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東方軍事專欄作者 張晟】

本輪中東戰爭以來，黎巴嫩真主黨作為抵抗力量的核心，始終站在反對以色列擴張主義的前沿，其與伊朗的戰略協作也成為地區格局中不容忽視的重要力量。

然而，戰火的延燒讓黎巴嫩這片本就飽經滄桑的土地再次陷入人道主義危機，尤其是貝魯特難民營，更是成了無數流離失所者的臨時家園。

我曾經在黎巴嫩短暫的居住過，與當地的很多朋友至今都保持著密切的聯系往來。過去一個多月以來，我的社交媒體上經常能看到黎巴嫩朋友發的日常朋友圈，其中經常有導彈襲擊貝魯特、以色列侵略黎巴嫩南部地區的內容。很多朋友的生活被戰爭嚴重影響，在戰火中苦中作樂，繼續著日常。

最近，我收到了一位老友從貝魯特南郊莎提拉巴勒斯坦難民營發來的信息。他是一位有著傳奇一生的老共產主義者，退休后在難民營里經營著一家兒童救濟中心。在他發來的視頻里，戰火中的孩童們仍在小小的救濟中心里進行著自己的日常。看著這個我曾經去過的地方，我的情緒徹底被當年的回憶研磨。

于是，我找出了2024年在黎巴嫩做田野調查時的日記本，想跟讀者朋友們分享我和這個難民營、這位老同志、以及這個兒童救濟中心的故事：

貝魯特莎提拉難民營，是歷史最為悠久的巴勒斯坦難民營之一。1948年巴勒斯坦人被驅逐出故土，1949年便建立了這個難民營。這些從巴勒斯坦故土拖家帶口，穿越黎巴嫩南部重重高山，北上逃難到貝魯特的巴勒斯坦難民們，最初只想著這艱難困苦的難民營不過是克復中原以前的臨時過渡，哪知三年五年，八年十年，遺民淚盡胡塵里，轉眼竟已是第76年……

當年拖家帶口遠赴此地的成年人們，大多都帶著歲月的傷痕零落成泥碾作塵，依稀記得故鄉模樣的孩童們，如今也是耄耋垂暮余殘身。至于在難民營里出生的中年和青年人們，甚至從來不曾有機會見過那片祖先的故土，變成了一個個土生土長的“貝魯特人”。

這些中年和青年一代的巴勒斯坦裔居民，雖然從小生長在貝魯特，雖然他們從出生到現在從來沒有親自踏上過巴勒斯坦的土地，但是他們的自我身份認同卻始終是巴勒斯坦人而不是貝魯特人。1948年以來，一代代出生于異國他鄉的巴勒斯坦人始終通過對于自己素未謀面的故國山川的想象與向往，建構著自己的身份認同、人生信仰、以及社群的基層組織架構。”

文獻里都說，莎提拉難民營是全球巴勒斯坦難民營中條件最差的一個。條件是不是最差，我無法核實，但我親眼所見的是，這座難民營的困苦和臟亂，實在是令人觸目驚心，甚至讓我不忍心舉起相機……

對于任何一個了解巴勒斯坦歷史的人來說，莎提拉都是一個繞不開的名字。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期間，正是在這里，以色列勾結黎巴嫩基督教馬龍派法西斯武裝“長槍黨”，大肆屠殺莎提拉難民營與周圍薩布拉社區的巴勒斯坦難民近3500人，現場慘絕人寰，人神共憤。

我在莎提拉難民營里參觀過當年死難者的墓地。由于難民營里人口已經過載，因此九泉之下的人也沒有了合適的棲身之所。墓地建在地下，終日不見陽光，只有灰蒙蒙的光線從小小的窗子里透進來，打在一個個石棺上。

盡管條件簡陋，巴勒斯坦人仍然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給了亡者最大的尊重：每一個石棺上都有名字和簡單的生平信息，其中有一些人是在這場大屠殺中為了保護巴勒斯坦社區與以軍以及“長槍黨”作戰而犧牲的英烈，這些烈士的棺槨前都有特別的標識，棺槨前也插著旗幟。

為人民犧牲的人，人民也絕不會忘記他們，即使是在這簡陋困苦的莎提拉難民營，顛沛流離卻始終堅韌不屈的巴勒斯坦難民們，仍然在在能力范圍內給他們中最勇敢的那些英靈做到了極盡哀榮，通過這種烈士文化無聲地教導著一代代的孩子們。

作為本職工作就是研究中東的學者，我本以為自己對于莎提拉的情況有足夠的心理預期。但是那場慘案發生四十多年后，終于來訪莎提拉的我，看到這個在史書里哀嚎悲鳴的地方，如今仍是一派困苦凄涼之景，不免悲從中來。當紙面上的絕望通過現實的沖擊具象化地闖進你的視野，心中的那種窒息與悲愴真是無法用語言所形容的……

我特地來莎提拉是為了走訪當地一家扶持兒童成長的慈善組織。機構樓下有一個小而簡陋的自制游泳池，夏天的貝魯特極為炎熱，幾個小男孩正在愉快的玩水，見我靠近，他們更是故意開始跳水，旨在向我這個外國客人展現他們博浪的英姿。

圖中的畫作是難民營中一位戴頭巾的青年女工作人員所畫，她也是巴勒斯坦難民的后代，年紀與我相仿，自小在黎巴嫩的山區長大，后來才進城求學，人生軌跡聽來甚是坎坷。但她似乎并未受此影響，而是英姿颯爽，談吐硬朗直率，圖中這些辦公室里擺放的畫作都出自她的筆下，畫中光景讓人一窺她的巾幗豪情。

我到來的時候，中心的孩子們正在籌備周二的文藝匯演。這次文藝匯演的一大重點，是向孩子們宣傳三個勇敢站出來反對加沙種族滅絕、聲援巴勒斯坦的國家：南非，黎巴嫩，以及也門。在救濟中心的老樓里，孩子們用稚嫩的歌聲高唱一首歌頌南黎武裝抵抗的愛國金曲《正義是我的武器》，稚嫩的童聲配上悲壯的旋律，場面令人動容，我也不由得熱淚盈眶。

兒童中心的主任是一位極為健談的老先生，他也是巴勒斯坦人。老先生終生篤信馬克思主義，年輕時曾是大名鼎鼎的左翼政黨“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陣線”的干部，經黨組織推薦，曾借道東德遠赴古巴黨校完成學業，熟讀毛選，常與蘇聯甚至西歐北歐的共產黨進行串聯和黨際外交。

當年毛主席還在世時，中國推行革命外交，這位老同志年輕時便常常出入于中國使館。他坦言：“那時候去中國使館，就好像回家一樣，當時我們交好的中國外交官卸任，我們去送他，他好像我們的兄弟一樣流著淚和我們擁抱告別……”我聽著他說的故事，動情無言，看著陽光灑在難民營的小窗邊，想象著那個亞非拉革命風起云涌的壯闊時代，不由得心馳神往……

老同志雖然未曾造訪過70年代的中國，但他有不少好友曾受邀于60-70年代訪華，因此他也給我講了不少聽來的一手故事，既有兩國革命戰友間的感人情誼，也有一件讓我印象很深的趣事：

彼時中巴兩國剛剛建立外交關系，在處理一些事務時還略帶青澀，參加歡迎巴勒斯坦訪華來賓的中國群眾多為工農兵背景，彼時傳媒信息還不夠發達，因此這些群眾對于阿拉伯民族解放運動的細節還不夠了解，只是籠統地知道巴勒斯坦人民的斗爭是一場反抗帝國主義者入侵的民族解放運動。因此，在一開始的活動上，觀眾席上的中國工農兵群眾分不清楚巴基斯坦和巴勒斯坦，更聽不懂阿拉伯語，但是又想要給千里迢迢來到中國的巴勒斯坦來賓展現中國同志的熱情，于是他們決定聽見“斯坦”兩個字結尾的句子就熱情鼓掌。

但是，在阿拉伯語里“巴勒斯坦”并不讀作“斯坦”，而是讀作“菲利斯汀”，于是觀眾席上中國的工農群眾們苦等了半天都沒有等到自己想聽見的“斯坦”兩字，在巴勒斯坦來賓的演講間隙露出焦急的神情，迷惑于到底什么時候應該鼓掌。

這個故事乍一聽有些滑稽，但是我卻感動于這種青澀的真實。被壓迫民族之間的反帝國主義國際主義意識與團結的建立，本來就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本來就要經歷一個自然的從零開始的過程。

想想看，一位對于外國事務本來了解不深的中國普通農民，在黨的引導和教育下開始認識世界，甚至參與到三軌外交當中，穿越歐亞大陸的萬里黃沙，與來自巴勒斯坦的游擊隊員結成了超越語言、跨越地理、超越文化的精神紐帶，難道還有比這更具有浪漫主義的工程嗎？

而且，這些對于外事并不熟練的普通工農群眾，即使并不了解巴勒斯坦本身，卻仍然真誠地想要給遠道而來的反帝國主義同志獻上熱烈的歡迎，焦急地生怕自己鼓掌的節奏不對，冷落了巴勒斯坦的同志，這種質樸而真摯的革命情誼本身，難道不就是最寶貴的東西嗎？

說來也神奇，在風云激蕩的六七十年代，教員把革命的火種撒到全世界，啟發了亞非拉無數渴望爭取民族解放的人民。而作為教員的中國學生，我此刻竟是在世界的另一頭，聽一位曾被他播撒的火種照亮的巴勒斯坦老同志，講述關于他的故事、他們的故事、以及那些因為看似細枝末節故而沒有被收錄進文獻，卻像金子一樣在歷史的角落里閃閃發光的、凝結著最真摯的情誼的故事……

在莎提拉難民營光線有些暗淡的破敗老樓里，聽著這些故事，我突然想起了一句詩：“遙思老卒聞君至，感泣如逢故帥顏”。講的是乾隆朝的名將明瑞在南疆殉國一年后，明瑞的胞弟奎林接替兄長的遺志也遠赴南疆。或許是因為兄弟二人長相相似，當身著戎裝的奎林走進軍營時，許多當年在明瑞麾下征戰過的老兵恍惚間以為是明瑞回來了，故而哭成一片。

作為一個95后，我自然從未有幸與教員處在過同一片時空下，可是，在貝魯特的殘破里，我仍然穿越時空為他和他們所動容，當后輩在歷史厚重而又奇妙的交叉中，得以通過他者的敘述瞥見他風采的一隅，當后人在散落寰宇的星火前再次與他相遇，當在時空另一端終將成為你的我們再次接過火種，當遍地夕煙下再次吹起獵獵東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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