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鼠媽雜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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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就是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敵人搞得少少的，本質是多交朋友少樹敵。

統一戰線就是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積極因素，本質是團結大多數打擊極少數。

可以說，統一戰線，就是最大的政治。

統一戰線，本質是尋找最大公約數。無論是內部還是外部，統戰的核心都是在不同群體、不同階層、不同國家之間，找到那個能讓大多數人接受的共同底線，從而凝聚起最廣泛的力量。

問題是，絕大多數國家找不到最大公約數。

歐洲國家玩的是民族主義，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亞條約》明確了民族國家的主權原則，通過建構“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認同來整合內部力量。

但隨著全球化與移民潮的沖擊，這套玩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機。

法國黑人數量激增，當國家隊陣容都以移民后裔為主時，傳統的“高盧民族”敘事便難以為繼；

德國接受了數百萬中東移民，主體民族的認同感被多元文化稀釋。

他們既不敢退回封閉的種族主義，又不敢重啟宗教民族主義——那場延續三十年的宗教戰爭曾把日耳曼的土地炸成了300多個公國和1000多個騎士領地，而希特勒借民族主義之名行屠殺之實的罪惡，讓德國背負了長達九十年的歷史枷鎖。

進退失據之下，許多歐洲國家陷入了“魔怔”狀態：白左思潮、LGBTQ+運動、綠黨政治橫行。為了所謂的環保教條，德國炸掉了仍在運行的火電廠和核電廠，西班牙甚至拆除了一批尚在發揮功能的水壩。

這種非理性的政治正確背后，根本原因在于他們找不到那個能說服全民的“最大公約數”。于是他們試圖用一套超民族的“普世價值”來替代政治整合，于是妖孽叢生。

票選政治是這一困境的禍根——政客只要爭取到51%的選票就能執政，這意味著它可以公然拋棄那49%的人。當社會撕裂、認同危機爆發時，政客們不再致力于彌合分歧，而是通過煽動對立來鞏固基本盤。

把目光投向中亞、非洲和中東，你會發現更扎心的現實。

那里至今仍遍布著部落國家。從也門的胡塞部落到利比亞的數百個部族，從阿富汗的普什圖部落體系到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酋長領地，人們效忠的是家族、是部落、是血緣集團，而不是一個抽象的“國家”。所謂國界，不過是殖民者用直尺在地圖上畫出的直線。當部落邏輯大于國家邏輯，國家認同便無從建立。你沒法跟一個只認酋長的人談“民族大義”，更沒法讓他為一個連路都沒有的“祖國”去犧牲。

拉美則是另一番景象。這些國家表面獨立了兩百年，事實上從未真正擺脫西方的控制。先是西班牙、葡萄牙殖民者搞種族滅絕，屠殺了數以千萬計的印第安人；沒殺完的，就搞生殖隔離——白人與白人生的孩子是一等人，掌握政權和財富；白人與土著生的混血是二等人，干技術活和基層管理；土著與土著生的孩子是三等人，種地、挖礦、當苦力。這種三六九等的種姓結構，經過兩百年“獨立”后非但沒有消失，反而被經濟依附和軍事政變層層加固。美國聯合果品公司可以隨時推翻一個不聽話的拉美政府；IMF的貸款條件可以讓拉美國家把礦產權、水利權拱手讓出。他們沒法建立真正的國家認同，因為他們的國家從來就不是“我們”的，而是“他們”的——是跨國資本、門閥寡頭和五角大樓的。

所以說，這套以民族、血緣或殖民主子結構為基礎的“國家認同”方案，在全球范圍內已經破產。唯一的例外，是中國。

我們的最大公約數并非建立在血緣、宗教或單一族裔之上，而是建立在“我們都是中國人”“國家為人民服務”的現代契約之上。我們內部有矛盾，可以爭、可以吵，甚至可以斗，但有一個底線誰都不能碰——誰要是敢打中國，我們一定先把敵人打跑，關起門來再解決自己的問題。這種在“保家衛國”這個大前提下形成的超強凝聚力，是我們最大的政治優勢。

一、統一戰線1.0：從路線之爭到抗日救亡

非常典型的一個例證，是教員與張國燾的路線之爭。

1935年，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后，張國燾主張南下，認為陜北地瘠民貧，根本養不活大部隊，他要打到物產豐饒的川康地區去建立根據地。而教員則做出了完全相反的判斷。

為什么？因為教員看到了一個更根本、更殘酷的事實：日本侵華不是普通的邊境摩擦，不是簡單的利益爭奪，而是大和民族要把中華民族亡國滅種。從甲午戰爭到“二十一條”，從九一八到華北自治，日本的目標從來不是割地賠款，而是徹底摧毀中國作為一個獨立國家的存在。南京大屠殺、731部隊、“三光政策”，樁樁件件都在證明：這是一場民族生死戰。

在這種局面下，民族矛盾已經上升為當時中國社會最主要的矛盾，遠遠壓過了階級矛盾。如果不抗日，連中國人都沒得做了，還談什么階級解放？還談什么共產主義？教員的偉大之處就在于，他能夠從紛繁復雜的矛盾中抓住主要矛盾，在民族危亡的懸崖邊上果斷調整路線：紅軍必須高舉抗日大旗，只有北上，奔赴抗戰一線，才能贏得全國民心，才能為中華民族爭得一條生路。

張國燾沒有這個格局。他只看到川康的富庶，看不到抗日的大義。歷史證明了誰是對的——教員北上，張國燾南下，南下部隊在川西高原被打得幾乎全軍覆沒。而北上抗日，則讓紅軍從一支被圍剿的隊伍，變成了全民族抗戰的旗幟。

在那個時期，抗日就是最大的“最大公約數”。

有一個細節值得玩味：張學良在九一八事變后背著“不抵抗將軍”的罵名，他甚至從未與日軍正面打過一仗，但在歷史上他卻被譽為“千古功臣”。為什么？因為“西安事變”逼蔣抗日，促成了共產黨、國民黨和東北軍的聯合。雖然手段是“兵諫”，但目的卻是為了形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這就是統一戰線的魔力。它不僅僅是拉攏朋友，更是在民族危亡的懸崖邊上，通過調整利益關系，將原本敵對的陣營捆綁在同一條戰船上。

統一戰線1.0的核心邏輯，是通過“斗爭”求“團結”——以“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換取最廣泛的抗日同盟。而支撐這一切的，是教員對“民族矛盾大于階級矛盾”的深刻洞察。沒有這個洞察，就沒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就沒有全民族抗戰的勝利。

二、統一戰線2.0：在封鎖中倒向“老大哥”

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們并非不想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打交道。但現實是冰冷的：西方列強要求我們承認所有不平等條約，這是從鴉片戰爭開始壓在中國人頭上的屈辱枷鎖，新中國絕不答應。于是，我們只能“一邊倒”，倒向社會主義陣營。

那是最初的朋友圈：18個國家與新中國建交，其中10個是社會主義兄弟國家。美國對此如臨大敵，迅速牽頭成立了“巴黎統籌委員會”（巴統），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全面的技術、資金和貿易封鎖。巴統專門設有“中國委員會”，從輪胎、軸承到精密機床，從石油設備到鐵路鋼軌，你能想到的工業命脈，全被列為禁運品，甚至連游泳褲都不賣，說是我們可能會用來培訓蛙人。美國的目的很明確：不僅要讓新中國“站不穩”，更要讓它“長不大”。

這是統一戰線的2.0階段，帶有濃重的陣營對抗色彩。

但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逐漸發現，“老大哥”并不靠譜。蘇共的理論建設水平實在堪憂。除了列寧在帝國主義的薄弱環節打開了革命缺口，從斯大林開始，理論建設乏善可陳。

更麻煩的是，斯大林的繼任者們開始背離馬列主義。赫魯曉夫在1956年提出了“三和主義”——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這實質上是要放棄階級斗爭，與資本主義搞“大家庭式”的和平。

教員敏銳地察覺到了問題。導火索是1958年的炮擊金門。中國炮擊金門沒有提前通知蘇聯，赫魯曉夫暴跳如雷，認為這是沒把他這個“大哥”放在眼里，當面斥責中國同志。陳毅元帥當場頂了回去：“這是我們內政，你管那么多干什么？”

隨后，赫魯曉夫提出要在中國建立“聯合艦隊”和“長波電臺”。這觸犯了教員的底線——這不僅是軍事合作，更是要控制中國的國防自主權。這讓教員極度不爽。

這也是為什么我們要在1958年進行大躍進的原因。教員已經明確的感知到，蘇聯要轉向，赫魯曉夫不靠譜。我們必須以最快的時間盡快完成156個工業項目，盡快消化吸收。

靠天天塌，靠樹樹倒。一切必須堅持獨立自主。

1959年，印度趁火打劫，入侵我藏南地區。中國邊防部隊被迫進行反擊。赫魯曉夫這時正在訪美，與艾森豪威爾戴維營會談后順道訪問北京，居然當面訓斥中國壞了蘇美緩和。他說，我們應該對印度讓步。

這就是叔可忍，嬸也不可忍了。

1960年6月，在羅馬尼亞布加勒斯特舉行的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赫魯曉夫帶頭組織對中共代表團的圍攻與施壓。7月，蘇聯撕毀合同，撤走全部專家。中蘇事實上已經決裂。

1961年赫魯曉夫更是提出了全民國家、全民黨，放棄工人階級領導。

1962年，中國把印度揍了一頓，蘇聯很沒面子，更加不爽了。但考慮到社會主義大家庭的團結，我們一直沒有將中蘇問題公開化，相反，蘇聯塔斯社在1959年就將矛盾公開化了。

苦口婆心，忍辱負重，并沒有換來蘇聯的積極回應。

1963年，中國發布《九評》，系統批判了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思想：背離了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學說、階級斗爭理論、列寧的建黨學說、革命論和帝國主義論。

兩個社會主義大國的統一戰線徹底破裂。

三、統一戰線3.0：兩個中間地帶與三個世界

從1960年到1972年，是中國外交史上最艱難的歲月。北約封鎖我們，華約也打壓我們。蘇聯在邊境陳兵百萬，甚至討論過對中國核設施進行“外科手術式”打擊的瘋狂計劃。

那時候，我們的朋友似乎只剩下阿爾巴尼亞和古巴。

但教員的天才之處就在于，他總能在絕境中打開局面。既然美蘇都要搞我，那我去找那些被壓迫的窮兄弟們。

這就是統一戰線3.0：兩個中間地帶理論與三個世界的劃分。

教員認為，美蘇是第一世界；中間地帶有兩部分，一部分是歐洲、日本等發達國家，它們雖然富裕但受制于超級大國；另一部分是亞非拉廣大發展中國家，它們是革命的主力軍。

那一刻，中國就像當年秋收起義失敗后向井岡山進軍一樣。蔣介石追著我砍，汪精衛也要殺我，那我就上山，去找綠林好漢。在國際上，我們就是去找那些被大國霸權欺負的“綠林好漢”。

坦贊鐵路就是那個時代的豐碑。中國在自己餓肚子的情況下，勒緊褲腰帶幫助非洲兄弟修路。這種真誠的交友方式，讓中國在1971年得以“被非洲兄弟抬進了聯合國”。

甚至可以說，統一戰線3.0直接促成了1972年尼克松訪華。當時的邏輯鏈條是：因為中國堅決反蘇，代表了亞洲的地緣政治穩定力量，美國為了拉攏中國對抗蘇聯，不得不放下身段來北京朝圣。

這叫作“聯美抗蘇”。

通過這一系列的操作，到了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隨著蘇聯解體，原加盟共和國紛紛與中國建交，沙特、以色列、韓國等原本敵對或觀望的國家也陸續與中國握手。截至1992年，建交國家達到154個。

統一戰線3.0的本質，是在兩大集團夾擊的夾縫中，通過構建“反霸”意識形態，不僅在政治上站住了腳，更在事實上成為了第三世界的領袖。

四、統一戰線4.0：人類命運共同體與“丐幫”的力量

蘇聯解體后，美國一家獨大。在沒有共同敵人的情況下，中國使成了美國要肢解的下一個對手，于是我們就有了銀河號事件、臺海危機、南聯盟炸館事件……我們實力不行，只能忍辱負重。如今的國之重器，很多都是在那段憋屈的歲月里秘密立項的。

轉機發生在2001年。那個被稱為“土木老哥”的本·拉登，用兩架飛機測試了美國世貿大樓的抗沖擊強度和耐火極限，徹底打亂了美國的全球戰略。美國深陷反恐戰爭的泥潭，給了我們寶貴的喘息之機。

同年，中國加入WTO。此后的十年，我們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到了2012年底，外匯儲備已達3.31萬億美元。

但問題也隨之而來：美元是核動力印鈔機印出來的綠紙，握在手里就是廢紙。我們必須把錢花出去，變成資源、能源、產業和資本。與此同時，中國的體量已經龐大到無法再“韜光養晦”了。

2013年3月，我們首次在莫斯科提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

2013年9月，我們在哈薩克斯坦提出了陸上絲綢之路經濟帶；

2013年10月，我們在印度尼西亞提出了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2013年，我們相繼在哈薩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亞提出了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經濟帶。

怎么才能形成人類命運共同體呢？我們又相繼提出了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全球治理倡議。

這就是統一戰線4.0。

這一次，我們不斗日本，不斗美國，也不斗蘇修。4.0只有一個主題：發展。

不管你是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君主立憲還是部落酋長國；不管你是發達國家還是欠發達國家，只要你想修路、想通電、想讓孩子吃飽飯、想讓國家擺脫貧窮，我們就一起玩。

來來來，我們一起共商、共建、共享，一起掙小錢錢。

我們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不輸出模式，不干涉內政。我們幫你建港口，你拿礦石來換；我們幫你鋪5G，你讓農產品賣到中國來。

這就是中國作為“基建狂魔”和“世界工廠”能提供的獨特公共產品。

“一帶一路”提出十年來，152個國家和30多個國際組織與我們簽訂了合作文件。

聯合國會員國一共193個，剩下的41個沒簽的主要有三類：一是違背一個中國原則的極少數；二是鐵了心跟美國走的“五眼聯盟”及核心盟友；三是國家太小，簽了實際意義也不大。

152對41，這是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覆蓋面最廣、參與度最高的統一戰線。

金燦榮教授曾笑言：如果世界上有“丐幫”，中國是天然的幫主。我們不去搞G7那種富人俱樂部，我們搞的是“農村包圍城市”的升級版。

最近有一則新聞很有意思：在今年的聯合國非常任理事國投票中，堅定撐烏撐以、與美國亦步亦趨的德國，慘敗給了奧地利和葡萄牙；美國力挺的菲律賓，輸給了吉爾吉斯斯坦。

也許這就是“丐幫”的力量——雖然單個看起來不起眼，但當發展中國家在聯合國大會上一人一票地投票時，他們手中的權力足以改變世界格局。

東盟已成為中國最大貿易伙伴；我們免除了非洲所有建交國100%稅目的關稅；中國在拉美的投資存量已經高達6000億美元（含離岸）。那些曾經自視甚高的歐美精英，正在故步自封中看著自己在全球供應鏈中的地位一點點被蠶食。

統一戰線1.0，是為了生存，斗日本；

2.0，是為了站隊，斗美國封鎖；

3.0，是為了破局，在美蘇夾擊中突圍，確立大國地位；

4.0，是為了復興，帶著“全球南方”國家一起發展。

這四次演變，貫穿著一條清晰的主線：順應時代大勢，找到不同階段的最大公約數。

五、統一戰線的本質是人心

回望百年，為什么有的政權看似強大卻瞬間崩塌，有的政黨看似弱小卻終成偉業？

區別在于：你是站在人民之中，還是站在人民之上。

蔣介石不是不懂統戰，他通過江浙財閥、通過買辦資產階級獲得了巨額美援，但他拋棄了廣大的工農，拋棄了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勞苦大眾。他以為有了飛機大炮和美元，就可以高枕無憂。結果呢？在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中，八百萬美械部隊灰飛煙滅。

中國共產黨則不同。從“打土豪、分田地”到“減租減息”，從“三三制”到“政治協商會議”，始終在做一件事：讓大多數人覺得，這個政權是“我們”的，不是“他們”的。

統一戰線的最高境界，不是權謀之術，而是民心所向。

當前，我們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美國雖然也在搞“印太戰略”、搞“芯片聯盟”，試圖組建針對中國的小圈子。但他們玩的是“排他性統一戰線”——把中國排除在外。

而中國玩的是“包容性統一戰線”。我們不強迫任何人選邊站隊，我們只是創造機會，讓所有人都能從中國的發展中獲益。你可以在安全上依賴美國，但在經濟上離不開中國；你可以在意識形態上批評中國，但在氣候變化、反恐、減貧等全球性議題上，你必須找中國合作。

這就是中國統一戰線的藝術：不必非友即敵，求同存異即可。

你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敵人搞得少少的，天就塌不下來。

統一戰線，永遠是最大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