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東方軍事專欄作者 張曉磊】

2月28日，美以聯手空襲伊朗，哈梅內伊殉難，中東火藥桶引爆。

此后48小時內，英國首相斯塔默完成了三次姿態翻轉——從“堅決不參與”，到“有限防御松口”，再到實質性卷入。

這套操作折射出“大英帝國”在21世紀依然無法掙脫的三重枷鎖：伊拉克戰爭的歷史幽靈、美英“特殊關系”的結構性鎖鏈，以及“防御”與“進攻”之間越來越模糊的灰色地帶。

48小時三次“變臉”：一個精確的政治翻轉記錄

第一幕：2月28日，英國未參與初始打擊，斯塔默稱這是“深思熟慮的決定”，政府律師認定美以行動不符合《聯合國憲章》自衛權定義。

第二幕：伊朗反擊波及海灣多國，導彈擊中巴林軍事基地，差點傷及英國人員，斯塔默隨即于3月1日同意美軍使用英國基地執行“特定且有限的防御目的”。

第三幕：3月2日，斯塔默在議會透露英國戰斗機已部署并攔截多個威脅，同時表示“攔截每一枚導彈是不可能的”“唯一方法是在源頭摧毀導彈”——這恰恰就是美以先發打擊的同一套邏輯，只是換了一層“防御性”的殼。

當地時間3月2日，斯塔默在英國下議院質疑美國在伊朗的軍事行動的合法性。 視頻截圖

這三步翻轉并非偶然，而是英國中東軍事存在的結構性后果。

英國在巴林、阿曼杜庫姆、阿聯酋明哈德以及塞浦路斯均設有永久軍事基地，構成了與美國全球力量投射深度嵌套的網絡。因此，斯塔默口中的“不參與”從一開始就難以為繼——你不可能一邊在伊朗導彈射程內駐扎數千名軍事人員和三十萬公民，一邊聲稱自己與沖突無關。

軍事存在背后，還有深層經濟邏輯：2010年以來英國約60%的軍火出口流向中東，與海合會國家年貿易額達570億英鎊。軍事基地與軍火貿易構成互相強化的循環——基地為軍售提供可信度，軍售收入為海外駐軍提供經濟理由。當海灣安全前提被打破時，斯塔默面對的已經不是要不要參與的問題，而是如何控制參與的深度。

“防御性參戰”的法律外衣與伊拉克的幽靈

為了合理化自己的行為，此次英國政府史無前例地公布了法律意見摘要，聲稱是在行使“集體自衛權”，武力使用“必要且相稱”。但這套論述有致命漏洞。

半島電視臺分析指出，從英國基地出發的美軍飛機需7至9小時到達伊朗空域，指望美軍在任務中途暫停尋求英方法律批準是不現實的——倫敦只能依賴華盛頓的保證。而一旦出現消滅伊朗高級指揮官的機會，任何升級都將牽連英國。

紐約大學國際法教授阿迪爾·哈克更直接點破：美以行動明顯違反《聯合國憲章》——安理會從未授權對伊朗使用武力，伊朗當時并未攻擊美以，甚至在空襲前幾小時還在就核計劃談判。英國同意讓美軍從英國基地打擊伊朗境內設施，這一安排似乎是非法的。

斯塔默為何如此執著于“防御”二字？答案藏在2003年。

當時，美國小布什政府用一管“白色粉末”，便言之鑿鑿地宣稱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面對這份未經證實的指控，時任英國首相布萊爾的選擇，不是獨立核實，而是近乎無條件的追隨。他幾乎沒有遲疑，便決定與“大哥”并肩出兵。

這場戰爭，最終沒能找到所謂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卻留下了沉重的代價：179名英軍士兵埋骨異域，再未歸來；英國的國際聲望跌入低谷，國內抗議浪潮此起彼伏。

因此，斯塔默才會在議會直言“已從過去的錯誤中吸取教訓”，甚至說出“本屆政府不相信從空中進行政權更迭”——變相指控特朗普重演布萊爾入侵伊拉克的劇本。作為前人權律師，他承受不起“第二個布萊爾”的標簽。

斯塔默的“防御性”話語策略，本質上是試圖在不對稱聯盟關系中進行一次單方面的“戰爭性質定義權”爭奪。但問題在于，美英關系在實踐中從來就不是對等的——軍事和經濟力量的天平歷來壓倒性地傾向美國一方，這種不對稱性造成了深層的權力失衡，使英國即使在美國政策明顯有誤時也缺乏打破同盟的意愿。

更關鍵的是，英國在核武器和關鍵軍事技術上深度依賴美國。一個軍事力量的核心裝備鏈條上寫滿了盟友名字的國家，要在戰場上對這個盟友說“你只能用我的基地做防御性打擊”——這種要求的執行力基礎在哪里？

我們可以圍繞兩個未被證實、但互相矛盾的假定進行推演：英國假定英美聯盟不僅是生存所必需的，而且足以維持其大國地位；但對美國而言，與英國的伙伴關系并不意味著對英國在世界上既有地位的背書。1956年，美國阻止了英國在蘇伊士危機的自主軍事冒險；2026年，美國則把英國拖入了一場英國并不想打的戰爭。權力的方向反轉了，但不對稱的結構沒有變——變的只是誰在方向盤上。

西方集體敘事的選擇性失憶

但伊拉克的教訓擋不住“特殊關系”的結構性力量。特朗普24小時內3次公開批評斯塔默：“我們對凱爾非常失望”，“這在兩國之間大概從未發生過”。他在白宮記者會上更補了一刀：“我們打交道的對象不是溫斯頓·丘吉爾。”這句話對英國人而言，幾乎等同于公開羞辱。美英關系據報跌至“歷史最低點”。

斯塔默回應得硬氣——“判斷什么符合英國國家利益是我的職責”——但實際動作卻是松口了。

事實上，英美“特殊關系”的公開裂痕并非首次出現（例如去年英國正式承認巴勒斯坦國），但此次地緣政治背景使其意味格外深長。

部分原因是兩國不再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并肩作戰，但也因為英國被脫歐所消耗、與歐洲疏離、經濟增長乏力并持續削減軍事力量，使其在歐洲、全球經濟和全球軍事存在方面的重要性都有所下降。

特朗普用“不是丘吉爾”來羞辱斯塔默，折射的正是華盛頓對倫敦日益增長的不耐煩——你不能既想要聯盟的保護紅利，又不愿承擔聯盟的軍事成本。

但斯塔默真正的戰略困境在于：“脫歐”之后的英國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這段關系——離開了歐洲的集體力量，又無法從美國獲得對等尊重，只能在華盛頓和布魯塞爾之間的空白地帶，做一個進退維谷的“全球英國”。

再看英法德聯合聲明，更是教科書級的“選擇性失憶”：對美以率先動手只字不提，卻稱伊朗反擊“令人震驚”。這種基于對美地緣政治依賴的話術并不令人意外，但值得警惕的是，英法德以及歐盟通過“選擇性譴責”“罪責倒置”和“防御性介入”的技術路徑，構成了對美以先發打擊的隱性背書。

《外交政策》雜志對此的評判極為犀利：歐洲人通過發明一個平行現實來調和自身的價值觀與信仰。他們繼續宣揚規范，但將這些規范應用于一個虛構的世界——在那個世界里，伊朗某天早上醒來就突然攻擊了以色列和海灣鄰國，因此理應受到譴責。

歐洲付出了參戰的代價，卻沒有得到任何塑造戰爭走向的籌碼——既失去了道義高地，也沒有換來戰略話語權。但并非所有歐洲國家都參與了這場敘事共謀，西班牙、挪威、丹麥等少數國家就有勇氣直言譴責攻擊的本質。

帝國的陰影、國內的撕裂與“防御”外殼的保質期

在英國國內，斯塔默的決定同樣帶來了撕裂。

右翼的法拉奇和巴德諾赫譴責斯塔默“花了兩天才做出最顯而易見的決定”；左翼和公眾的壓力同樣不容忽視——YouGov民調顯示49%的公眾反對美國對伊朗的軍事行動，整整一半反對政府允許美軍使用英國基地，斯塔默是在違背過半民意的情況下做出了這個決定。

更深層的困境在于，伊朗對英國抱有根深蒂固的敵意——1953年英美聯手推翻摩薩臺的歷史記憶，使德黑蘭可能已將英國在海灣的軍事資產視為打擊目標——3月2日，英國在塞浦路斯的RAF阿克羅蒂里基地遭無人機襲擊。而英國軍事分析師指出，英國沒有本土彈道導彈防御系統，“如果一枚導彈射向倫敦，我們無法將其擊落”。

1968年，哈羅德·威爾遜宣布英國從“蘇伊士以東”永久撤軍，歷史學家將此標記為大英帝國的正式終結。然而半個世紀后，英國卻在悄然逆轉這一政策。

脫歐后的“全球英國”戰略將中東和印太重新納入戰略視野，巴林、阿曼杜庫姆、迪戈加西亞的基地群被賦予了新的戰略使命。但正如前英國國防參謀長豪頓勛爵所警告的那樣，“我們在一定程度上對公眾撒了謊——內部人士知道我們的國防計劃是負擔不起的……也許英國應該不再做一個世界性的軍事力量。”

伊朗危機將這一矛盾推到了極限。英國在中東的軍事存在足以使其成為伊朗的打擊目標，卻不足以提供獨立的防御能力。這是一種典型的“帝國過度延伸”：承諾的多、資源的少，存在的廣、防御的薄。當然，對高度依賴全球貿易的英國而言，在這場博弈中的利害關系遠不止幾個海外基地的安全——它關乎供應鏈、能源價格和全球金融市場的穩定。

當你的基地里停著別人的轟炸機，當你的戰斗機已經在攔截對方的導彈，“防御性參戰”的外殼，還能撐多久？

也許，答案不在唐寧街10號，而在戰場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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