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暢明談宏觀（ID：changmingkan_889）

伊朗這個國家，自古以來就屬于一種軍事文明的狀態。因為它所在的地區是一個高原，高原中間有一片平原，所以它的地理形勢跟四川盆地有那么一點相似之處。這也就是說，要想進攻伊朗，只有幾個特定的路線，因此易守難攻。但是伊朗這個地形跟四川的平原比，更荒涼一些，有一大片是荒漠。

所以這個地方，一方面不太擅長、也不太有利于生產活動，物資并不是特別充沛；但是又因為它比較難打，所以伊朗這個地區就是容易形成封閉的狀態。伊朗高原在游牧軍事民族崛起之前，經常出去打人。當時伊朗還叫波斯，在整個中亞西亞、整個亞洲和歐洲中間這個地帶，伊朗都是比較“支棱”的。

中亞西亞地區，由于降水較少，所以大量的荒漠，這種貧瘠的地區就容易生成以劫掠豪奪為目標的軍事文明。

亞歐之間的軍事文明，阿拉伯帝國之前，是薩珊波斯為代表，這就是一個比較喜歡軍事征服的國家。所以后來阿拉伯帝國崛起以后，薩珊波斯很快就垮掉了，然后就被阿拉伯帝國消滅了。但是阿拉伯當時的世界，其文化水平和生產力水平比較低，所以他們大量地波斯化了。所以，在武力上是阿拉伯征服了波斯，但從文化上是波斯同化了阿拉伯，實際上是這么一個狀態。

所以伊朗這個地方，在中東地區，實際上曾經是一個文明的高地。這就讓伊朗這個民族，跟阿拉伯世界其實淵源比較深，但又跟其他阿拉伯國家，尤其是中東半島的阿拉伯國家，實際上還是有一層隔閡的，因為他們自認是一種波斯的屬性，而不是阿拉伯人，只不過現在是信了伊斯蘭教。同教不同族，這么一個狀態。這就讓伊朗和沙特之間往往有一些矛盾。如果沙特擁護的支持的，很可能伊朗就會排斥。

像俄羅斯、像伊朗這種軍事文明的國家，都有一個特點，就是他們對于全世界生產力的技術革命，領會得比較晚，總有一個時間差。而伊朗由于這種高原中間一塊平原的半結構，讓它更封閉保守一些，也讓它的滯后更嚴重一些。所以伊朗就會有這么一種很神奇的特性，就是比較“善于逆天”，是著名的世界大勢反向指標。

那么他是怎么逆的呢？伊朗在二戰以后，先是親美、親西方，由此錯過了二戰后前三四十年風云激蕩的民族解放運動與社會主義重工業建設的紅利期。伊朗著名的民族主義首相——摩薩臺被國王保守派的勢力給干掉了，巴列維國王獲得了實權，開始搞學著西方搞資本主義，為了跟紅色陣營對立，特意把自己的改革叫做“白色革命”。

但是我們知道，在二戰以后的前三四十年，屬于是紅色勢力席卷全球的時代，民族主義、社會主義是當時的主流。這個時候，因為英法殖民地帝國都受到了美蘇的兩面夾擊，全世界各個地方都開始搞民族解放，進行社會革命。很多殖民地都解放了、建國了，社會主義大行其道。這個時候一般來講，搞社會主義的國家都能獲得極大的發展。比如我們國家就在這個時期搞出了“兩彈一星”，并且影響力擴張到了全世界。那么其他國家，如果在這個時候加入社會主義陣營，一般在重工業方面還能獲得很大的發展機會，能夠從蘇聯獲得不小的重工業援助。有的國家甚至就是在這個時期奠定了重工業的基礎。這種世界范圍內重工業的大規模援建，真是過了這村就沒這店了——除了二戰以后這三四十年，蘇聯這種“老大哥”活生生援助出去一個大國體量的重工業產能，這樣落后國家“翻身”的機會，在歷史上其他時候很難找到。所以我們國家也是在這個時期，重工業獲得了極大的發展，抓住了這個歷史級的機遇。

同時，民族解放在這個時候可能會受到社會主義陣營的大力支持。比如像朝鮮、越南，都是在這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支持下，獲得了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這樣的國家還有很多，比如古巴等等。所以這個時候，全世界誰去搞民族運動、走了社會主義這條路，誰就會成為時代的寵兒，享受到“時來天地皆同力”的待遇。

但是伊朗就是在這檔口，在50年代把搞民族路線、深受國民愛戴的國家元首推翻。在通過政變給摩薩臺搞掉以后，伊朗在巴列維國王的領導下一頭就扎進了英美的懷抱。于是當時的國王巴列維搞了很多親英美的政策，最后他把很多80年代以后應該采用的政策，提前在六七十年代就開始搞了。逆天而動是沒有結果的，所以他這個國家，雖然搞了很多改革，看起來又由于石油漲價也掙了很多錢，但是這國家仍然是上下離心，最終被推翻了。

等到80年代以后，這個時候全世界由于信息技術革命，西方自由主義陣營這一套就占優了。那這個時候，誰轉向美西方的全球化體系，誰搞了改革開放，誰用市場經濟來發展輕工業，誰就富了強了，誰的生產力水平就能有長足的發展，誰的產業就能搞得起來。從德國、日本、韓國、再到改革開放以后的中國，都是在這種資本技術、產業產能、人才精英全球流動的大時代當中大展宏圖，吃足了時代的紅利。

恰恰在這個時候，伊朗又開始霍梅尼的伊斯蘭革命（1979年），結果又開始反美西方，開始補民族主義的課，這個時候霍梅尼說了“不要西方（美國為首），不要東方（蘇聯為首），只要伊斯蘭”。

伊朗在二戰以后的前30年和后30年，跟世界的主流國家是正好反著來的：

當應該去擁抱社會主義陣營、搞民族解放、搞革命的時候，他卻搞了改革開放，資本自由化、對西方敞開大門；結果就是被推翻。

當應該參與到信息革命全球化、打開國門、虹吸世界先進生產力，用市場競爭來裁汰低效經濟的時候，他卻開始煽動民族情緒，封閉國門，大搞權力支配下的畸形經濟；結果就是生產力的發展斷崖式落后。

伊朗之所以能這么逆天，就是因為軍事文明對社會的控制力超強，但是這種控制力是以生產力發展為代價的。一旦生產力水平跟世界主流國家形成代差，那么一定會遭遇“落后就會挨打”的國恥。

二戰后前三四十年，伊朗的這個巴列維國王，他是把大量的錢其實都投資在了軍事上，有點錢就全都去弄軍隊了。他以為把軍隊搞得很大，就能維護住他的統治。在當時伊朗的國家情報部門，對國內的社會力量進行殘酷鎮壓，他們跟當時各個國家的情報機關相比，也是最野蠻、最殘忍的一檔，連扶持巴列維的美國都受不了，頻頻吐槽。巴列維當時搞的這個軍事統治、靠強權壓制的社會，并沒有抵擋住人心的瓦解。最后就是霍梅尼振臂一呼，基本伊朗各個階層全都倒戈一擊，所以巴列維王朝就滅亡了。

那么在后三四十年，就是霍梅尼開始掌權以后，他搞的封閉保守的伊斯蘭化、極化的民族主義，將全國的物質資源都納入權力體系的掌控，滅殺了經濟的活力，對外頻頻陷入戰爭。它導致的結果就是伊朗比較完整地錯過了信息革命帶來的全球化發展機會，除了軍工技術畸形發展以外，整個 社會與世界生產力水平形成代差，在1980年代到2020年代復刻了一個丐版蘇聯的國家軌跡。實際上伊朗在80年代以后干的事情，是主流國家在二戰以后前30年干的事情。他正好錯過了這三四十年的時間，所以正好就跟全世界的這個主流潮流反過來了。

接下來，伊朗又開始想效仿中國在80年代以后的改革開放了。當時中國能這么干，是因為：

第一，中國的主權能力和軍事實力很強，真的有核武器，真的有“兩彈一星”，真的是五常國家，真的痛毆過美帝，美國真的不敢下手，包括周圍的國家也真的沒有人敢對他下手。伊朗很明顯不具備這種主權條件，這是其一。

其二，中國在80年代搞改革開放，是因為當時的全世界，美國要向外轉移他的工業產能；而且美國也希望從日本轉移一些工業產能，以此來限制一下日本。這兩方面都導致了一個結果：

這就是美國及西方世界需要這種社會組織度高、有大量教育良好、素質較高的工業人口資源豐裕的國家。因為這便于去搞社會化大生產，把產業要素成本降下來。為了制衡當時的日本，美國在尋找這種工業產能基地時，既是為了掙錢，也是為了訓狗，不把產能都放在一個籃子里，讓自己的狗腿子不要恃功而驕，這才把扶持工業產能的機會給流通出來。

所以這個時候中國搞改革開放，西方的資本和技術自然就會涌入中國，因為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世界上組織力最強的國家。中國的改革開放，具備優良的外部條件，符合信息技術革命的世界大勢。我們可以去虹吸全世界從發達國家轉移過來的技術和產能。我們有本事拿，當時他們也愿意給，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賺大了，經濟獲得了極大的發展，基本上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屬于是“原地起飛”式的提高。

但是現在，時移事異，全世界變成了一個反全球化的大趨勢。像特朗普這樣的美國政府，都開始往回搶產業了，都開始搞產能回流了，都開始搞強權政治了。這個時候沒有人再會把自己的產能拱手送給別人了。即便想這么干的那些國際資本和跨國大企業、那些新自由主義的擁躉，他們在各國也不再掌權了。所以你這個時候開國門，一分錢掙不著不說，還等于是跟自己內部的民族陣營起了嚴重的沖突，失去了基本盤的支持。這就屬于是便宜一點沒占著，但是損失和風險卻完全吃進來了。

沒有過硬的維護主權的武力，沒有外部寬松的發展生產力的條件，這兩個條件伊朗都不具備，他想效仿中國在80年代以后的這個策略，那肯定是要吃苦頭的。可以說伊朗在這方面又比我們落后了將近三四十年。

因為伊朗在二戰以后的這三個主要時期，每一次都“成功”地選擇了錯誤方向的路線，每一次都是吃了最多的苦，挨了最多的打，得了最少的利，成為了“逆天而動”的典型。每一次在世界大勢的十字路口，他總是選錯了方向，成為了一個知名的“反向指標”。

伊朗總是在“世界戰略大考”中做錯題，這個根本原因就在于伊朗這種由軍事文明建立的社會體系難以在工業革命后生產文明主導的世界中得勢。再加上它高原環繞、中間盆地的這種半封閉地理條件，讓它具備了“閉關鎖國”、搞經學“文字獄”鉗制思想、強制人的服飾衣著來“剃發易服”的條件，由此衍生出大量的教權八旗，扼殺了全社會的活力，也讓統治集團的決策智慧加速衰減。

要是別的國家可能早就沒辦法做到這么“逆天”了，但是伊朗由于他的這種環境，再加上他這種社會結構，就使得他能夠承受嚴重滯后于時代的國家路線。

由于伊朗對于世界潮流來講過于滯后，以至于往往是完整地滯后了一個周期，所以他總是在一個新的時代去干上一個時代該干的事兒。這就導致了這么個情況：你說他干的有錯吧，確實之前曾經有一段全世界都這么干，這個婦孺皆知的道理他確實也懂了；但你要說他沒錯吧，他干的這個時候，完全不具備這個條件。

所以說，在前30年，當該搞社會主義革命和民族運動的時候，他卻親西方、搞資本主義；在后30年，當該搞信息革命和融入全球化大潮發展生產力的時候，他卻搞民族主義、搞強主權國策、進行封閉。現在，他又要在中國崛起以后重塑世界生產力格局、由華夏文明生產文明主導重塑全球新秩序的這個轉向時期，把美式全球化這個在發源地都被拋棄的老古董拿出來矢志不移地去往火坑里跳。所以伊朗就是因為這三個時期全都走錯了路，所以混得比較慘。但是又因為他的這個軍事文明，能比較強地對社會進行控制，所以看起來他總是雖然逆勢，但好像還有能挺著，顯得比較特殊。

反常者，必不久。一個人，一個國家，是不能長期違背天道而行的，雖然可能因為堅強的意志和殺死社會的活力來獲取的控制力來一時維持，但這畢竟是日削月割長期讓國運“失血”的傷口，早晚有一天會耗干自己的精血與氣運。

就像你必須得在春天播種，才能在秋天收獲。你如果順勢而為，就“時來天地皆同力”；如果你要逆勢而為，那就是喝涼水都可能塞著牙，各方面形勢全都在打擊他、影響他。所以深一個層次來說，這種靠軍事力量、自上而下的高壓社會，也就是這種軍事文明的體系，在現代這種不斷進行技術革命，生產力大爆發、“生產力為王”的時代，是不合時宜的。因為從蒙元興起一直到一戰前后，將近五六百年的時間，是軍事文明興盛的時候，當時他們建立了奧斯曼帝國、俄羅斯帝國這種強大的內陸軍事帝國。但是當時代變化以后，這種軍事文明的狀態，由于它對生產力的遏制，很難再獲得霸權。

蘇聯曾經想要嘗試復興軍事文明，但是其外強中干的本質被教員一眼識破，早早就對蘇聯修正后的軍事霸權主義路線進行了批判，并且邀請尼克松訪華，聯美抗蘇。

為什么同樣是搞社會主義，蘇聯與中國在80年代后一個越混越差最終解體，一個越來越強成為全球王者，這個區別就在于蘇聯走得是軍事文明唯上唯書不唯實的思想路線，而中國走得則是生產文明實事求是的唯物辯證思想路線。

唯上唯書不唯實，路線上就會主觀唯心，失天下之機，認不清大勢方向，落后于時代的發展，走錯路線；

唯上唯書不唯實，人事上就會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庸懦顢頇之輩充斥于朝堂，賢明智慧之才散之于四野，如此冠履倒置，必然統治能力衰弱。

實事求是，路線上就會客觀唯物，能變通，能明察天道之變易，能高屋建瓴地去制定戰略，在路線上超人一等，先人一步，找到大局中的最優解；

實事求是，人事上就會賢者進而庸者退，唯才德是舉，銳意進取的有為之士，術業專攻的專才，匡扶正義的義士就都可以奮發有為，開拓基業，精研技術，守正而斥邪。如此君子道興，自然國運昌隆。

所以我們看到，蘇聯這種也是軍事文明的沿襲，他就是改得慢了一點，結果國家就解體了。伊朗也是費了很大勁，吃了很多年的苦，但他也沒有達到他理想的目標，總是差著一口氣。

只要一個國家對內搞剃發易服去打擊人的外表個性，搞文字獄去鉗制思想，搞特權八旗的封閉圈子去圈占社會重要資源，那么必然是統治集團越老越退化，必然是舉國蒙昧如癡，必然是經濟僵化生產力發展斷崖式落后于時代。

清帝國如此，蘇聯如此，伊朗亦如此。工業革命以后，軍事文明就成為了愚昧落后的來源。五六百年來的野蠻暴力內核，無論是披上儒家的外衣，還是披上了馬列的外衣，或者披上了伊斯蘭的外衣，其本質都是軍事文明的沿襲，其本質都是遏制生產力、提拔小人而廢棄君子、唯上唯書不唯實、以強力而違背社會客觀規律的逆天之政。一國如此，一家如此，一個產業，一個領域，一個企業，莫不如是，凡搞小圈子八旗壟斷的，凡搞主觀判定唯書唯上的，凡搞贏學忽悠排斥客觀事實的，都會淪為拖社會后腿的落后舊事物。

而以美國為首的這種貿易文明，就是產業空心化，全都是虛擬經濟，讓資本寡頭去把握國家，那么這種文明也是要在這個時代衰落的。而軍事文明，就是像伊朗這樣軍事文明的遺存，包括俄羅斯這樣，還是動不動就開兵見仗，全社會把大量的資源用在軍事上，這些軍事文明的國家也落后于時代。

所以這個新的時代一定是“生產文明”為王的時代。它綜合了軍事文明的全社會組織度，也綜合了貿易文明對生產力的促進作用。它能讓能人、賢才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能夠讓社會資源靈活地通過競爭來有效配置，人盡其才，物盡其用。這種兩結合的“生產文明”，毫無疑問在未來的時期，會成為全世界的主導力量。這樣我們就可以開啟一個以實事求是為信仰的新紀元。

隨著美國在戰勝蘇聯之后徹底地拋棄了實體產業，生產文明的這種社會模式，已經從當年的美國、西方世界，逐漸轉移到以東亞、中國為首的華夏文明體系當中。

這意味著，從一戰以來，靠產能取勝、靠“世界工廠”成為世界秩序制定者的這套模式，將發生一個從西方到東方的流轉。實際上一戰、二戰都不是擅動刀兵者、或者把全社會資源全點到軍事上的這些國家取勝的。一戰、二戰的發起者德國其實也都失敗了，那就是因為他雖然軍事能力很強，但是他的工業產能沒有比過當時的世界工廠——美國。所以包括冷戰也是一樣的：只要你陣營的工業產能做不到世界第一，只要你的供應鏈做不到世界上最強，那么你妄動刀兵，是很難收獲美好結果的。

如果你的工業產能已經是世界一家獨大了，是“世界工廠”了，全世界仰賴你的鼻息生活了，那這個時候，你的最佳策略也不是自己下場去卷入軍事沖突，而是出資源讓軍事文明的國家去替我們賣命。這就是“生產文明”的特權。他在世界大博弈當中，擁有可以“高筑墻、廣積糧、緩稱王”的特權。他不用親自下場，他可以先讓別人受到消耗而自己積蓄力量，他可以讓那些繃不住的人在前面沖，他可以給他們一些軍事方面資源的支持，讓他們去攪和個天翻地覆。

所以對于我們中國來說，伊朗這個地方生亂、發生一些變故，對我們來講，實際上是全球軍事文明和貿易文明二者相爭，對于我們“生產文明”來說，是有利的事情。因為他們這二者都是不負責生產的：一個是軍事文明的“豪奪”；一個是貿易文明的“巧取”。貿易文明靠金融掠奪，靠著金融手段，等于來騙、來偷襲各個主權國家去斂財。他是“巧取”，讓你的有錢人心甘情愿地把錢往他那送，他通過一套機制合理地斂財，讓你心甘情愿被收割。當你發現被騙的時候，錢已經要不回來了。而軍事文明他是“豪奪”，是直接愣搶，來硬的。這二者都不是什么好人。

但是畢竟在現在的世界，你“巧取”也好，“豪奪”也罷，實際上都不在世界舞臺的中心，都不是主角，是一幫子小角色的配角。那我管你用了72變還是三十六計，反正折騰來折騰去，那不過是貽笑于大方之家的事情。而且你們鬧得越歡，對于“生產文明”的外部環境其實是越有利的。因為這樣的話，你們都亂作一團，那“生產文明”自然可以專心致志地把全社會資源都用到技術革命上面去。

所以我們看到，美國是特朗普這樣的政府，是搶全世界；像俄羅斯、伊朗這些軍事文明的國家，就是開兵見仗，就開干，或者挨打或者打人，反正就是刀頭舔血過日子。但是中國，社會的主要議題全都是怎么樣去復興輝煌的華夏漢文明，去進行這種從衣冠服飾到精神面貌，再到對歷史撥云見霧的“文藝復興”。另一方面，就是像機器人、人工智能這些方面的技術發展一日千里，受到全社會的支持，全社會的物質資源流向這些新興的技術領域。在美國用AI去做PPT騙錢和在股市上吹泡沫的時候，中國已經開始用AI去“當官”和“當兵”了，用大數據反腐，用機器人去執行高危任務。所以這個優劣一比，區別是非常明顯的。

所以說，無論是軍事文明陣營的國家，還是貿易文明派系的國家，他們都會逐漸淪為這個時代的背景板。那么真正的王者，就是華夏的這種“生產文明”。它會逐步走上前臺，逐步重整全球的河山，再建一個華夏秩序的全球化，重建一個天下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