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肖仲華
來源:肖仲華開講(ID:xiaozhweixin)
不完全統計,截至2025年底,中國企業在海外直接投資總規模已達35787億美元。其中金融類投資約4864億美元,非金融類實體投資約30923億美元(22.26萬億人民幣)。超3萬億美元的實體投資主要是沉沒成本極高的重資產投資,涵蓋采礦、冶煉、產業園區、制造、交通、能源等領域,具體包括:冶煉、汽車/光伏電池等制造業約 5100 億美元;高鐵、港口、碼頭、物流等交通業約 2900 億美元;水電、火電、新能源電站等電力行業約 2000 億美元。此外,涉及建筑、房地產、信息技術、農林漁、文旅等剩余板塊合計約 4923 億美元;海外分銷、商超、海量中小項目約 5600 億美元。大規模的海外投資運營當然體現了中國實體經濟的現實張力和“一帶一路”的實際影響力。但是,在美國主導去全球化以及不遺余力遏制中國崛起的大背景之下,海外投資運營出現的問題越來越多,海外投資風險掌控的難度越來越大,企業海外經營的成本正在顯著上升。中國在海外投資樞紐港口總數已經達到129個,遍及90多個國家。其中由中方控股或獨家特許經營的港口項目有17 個(錢凱港、比港、漢班托塔、達爾文港、吉布提國際港等),中資參股的碼頭有112 個。目前已經有6個核心港口項目出現糾紛,包括投資所在國的實質性政策打壓、虧損、廢約、審批凍結等。巴拿馬的巴爾博亞港、克里斯托瓦爾港兩個碼頭出現被所在國政府強制接管的問題;秘魯錢凱港出現所在國政府事后重新界定資產屬性,監管規則溯及性變更,導致持續性制度成本抬升問題;澳大利亞的達爾文港出現所在國政府泛化國家安全審查,持續性準入限制,國有化輿論施壓,擴張凍結型地緣審查等問題;緬甸皎漂深水港出現政局動蕩與外部干預疊加,導致項目長期停滯的問題;斯里蘭卡的漢班托塔港出現大選周期輿論和政策搖擺,財政壓力下股權和稅收博弈的經營政策糾紛問題;德國漢堡 Tollerort 集裝箱碼頭出現歐盟關鍵基建外資準入限制,股權強制壓縮的合規準入政策糾紛問題。除了港口之外,還有采礦、交通、能源、制造業等領域也出現問題和糾紛。目前,中資海外投資項目出現問題較突出的至少涉及20個項目:大家比較關注的巴拿馬運河碼頭糾紛、印尼鎳礦產業糾紛只是上述項目中的個案。總體上看,這些出現問題或糾紛的項目可進行如下風險分級:1、顛覆性致命風險。出現顛覆性致命風險(廢約、接管、強制清退)的有3個:巴拿馬港口、尼日爾油氣田、澳洲布朗斯嶺稀土礦。這3個出現致命風險的項目,除尼日爾油氣田項目外,均沒有兩國政府間合作框架協議的背書,屬于純粹的民間投資項目。2、政治因素導致的股權風險。出現所在國政府安全審查,壓縮股權,限制擴張的項目有3 個:德國漢堡 Tollerort 碼頭、澳大利亞達爾文港、印度特高壓項目。這3個項目均無雙方政府間合作框架協議背書。3、制度成本上升風險。出現漸進式政策抬升制度成本(加稅、配額、外匯管制、監管加碼)的項目有7 個:錢凱港、印尼鎳礦、津巴布韋鋰礦、智利鋰礦、剛果(金)鈷礦、斯里蘭卡漢班托塔港、厄瓜多爾油氣區塊。這7個項目有一個共同特點,全都有雙方政府間合作框架協議背書,項目糾紛僅限于盈利受損,無資產沒收風險。4、綜合性投資和運營成本增長風險。出現項目長期停滯、持續財務虧損、回款拖欠的項目有6 個:緬甸皎漂港、緬甸鐵路、緬甸工業園、雅萬高鐵、印度莎圣電廠、玲瓏輪胎巴西項目。這6個項目中,除印度電廠、巴西輪胎廠外,均有雙方政府間合作框架協議背書。在上述出現風險的20個項目中,有12個項目是有雙方政府間框架合作協議背書的情況下出現風險的,占比60%。其中出現致命風險,有政府間框架合作協議背書的只占33%。這說明什么?至少說明兩點:一是有政府間合作框架協議的背書,未必能保障出海投資不出現風險;二是有政府間合作框架協議背書,一般不會出現致命性風險。從案例看,出現致命性風險的,多數是項目所在國出現了政治地震或大動蕩所致,比如尼日爾出現了暴力軍事政變,項目糾紛的背后明顯有美國和西方勢力的影子。最近大家比較關注的印尼鎳礦開采及加工產業政策調整,導致中方經營成本大幅上升的事情,情況比較復雜。中印雙方有雙邊合作框架協議背書,這決定了不可能出現巴拿馬運河那種情況。印尼的政策調整有極其復雜的背景原因。一方面,中印雙邊合作非常緊密,雅萬高鐵成功運行就是例子,中方大規模投資印尼鎳產業也是例子。但要知道,雅萬高鐵目前在技術上運行正常,但財務上壓力很大,一直處在虧損狀態。這本來很正常,中國高鐵在當初的起步階段也是虧損的,隨著高鐵規模起來了,就不再虧損了。印尼高鐵從起步到實現盈利,顯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問題在于,印尼的經濟實力太薄弱,財政支撐不起連續虧損。中方要求印尼政府接管高鐵項目,印尼總統也表示愿意,可印尼財政部長卻拒絕了,原因也簡單,印尼財政沒錢。印尼只有鎳產業在賺錢,從這方面來搞財政增收,以彌補高鐵和其他方面的虧損,就成了印尼在目前狀況下的最佳選項。鎳這個東西,雖然印尼最多,但并非只有印尼才有。部分中資企業選擇放棄在印尼的運營,拆遷了生產設備,改去其他地方投資,雖然要蒙受損失,也算是正常的商業抉擇。總之印尼的情況與巴拿馬運河、尼日爾油氣田及澳洲稀土礦存在本質的不同,還在正常的合作博弈范圍內,不是完全意義上的非合作博弈。投資存在風險,對外投資更存在風險,首先要規避的是致命性風險。規避致命性風險的最好辦法是尋求國家政府間合作協議的背書。有政府間合作框架的背書卻依然出現風險的情況,幾乎都有一個共同的原因:來自美國和西方對中國的圍堵和打壓。他們逼迫一些國家對華采取強硬措施,如巴拿馬、澳大利亞等;他們也會通過操控選舉來改變相關國家的政治生態,如秘魯;他們甚至會策劃政變以改變對華合作的現狀,如尼日爾。面對這樣的風險,能怎么辦?最低層的靈魂拷問是:那些聽命于美國的國家,為什么害怕美國而不怕我們?總有人說,政治背后就是利益。如果這樣的邏輯真的成立,那些國家應該同中國合作才對,因為同中國合作才會有利益,同美國合作只會被剝奪利益,這已經是不爭的史實和事實。分析國際問題,我們一定要知道一個鐵律:政治利益永遠高于經濟利益。那些選邊站美國一邊的,不是美國會給他們利益,而是他們不聽話就會下臺,甚至會死。他們對美國是怕,對中國或許是愛,但愛在怕面前通常會變得一文不值。道理非常簡單,如果命都保不住,還怎么愛?講到這里,已經觸及中西文化最本質的區別所在了。我們總是講互惠互利,人家美國講的卻是“不聽話老子就弄死你”。那些弱小的國家又能怎么辦?仁愛可治國,但不可治世。這世界還不是大同世界,國際間的競爭與博弈依然還是叢林法則,尤其是在美國帶頭亂世的背景之下,要意識到這個殘酷的現實。所以,保護幾萬億美元的海外投資,最根本的路徑就是強軍,以及基于強軍的立威。必須抓一兩個典型,以軍事和政治手段狠狠地教訓一下,把美國扶植的政權給打下去,讓他們看到只聽美國的,背叛我們,完全不顧及我們的合法利益,也得下臺,也可能會死。只有這樣,那些國家才不敢對中資企業肆意妄為。實力是建設起來的,也是表現出來的。光有經濟實力還不夠,得有軍事威懾的力量才行。真刀真槍的案例不必多,但一定要有。這是保護海外投資最基礎的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