-科爾特斯的受歡迎程度則反映了左翼民粹主義的流行。許多國家出現了越來越多的民粹主義政治運動。”
“關注民粹主義和兩極分化這兩個指標。民粹主義和兩極分化越嚴重，一個國家就越接近第五階段，也就越接近內戰和革命。在第五階段，溫和派成為少數派。在第六階段，他們將不復存在。”
“階級斗爭”
“在第五階段，階級斗爭加劇。這是因為，通常情況下，在困難和沖突加劇的時期，人們更容易以刻板印象看待他人，將他們歸入一個或多個階級，并將這些階級視為敵人或盟友。在第五階段，這種情況開始變得更加明顯。在第六階段，它變得危險。”
“第五階段的一個典型特征是妖魔化其他階級的人，這種現象在第六階段會加劇。這通常會導致出現一個或多個替罪羊階級，人們普遍認為他們是問題的根源。這導致人們試圖排斥、監禁或消滅他們，這種情況發生在第六階段。種族、民族和社會經濟群體經常被妖魔化。最典型、最可怕的例子是納粹對猶太人的迫害，猶太人幾乎被指責為德國所有問題的罪魁禍首。生活在非華人國家的華裔少數民族在經濟和社會壓力時期也曾被妖魔化和當作替罪羊。在英國，天主教徒在許多壓力時期都被妖魔化和當作替罪羊，例如光榮革命和英國內戰期間。富有的資本家也經常被妖魔化，尤其是那些被認為以犧牲窮人的利益來賺錢的人。妖魔化和尋找替罪羊是一個典型的癥狀和問題，我們必須對此保持警惕。”
1 2 3 下一頁 余下全文“公共領域真相的喪失”
“由于媒體扭曲和宣傳的影響，人們越來越難以辨別真相，這種情況隨著人們日益兩極分化、情緒化和政治動機的增強而加劇。”
“在第五階段，沖突雙方通常會與媒體合作，操縱民眾情緒以爭取支持并打擊對手。換句話說，左翼媒體人士與左翼其他人士聯手，右翼媒體人士也與右翼其他人士聯手，參與到這場骯臟的斗爭中。媒體像私刑者一樣肆意妄為：人們經常在媒體上遭到攻擊，被媒體審判并定罪，他們的生活在沒有法官和陪審團的情況下被毀。
20世紀30年代的左翼民粹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和右翼民粹主義者（法西斯主義者）的慣用手法是控制媒體，并設立“宣傳部長”來指導媒體。他們制作的媒體內容明確旨在煽動民眾反對政府認定的“國家敵人”。民主運作的英國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設立了“信息部”來傳播政府宣傳。如果主要報紙出版商按照政府的要求行事以贏得宣傳戰，就會得到政府的提拔；如果不合作，就會遭到誹謗和迫害。革命者也在各種出版物中歪曲事實。在法國大革命期間，革命者創辦的報紙宣揚反君主制和反宗教情緒，但當這些革命者掌權后，他們在恐怖統治時期關閉了持不同政見的報紙。
在貧富差距巨大和民粹主義盛行的時期，揭露精英階層的報道很受歡迎且有利可圖，尤其是在右翼媒體中揭露左翼精英的報道，以及在左翼媒體中揭露右翼精英的報道。歷史表明，這些活動的顯著增加是第五階段的典型問題，而當這些活動與施加其他懲罰的能力相結合時，媒體就成為了一種強大的武器。”
納粹德國時期的宣傳畫，重要目標群體是希特勒青年團和德國少女聯盟
“規則失效，赤裸裸的斗爭開始”
當人們熱衷于追求的利益比決策體系本身更重要時，這個體系就岌岌可危了。規則和法律只有在清晰明確、大多數人足夠重視并愿意在其中做出妥協以確保其有效運作時才能發揮作用。
如果這兩點都做得不夠好，法律體系就會面臨危險。如果相互競爭的各方不愿意彼此理性溝通，不愿意以文明的方式做出決策，以追求整體福祉，而這需要他們放棄一些他們想要的東西，或者放棄一些他們可能通過斗爭獲得的東西，那么就會爆發某種形式的內戰，考驗相關各方的相對實力。在這個階段，不惜一切代價獲勝是唯一的目的，不擇手段是常態。在第五階段后期，理性被拋棄，激情占據了主導地位。
“當勝利成為唯一重要的目標時，不道德的斗爭會以自我強化的方式變得越來越激烈。當每個人都有自己為之奮斗的目標，而沒有人能夠達成任何共識時，這個體系就處于內戰或是革命的邊緣。”
這種情況通常以幾種方式發生：在第五階段后期，法律和警察系統通常會被那些能夠控制它們的人用作政治武器。此外，還會出現私人警察系統——例如，毆打他人并掠奪其財產的暴徒，以及保護人們免受此類侵害的保鏢。例如，納粹黨在掌權之前就組建了一個準軍事組織，并在掌權后成為正式的武裝力量。20世紀30年代短暫存在的英國法西斯聯盟和美國的3K黨實際上也是準軍事組織。此類情況相當普遍，因此可以將它們的出現視為進入下一階段的標志。
在第五階段后期，抗議活動數量不斷增加，暴力程度也日益升級。由于健康合法的抗議與革命的萌芽之間往往沒有明確的界限，執政者常常難以抉擇，既要允許抗議活動，又不能讓民眾誤以為可以自由地反抗現有體制。領導人必須妥善處理這些局面。
當示威活動開始演變成革命時，就會出現一個經典的困境。對領導人來說，無論是允許抗議還是鎮壓抗議，都是充滿風險的，因為任何一種做法都可能導致革命力量壯大到足以推翻現有體制。任何體制都不會允許人們推翻它——在大多數體制下，這樣做都構成叛國罪，通常會被判處死刑。然而，推翻現有體制正是革命者的使命，因此政府和革命者會相互試探，以確定彼此的底線。當廣泛的不滿情緒積聚起來，而當權者又任其發展時，這種不滿情緒最終會爆發，即使他們試圖壓制，也為時已晚。
第五階段后期的沖突通常會達到高潮，從而引發暴力沖突，標志著歷史學家所稱的正式內戰時期的到來，我在“大周期”理論中將其定義為第六階段。
“戰斗中有人死亡幾乎肯定標志著內戰將進入下一個更暴力階段，這種情況將持續到勝負雙方最終確定為止。”
“這引出了我的下一個原則：如有疑慮，就趕緊離開——如果你不想卷入內戰或戰爭，就應該趁情況尚好時離開。”
“這通常發生在第五階段后期。歷史表明，當情況惡化時，人們會想要搬到情況較好或更好的地方，而此時離開的通道通常會關閉。對于投資和資金來說也是如此，因為在這種時期，各國會實施資本管制和其他措施。”
“從第五階段（金融狀況非常糟糕，內部和外部沖突激烈）過渡到第六階段（內戰）的標志是解決分歧的機制從有效運轉變為失效。換句話說，當系統徹底崩潰、人們彼此暴力相向、領導層失去控制時，就會發生這種情況。”
1月23日，美國明尼蘇達州民眾舉行街頭示威、集會等活動，抗議移民與海關執法局（ICE）針對非法移民的暴力執法，多人在抗議活動中被逮捕。央視新聞客戶端
“當處于第五階段（就像現在的美國一樣）時，最大的問題是系統在崩潰之前還能承受多大的壓力。”“民主制度允許民眾幾乎可以做任何他們決定要做的事情，因此它會產生更大的壓力，因為人們可以更換領導人，最終只能怪自己。歷史也表明，民主制度在重大沖突時期也會崩潰。民主需要協商決策和妥協，這需要許多持有不同觀點的人在系統內良好合作。這確保了擁有大量支持者的政黨能夠獲得代表權，但就像所有由觀點截然不同（甚至可能彼此厭惡）的人組成的大型委員會一樣，決策系統效率低下。”2000多年前，柏拉圖的《理想國》就很好地描述了民主制度如何崩潰；它可以用來描述現在正在發生的事情，所以這并非什么新鮮事。
“民主制度面臨的最大風險是，它會產生如此分裂和對立的決策，以至于效率低下，從而導致糟糕的結果，最終導致民粹主義獨裁者領導的革命，這些獨裁者代表著大量希望擁有強大、有能力的領導人來控制混亂并使國家運轉良好的人群。”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歷史表明，在重大沖突時期，聯邦制民主國家（例如美國）通常會在各州和中央政府之間就各自的權力發生沖突。這是一個值得關注的跡象，但目前在美國尚未顯著出現；如果這種情況發生，則意味著美國將繼續邁向第六階段。”顯然，到2026年，這種情況正在發生，而且很可能會加劇。
“第五階段是一個關鍵時刻，一條道路可能導致內戰或者革命，另一條道路則可能導致和平、理想情況下是繁榮的共存。顯然，和平繁榮的道路是理想的道路，但也是更難實現的道路。這條道路需要一位強有力的領導人，他有能力團結大多數人（而不是使他們兩極分化），并讓他們去做一些艱難的事情來糾正問題，使國家再次強大起來。這些領導人，也就是柏拉圖所說的‘仁慈的獨裁者’，能夠將對立雙方團結起來，去做那些必要的艱難之事，重塑秩序，使其以大多數人認為公平的方式良好運作（即以一種惠及大多數人的方式實現高效運轉）。歷史上這樣的例子很少。第二種類型的領導人是‘強硬的斗士’，他帶領國家經歷內戰或是革命的煉獄。”
“第六階段：內戰爆發”
“內戰不可避免地會發生，因此，與其像大多數國家的大多數人在經歷了一段長時間的和平時期后那樣，想當然地認為‘這種事不會發生在我們這里’，不如保持警惕，留意那些預示內戰即將爆發的跡象。”
“雖然我可以研究無數個例子來理解內戰的運作方式，但我選擇了我認為最重要的29個例子，如下表所示。
我將這些例子分為兩類：一類是導致系統/政權發生重大變化的，另一類是沒有導致系統/政權發生重大變化的。例如，美國內戰是一場極其血腥的內戰，但它未能推翻現有的制度/秩序，因此它屬于表格底部的第二類；而那些推翻了現有制度/秩序的內戰則位于表格頂部。
當然，這些分類并不精確，但我們不會因為這種不精確性而放棄觀察那些如果我們堅持精確就無法看到的東西。這些沖突中的大多數（但并非全部）都以本節描述的典型方式發生。”
（上方為政權發生改變的事例，下方為政權未發生改變的）
“內戰破壞原有體制并需要建立新體制的一個典型例子是1917年的俄國革命/內戰。這場革命建立了共產主義內部秩序，該秩序最終在20世紀80年代末進入第五階段，并試圖在體制內進行革命性變革——即改革（perestroika）——但最終失敗，隨后蘇聯體制于1991年崩潰。共產主義國內秩序持續了74年（從1917年到1991年）。取而代之的是目前統治俄羅斯的新體制/秩序，該體制在舊秩序崩潰后，以本章前面在解釋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時描述的經典方式建立起來。”
“另一個例子是日本的明治維新，這場維新是由于日本與世隔絕、未能進步而引發的三年革命（1866-1869年）的結果。美國人迫使日本開放，這促使一個革命團體與統治者（由軍事幕府將軍領導）作戰并擊敗了他們，從而推翻了當時由四個階級——武士、農民、工匠和商人——統治的日本內部秩序。
這個由傳統人士統治的舊日本秩序極其保守（例如，社會流動性被禁止），取而代之的是相對進步的革命者，他們通過恢復現代化天皇的權力改變了一切。在這一時期早期，由于貧富差距和惡劣的經濟狀況等經典因素，發生了許多勞資糾紛、罷工和騷亂。在改革過程中，領導層為男孩和女孩提供了普及的小學教育，采納了資本主義，并向世界開放了國家。他們利用新技術做到了這一點，這使他們變得極具競爭力并積累了財富。”
“有很多國家都采取了正確的措施，從而帶來了革命性的巨大進步，同樣也有很多革命者犯下了錯誤，給他們的人民帶來了長達數十年的巨大痛苦。順便說一句，日本通過改革，經歷了經典的大周期各個階段。它變得極其成功和富裕。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它變得腐朽墮落、過度擴張、四分五裂，經歷了經濟蕭條，并卷入了代價高昂的戰爭，所有這些最終導致了它的經典式衰落。日本的明治維新及其經典大周期從1869年持續到1945年，歷時76年。”
首頁 上一頁 1 2 3 下一頁 余下全文“內戰和革命的發生是不可避免的，它們旨在徹底改變內部秩序。”
“這些變革包括財富和政治權力的徹底重組，包括債務和金融所有權以及政治決策的全面重構。這些變化是由于需要在現有體系內無法進行重大變革而產生的必然結果。幾乎所有體系都會遇到這種情況。這是因為幾乎所有體系都會以犧牲其他階層為代價來使某些階層受益，最終這種狀況變得無法忍受，從而引發一場決定未來走向的斗爭。
當財富和價值觀的差距變得非常大，經濟狀況惡化，導致現有體系無法惠及大多數人時，人們就會起來斗爭，試圖改變這個體系。那些在經濟上遭受最大痛苦的人會努力從那些擁有財富和權力并從現有體系中獲益的人手中奪取更多的財富和權力。革命者自然希望徹底改變現有體系，因此他們自然愿意打破當權者要求他們遵守的法律。這些革命性變革通常通過內戰以暴力方式發生，盡管正如前文所述，它們也可以在不推翻現有體系的情況下和平發生。”
“內戰時期通常非常殘酷。通常，這些戰爭初期是強有力且有秩序的權力斗爭，但隨著戰斗和情緒的加劇，雙方為了獲勝不擇手段，殘酷程度會出乎意料地迅速升級，以至于在第六階段內戰和革命中發生的實際殘酷程度在第五階段看來是難以置信的。精英和溫和派通常會逃離、被監禁或被殺害。閱讀西班牙內戰、中國內戰、俄國革命和法國大革命等內戰和革命的故事，讓人不寒而栗。”
《美國內戰》電影劇照
“內戰和革命是如何發生的”
“正如前文所述，財富積累和貧富差距的循環最終會導致極少數人控制絕大多數財富，進而導致貧困的大多數人通過內戰和革命推翻富有的少數人。這種情況發生的次數比人們想象得要多得多。”
“雖然大多數典型的內戰和革命都是將權力從右翼轉移到左翼，但也有許多革命將財富和權力轉移到右翼，遠離左翼。然而，這類革命數量較少，而且性質也不同。它們通常發生在現有秩序陷入功能失調的無政府狀態，而大多數人渴望強有力的領導、紀律和生產力的時候。從左翼到右翼的革命例子包括20世紀30年代的德國、西班牙、日本和意大利；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蘇聯的解體；1976年阿根廷政變，伊莎貝爾·庇隆被軍事政權取代；以及1851年導致法蘭西第二帝國建立的政變。
我研究過的所有這些革命，其成功或失敗的原因都是一樣的。與左翼革命一樣，這些新的內部秩序在帶來廣泛的經濟成功時就會成功，否則就會失敗。由于廣泛的經濟繁榮是新政權成功或失敗的最大原因，因此長期趨勢是總財富的增長和財富分配的更加廣泛（即普通民眾的經濟和健康狀況得到改善）。當人們身處大循環的某個階段時，很容易忽略這種宏觀趨勢。”
“通常，領導內戰/革命的人（現在仍然如此）都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中產階級人士。例如，法國大革命的三位關鍵領導人分別是喬治·雅克·丹東，一位出身于資產階級家庭的律師；讓-保羅·馬拉，一位出身于資產階級家庭的醫生、科學家和記者；以及馬克西米利安·羅伯斯庇爾，一位同樣出身于資產階級家庭的律師和政治家。這場革命最初得到了許多自由派貴族的支持，例如拉法耶特侯爵，他們都出身于小康家庭。同樣，俄國革命的領導人是弗拉基米爾·列寧，他學習法律；以及列昂·托洛茨基，他出身于知識分子資產階級家庭。中國內戰的領導人是偉大領袖，他出身于小康家庭，學習過法律、經濟學和政治理論等多種學科；以及周恩來，他出身于一個學者型的中產階級公務員家庭。
這些領導人通常也具有超凡的魅力，能夠領導并與他人良好合作，建立起強大且運作良好的組織，從而擁有發動革命的力量。如果你想尋找未來的革命者，不妨關注那些具備這些特質的人。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通常會從想要改變制度使其更加公平的理想主義知識分子，演變成不惜一切代價也要取得勝利的殘酷革命者。”
“雖然在經濟困難時期巨大的貧富差距通常是沖突的最大根源，但總會有其他原因導致沖突，這些原因累積起來，最終形成對領導層和制度的巨大反對力量。通常，在革命中，懷有不同不滿的革命者會聯合起來進行革命性的變革；雖然他們在革命期間看起來團結一致，但在革命勝利后，他們通常會因為各種問題和權力之爭而互相斗爭。”
正如前文所述，在周期中的內戰和革命階段，執政政府幾乎總是面臨資金、信貸和購買力嚴重短缺的問題。這種短缺促使政府想要從富人手中攫取財富，而這又導致富人將財富轉移到安全的地方和資產中，從而促使政府實施資本管制——即限制資金流向其他司法管轄區（例如其他國家）、其他貨幣或更難征稅和/或收益較低的資產（例如黃金）。
“更糟糕的是，當國家內部出現動蕩時，外部敵人更有可能趁機挑戰該國。這是因為國內沖突會造成國家脆弱性，從而更容易引發對外戰爭。內部沖突會分裂國內民眾，造成巨大的經濟負擔，并分散領導人的注意力，使他們無暇顧及其他問題——所有這些都會為外國勢力所利用。這就是內戰和外戰往往同時發生的主要原因。其他原因包括：人們的情緒和脾氣變得更加激動；在這種時期上臺的強硬民粹主義領導人往往天生好戰；當國內發生沖突時，領導人發現來自外部敵人的威脅可以團結國內民眾支持自己，因此他們傾向于煽動沖突；而資源匱乏會使個人或國家更愿意為自身所需而戰，包括爭奪其他國家擁有的資源。”
“幾乎所有內戰中都有一些外國勢力參與其中，試圖影響戰局以使其對自己有利。”
“內戰和革命的開端在發生時往往并不清晰，但當你身處其中時，它們的跡象就會變得顯而易見。”
“雖然歷史學家會為內戰的開始和結束劃定日期，但這些日期都是人為設定的。事實上，當時幾乎沒有人知道內戰何時開始或何時結束，但他們知道自己正身處其中。例如，許多歷史學家將1789年7月14日定為法國大革命的開端，因為當天一群暴民攻占了巴士底獄——一座軍火庫兼監獄。但當時沒有人認為那是法國大革命的開始，也沒有人預料到這場內戰和革命會變得如此殘酷。雖然人們可能無法預知未來，但他們可以找到一些模糊的標志，幫助他們確定自己所處的位置，了解自己前進的方向，并對下一階段的情況有所了解。”
“內戰極其殘酷，因為那是你死我活的斗爭。每個人都變成了極端分子，因為每個人都被迫選擇立場并參與戰斗——在這樣的生死搏斗中，溫和派根本沒有立足之地。”
“至于哪種類型的領導人最適合內戰和革命，他們是‘富有感召力的將軍’——那些足夠強大、能夠凝聚支持并贏得各種必要戰役的人。由于戰爭殘酷無情，他們也必須足夠冷酷無情，才能不惜一切代價贏得勝利。”
“歷史學家通常將內戰時期界定為持續數年的時期，并以此確定官方的勝者和敗者，其標志是哪一方最終占領了首都的政府大樓。但與內戰的開端一樣，內戰和革命的結束也并非像歷史學家描述的那樣界限分明。在官方宣布內戰結束后，爭奪權力的斗爭可能還會持續很長時間。”
“雖然內戰和革命通常極其痛苦，但它們往往會導致社會結構的重組，如果處理得當，可以為未來更好地發展奠定基礎。內戰和革命后的未來走向取決于后續步驟如何處理。”
（摘錄結束）
我們目前的處境
現在讓我們把注意力集中在過去幾天發生的重大事件上：第二名ICE抗議者在明尼阿波利斯被殺。從第五階段過渡到第六階段的兩個典型標志似乎正在顯現：“人們在沖突中喪生幾乎肯定標志著局勢正在向下一個更暴力、更嚴重的內戰階段發展，這種情況將持續下去，直到勝負雙方最終確定”；以及“歷史表明，在重大沖突時期，聯邦制民主國家（例如美國）通常會在各州和中央政府之間就各自的權力發生沖突。
美國現在就像一個火藥桶。
根據最新的PBS新聞/NPR/Marist民意調查，近三分之一的美國人（30%）認為人們可能不得不訴諸暴力才能讓國家重回正軌。
皮尤研究中心發現，85%的美國成年人承認美國政治動機的暴力事件正在增加。CSIS的一項分析發現，從2016年到2024年，發生了21起黨派政治襲擊或陰謀，而2016年之前的25年里只有兩起此類事件。這意味著在相對較短的時間內，政治動機的陰謀和襲擊事件增加了大約十倍。
圖：85%的美國成年人承認美國政治動機的暴力事件正在增加 來源：PEW Research Center
美國的槍支數量比人口還多，而且許多人內心深處都有暴力傾向。中央政府與明尼蘇達州，以及其他州政府之間的沖突確實很嚴重，而且看起來可能會進一步惡化。全世界都目睹了明尼阿波利斯兩名反對特朗普ICE計劃的人被殺害，現在正在觀望哪一方會退讓。
許多人都在等待，看特朗普總統是會繼續斗爭（我認為這可能會把我們推向更明顯的內戰邊緣），還是會嘗試通過呼吁和平、承諾并表明司法系統將妥善處理槍擊事件以及限制ICE的活動來把我們從懸崖邊拉回來。在接受《華爾街日報》采訪時，他表示政府將審查這起殺戮事件，而且ICE不會永遠留在明尼阿波利斯。
雖然他的選擇將對接下來發生的事情產生巨大影響，包括可能點燃這個火藥桶，但無論如何，重要的是要從推動大周期發展的所有力量和事件的背景下來看待正在發生的一切。無論明尼阿波利斯事件的結果如何，這些都是正在演變的大力量，它們將決定大周期的進程。
結論
“我對歷史的研究告訴我，除了演變之外，沒有什么東西是永恒的，而在演變過程中存在著像潮汐一樣漲落的周期，這些周期很難改變或與之抗衡。”
為了妥善應對這些變化，關鍵在于了解自身所處的周期階段，并掌握應對這些變化的永恒普適原則。隨著情況的變化，最佳方法也會隨之改變——也就是說，最佳方法取決于具體情況，而情況總是在不斷變化的，正如我們剛才所討論的那樣。因此，如果固執地認為任何經濟或政治制度都是最好的，那就大錯特錯了，因為肯定會有一些時候，這種制度并不適合當時的情況，如果一個社會不進行調整適應，它就會走向衰亡。正因如此，不斷改革制度以更好地適應變化才是最佳選擇。
衡量任何制度的標準很簡單，就是看它能否有效地滿足大多數人的需求，而這可以通過客觀的方式進行衡量，我們能夠做到，也將繼續這樣做。話雖如此，歷史最響亮、最清晰地告訴我們，通過巧妙的合作建立富有成效的雙贏關系，既能把蛋糕做大，又能合理分配蛋糕，讓大多數人感到滿意，這比為了財富和權力而發動內戰，最終導致一方征服另一方要更有益。”
首頁 上一頁 1 2 3 余下全文在美國明尼蘇達州，移民與海關執法局（ICE）針對移民的執法行動與當地民眾的抗議，已釀成兩起致命槍擊，聯邦與州政府陷入公開對峙；
在中東，美國已向該地區派遣航母打擊群、軍機，伊朗嚴陣以待；美軍會不會打、什么時候打、怎么打，局勢撲朔迷離；
而美國經濟表現，截至2025年第三季度，美國聯邦政府債務總額占GDP的比例約為121%至124%，債務總額已超過36萬億美元。
上述具體事件并非孤立存在。瑞·達利歐（Ray Dalio）在其社交上平臺上發表最新文章，認為這些事件是“秩序崩潰”的前兆，基于其長期研究歷史周期與大國興衰的框架，他對當前美國乃至全球的風險趨勢發出警告。
達利歐指出，國家和世界秩序的興衰遵循一個約80年的“大周期”，始于1945年的戰后秩序已經走到盡頭。當前美國以及更廣泛的世界局勢正處于歷史周期的轉折點上，這個周期涵蓋了經濟、政治、社會乃至戰爭的多重動態。具體來說：1.美國處于大周期的末期階段，目前美國正從“階段 5”——內部制度與秩序開始嚴重惡化的“前崩潰階段”向“階段 6”——真正的內部崩潰，例如內戰或革命過渡；2.當前事件是大周期演進的信號，特別是明尼阿波利斯發生的暴力事件，可能推動沖突升級甚至演變為更廣泛的“內戰式”對抗。3.債務與財富差距是關鍵驅動因素；
4. 美國當前的處境，民調顯示越來越多美國人認為政治暴力在上升，甚至有人覺得暴力可能成為“糾偏”的手段，而過去幾年黨派動機的襲擊與陰謀數量，相比此前幾十年出現了成倍增長；如果把明尼阿波利斯槍擊案置于更大的結構背景中，是中央與地方的博弈、政治陣營的對立、公眾對制度信任下降的相互疊加；5.關鍵結論，歷史從不靜止，制度與秩序都會隨著周期漲落而演變，關鍵不在于迷信某種體制“永遠正確”，而在于根據所處階段不斷調整與改革；相比在失衡中走向對抗甚至內戰，通過合作把蛋糕做大并更合理地分配，才是讓社會長期穩定與繁榮的更優解。
文章大量引用他2021年出版的《Principles for Dealing With the Changing World Order》（中譯本《原則：應對變化中的世界秩序》）中的分析，這本書基于500年大國興衰歷史總結出六個階段的周期模型。
微信公眾號“RandomlyWriting”對達利歐最新發布的文章《Money, Civil & International War, Minneapolis, and Beyond—in Perspective》進行全文翻譯。東方軍事轉載此文，供讀者參考，文章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
【文/ 瑞·達利歐】
對我來說，目睹現在發生的一切，就像在看一部我在歷史上反復看過很多次的電影。我是一名全球宏觀投資者，我的投資方法是理解事物運作的機制，并從中汲取歷史教訓，從而預測未來。我發現現在發生的事情在歷史上反復出現，而且原因相同，理解這些因果關系對我幫助巨大。我現在的人生階段是，我更愿意把這些經驗分享出去，而不是獨自享用。因此，我在我的著作《應對變化世界秩序的原則》中描述了導致貨幣秩序、國內政治秩序和國際地緣政治秩序興衰的典型事件序列。我稱之為“大周期”，因為它規模龐大且持續時間長，通常持續約80年，大約為一個人的一生。
上一次這些秩序崩潰是在1930年至1945年期間，這導致了1945年戰后貨幣、國內政治和國際地緣政治秩序的建立，而我們現在正目睹這些秩序的崩潰。我的書中全面描述了可以用來識別我們處于大周期哪個階段的跡象以及推動大周期的力量。最重要的是，我詳細闡述了通常導致貨幣秩序、國內政治秩序和國際地緣政治秩序崩潰的過程和事件序列，以便人們可以將實際發生的事件序列與書中描述的模板進行比較。
我們正處于從大周期的第五階段“現有秩序尚未崩潰”向第六階段“現有秩序徹底崩潰”過渡的臨界點。
來源：Principles for Dealing with the Changing World Order
我寫那本書的目的是：
1）幫助政策制定者理解導致崩潰的過程，并加以預防；
2）幫助人們保護自己免受這些崩潰的傷害。
我當時意識到，我的解釋可能不會對事態發展軌跡產生實質性影響。事實也確實如此。然而，鑒于我們現在顯然正處于從第五階段“現有秩序尚未崩潰”向第六階段“現有秩序徹底崩潰”過渡，而此時做出的選擇會對結果產生巨大影響，所以我感到有必要重申我認為是當前局勢背后動力的關鍵要素，并闡明哪些選擇會導致更好的或更糟糕的結果。為此，我將簡要分享我在《應對變化世界秩序的原則》一書中關于當前局勢的最相關內容，特別是關于第五階段“秩序崩潰前階段”如何引向第六階段“秩序崩潰階段”的關鍵要點。這將使您能將當前局勢與我的大周期模型進行比較。
需要明確的是，盡管不太可能通過實現金融健康所需的財政紀律來修復貨幣秩序，而且也很難恢復基于規則的國內政治秩序和國際地緣政治秩序（這些秩序對于和平解決分歧和民主運作至關重要），但由于我們尚未從第五階段跨越到第六階段，這些改善仍然是可能的。
以下是書中描繪當前局勢的摘錄。分享這些摘錄后，我將解釋我五年前寫的內容如何適用于當前局勢（參見下文“我們目前的處境”）。
“第五階段：當出現糟糕的經濟狀況和激烈的沖突時”
“由于我在第三章和第四章已經全面闡述了這一周期，所以這里不再詳細解釋。但要理解第五階段，你需要知道它緊隨第三階段和第四階段之后。第三階段的特點是和平繁榮，信貸條件良好；第四階段的特點是過度消費和腐朽墮落開始導致情況惡化。這一過程最終達到最艱難、最痛苦的階段——第六階段——此時國家資金枯竭，通常會爆發革命或內戰等可怕的沖突。第五階段是階級矛盾隨著金融狀況惡化而達到頂峰的時期。不同的領導人、政策制定者和群體如何處理沖突，將對國家能否和平或暴力地實現必要的變革產生重大影響。”
“典型的有害組合”
“導致大規模內部沖突的經典有害因素組合包括：
1）國家及其人民（或州、城市）財政狀況糟糕（例如，背負巨額債務和其他非債務義務）；
2）該實體內部存在巨大的收入、財富和價值觀差距；
3）遭受嚴重的負面經濟沖擊。”
“這些因素的匯合通常會導致混亂、沖突，有時甚至引發內戰。”
“要實現和平與繁榮，一個社會必須擁有惠及大多數人的生產力。平均值并不像遭受苦難的人口比例及其影響力那樣重要。”換句話說，如果生產力和繁榮未能惠及大眾，風險就會增加。
“成功的關鍵在于，創造的債務和資金必須用于提高生產力并獲得可觀的投資回報，而不是白白送人，卻無法帶來生產力和收入的增長。如果資金被白白送出而無法帶來這些增長，那么貨幣就會貶值，最終導致政府或其他任何人都失去購買力。
歷史表明，如果貸款和支出用于能夠帶來廣泛生產力增長和投資回報（且回報高于借貸成本）的項目，那么生活水平就會提高，債務也能得到償還，因此這些都是明智的政策。”
歷史和邏輯都表明，在各個層級（包括職業培訓）的教育、基礎設施以及能夠產生富有成效的發現的研究方面進行良好投資，效果顯著。例如，大型教育和基礎設施項目幾乎總是能帶來回報（例如，在唐朝和許多其他中國朝代、羅馬帝國、倭馬亞王朝、印度莫臥兒帝國、日本明治維新以及過去幾十年來中國的教育發展計劃中），盡管這些項目需要較長的建設周期。
事實上，教育和基礎設施的改善，即使是通過舉債融資，也是幾乎所有帝國崛起背后的關鍵因素，而這些投資質量的下降幾乎總是導致帝國衰落的原因。如果做得好，這些干預措施可以有效地抵消經典的有害因素組合。在第五階段，這種情況不會發生。
所有這些都使經濟更容易受到經濟沖擊。“經濟沖擊可能由多種原因引起，包括金融泡沫破裂、自然災害（例如流行病、干旱和洪水）和戰爭。它構成了一次金融壓力測試。在壓力測試時存在的財務狀況（以收入與支出之比以及資產與負債之比衡量）是緩沖器。收入、財富和價值差距的大小是衡量系統脆弱程度的最佳指標。”
當金融問題出現時，它們通常首先沖擊私營部門，然后是公共部門。由于政府永遠不會讓私營部門的金融問題導致整個系統崩潰，因此政府的財政狀況才是最重要的。當政府失去購買力時，就會發生崩潰。但在走向崩潰的過程中，會發生很多爭奪金錢和政治權力的斗爭。”
“通過研究50多場內戰和革命，我們發現，內戰或革命最可靠的先行指標是政府財政破產加上巨大的貧富差距。這是因為，當政府缺乏財力時，它就無法像大多數政府（包括美國政府在2008年底）那樣，為維持系統運轉而向私營部門提供必要的財政援助；它也無法購買所需的物資，更無法支付報酬讓人們去做它需要他們做的事情。此時，政府就失去了權力。”
“進入第五階段的一個典型標志，也是借貸和消費能力喪失的一個主要預兆，這是進入第六階段的誘因之一，是政府出現巨額赤字，導致需要出售的債務超過了除政府自身中央銀行之外的其他買家愿意購買的數量。當無法印鈔的政府不得不提高稅收和削減支出，或者當能夠印鈔的政府大量印鈔并購買大量政府債務時，這個預兆就會顯現。
更具體地說，當政府資金耗盡（由于巨額赤字、高額債務以及無法獲得足夠的信貸）時，其選擇非常有限。它可以大幅提高稅收和削減支出，或者大量印鈔，導致貨幣貶值。那些可以選擇印鈔的政府總是會這樣做，因為這是痛苦程度較低的途徑，但這會導致投資者拋售被印出來的貨幣和債務。
那些無法印鈔的政府不得不提高稅收和削減支出，這會促使有錢人逃離該國（或州或城市），因為繳納更多稅款和失去公共服務是無法忍受的。如果這些無法印鈔的實體在其民眾之間存在巨大的貧富差距，這些舉措通常會導致某種形式的內戰或者革命。”
圖：美國聯邦債務占GDP比例來到歷史高位 來源：FRED
“面對這些情況，要么必須削減支出，要么必須以某種方式籌集更多資金。接下來的問題是，誰來為解決這些問題買單？是富人還是窮人？顯然，不可能是窮人。削減支出對最貧困的人來說是最難以承受的，因此需要對那些有能力支付更多稅款的人征收更多稅，而且發生某種形式的內戰或革命的風險也會增加。
但是，當富人意識到他們將被征稅來償還債務和減少赤字時，他們通常會選擇離開，從而導致經濟空心化。目前，這種現象正在促使美國一些州的人口向其他州遷移。如果經濟狀況惡化，這一過程就會加速。這些情況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稅收周期的發展。”
“歷史表明，在貧富差距巨大和經濟狀況不佳的情況下，提高稅收和削減支出，比其他任何因素都更能預示著某種形式的內戰或革命的發生。”
“民粹主義與極端主義”
“混亂和不滿催生出一些個性鮮明、反精英、聲稱要為普通民眾而戰的領導人。他們被稱為民粹主義者。民粹主義是一種政治和社會現象，它迎合那些感覺自身訴求被精英階層忽視的普通民眾。它通常在財富和機會差距懸殊、人們感受到來自國內外價值觀不同的群體帶來的文化威脅，以及身居權力高位的‘建制派精英’未能有效為大多數人服務的情況下出現。
當這些條件在普通民眾中激起憤怒，促使他們希望掌權者能夠為他們而戰時，民粹主義者便會掌權。民粹主義者可以是左翼的，也可以是右翼的，他們比溫和派更加極端，并且傾向于煽動普通民眾的情緒。他們通常采取對抗而非合作的方式，排斥而非包容。這導致左翼民粹主義者和右翼民粹主義者之間因不可調和的分歧而發生大量沖突。在他們統治下發生的革命的極端程度各不相同。
例如，在20世紀30年代，左翼民粹主義以共產主義的形式出現，右翼民粹主義以法西斯主義的形式出現，而美國和英國則發生了非暴力的革命性變革。同時，四個民主國家變成了獨裁國家。最近，在美國，2016年唐納德·特朗普的當選是右翼民粹主義的體現，而伯尼·桑德斯、伊麗莎白·沃倫和亞歷山德里婭·奧卡西奧-科爾特斯的受歡迎程度則反映了左翼民粹主義的流行。許多國家出現了越來越多的民粹主義政治運動。”
“關注民粹主義和兩極分化這兩個指標。民粹主義和兩極分化越嚴重，一個國家就越接近第五階段，也就越接近內戰和革命。在第五階段，溫和派成為少數派。在第六階段，他們將不復存在。”
“階級斗爭”
“在第五階段，階級斗爭加劇。這是因為，通常情況下，在困難和沖突加劇的時期，人們更容易以刻板印象看待他人，將他們歸入一個或多個階級，并將這些階級視為敵人或盟友。在第五階段，這種情況開始變得更加明顯。在第六階段，它變得危險。”
“第五階段的一個典型特征是妖魔化其他階級的人，這種現象在第六階段會加劇。這通常會導致出現一個或多個替罪羊階級，人們普遍認為他們是問題的根源。這導致人們試圖排斥、監禁或消滅他們，這種情況發生在第六階段。種族、民族和社會經濟群體經常被妖魔化。最典型、最可怕的例子是納粹對猶太人的迫害，猶太人幾乎被指責為德國所有問題的罪魁禍首。生活在非華人國家的華裔少數民族在經濟和社會壓力時期也曾被妖魔化和當作替罪羊。在英國，天主教徒在許多壓力時期都被妖魔化和當作替罪羊，例如光榮革命和英國內戰期間。富有的資本家也經常被妖魔化，尤其是那些被認為以犧牲窮人的利益來賺錢的人。妖魔化和尋找替罪羊是一個典型的癥狀和問題，我們必須對此保持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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