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韶山:中美AI博弈不只是狹隘的大國競爭,更事關……
【文/東方軍事專欄作者 鮑韶山】
2026年7月17日,中國國家主席新時代領導人在上海舉行的世界人工智能大會(WAIC)上發表主旨演講,闡述了一套以開放、包容、人類控制和共同繁榮為核心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愿景。他在講話中強調以人為本的人工智能發展路徑,反對技術壟斷和數字鴻溝,避免歷史上的不公以新的形式重演。
新時代領導人宣布了一系列具體舉措:未來五年為發展中國家提供5000個數字和人工智能研修名額;與東盟、非盟、金磚國家、上海合作組織等國際組織建立人工智能應用合作中心;向30個國家推廣中國人工智能氣象預警系統“媽祖”(MAZU)。他還特別提到,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組織(WAICO)已在上海成立。
這一時刻標志著全球人工智能格局中一次關鍵性的對比。一邊是中國正將自己定位為我此前所說的、與全球南方站在一起的“偉大的賦能型大國”,并推動協作式、開源式的賦能模式;另一邊則是美國正在優先考慮專利技術控制、國家安全例外主義,并將追求通用人工智能視為一項西方文明工程。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聽取介紹氣象智能預警方案“媽祖” 聯合國官網
對這兩種路線的選擇,將決定世界能否擺脫由美國主導、依靠技術租金和跨境利益攫取維系霸權的秩序,轉向一種適應信息時代、呼應傳統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中主權自主與互不干涉原則的多極數字主權秩序。
以高成本、安全風險、低主權和熵增壓力為特征的美國技術棧,正在遭遇系統性極限;與此同時,中國的開源理念、軟硬件協同優化、能源優勢以及能力建設舉措,則提供了一條切實可行的替代路徑。
全球南方面臨著一個明確的選擇:是通過可獲取、具有主權屬性的人工智能獲得賦能,還是被鎖定在一種成本高昂、帶有榨取性質并進一步加劇不平等的模式之中。同樣,全球北方的普通民眾也必須面對一項“選擇”,否則當他們意識到這一問題對于本國社會和經濟的影響時,可能就已經太遲。
技術殖民主義:美國式霸權與技術地租模式
美國的人工智能范式,體現了塞德里克·迪朗和雅尼斯·瓦魯法基斯所描述的“技術封建主義”在全球范圍內的延伸,我將其稱為技術殖民主義。在這種模式下,OpenAI、谷歌、英偉達等少數公司通過專有系統、數據壟斷以及對關鍵基礎設施的控制獲取經濟租金。數據、算力和人才等高價值要素,被從外圍地區抽取到核心地區,而技術依賴則被用來強制推行政治站隊,這與歷史上的殖民主義極為相似。
JD·萬斯2025年在歐洲的言論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要么接受“美國人工智能秩序”,要么什么都沒有。
這種立場與“黑暗啟蒙”相關人物的思想相呼應,他們將通用人工智能描繪成一種近乎神學式的追求。這種追求優先考慮前沿模型的規模擴張和投機性的技術突破,而不是立足現實、能夠實際部署的應用。然而,這也催生了“美國特色人工智能悖論”:巨量資本涌入超大規模數據中心和人工智能模型,卻幾乎沒有帶來可以衡量的投資回報。例如麻省理工學院的調查顯示,95%的企業沒有獲得任何回報;與此同時,能源消耗、基礎設施壓力和投機泡沫卻不斷推動系統熵增。
2025年2月11日,美國副總統萬斯在巴黎大皇宮舉行的人工智能峰會上發表講話,警告歐洲要接受并支持美國對AI的輕監管路線。 AP-Michel Euler
受人工智能需求牽引,美國數據中心的電力需求正在激增,但其電網面臨嚴重制約。美國能源部部長克里斯·賴特提出,未來五年新增100吉瓦穩定電力容量。但考慮到美國輸電設施審批周期需要7至10年以上、中國占據供應主導地位的變壓器交付周期長達2至5年,以及熟練勞動力缺口以及監管障礙,這一目標不過是“海市蜃樓”。
而且這些問題會在美國造成“荷蘭病”,人工智能爭奪電力、水資源和設備,推高成本,并掏空其他產業。批發電價已經大幅上漲,而低收入家庭和社區首當其沖。
中國的系統性優勢進一步放大了這種非對稱格局。在國內一些關鍵產業重鎮,工業電價已低至每千瓦時0.04美元左右,僅為美國平均約0.12美元水平的三分之一。加之從底層硬件到上層應用的垂直協同優化,中國能以更低的單位Token成本實現人工智能推理,部署節奏也遠比美國同行迅捷。模擬芯片和類腦芯片的突破,更讓工業規模的邊緣智能得以用遠低于傳統方案的總體擁有成本規模化落地,從而在成本端構建起難以復制的“護城河”。
與此形成尖銳對照的是,美國技術棧深陷封閉生態的泥潭。英偉達CUDA平臺的壟斷性主導,牢牢鎖死下游用戶,形成事實上的供應商鎖定。這種高成本、高風險的運轉模式,把使用者直接暴露在供應鏈斷裂、惡意后門和域外管轄的多重陰影之下。不論是美國單邊制裁的大棒,還是美國企業動輒對數據無約束的訪問,都讓所謂的“技術安全”淪為一句空談。對廣大“全球南方”國家而言,采納這樣一套技術體系,無異于主動放棄對自身數據、算法乃至關鍵基礎設施的主權。說白了,這就是披著技術外衣的數字新殖民主義。
從哲學層面看,美國對通用人工智能的追求體現了一種傲慢的超越沖動,與以人為本的治理相脫節。新時代領導人的講話與此形成對照:人工智能必須始終“處于人類控制之下”,通過法律、監測和多邊主義管理風險,反對以國家安全為借口無限擴大限制措施。
“黑暗啟蒙”哲學及其在美國人工智能計劃中的風險
正如我此前所論述的,美國人工智能秩序的底層,還涌動著一股更危險的暗流。“黑暗啟蒙”思想正悄然侵蝕部分科技精英的大腦。這股思潮的理論旗手,正是化名“門修斯·莫德巴格”(Mencius Moldbug)的柯蒂斯·亞爾文(Curtis Yarvin)之流,并通過彼得·蒂爾、J.D·萬斯以及帕蘭蒂爾這類政商實體的關系網,在美國權力圈層中形成共振。
特朗普與彼得·蒂爾
這套哲學毫不掩飾對平等主義民主的厭惡,轉而狂熱鼓吹等級制、加速主義,以及一種赤裸裸的反平等治理圖景。在他們的敘事中,技術,尤其是通用人工智能,不再是普惠繁榮的工具,而成了實現文明支配、精英主權和權力重構的利器。他們的目標,是將權力從民主制度和公共機構中抽離,轉移到高度集權的企業—科技威權集團手中。
在這一世界觀中,人工智能被定義為一種在生存競爭中取勝的機制:由一小撮自命的先鋒決定社會走向,用泛在監控強化國家與企業權力,而民主制衡則被看作阻礙進步的路障。帕蘭蒂爾強調將人工智能用于國防、情報和“打贏”,正與這些思潮合流;這類話語體系也對大眾政治充滿懷疑,轉而推崇類似主權者或企業CEO般的治理結構。
我此前已指出,這種思想如何外化為協同運作的影響力攻勢。與OpenAI、帕蘭蒂爾和安德里森·霍洛維茨關聯的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出錢供養網絡意見領袖,一邊將“美國人工智能”奉為至高存在,一邊大肆渲染中國數據風險和就業流失的恐懼。這些操作維系著所謂生存競賽的敘事,為政府補貼、放松監管和定向采購大開方便之門,同時巧妙地轉移了公眾對美國自身瓶頸的注意力。
這種轉向可能會帶來一系列風險:
1.權力集中與問責流失:與黑暗啟蒙相近的愿景將精英主導置于分布式主權之上。這有可能固化為技術寡頭控制,讓人工智能系統服務于狹隘利益,而非賦能廣大民眾。新時代領導人主席強調人工智能必須始終“處于人類控制之下”,并通過多邊共識進行治理。與此形成鮮明對照,這種由狹隘意識形態小圈子所塑造、由算法驅動的決策模式,必然帶來不受問責的權力。數據與平臺的武器化——正如紐曼與法雷爾所揭示的美國依托光纖、SWIFT和監控構成的“地下帝國”——正在國內外同步延伸,給公民自由和多元主義帶來嚴重威脅。
2.加速主義與生存性危害:追求通用人工智能的背后是一種近乎神學的追求——“人親手所造之神”。黑暗啟蒙式的加速主義無疑為了快速奪取主導權而貶抑安全防護,對其中未經審視的失控風險置之不理。
而好消息是,我們看到新時代領導人主席的講話著重強調風險意識、預警機制,并反對以泛化的國家安全借口為單邊主義張目。我也曾指出這個模式帶來的系統熵增趨勢:高燃耗模型投資回報堪憂,能源揮霍無度,投機泡沫將前沿炒作置于可用、可部署的智能之上。
3.社會與全球性撕裂:這種意識形態將競爭框定為零和的、文明沖突式的敘事,只會加劇分裂。各種影響力操弄在放大“美國隊”式愛國主義的同時,刻意無視美國出口管制如何加速了中國自主技術棧的成形,最終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例如,據報道,英偉達在中國人工智能加速器市場直接面向客戶銷售的份額已近乎歸零,與此同時DeepSeek、通義千問等卻突飛猛進)。
對全球南方而言,這呈現出一幅非此即彼的殘酷圖景:要么從屬于一種排他性秩序,要么擁抱更加分布式的替代方案。公平問題則進一步加深了裂痕,據報道,美國數據中心的選址已在將負擔轉嫁給邊緣化社群,折射出更廣泛的結構性分配失敗。
4.經濟和系統性不穩定:美國公司極高的估值(例如OpenAI在預計將出現巨額虧損的情況下尋求超過8500億美元的估值)是建立在壟斷敘事之上的。然而,當成本更低的開放權重模型能夠以原有成本的5%至10%實現實際能力相當時,這種敘事便顯得極為脆弱。
一旦發生估值修正,沖擊可能通過依賴人工智能炒作支撐的市場傳導,影響養老金和更廣泛的市場信心。我們可以把這種依賴稀缺的高端硬件和能源的沖刺視作“兔子式”沖刺。與之相比,中國“烏龜式”的發展路徑更重視效率、協同優化和可及性。
1 2 下一頁 余下全文中國的替代方案:開源、以人為本和具有主權屬性的人工智能
新時代領導人主席在相關講話中將人工智能定位為世界經濟增長的新引擎、促進共同繁榮的加速器,并明確四大核心發展原則:堅持開放共贏、以合作驅動創新;堅守安全底線、實現技術可控;秉持包容理念、推動文明互鑒;倡導多邊團結、協同完善全球治理。中國大力發展開源技術,讓技術紅利普惠各國,這與美國構筑私有技術壁壘的做法形成鮮明反差。
中國的舉措并非停留在口號層面,配套落地行動涵蓋人才培訓計劃、區域合作中心建設以及媽祖(MAZU)智能體系部署。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組織(WAICO)則將這套合作機制制度化。中國始終站在全球南方陣營,代表全球南方共同訴求,著力彌合而非拉大數字鴻溝。
我此前撰文分析,中國正系統性構筑全方位體系優勢:充足能源供給、覆蓋芯片到應用的全棧產業生態、優先商業化落地而非單純堆砌算力規模。正是這套全鏈條體系優勢,得以對沖美國人工智能領域帶有技術殖民色彩的擴張野心。
華為提出的韜定律,正是產業路線轉向的典型標志:優化算力、能耗、運行時效綜合指標,而非單純追求晶體管尺寸微縮,由此實現更優的功耗、性能、面積(PPA)綜合指標,契合熱力學客觀規律。這一邏輯與熱經濟學理論相通:優質有效信息能夠以更低能源成本,創造更多系統負熵,也就是秩序價值、實用效用與協同效能。
中國完整技術體系可產出更多高價值有效信息;而美國技術擴張路徑容易滋生大量無價值冗余信息,加劇系統無序熵增。受大模型硬件短缺、能源供給受限等現實約束,DeepSeek、阿里等國內企業推出的低成本大模型憑借突出成本優勢,在全球快速鋪開落地,應用場景覆蓋印度,甚至進入美國本土市場。第一財經、《南華早報》相關報道均指出,中國的產業重心已全面轉向搭建全系統自主生態、規模化商業落地。
鴻蒙操作系統
這套發展布局,本質是民族國家在數字空間重塑數字主權:推進數據本地化存儲、搭建開源兼容互通體系、通過廣泛共識打破碎片化、部落化的信息壁壘、依托分布式賬本構建跨主體數字信任,并將全域數字基礎設施視作普惠性公共產品。華為鴻蒙操作系統及其對Linux內核、RISC-V開源底層的生態貢獻,為多極化數字架構筑牢底座,以此制衡美國“地下帝國”式無孔不入的監控體系與技術武器化操作。
美方正把濫用SWIFT金融清算體系實施單邊制裁的霸權邏輯,復制延伸至全球科技產業鏈條。我將這套多元主權協同秩序定義為數字威斯特伐利亞體系。該體系絕非封閉孤立主義,而是勾勒出主權互通協作的數字未來:一方面從根源上遏制單一國家科技霸權,另一方面支持各國依托聯合國等多邊國際平臺,協商制定統一均衡的全球數字技術標準。
外界不應片面曲解中國人工智能發展路徑,將其窄化為純粹技術管控下的應對方案,或是在地緣政治壓力下被動做出的短期應對。事實上,這套發展思路根植于綿延千年的中華傳統哲學,核心源流便是道家思想。道家倡導順應“道”所體現的自然根本秩序,推崇順勢而為(無為)、因地制宜、簡約克制,講求陰陽兩種對立力量動態平衡、相生轉化。
這套獨有的文化哲學基底,和西方主流人工智能敘事形成鮮明分野。西方人工智能話語長期困在二元對立思維框架內,執著劃分心智與肉身、人類與機器、管控與混亂的邊界,懷揣依靠通用人工智能實現單向征服、超越一切的普羅米修斯式擴張沖動。
《道德經》《莊子》清晰闡釋,“道”是內蘊于天地萬物、循環流動的底層根本規律。真正的智慧不在于人為強行劃定僵化秩序、征服客觀現實,而是順應事物內在發展趨勢,進行持續觀察和靈活適配,允許產業與技術自然演化的周期。映射到人工智能發展思路上,便是堅持人機融合導向:智能系統應當無縫嵌入人類社會、實體基建與生態環境,而非追求凌駕、取代人類。
新時代領導人總書記多次強調發展以人為本的人工智能、堅持人類主導技術、讓人工智能賦能全人類發展。這正是這套東方思維的當代實踐:技術是人類生產生活的和諧延伸,而非妄圖凌駕眾生、與人類分庭抗禮的獨立智能體。
中國人工智能的發展思路,已經從單純追逐算力、參數“規模擴張”,轉向優先追求系統運行效率,華為韜擴展定律便是典型代表。產業界將算力能效、能源消耗、運行時效、全棧協同優化置于單純算力規模堆砌之上,把均衡務實、貼合現實的落地部署擺在人工智能發展的核心位置,這正是道家務實“無為”的戰略內核:順應能源供給、成熟制程和模擬芯片等客觀物質條件發展,而非依靠不計成本的極端工程設計逆勢硬拼。
DeepSeek、通義千問等國產大模型,在同等應用場景下實現比肩甚至優于海外競品的綜合能力,同時具備更低部署成本、更廣適配場景,持續推動“人工智能+”深度賦能實體經濟,走出一條扎根實體產業的落地型智能路線。這類技術路徑深度嵌入智能制造、現代農業、民生公共服務等實體領域,有效規避西方超大型數據中心無序擴張帶來的資源浪費與系統熵增難題。
新時代領導人主席講話中強調的包容發展、文明互鑒理念,內核同樣源自道家“和”中國的和諧思想。人工智能不應消解文化多樣性,而要豐富“文明百花園”。這與西方兩種主流思維形成對立:一是強行輸出單一普世標準的擴張邏輯,二是鼓吹末日對立的二元敘事,例如人工智能奇點恐慌、精英等級加速主義。
美國科技圈部分受“黑暗啟蒙”思潮影響的群體,將人工智能視作精英主導重塑文明、爭奪生存主導權的工具;而根植道家思想的發展路線追求動態平衡:人機相互賦能、彼此增益,代表內斂倫理治理的“陰”與代表創新落地應用的“陽”形成動態均衡。
與之對照,西方人工智能話語普遍承襲猶太-基督教與啟蒙運動思想遺產:主張無中生有的創造、征服支配自然、線性單向進步直至實現超越。對通用人工智能的追逐本質是浮士德式交易:人類妄圖扮演造物主,極易滋生狂妄自大、最終失去技術掌控權。
哲學家休伯特?德雷福斯曾提出經典批判:具身交互是人類智能在現實世界落地運行的必備前提,這一論斷戳破了脫離實體、純符號計算范式與生俱來的短板,但西方技術圈割裂身心的思維慣性至今根深蒂固。道家則另辟蹊徑,認為智慧誕生于事物之間的聯動與流變,而非孤立冰冷的符號推演。由此塑造的人工智能定位是生態協同伙伴:靈活適配環境、分布式運行、時刻貼合真實場景需求,而非獨斷專行的支配統治者。
兩套底層哲學帶來的路線分野,已經轉化為產業與治理層面實打實的競爭優勢。借用熱經濟學視角不難理解:完整自主技術棧能夠持續產出高價值的“有效信息”,即以更低能源消耗,換取系統內更多秩序、效用與協同價值,實現負熵增益。
開源共享的發展模式,呼應道家崇尚簡約、萬物互通的價值內核,既能為“全球南方”國家降低技術門檻、彌合數字鴻溝,也能打破依靠私有技術攫取長期壟斷收益的技術封建租金。這套體系兼容各國數字主權,允許不同國家結合自身發展道路走出適配本土的人工智能路徑,不必被鎖死在封閉、高價的私有技術生態中。
有觀點會質疑,國家統籌引導似乎與道家講求自然生發的理念相悖。但落到現實層面,中國堅持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相結合的發展模式,恰恰為創新自然涌現搭建適宜土壤,同時錨定安全、包容、虛實融合等核心底線,引導技術走向普惠和諧的發展方向。新時代領導人主席曾鮮明指出,人工智能發展不應該是某個國家的獨奏,而應當是全球合作的交響。這一論述與道家萬物聯動、順勢共生的整體思維高度契合。
面對美國科技圈層盛行的“黑暗啟蒙”極端思潮,中方頂層愿景給出了系統性對沖方案:倡導包容發展、文明互鑒,明確人工智能是全人類共同財富,堅決反對技術壟斷,助力各國自主建設數字能力,拒絕向外輸出單一意識形態與科技霸權。
我們不能簡單把這場博弈簡化為狹隘的大國競爭,其本質是兩套人類未來圖景的深層較量:一邊是少數精英高度集權、排斥大眾參與的技術規劃,另一邊是尊重各國主權、多元分布式協同的發展道路。前文提出的“數字威斯特伐利亞”秩序——以開源互通、數據主權、數字生態公共化為核心框架,提供了一套穩定均衡的替代方案,能夠對沖不受約束的加速主義潛藏的治理危機。
文明層面的哲學差異,進一步放大了中美雙方產業基礎、物質稟賦的客觀差距。“黑暗啟蒙”思潮導向排他、零和的技術競爭;而立足務實、以人為本的人工智能發展路徑,從世界人工智能大會(WAIC)一系列落地舉措中清晰可見,始終優先打造惠及全人類的共享技術工具。無論是廣大發展中國家組成的全球南方,還是深陷能源漲價、貧富分化困境的美國普通民眾,都能從這條均衡普惠的技術路線中獲益。倘若忽視背后深層意識形態沖突,各國不僅會陷入私有技術鎖定,全球多元、可監督可問責的長遠發展空間也將持續萎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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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思想構成了一套韌性十足的中國人工智能底層價值體系:立足務實、追求人機社會和諧、始終堅持以人為本。這套文明內核,與在能效優化、全棧協同、開放底層架構上的產業優勢相輔相成,令中國提出的替代方案不只具備市場競爭力,更擁有獨特文明價值,它為“全球南方”國家提供自主內生現代化的技術工具,而非西方那種依靠技術實現超越、制造依附關系的空想發展模式。
這條立足現實、順勢而為的務實路線,值得西方社會深入審視反思。西方當下的技術哲學一味向外擴張、單向征服,持續加劇算力體系的熱力學資源內耗與社會層面的分化失序。人類面前只有兩條道路:順應客觀現實、多元流動共生;或是強行把單一、脆弱的精英敘事強加給整個世界。
全球南方的抉擇:自主賦能vs技術鎖定
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兩條路線的利弊判若云泥。美國技術體系看似能提供頂尖性能,實則會帶來依附困境、高昂使用成本,還極易受制于美方制裁與政策突變,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限制中美科研合作便是近期典型例證。中國提供的方案則配套適配本土發展的普惠工具:推理與訓練成本低廉、面向工農業場景的邊緣計算方案,以及尊重多元文明的數字治理框架。
新時代領導人主席多次倡導“人工智能惠及全人類”,主張杜絕數字領域“新的歷史不公”,直指殖民主義遺留的發展失衡難題。中國在模擬芯片、能源供給、軟硬件協同優化層面具備體系優勢,能夠支撐大規模產業轉型——工廠可低成本部署海量智能節點,總體擁有成本極低;反觀美國相關落地處處受限。
在美國及整個西方,人工智能正持續拉大貧富鴻溝。巨型數據中心加重電網負荷,推高普通家庭用電開支,技術紅利卻盡數流入科技精英囊中。全球南方若照搬美國技術棧,只會出現產業空心化,且無法掌握數字主權。而中國方案配套智能制造體系,適配各國本土現代化需求。
構建公正合理的數字新秩序
新時代領導人主席倡導以全人類共同價值塑造人工智能價值導向,同時守護文明多樣性。這與西方追逐通用人工智能時自帶優越論、幻想技術超越一切的思路形成鮮明反差。西方這條發展路徑不僅存在底層哲學謬誤,還會制造巨大的能源無序損耗,隱患重重。立足現實、人主導技術的路線,把安全、倫理、落地實用性放在首位,更能造福全人類。
“技術封建主義”會依靠壟斷租金、資源掠奪擴張為數字殖民主義。而數字威斯特伐利亞體系能夠重塑平衡:主權國家作為數字空間核心行為體,技術是發展賦能工具,而非支配他國的強權手段。
新時代領導人主席在上海發表的系列講話與配套舉措,清晰傳遞了中國打造多極人工智能未來的堅定立場。將開源開放、主權自主、以人為本的發展道路,與私有封閉、強綁定的美式體系相對照,可以看到中國方案賦予全球南方自主選擇的權利。
從數字殖民秩序邁向數字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轉型已然開啟:這套新秩序有望削減壟斷租金、強化各國數字主權、實現分布式普惠賦能、推動共同繁榮,前提是各國與本土社會牢牢把握發展機遇。即便對于美國及西方國家普通民眾而言,擺脫高能耗、高內耗的美式人工智能發展模式,同樣具備現實吸引力。正如新時代領導人主席所言,人類集體智慧應當引領人工智能走向共同繁榮,而非制造分裂對立。
人類當下站在關鍵十字路口。羅莎·盧森堡曾將時代命題歸結為:社會主義,抑或野蠻。在她所處的20世紀20年代,所謂野蠻,便是日益泛濫的法西斯主義。百年后的今天,我們再度直面當代版本的文明倒退風險:一邊是數字殖民主義,另一邊是協同賦能、超越霸權依附的數字威斯特伐利亞未來。后者指向公平、可持續的數字秩序;前者則會披著技術外衣,復刻歷史上的不公與掠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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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7月17日,中國國家主席新時代領導人在上海舉行的世界人工智能大會(WAIC)上發表主旨演講,闡述了一套以開放、包容、人類控制和共同繁榮為核心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愿景。他在講話中強調以人為本的人工智能發展路徑,反對技術壟斷和數字鴻溝,避免歷史上的不公以新的形式重演。
新時代領導人宣布了一系列具體舉措:未來五年為發展中國家提供5000個數字和人工智能研修名額;與東盟、非盟、金磚國家、上海合作組織等國際組織建立人工智能應用合作中心;向30個國家推廣中國人工智能氣象預警系統“媽祖”(MAZU)。他還特別提到,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組織(WAICO)已在上海成立。
這一時刻標志著全球人工智能格局中一次關鍵性的對比。一邊是中國正將自己定位為我此前所說的、與全球南方站在一起的“偉大的賦能型大國”,并推動協作式、開源式的賦能模式;另一邊則是美國正在優先考慮專利技術控制、國家安全例外主義,并將追求通用人工智能視為一項西方文明工程。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聽取介紹氣象智能預警方案“媽祖” 聯合國官網
對這兩種路線的選擇,將決定世界能否擺脫由美國主導、依靠技術租金和跨境利益攫取維系霸權的秩序,轉向一種適應信息時代、呼應傳統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中主權自主與互不干涉原則的多極數字主權秩序。
以高成本、安全風險、低主權和熵增壓力為特征的美國技術棧,正在遭遇系統性極限;與此同時,中國的開源理念、軟硬件協同優化、能源優勢以及能力建設舉措,則提供了一條切實可行的替代路徑。
全球南方面臨著一個明確的選擇:是通過可獲取、具有主權屬性的人工智能獲得賦能,還是被鎖定在一種成本高昂、帶有榨取性質并進一步加劇不平等的模式之中。同樣,全球北方的普通民眾也必須面對一項“選擇”,否則當他們意識到這一問題對于本國社會和經濟的影響時,可能就已經太遲。
技術殖民主義:美國式霸權與技術地租模式
美國的人工智能范式,體現了塞德里克·迪朗和雅尼斯·瓦魯法基斯所描述的“技術封建主義”在全球范圍內的延伸,我將其稱為技術殖民主義。在這種模式下,OpenAI、谷歌、英偉達等少數公司通過專有系統、數據壟斷以及對關鍵基礎設施的控制獲取經濟租金。數據、算力和人才等高價值要素,被從外圍地區抽取到核心地區,而技術依賴則被用來強制推行政治站隊,這與歷史上的殖民主義極為相似。
JD·萬斯2025年在歐洲的言論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要么接受“美國人工智能秩序”,要么什么都沒有。
這種立場與“黑暗啟蒙”相關人物的思想相呼應,他們將通用人工智能描繪成一種近乎神學式的追求。這種追求優先考慮前沿模型的規模擴張和投機性的技術突破,而不是立足現實、能夠實際部署的應用。然而,這也催生了“美國特色人工智能悖論”:巨量資本涌入超大規模數據中心和人工智能模型,卻幾乎沒有帶來可以衡量的投資回報。例如麻省理工學院的調查顯示,95%的企業沒有獲得任何回報;與此同時,能源消耗、基礎設施壓力和投機泡沫卻不斷推動系統熵增。
2025年2月11日,美國副總統萬斯在巴黎大皇宮舉行的人工智能峰會上發表講話,警告歐洲要接受并支持美國對AI的輕監管路線。 AP-Michel Euler
受人工智能需求牽引,美國數據中心的電力需求正在激增,但其電網面臨嚴重制約。美國能源部部長克里斯·賴特提出,未來五年新增100吉瓦穩定電力容量。但考慮到美國輸電設施審批周期需要7至10年以上、中國占據供應主導地位的變壓器交付周期長達2至5年,以及熟練勞動力缺口以及監管障礙,這一目標不過是“海市蜃樓”。
而且這些問題會在美國造成“荷蘭病”,人工智能爭奪電力、水資源和設備,推高成本,并掏空其他產業。批發電價已經大幅上漲,而低收入家庭和社區首當其沖。
中國的系統性優勢進一步放大了這種非對稱格局。在國內一些關鍵產業重鎮,工業電價已低至每千瓦時0.04美元左右,僅為美國平均約0.12美元水平的三分之一。加之從底層硬件到上層應用的垂直協同優化,中國能以更低的單位Token成本實現人工智能推理,部署節奏也遠比美國同行迅捷。模擬芯片和類腦芯片的突破,更讓工業規模的邊緣智能得以用遠低于傳統方案的總體擁有成本規模化落地,從而在成本端構建起難以復制的“護城河”。
與此形成尖銳對照的是,美國技術棧深陷封閉生態的泥潭。英偉達CUDA平臺的壟斷性主導,牢牢鎖死下游用戶,形成事實上的供應商鎖定。這種高成本、高風險的運轉模式,把使用者直接暴露在供應鏈斷裂、惡意后門和域外管轄的多重陰影之下。不論是美國單邊制裁的大棒,還是美國企業動輒對數據無約束的訪問,都讓所謂的“技術安全”淪為一句空談。對廣大“全球南方”國家而言,采納這樣一套技術體系,無異于主動放棄對自身數據、算法乃至關鍵基礎設施的主權。說白了,這就是披著技術外衣的數字新殖民主義。
從哲學層面看,美國對通用人工智能的追求體現了一種傲慢的超越沖動,與以人為本的治理相脫節。新時代領導人的講話與此形成對照:人工智能必須始終“處于人類控制之下”,通過法律、監測和多邊主義管理風險,反對以國家安全為借口無限擴大限制措施。
“黑暗啟蒙”哲學及其在美國人工智能計劃中的風險
正如我此前所論述的,美國人工智能秩序的底層,還涌動著一股更危險的暗流。“黑暗啟蒙”思想正悄然侵蝕部分科技精英的大腦。這股思潮的理論旗手,正是化名“門修斯·莫德巴格”(Mencius Moldbug)的柯蒂斯·亞爾文(Curtis Yarvin)之流,并通過彼得·蒂爾、J.D·萬斯以及帕蘭蒂爾這類政商實體的關系網,在美國權力圈層中形成共振。
特朗普與彼得·蒂爾
這套哲學毫不掩飾對平等主義民主的厭惡,轉而狂熱鼓吹等級制、加速主義,以及一種赤裸裸的反平等治理圖景。在他們的敘事中,技術,尤其是通用人工智能,不再是普惠繁榮的工具,而成了實現文明支配、精英主權和權力重構的利器。他們的目標,是將權力從民主制度和公共機構中抽離,轉移到高度集權的企業—科技威權集團手中。
在這一世界觀中,人工智能被定義為一種在生存競爭中取勝的機制:由一小撮自命的先鋒決定社會走向,用泛在監控強化國家與企業權力,而民主制衡則被看作阻礙進步的路障。帕蘭蒂爾強調將人工智能用于國防、情報和“打贏”,正與這些思潮合流;這類話語體系也對大眾政治充滿懷疑,轉而推崇類似主權者或企業CEO般的治理結構。
我此前已指出,這種思想如何外化為協同運作的影響力攻勢。與OpenAI、帕蘭蒂爾和安德里森·霍洛維茨關聯的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出錢供養網絡意見領袖,一邊將“美國人工智能”奉為至高存在,一邊大肆渲染中國數據風險和就業流失的恐懼。這些操作維系著所謂生存競賽的敘事,為政府補貼、放松監管和定向采購大開方便之門,同時巧妙地轉移了公眾對美國自身瓶頸的注意力。
這種轉向可能會帶來一系列風險:
1.權力集中與問責流失:與黑暗啟蒙相近的愿景將精英主導置于分布式主權之上。這有可能固化為技術寡頭控制,讓人工智能系統服務于狹隘利益,而非賦能廣大民眾。新時代領導人主席強調人工智能必須始終“處于人類控制之下”,并通過多邊共識進行治理。與此形成鮮明對照,這種由狹隘意識形態小圈子所塑造、由算法驅動的決策模式,必然帶來不受問責的權力。數據與平臺的武器化——正如紐曼與法雷爾所揭示的美國依托光纖、SWIFT和監控構成的“地下帝國”——正在國內外同步延伸,給公民自由和多元主義帶來嚴重威脅。
2.加速主義與生存性危害:追求通用人工智能的背后是一種近乎神學的追求——“人親手所造之神”。黑暗啟蒙式的加速主義無疑為了快速奪取主導權而貶抑安全防護,對其中未經審視的失控風險置之不理。
而好消息是,我們看到新時代領導人主席的講話著重強調風險意識、預警機制,并反對以泛化的國家安全借口為單邊主義張目。我也曾指出這個模式帶來的系統熵增趨勢:高燃耗模型投資回報堪憂,能源揮霍無度,投機泡沫將前沿炒作置于可用、可部署的智能之上。
3.社會與全球性撕裂:這種意識形態將競爭框定為零和的、文明沖突式的敘事,只會加劇分裂。各種影響力操弄在放大“美國隊”式愛國主義的同時,刻意無視美國出口管制如何加速了中國自主技術棧的成形,最終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例如,據報道,英偉達在中國人工智能加速器市場直接面向客戶銷售的份額已近乎歸零,與此同時DeepSeek、通義千問等卻突飛猛進)。
對全球南方而言,這呈現出一幅非此即彼的殘酷圖景:要么從屬于一種排他性秩序,要么擁抱更加分布式的替代方案。公平問題則進一步加深了裂痕,據報道,美國數據中心的選址已在將負擔轉嫁給邊緣化社群,折射出更廣泛的結構性分配失敗。
4.經濟和系統性不穩定:美國公司極高的估值(例如OpenAI在預計將出現巨額虧損的情況下尋求超過8500億美元的估值)是建立在壟斷敘事之上的。然而,當成本更低的開放權重模型能夠以原有成本的5%至10%實現實際能力相當時,這種敘事便顯得極為脆弱。
一旦發生估值修正,沖擊可能通過依賴人工智能炒作支撐的市場傳導,影響養老金和更廣泛的市場信心。我們可以把這種依賴稀缺的高端硬件和能源的沖刺視作“兔子式”沖刺。與之相比,中國“烏龜式”的發展路徑更重視效率、協同優化和可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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