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當我們還未從AI技術的突飛猛進中回味過來時，卻猛然發現：AI時代并沒有終結資本主義，卻將它推向一個前所未有的悖論：生產力越解放，分配越失效；系統越智能，人的主體性越多余。這不是技術的失敗，而是資本邏輯在自身極限處的自我瓦解。而黃昏之后，或許是另一種可能的黎明。

近日，在由《文化縱橫》舉辦的“當代資本主義危機與世界未來學術研討會”上，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程亞文指出，世界正經歷資本主義的又一次周期性危機。他回溯了布雷頓森林會議上凱恩斯與懷特之爭，認為舊全球化已走向終結，資本主義體系內部正面臨新的撕裂。

程亞文：

當前世界正經歷著巨大的變化，我們常說的“大變局”，其變化幅度之深、范圍之廣，無論是美國還是中國，都很難完全理解這個世界正在發生的重大轉變，也不禁思考，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了如此深刻的變化。

最近幾年發生的俄烏沖突和美以伊戰爭，無疑是世界大變局的體現。這些沖突究竟是因何而起？和我們以往看到的戰爭究竟是一樣還是不一樣？要解答這些問題，需要我們深入理解當下世界的大變局究竟意味著什么。在我看來，這場大變局正反映出資本主義危機的全面爆發。

資本主義危機的根源究竟何在？過去十幾年間，一直關注相關現象和理論問題，包括全球化進程以及各國政策變化。在我看來，以往對全球化的認識存在兩個關鍵缺陷：

第一個問題是，人們對“全球化”是什么存在諸多誤解。無論是學術交流還是官方文件中，中國人一提到全球化，往往就將其等同于經濟全球化，這種現象十分普遍。但全球化真的僅僅是經濟全球化嗎？這是我們需要思考的第一個問題。

第二，對全球化到底是怎么來的缺乏更深入的梳理，尤其是對全球化與戰后國際秩序之間的關系思考甚少，這給我們準確理解全球化造成了很大困擾。近代以來的資本主義危機往往發生在全球化進程中，而全球化與資本主義實則是一體兩面。如果不搞清楚全球化是什么、它如何形成、經歷了怎樣的發展過程，我們便很難理解當下資本主義為何深陷危機。

回顧從19世紀至今的歷史，全球共經歷過兩次重大的資本主義危機。上一次危機集中爆發于一戰與二戰時期，具體表現為兩次世界大戰。而當前我們看到的俄烏沖突、美伊沖突等事件，與此前的戰爭存在諸多相似之處。這種相似性恰恰體現了資本主義的周期性規律，其中社會、政治等多方面因素都起到了重要影響。

2008年金融危機改寫了資本主義歷史

2008年歐美金融危機爆發的時候我寫過一篇小文章，核心是警惕金融危機逐漸蔓延成社會和政治危機。今天來看，經濟危機已經逐漸蔓延成了政治危機和安全危機，我們深陷其中，還不知道什么時候能走出來。

資本主義的周期性特征及其全球化進程，導致在兩次資本主義周期的末期均爆發了危機。19世紀以來人類經歷了兩次全球化過程：一是19世紀中期至20世紀前期，二是20世紀80年代至當前的終結期。那么，這種全球化是如何形成的？資本主義的周期性特征又是如何產生的？

我們可以看到，兩次全球化進程都有其特定的政治前提。如果缺乏相應的國際制度安排，全球化進程便無從談起，而資本主義的周期性特征也正是在這一過程中逐步形成的。在19世紀中期至20世紀前期的全球化進程中，正如波蘭尼所說，維也納體系、國際金本位制、自我調節的市場和自由主義國家這四種制度安排，是當時的全球化得以展開的關鍵，尤其是維也納體系更為重要。

那么，當前這一輪全球化的政治前提是什么呢？全球化并非僅僅來源于人們開展貿易的意愿，它離不開特定規則與制度的支撐，戰后國際秩序正是其重要基礎。如今，面對全球化進程中出現的問題，我們需要回過頭來，逐步梳理戰后國際秩序的構建脈絡。

從長期視角分析，當今全球化資本主義周期已步入衰敗階段，其根源仍可追溯至戰后秩序本身，只不過戰后秩序在不同時期呈現出不同的形態。那么，戰后秩序具體體現在哪些方面？戰后秩序對國際經濟貿易的安排，一般認為主要由美國和英國主導建構的，核心是在布雷頓森林會議上，美國代表懷特與英國代表凱恩斯之間的談判。當深入探究這兩個尤其是凱恩斯提出的方案時，會發現其中存在著值得重新思考的問題。

當時參與談判的國家不光有我們今天所說的發展國家，也有很多發展中國家。聯合國談判的時候，51個國家中大部分是亞非拉國家，歐美國家占比很少。

當時這些發展中國家的主要訴求是什么？除了和平之外，它們還要求共同推動發展，并為自身國家發展提供制度性安排。懷特此前曾對拉美國家的發展進行過跟蹤研究和推進過相關實踐，作為受到“羅斯福新政”影響的美國政府官員，他對我們如今所說的“全球南方國家”曾抱有一定的同情心理、表現了幫助它們實現自主發展的意愿。

懷特（左）和凱恩斯

從整體來看，懷特設計的方案在捍衛美國利益的同時，也包含了尊重發展中國家自主性、實現全球共同發展的安排。

凱恩斯對發展問題也有關注，但我通過“回到”布森頓森林談判的現場、閱讀當時的相關文件，發現他并沒有放下從英帝國出發的角度。作為英帝國的代表，他對戰后國際秩序中全球南方國家的定位有所不同。我以往對凱恩斯曾抱有相當大的好感，他在一戰結束后所著的《和約的經濟后果》一書中，曾主張為德國留出一定空間，為一戰后的和平提出了一套可行方案，這是很有智慧的，但又暗藏了局限。

“二戰”結束之際他與懷特談判時，提出的方案其實和他在“一戰”時期設計的方案并無本質差別，只是將德國問題通過國際化、西方化的方式加以化解，為德國和日本都留出了發展空間，這一點本身無可厚非。但他并沒有更宏大的抱負，即針對全球南方國家制定一套共同發展的方案，特別是新生南方國家的自主性，在這方面他的思考相對匱乏。從戰后秩序的角度出發，會發現這種設計本身就存在爭議，也有著難以避免的局限。

如果按照這個方案推進，全球南方國家的發展將面臨怎樣的局面？二戰結束后隨即進入冷戰時期，而在冷戰結束后，真正得以落實的方案，我認為仍是凱恩斯所提出的框架，其核心在于維護西方與發展中國家的中心-邊緣秩序，對發展中國家的發展自主性支持不足。與此同時，歐洲國家、美國等可被視為新的西方陣營，這些西方國家在資本主義體系下的這種碎片化格局里，資本主義擴張仍有空間，資本與政治在一定程度上都能找到各自的生存與發展空間。

特朗普推行“美國優先”政策，全面反對全球化

然而，這種模式所實現的發展僅局限于少數國家，考慮的只是如何維護少數西方國家繼續享有發展優先權和經濟、政治優勢，必然以壓迫其他國家為前提，即凱恩斯方案實際上保障的是“少數人的現代化”。問題隨之而來：如果這些處于全球體系中的邊緣地帶的國家也實現了良好發展，突破了中心-邊緣結構的束縛，又會如何？

發展中國家肯定會有意愿沖破不平等不公正的國際秩序安排。在全球化和資本主義擴展過程中，當其他國家打破中心-邊緣秩序安排時，西方國家內部的社會與經濟問題將無法如以往那樣在外化中消解，從而在內部化呈現和激化——這正是近些年來美國陷入嚴重政治極化狀態的源來，也是俄烏沖突爆發的原因。

許多人或許會問：俄羅斯如果能融入全球化體系，難道不能實現發展嗎？實際上，凱恩斯方案既不可能為俄羅斯提供發展空間，也無法為其他更多國家創造機會，尤其是在中國成為工業化國家之后。

普京何時曾對全球化有過正面評價？蘇聯解體后的俄羅斯一度對加入西方主導的全球化抱有幻想，但很快發現在西方推動的全球化體系中，并沒有為俄羅斯留出發展空間。不僅如此，北約東擴其實作為全球化在政治層面的表現，還在擠壓俄羅斯的發展空間，將俄羅斯抑制在為西方國家“劈柴擔水”的全球經濟分工位置。如今看來頗為矛盾的是：特朗普抨擊全球化，普京也對全球化持否定態度，中國則支持全球化，可中俄關系密切，美俄卻陷入對立。

全球化已然走向終結，我們當下該何去何從？這就如同一戰結束后，美國推行羅斯福新政，德國出現納粹主義，蘇聯確立共產主義，各國都在探尋新的出路。如今，中國提出了“新全球化”倡議。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正經歷著與一戰后相似的局面：各國選擇不同的發展道路，資本主義體系內部的撕裂也會更加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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