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冠廷:支持、疏離、反對,我聽見動蕩之中伊朗人的三種聲音
【文/陳冠廷】
去年十一月中旬,我到達德黑蘭時,這座有兩百多年歷史的首都城市正危機四伏。此時的德黑蘭數月未下雨,持續干旱導致空氣與水危機集中爆發,切實地影響了普通民眾的正常生活,也使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提出了新的遷都計劃。初到伊朗時,我曾因空氣污染問題“喜提”了接近十日的小長假,所居住街區的停水頻率從三天一次加密至隔天一次。與此同時,伊朗貨幣里亞爾掀起新一輪貶值潮。
我在伊朗生活的兩個月里,人民幣兌里亞爾黑市匯率從約1:15萬跌至1:20萬,最高時突破1:21萬。匯率急劇惡化是2025年末伊朗爆發大規模社會游行的重要誘因。上述情況,構成了我在伊朗開展實地觀察、訪談等活動的背景。
地鐵站中的缺水標識(作者拍攝,下同)
在日常接觸中,有幾個人讓我印象比較深刻。一位高度稱贊巴列維王朝的咖啡店主理人,他在得知我的學習專業后,熱情地向我介紹巴列維時期的伊朗如何“先進”“開放”“發達”,“雅利安之光”的君主如何英明神武,并認為1979年的伊斯蘭革命使伊朗的一切都變得更差了。
一位擁有管理學博士學位、但為了生計需要每天跑Snapp(網約車平臺)的中年男性,他告訴我十年前他的月收入可折算為2000美元,如今收入僅相當于一百多美元;他坦言,對未來的悲觀預期讓他擱置了生育計劃。
與這些個體的接觸讓我更直接感受到當地民眾生活的不易,理解伊朗部分中產與受教育群體的生活困境。以下,筆者將較為系統地整理與另外三位伊朗人的交流內容。
01 一對阿塞拜疆人夫妻選擇支持政府
首先出場的是H與N,這是筆者所結識的一對明確支持伊朗現行制度的夫妻。他們大概都在三十歲,是來自大不里士的阿塞拜疆人,丈夫目前在德黑蘭工作,妻子則在德黑蘭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我們在伊朗政府組織的1月12日愛國大游行中相識,當時活動現場幾乎沒有外國人,我的出現引起了他們的注意。簡單的寒暄與自我介紹后,我們意外發現彼此還是校友,這種關系讓我們迅速拉近距離。
在交流中,筆者明顯感受到二人對伊朗國家與宗教的認同與熱愛。盡管經濟狀況不佳、個人消費不得不收縮,但經濟困境并未讓他們像同期抗議者那樣否定國家與體制。H和N都認為伊朗的現存困難是國內事務,容不得外部插手。同時,H告訴我,他在守護街區清真寺時,親眼見到抗議者持刀滋事。
他們認為,最初的抗議在外力干預下迅速變質。和平抗議是合理合法的,也為領導人所接受,但支持小巴列維、受其煽動上街的學生,既不冷靜,也未認真思考國家未來。他們不認為官方的應對措施失當,并向我說道,安全部隊對暴亂者采取的措施是克制的。
談及美伊關系,在集會現場,他們與周圍民眾一道高呼“美國去死”“以色列去死”等口號。但在隨后的私下交流中,他們也說需要區分“政客與普通民眾”的觀點,并明確指出是特朗普、內塔尼亞胡等有特殊利益的少數人,推動對伊朗的經濟制裁與軍事威脅。H對我明確表示,一旦戰爭爆發,他一定會加入抵抗的隊伍。
德黑蘭地鐵站的蘇萊曼尼海報
他們對中國的態度尤為正面。無論是出于真實所想,還是對我的“獨家定制”,兩人都強調中國是伊朗“真正的朋友”。H告訴我,他的父親兩年前買了一輛JAC(江淮汽車),除了價格相對昂貴,他對其他方面都很滿意。
在H與N身上,難以看見簡單的“宗教—現代”對立。他們受過現代教育,能夠深入討論國際政治話題,愿意理解不同具體存在的人,同時對宗教保持高度認同。這一觀察與埃斯波西托《伊斯蘭威脅:神話還是現實》中的論述相呼應。埃斯波西托指出,伊斯蘭復興主義的核心并非對現代性的簡單否定,而是一種試圖以伊斯蘭作為總體生活方式、以社會公正為目標的政治與社會藍圖。將伊斯蘭與西方、原教旨主義與現代性、傳統與變革簡單對立遮蔽了現實的復雜性。事實上,許多伊斯蘭主義者的情況與H、N相似,接受現代教育,在專業的技術崗位工作,并參與政治活動。
馬克思曾言,“宗教里的苦難既是現實的苦難的表現,又是對這種現實的苦難的抗議。”可能在經濟困境與外部壓力并存的條件下,伊朗“宗教與國家”的緊密互動與其形成的官方敘事,成為H、N都愿意支持、維護現行體制的重要原因。和他們持相似觀點的人應該占伊朗人口的相當大部分。因此,對伊朗宗教與政治的理解,應當將其視為整個文明歷史進程的產物,而非抽象教條的簡單拼接。
02 一位疏離政府的大學生
第二位是M,25歲,目前就讀于德黑蘭阿扎德大學的分校,正準備碩士研究生入學考試。M生活在德黑蘭中部的中產家庭,家里為其購置了伊朗路上常見的“標志206”汽車,他在課余時間通過Snapp兼職補充收入。我們的相識始于對汽車與交通的討論。
M對汽車產業有著濃厚興趣,精于汽車改裝,但是迫于伊朗警察的壓力,他最終只更換了難以從外觀發現的汽車引擎。現代工業中,汽車的設計與生產質量構成其評估國家技術發展水平的標準之一。他對伊朗國產汽車持負面態度,認為其技術落后、質量低劣,本質上是外國車型的“盜版車”。
相較之下,他對中國汽車產業在2020年后的發展表現出明顯認可,尤其肯定吉利、比亞迪、奇瑞、紅旗等品牌在設計與動力系統上的突破,他尤其喜歡紅旗汽車具有濃烈中國元素的設計風格。他告訴我在德黑蘭路上所見到的有貫穿式尾燈設計的汽車“基本具有中國血統”。但即便如此,認可并未轉換成實在的消費選擇,他表示自己不會在現實條件下選擇購買中國汽車。
德黑蘭街頭的中國汽車
在其敘述中,德黑蘭南北部的“上下城分化”不僅體現在居民的收入水平上,也表現為街區環境、房租價格與治安狀況的顯著差異。他明確表達了對城市擁擠狀態的不滿,并對部分來自南部地區不惜花費數月收入進行裝扮而到北部“滿足虛榮”的人持戲謔態度。區位被附加上了生活秩序、社會地位的價值內涵。
談及中國時,M的認知來自互聯網信息。他對中餐有一定了解,但不多。例如他告訴我他愛吃“照燒雞壽司”“糖醋肉”和“韓式泡菜”,這是德黑蘭不少“中餐廳”所提供的菜品。他對“摩登上海”抱有強烈向往,喜歡“具有魔力”的城市天際線與夜景,但直言“我沒有錢去中國旅游”。
在教育層面,他告訴我,他的專業是父母選擇的。在伊朗,醫生、律師和工程師有較高的社會地位,而家長也有“望子成龍”的希冀,總是希望自己的子女受到良好的、比他們更多的教育。而與中國不同的是,伊朗中小學教師的地位不高。
1 2 下一頁 余下全文M對阿扎德大學所設置的如“神圣防御”(Sacred Defence)等課,表達了明顯不滿。此類宗教與意識形態課程是必修課程,在其本科階段多達八門,他認為這些內容與專業能力培養無關。在進一步交流中,他給我介紹了伊朗高中階段的四種基本分流方法(實驗科學、數學物理、人文、藝術)。
一開始,他表示他的本科學費很昂貴,一學期學費約合人民幣300元(按照當時匯率為換算為16萬)。當我告訴他我在中國的學費為四千元一學期的時候,他無比震驚。談到就業問題,他說決定繼續學業以規避軍事服役。
抗議期間,M的態度出現波動,他在抗議爆發后的前幾天中對我說這是伊朗人的日常操作。斷網后他愈發緊張,那段時間只能通過反對派媒體“伊朗國際”獲取信息,因此對官方的應對措施產生不解、不滿。
應該說,M的生活穩定地處于德黑蘭的平均水平之上,但我也發現他對未來存在焦慮。出于家庭的原因,他不完全否定現存體制,但也認為國家存在諸多弊病,不能說服自己認同現狀。
03 一位反政府的技術人員
第三位交流對象是A,這是我最早認識的伊朗人。某天我在路邊吃飯,A主動上前用中文和我打招呼,我們便沿著市中心的革命大街聊天。據其自我介紹,他曾供職于地鐵系統,現從事科技行業。在此前的工作期間,他曾三次來到中國洽談合作,去過北京、上海、濟南等城市,并夸贊這些城市的地鐵發達程度令人震驚。
A對中國的認識主要從書籍知識同個人經驗的結合中獲得。他對中國歷史頗有研究,認為伊朗缺少中國那樣的歷史延續性。他告訴我,他正在看《戰爭的藝術》(The Art of War),我想了半天才知道他說的是《孫子兵法》。他感慨世界上只有極少數的國家能像中國一般可以僅用七十多年便取得如今成就。值得注意的是,他認為中國的發展轉折點是改革開放,向我強調市場化措施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決定性作用。他的邏輯基于經濟問題,認為經濟問題是左右社會的核心,社會就會自然良性運轉。
與A對中國的極高評價形成對比,他對伊朗官方工作的評價是“混亂”“內耗”“低效”,他認為公共政策就是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的點對點關系,但在現實中,但現實中政客常就問題長期扯皮,時間與資源在內耗中被虛耗。當筆者提及補貼及其改革時,他直言現金補貼僅約2.5美元,對民生無實質助益。除此,他還將情緒發泄到補貼改革相關人物身上,甚至發表人身攻擊言論。
A在便利貼上畫的政策制定流程示意圖
革命廣場是德黑蘭市中心人流量較大的地方,著裝禁令有所放開后,我目測當天革命廣場約有三成的人未佩戴頭巾。對此,A認為這是在“十二日戰爭”后,政府不得不放松管控的妥協結果,但規定與束縛可能隨時就會收緊。他又順勢聊到戰爭,他對“以色列點對點的、針對伊朗高層的襲擊”持無所謂的態度,但前提是“無平民傷亡”。A表明不會為現政府獻出生命,但當外部入侵時,他會“為民族奮戰至死”。這種分裂的態度在伊朗社會中并不少見。
然而,我認為A的話不完全符合實際情況。他指著路邊來去匆匆的人們說,伊朗最核心問題是經濟太差,伊朗普通人月收入僅約110美元,而個人與家庭基本生活支出需200美元,因此,“社會里沒有胖子,因為都在飽受饑餓”“人們只能挑出不破的衣服穿出門,避免被人嘲笑”。他的言論在我看來比較偏激,夸張的成分居多。理論上,低收入者更易選擇廉價高熱量食品,反而更易肥胖。另一方面,筆者常在街上看見健壯的甚至肥胖的伊朗人。
A在便利貼上寫的收入與支出的內容
最后,A提醒我注意安全、盡早回國,他認為“以伊一周內或再開戰,最晚也不會超過一個月”。A在談及伊朗國內的現實所表現出非理性化、情緒性的一面和他談論中國時的較理性克制不同,或許源于他對伊朗現狀極度不滿卻又深感無力。
小結
總體而言,在德黑蘭生活期間,筆者接觸到的大多數伊朗人態度友善,極少有人公開表露惡意。在愿意交流的人群中,無論其財富水平、受教育程度或與政府的關系如何,他們中的大部分往往都不避諱談及自身面臨的各種困難。
盡管伊朗存在較多社會問題,但其內部仍保有社會凝聚力。與其他大多數中等收入國家相比,伊朗民眾的健康與教育水平相對較高。伊朗社會對當前的不滿可能并非因為民眾基本生存受到威脅——對未來的期許與停滯的現實間的巨大落差,才是他們失望與不滿的主因。
首頁 上一頁 1 2 余下全文【文/陳冠廷】
去年十一月中旬,我到達德黑蘭時,這座有兩百多年歷史的首都城市正危機四伏。此時的德黑蘭數月未下雨,持續干旱導致空氣與水危機集中爆發,切實地影響了普通民眾的正常生活,也使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提出了新的遷都計劃。初到伊朗時,我曾因空氣污染問題“喜提”了接近十日的小長假,所居住街區的停水頻率從三天一次加密至隔天一次。與此同時,伊朗貨幣里亞爾掀起新一輪貶值潮。
我在伊朗生活的兩個月里,人民幣兌里亞爾黑市匯率從約1:15萬跌至1:20萬,最高時突破1:21萬。匯率急劇惡化是2025年末伊朗爆發大規模社會游行的重要誘因。上述情況,構成了我在伊朗開展實地觀察、訪談等活動的背景。
地鐵站中的缺水標識(作者拍攝,下同)
在日常接觸中,有幾個人讓我印象比較深刻。一位高度稱贊巴列維王朝的咖啡店主理人,他在得知我的學習專業后,熱情地向我介紹巴列維時期的伊朗如何“先進”“開放”“發達”,“雅利安之光”的君主如何英明神武,并認為1979年的伊斯蘭革命使伊朗的一切都變得更差了。
一位擁有管理學博士學位、但為了生計需要每天跑Snapp(網約車平臺)的中年男性,他告訴我十年前他的月收入可折算為2000美元,如今收入僅相當于一百多美元;他坦言,對未來的悲觀預期讓他擱置了生育計劃。
與這些個體的接觸讓我更直接感受到當地民眾生活的不易,理解伊朗部分中產與受教育群體的生活困境。以下,筆者將較為系統地整理與另外三位伊朗人的交流內容。
01 一對阿塞拜疆人夫妻選擇支持政府
首先出場的是H與N,這是筆者所結識的一對明確支持伊朗現行制度的夫妻。他們大概都在三十歲,是來自大不里士的阿塞拜疆人,丈夫目前在德黑蘭工作,妻子則在德黑蘭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我們在伊朗政府組織的1月12日愛國大游行中相識,當時活動現場幾乎沒有外國人,我的出現引起了他們的注意。簡單的寒暄與自我介紹后,我們意外發現彼此還是校友,這種關系讓我們迅速拉近距離。
在交流中,筆者明顯感受到二人對伊朗國家與宗教的認同與熱愛。盡管經濟狀況不佳、個人消費不得不收縮,但經濟困境并未讓他們像同期抗議者那樣否定國家與體制。H和N都認為伊朗的現存困難是國內事務,容不得外部插手。同時,H告訴我,他在守護街區清真寺時,親眼見到抗議者持刀滋事。
他們認為,最初的抗議在外力干預下迅速變質。和平抗議是合理合法的,也為領導人所接受,但支持小巴列維、受其煽動上街的學生,既不冷靜,也未認真思考國家未來。他們不認為官方的應對措施失當,并向我說道,安全部隊對暴亂者采取的措施是克制的。
談及美伊關系,在集會現場,他們與周圍民眾一道高呼“美國去死”“以色列去死”等口號。但在隨后的私下交流中,他們也說需要區分“政客與普通民眾”的觀點,并明確指出是特朗普、內塔尼亞胡等有特殊利益的少數人,推動對伊朗的經濟制裁與軍事威脅。H對我明確表示,一旦戰爭爆發,他一定會加入抵抗的隊伍。
德黑蘭地鐵站的蘇萊曼尼海報
他們對中國的態度尤為正面。無論是出于真實所想,還是對我的“獨家定制”,兩人都強調中國是伊朗“真正的朋友”。H告訴我,他的父親兩年前買了一輛JAC(江淮汽車),除了價格相對昂貴,他對其他方面都很滿意。
在H與N身上,難以看見簡單的“宗教—現代”對立。他們受過現代教育,能夠深入討論國際政治話題,愿意理解不同具體存在的人,同時對宗教保持高度認同。這一觀察與埃斯波西托《伊斯蘭威脅:神話還是現實》中的論述相呼應。埃斯波西托指出,伊斯蘭復興主義的核心并非對現代性的簡單否定,而是一種試圖以伊斯蘭作為總體生活方式、以社會公正為目標的政治與社會藍圖。將伊斯蘭與西方、原教旨主義與現代性、傳統與變革簡單對立遮蔽了現實的復雜性。事實上,許多伊斯蘭主義者的情況與H、N相似,接受現代教育,在專業的技術崗位工作,并參與政治活動。
馬克思曾言,“宗教里的苦難既是現實的苦難的表現,又是對這種現實的苦難的抗議。”可能在經濟困境與外部壓力并存的條件下,伊朗“宗教與國家”的緊密互動與其形成的官方敘事,成為H、N都愿意支持、維護現行體制的重要原因。和他們持相似觀點的人應該占伊朗人口的相當大部分。因此,對伊朗宗教與政治的理解,應當將其視為整個文明歷史進程的產物,而非抽象教條的簡單拼接。
02 一位疏離政府的大學生
第二位是M,25歲,目前就讀于德黑蘭阿扎德大學的分校,正準備碩士研究生入學考試。M生活在德黑蘭中部的中產家庭,家里為其購置了伊朗路上常見的“標志206”汽車,他在課余時間通過Snapp兼職補充收入。我們的相識始于對汽車與交通的討論。
M對汽車產業有著濃厚興趣,精于汽車改裝,但是迫于伊朗警察的壓力,他最終只更換了難以從外觀發現的汽車引擎。現代工業中,汽車的設計與生產質量構成其評估國家技術發展水平的標準之一。他對伊朗國產汽車持負面態度,認為其技術落后、質量低劣,本質上是外國車型的“盜版車”。
相較之下,他對中國汽車產業在2020年后的發展表現出明顯認可,尤其肯定吉利、比亞迪、奇瑞、紅旗等品牌在設計與動力系統上的突破,他尤其喜歡紅旗汽車具有濃烈中國元素的設計風格。他告訴我在德黑蘭路上所見到的有貫穿式尾燈設計的汽車“基本具有中國血統”。但即便如此,認可并未轉換成實在的消費選擇,他表示自己不會在現實條件下選擇購買中國汽車。
德黑蘭街頭的中國汽車
在其敘述中,德黑蘭南北部的“上下城分化”不僅體現在居民的收入水平上,也表現為街區環境、房租價格與治安狀況的顯著差異。他明確表達了對城市擁擠狀態的不滿,并對部分來自南部地區不惜花費數月收入進行裝扮而到北部“滿足虛榮”的人持戲謔態度。區位被附加上了生活秩序、社會地位的價值內涵。
談及中國時,M的認知來自互聯網信息。他對中餐有一定了解,但不多。例如他告訴我他愛吃“照燒雞壽司”“糖醋肉”和“韓式泡菜”,這是德黑蘭不少“中餐廳”所提供的菜品。他對“摩登上海”抱有強烈向往,喜歡“具有魔力”的城市天際線與夜景,但直言“我沒有錢去中國旅游”。
在教育層面,他告訴我,他的專業是父母選擇的。在伊朗,醫生、律師和工程師有較高的社會地位,而家長也有“望子成龍”的希冀,總是希望自己的子女受到良好的、比他們更多的教育。而與中國不同的是,伊朗中小學教師的地位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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