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杰·普拉沙德、翟庭君、阿圖爾·錢德拉:美國,不要插手亞洲!-維杰·普拉沙德、翟庭君、阿圖爾·錢德勒
【文/東方軍事專欄作者 維杰·普拉沙德、翟庭君、阿圖爾·錢德拉】
2026年3月4日,美國潛艇在斯里蘭卡專屬經濟區內用魚雷擊沉伊朗海軍艦艇“德納”號,造成至少八十名結束與印度聯合海軍演習、正返航回國的伊朗水兵遇難。此次襲擊從迪戈加西亞基地發起——這座位于斯里蘭卡以南的軍事基地,曾是美國對阿富汗、伊拉克以及如今對伊朗發動戰爭的集結地。
印度政府和斯里蘭卡政府均無權譴責發生在該國水域內的這一行徑。在這一片沉默中,一則舊日警示重新浮現:印度洋已淪為戰區,地區各國的主權正受到威脅。
與此同時,在東亞和東南亞各地,美國對中國的軍事圍堵持續升級——三十年來首次在菲律賓新建軍事基地,另一邊高市早苗政府治下,日本展開了自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以來最激進的再軍事化進程。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7月16日至18日,來自十五個國家及地區的八十多位代表齊聚科倫坡,出席“Hands Off Asia(別插手亞洲):人民呼吁主權與團結”大會。會議由國際人民大會(亞洲)主辦,并得到三大洲社會研究所的支持。
圖源:三大洲社會研究所
與會者中,尼泊爾前總理、尼泊爾共產黨主席普什帕·卡邁勒·達哈爾(普拉昌達)致開幕辭,斯里蘭卡內閣環境部長達米卡·帕塔本迪博士代表政府向代表們表示歡迎。同場與會的還有斯里蘭卡共產黨總書記G.維拉辛哈博士、孟加拉國工人黨代理總書記努爾·艾哈邁德·巴庫爾,以及三大洲社會研究所執行主任維杰·普拉沙德,此外還有來自本地區——從伊朗到東帝汶——的運動領袖、工會活動家和學者。
亞洲面臨的帝國主義壓力正在加劇
“Hands Off Asia”既是一項訴求,也是對我們當前政治局勢的分析——這一局勢被定義為“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變局之一,是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正在瓦解,其標志是自1945年以來支撐其霸權的經濟和政治主導地位持續數十年衰退。隨著以中國為引領,以亞洲為整體的全球南方國家的崛起,美國日益依賴其軍事優勢和侵略行徑來維持霸權。這正是我們三大洲社會研究所所稱的“超級帝國主義”,即帝國主義的一個危險而腐朽的階段。
過去二十年間形成的替代性力量重心,大部分位于我們所在的地區。中國的全產業鏈工業能力構成了整合性的錨點,但這種重心遠不止于任何一個國家。
正是這一結構性現實,導致了今天整個亞洲面臨的帝國主義壓力的加劇。在無法直接“遏制中國”的情況下,美國試圖從各個方向對亞洲國家進行規訓——從琉球群島的導彈部署,到科倫坡的債務約束;從馬尼拉的技術封鎖,到孟加拉國的政治干涉。
“Hands Off Asia”是本地區人民組織反對美帝國主義侵略的呼吁。它不僅僅是對日益加劇的軍事化的譴責,更認為軍事化與經濟圍困、政治干涉和意識形態控制密不可分。“Hands Off Asia”是對這種世界秩序的拒絕,也是呼吁亞洲人民以及更廣泛的全球南方人民團結起來的號令。
在美國眼中,“安全”是可以用來買賣的
在我們這個地區,超級帝國主義最顯著的表現是一套軍事架構,其目標明確寫在美國的戰略文件中:包圍和遏制中華人民共和國,并打壓任何尋求自主發展道路的國家,如伊朗。美國在全球運營約九百個軍事設施,其中超過40%集中在亞洲;在這些基地網絡之上,還疊加了諸如AUKUS(澳英美三邊安全伙伴關系)、四方安全對話(Quad)、印太四國(Indo-Pacific 4)以及更近期的“殺傷網”(Kill Web)架構——后者將韓國、日本乃至可能包括菲律賓的軍隊融合為一個針對中國、朝鮮和俄羅斯的統一網絡化目標系統。
作戰集結與戰略方針相匹配。2026年環太平洋軍演(RIMPAC)將來自41個國家的41000名士兵投入太平洋,而2026年在菲律賓舉行的“肩并肩”(Balikatan)演習則是菲律賓領土上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軍事演習,有來自七個國家的17000名士兵參演,并且日本88式導彈被部署在菲律賓主權領土上。
美軍在菲律賓蘇比克灣的前軍事基地資料圖
在琉球群島,沖繩縣僅占日本國土面積的0.6%,卻集中了約70%的駐日美軍設施,已被指定為“臺灣有事”的最前線。首相高市早苗于2025年10月以自民黨三分之二絕對多數優勢當選,在其領導下,日本政府正推動修改憲法第九條——即“放棄發動戰爭權利”的條款,同時2026年國防預算約為8.8萬億日元,主要用于采購遠程戰斧導彈、無人機和先發制人武器。日本民眾對此進行了大規模抵制——4月20日在東京有36000人集會,5月3日憲法紀念日有50000人集會,7月20日又有25000人要求高市早苗下臺——但日本執政黨當局仍一意孤行。
對亞洲各國的規訓與對中國的圍堵同步推進,尤其貫穿“第一島鏈”。韓國已被迫將國防開支提高到GDP的3.5%——這達到了北約在2025年6月海牙峰會上設定的目標,盡管首爾并非北約成員國——并且配套方案中包括直接為駐韓美軍提供330億美元的支持。駐韓美軍司令澤維爾·布倫森上將(General Xavier Brunson)在2025年5月將韓國描述為“一艘漂浮在日本和中國大陸之間的固定航空母艦”。然而,韓國的領土和人民并未受到這一同盟的保護,反而被其工具化。
這種被當作“保護”輸出給盟友的邏輯,已在亞洲西端經受了檢驗并被揭穿。正如德黑蘭大學的塞塔雷·薩德奇博士(Dr Setareh Sadeqi)在科倫坡關于軍事化問題的小組討論上所說——當時正值美國-以色列對伊朗戰爭停火幾周后——“基地不是盾牌,而是目標。”美國在海灣地區的君主制盟友將土地和領空租給美國設施,后者被當作保護出售給它們。
然而當對伊朗的戰爭爆發后,有記錄顯示這些設施遭到了超過170次報復性攻擊——兩周戰爭給該地區造成的損失超過500億美元。對于如今在呂宋島擴建的每一個基地和在琉球部署的每一枚導彈而言,教訓是薩德吉的話將再次應驗:居住在這些設施周圍的民眾將首先付出代價。美國-以色列對伊朗的戰爭也已蔓延到南亞,伊朗“德納”號(IRIS Dena)遇襲事件即為明證——一艘伊朗海軍艦艇在斯里蘭卡水域遭襲,而襲擊來自斯里蘭卡以南的美國基地。
我們需要的不是少數科技精英,而是“數十億赤腳軟件開發者”
“Hands Off Asia”同時也是對經濟脅迫和霸凌的譴責。
2022年《芯片與科學法案》及其后的出口管制措施,旨在阻斷中國獲取先進半導體及其制造設備。2025年4月特朗普發起的關稅戰、對SWIFT等金融工具武器化,以及近來所謂“去風險”和“友岸外包”的種種嘗試,都服務于同一個目的:將亞洲的生產基礎與中國這個錨點切割開來,削弱本地區的經濟一體化。
為了規訓包括盟友在內的亞洲經濟體,華盛頓于2025年10月對韓國產品全面加征15%的關稅,這種脅迫與一攬子條件掛鉤——首爾被迫承諾總額超過3500億美元的軍費開支,其中包括250億美元的美國武器采購。當美國主導的“硅和平區”在菲律賓被劃定時——一片4000公頃的飛地,享有外交豁免權和99年美國普通法管轄權,由洛克希德·馬丁、英特爾、美光和應用材料等公司錨定——它被包裝成高科技發展項目。
實際上,它是嵌入菲律賓主權領土內的一個技術-軍事后勤節點。在今年5月的新加坡香格里拉對話會上,美國國防部長皮特·赫格塞思毫不掩飾地向亞洲盟友提出了要求:將國防開支翻倍至GDP的3.5%,否則在武器轉讓和戰略情報方面就要“排在后面”。
此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附加條件等傳統工具提供了規訓的底層架構。巴基斯坦工農黨(Mazdoor Kisan Party)總書記泰穆爾·拉赫曼博士(Dr Taimur Rahman)在科倫坡會議上詳細闡述了這一體系。
2022年至2024年間,發展中國家支付的利息和本金比其收到的資金多出7410億美元;資源凈轉移已經轉為負值。54個國家陷入債務危機。富國借貸利率為2%至4%,窮國則為8%至15%。
經濟學家杰森·希克爾(Jason Hickel)和迪倫·沙利文(Dylan Sullivan)估計,從1960年至今的整個時期,約有152萬億美元從全球南方凈流出至北方。
我們開會的東道主斯里蘭卡濃縮了這一邏輯:2022年主權債務違約,外債超過500億美元;2023年以來IMF的結構調整計劃將國家支出限制在GDP的約13%,強制對大資本進行稅收減免,甚至觸及工人的公積金。
維杰·普拉沙德(Vijay Prashad)在閉幕詞中提供了一個界定軸心的算術對照。亞洲大約需要1000億美元來消除絕對貧困。而亞洲每年軍費開支約為6000億美元。為戰爭而建設與發展建設不可兼得——事實上,和平是全球南方國家開辟主權發展道路、回應人民緊迫需求的先決條件。這包括發展最前沿的科學技術領域。
7月16日,科倫坡會議開幕的同一天,二十九個創始國在上海成立了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組織(WAICO),這是一個全球南方國家間的人工智能合作政府間機構。中國開源模型如深度求索(DeepSeek)的開發成本僅為美國頭部企業支出的零頭;技術封鎖實際上產生了與華盛頓意圖完全相反的效果。
在經濟學專題討論上,全球南方學術論壇(Global South Academic Forum)秘書長熊節提出了一條具體的三步路徑,供那些被推至美國掌控的科技秩序邊緣的國家使用:避免鎖定于任何單一供應商;使用中國開源模型;然后將這些模型部署在本國,并交流工程師和經驗。熊節認為,當前需要的不是少數科技精英,而是“數十億赤腳軟件開發者”——沿襲中國赤腳醫生的傳統。金磚+、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本幣結算與WAICO,這樣一個替代性經濟秩序的物質基礎,正是在帝國主義試圖封鎖它的那些年里被建設起來的。
1 2 下一頁 余下全文新的多極世界必須避免復制舊的權力結構
超級帝國主義的政治維度通過兩種手段配合運作:一是對帝國認定為“不可接受”的國家進行赤裸裸的干涉,二是在其希望保留的國家制造馴順的政治勢力。
赤裸裸的干涉手段在2026年1月3日充分暴露。在代號為“絕對決心”(Absolute Resolve)的行動中,美國軍隊轟炸了委內瑞拉,三角洲部隊突擊隊從加拉加斯綁架了總統尼古拉斯·馬杜羅和第一夫人西莉亞·弗洛雷斯,將他們押送至布魯克林的一所監獄,并宣布將由美國法院裁決他們的命運。至少八十名保衛玻利瓦爾革命的戰斗人員遇難,其中包括三十二名古巴國際主義戰士。
此次行動未尋求聯合國安理會授權,也未提出自衛主張。特朗普在電視上援引了他所謂的“唐羅主義”;其國務卿則直白地說出了潛臺詞——政策變更和石油獲取。特朗普2025年12月的《國家安全戰略》已明確作出了這一轉向,宣布對門羅主義的“特朗普補充條款”,并要求尋求美國援助的國家“逐步減少對抗性外部影響”——言下之意:切斷與北京的聯系。
《紐約郵報》在頭版發表“唐羅主義”漫畫
歷史學家約翰·科茨沃思記錄了上個世紀美國在拉丁美洲支持的超過四十次政權更迭。所不同的是,如今連以往行動中尚存的外交禮儀也被拋棄了。
這一轉變向每一個正在權衡選項的亞洲政府發出了普遍信號。而信號已被接收。綁架事件發生數日內,美國駐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尼泊爾、孟加拉國、斯里蘭卡、韓國和澳大利亞的大使館外爆發了抗議活動。亞洲人民正確地解讀了這一模式:在加勒比海綁架一國首腦與對中國一個省份的圍堵,屬于同一套邏輯。
第二種更為隱蔽的手段,則通過對亞洲國家本身的政治俘獲來運作。右翼勢力在本地區全面推進——日本自民黨取得絕對多數,尼泊爾的選舉動蕩推翻了共產黨多數派,菲律賓的國家—軍事融合不斷加深。
在這些勢力背后,運行著選舉干預、非政府組織俘獲、基金會資助的公民社會,以及將所有反帝政府污名化為“威權”或“親北京”的話語框架。斯里蘭卡自2024年以來由左翼政黨執政,但受制于IMF項目,是壓力與抵抗同時可見的場域之一。
孟加拉國拒絕加入四方安全對話,南亞青年運動中的政治激蕩同樣可見一斑。普拉昌達以數十年身處這些矛盾之中的經驗,在科倫坡會議開幕致辭中提供了分析框架:我們所經歷的,是一個退化的單極壟斷與多極開放的并存時期,但帝國統治的機制并未消退,而是發生了演變。他提出了一種與第四次工業革命時代相適應的“技術帝國主義”的概念,即通過金融和結構性依賴、通過軍事同盟,以及日益通過數據、數字生態系統和他所稱的“算法占有”來實施控制。
按照這一解讀,主權必須是同等綜合的:不僅要有自己的政府,還要有金融獨立、擺脫債務的自由,以及對國家資源的控制——所有這些都須通過人民的積極民主參與來贏得。他警告說,正在形成的多極世界“必須避免復制舊的權力結構”。
如何將分散的人民轉變為有意識的政治主體?
這里必須要提到的,就是“思想俘獲”(brain capture)的概念——即帝國主義制造政治共識的意識形態基礎設施,正是這一共識為其他三個維度提供了合法化依據。其作用在于將“中國威脅”自然化,使之成為亞洲公眾理解自身安全問題的解釋框架。其工具包括學校教育體系、媒體產業、留學通道、基金會獎學金,以及如今控制著本地區公共空間的數字平臺架構。
來自中國臺灣的教授、長期參與釣魚島運動的陳美霞博士(Dr Chen Meei-shia),在科倫坡會議上闡述了臺灣地區的意識形態控制狀況。她指出,自1950年以來,美國通過學校教育、媒體和留學通道——富布賴特項目(Fulbright)、東西方中心(East-West Center)、亞洲基金會(Asia Foundation)獎學金——在臺灣系統性地推行了一套意識形態工程。
陳博士本人曾受美國教育,她的論述基于親身經歷。該工程的內容是反共產主義、自由主義、現代化理論,以及將“普世價值”呈現為政治生活的自然視域。她對該結果的自評是:“臺灣的主流意識形態至今仍是親美、崇美、反共。”美國霸權的意識形態維度與軍事維度相輔相成,這意味著“撤軍并不比意識形態控制少一分邪惡”。1979年華盛頓正式“與中華民國斷交”并撤出駐軍之后,這套意識形態基礎設施仍長期存續。
同樣,在沖繩,修正主義教科書淡化了日軍在沖繩戰役中脅迫平民集體自殺的角色。1945年4月2日在尻切鐘乳石洞(Chibichiri Cave),八十三名平民——其中多數為婦女和兒童——在日本帝國宣傳稱美國人會強奸和折磨他們之后遇難;而今天,軍事化教育、制造恐懼和壓制歷史知識的機器正圍繞“中國威脅”重建。在數字公共領域,西方企業平臺及其盟友的國家制度框架制造共識,并分化進步運動——正如一位來自印尼梅加瓦蒂研究所的參與者在閉幕全體會議上所指出的。
全球南方學術論壇的呂新雨教授在科倫坡關于敘事主權的發言中指出,冷戰時期,西方的傳播被歸類為“公共信息”或“公共外交”,而社會主義和反殖民傳播則被貼上“宣傳”的標簽。這種不平等的分類制造了政治合法性的等級秩序,至今仍通過媒體、教育和國際機構延續。
她主張,恢復“宣傳”在社會主義傳統中的含義——即源于人民群眾社會實踐的調研、教育、文化工作和政治動員——這并不是中國例外論,而是一種方法論上的干預,旨在打破冷戰的二元對立,以全球南方自己的語言發言開辟概念空間。
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解放運動都曾以自己的語言面對同一個問題:如何將分散的人民轉變為有意識的政治主體。這一問題,如今正是“Hands Off Asia”意識形態維度的核心命題。
圖源:三大洲社會研究所
《科倫坡宣言》——亞洲的未來將由亞洲人民決定
“Hands Off Asia” 作為一個概念、一項訴求和一場運動,在會議閉幕時通過的《科倫坡宣言》中得到了系統整合。
我們代表亞洲十五個國家及地區的運動、政黨、工會和人民組織齊聚科倫坡,出席由國際人民大會(亞洲)主辦、三大洲社會研究所支持的“Hands Off Asia:人民呼吁主權與團結”會議。我們承諾響應響徹整個大陸的同一個呼聲:Hands Off Asia。這意味著:
軍事上,別碰我們的海洋;別碰我們的土地;別碰我們的天空;在我們的主權領土上不得有美國或其盟國的軍事基地;反對AUKUS(澳英美三邊安全伙伴關系);反對四方安全對話(Quad);反對對伊朗的戰爭;反對在巴勒斯坦的種族滅絕;結束對亞洲的圍堵。
經濟上,別碰我們的經濟;別碰我們的資源;別碰我們的生計;反對主權債務枷鎖;反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附加條件;反對關稅脅迫;反對技術封鎖;亞洲人民有權建設我們自主選擇的經濟體系。
政治上,別碰我們的政治;別碰我們的選舉;別碰我們的運動;反對政權更迭或極右翼代理人;亞洲人民有權決定自己的政治未來。
意識形態和文化上,別碰我們的歷史;別碰我們的媒體;別碰我們的想象力;反對對我們認識自我和彼此的方式的殖民;亞洲人民有權講述自己的故事,建設屬于自己的人民文化。
敵人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我們的回答也必須如此。我們致力于在整個大陸建立人民團結——朝著我們人民始終為之奮斗的主權、和平與社會主義前景前進。亞洲的未來將由亞洲人民決定。
Hands Off Asia!
《科倫坡宣言》誕生于不結盟運動首腦會議在科倫坡召開五十周年之際。當年那次歷史性會議的宣言“譴責外國和帝國主義軍事基地的建立、維持和擴張,如迪戈加西亞基地……這些基地對地區各國的獨立、主權、領土完整及和平發展構成直接威脅。”不結盟運動首腦會議除了譴責外國基地和軍事設施并要求將其拆除外,還提議將印度洋建立為和平區。“Hands Off Asia”會議和《科倫坡宣言》正是本著這一精神,力圖將這一事業繼續推向前進。
本文系東方軍事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臺觀點,轉載請注明出處,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東方軍事微信guanchacn,每日閱讀趣味文章。
首頁 上一頁 1 2 余下全文【文/東方軍事專欄作者 維杰·普拉沙德、翟庭君、阿圖爾·錢德拉】
2026年3月4日,美國潛艇在斯里蘭卡專屬經濟區內用魚雷擊沉伊朗海軍艦艇“德納”號,造成至少八十名結束與印度聯合海軍演習、正返航回國的伊朗水兵遇難。此次襲擊從迪戈加西亞基地發起——這座位于斯里蘭卡以南的軍事基地,曾是美國對阿富汗、伊拉克以及如今對伊朗發動戰爭的集結地。
印度政府和斯里蘭卡政府均無權譴責發生在該國水域內的這一行徑。在這一片沉默中,一則舊日警示重新浮現:印度洋已淪為戰區,地區各國的主權正受到威脅。
與此同時,在東亞和東南亞各地,美國對中國的軍事圍堵持續升級——三十年來首次在菲律賓新建軍事基地,另一邊高市早苗政府治下,日本展開了自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以來最激進的再軍事化進程。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7月16日至18日,來自十五個國家及地區的八十多位代表齊聚科倫坡,出席“Hands Off Asia(別插手亞洲):人民呼吁主權與團結”大會。會議由國際人民大會(亞洲)主辦,并得到三大洲社會研究所的支持。
圖源:三大洲社會研究所
與會者中,尼泊爾前總理、尼泊爾共產黨主席普什帕·卡邁勒·達哈爾(普拉昌達)致開幕辭,斯里蘭卡內閣環境部長達米卡·帕塔本迪博士代表政府向代表們表示歡迎。同場與會的還有斯里蘭卡共產黨總書記G.維拉辛哈博士、孟加拉國工人黨代理總書記努爾·艾哈邁德·巴庫爾,以及三大洲社會研究所執行主任維杰·普拉沙德,此外還有來自本地區——從伊朗到東帝汶——的運動領袖、工會活動家和學者。
亞洲面臨的帝國主義壓力正在加劇
“Hands Off Asia”既是一項訴求,也是對我們當前政治局勢的分析——這一局勢被定義為“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變局之一,是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正在瓦解,其標志是自1945年以來支撐其霸權的經濟和政治主導地位持續數十年衰退。隨著以中國為引領,以亞洲為整體的全球南方國家的崛起,美國日益依賴其軍事優勢和侵略行徑來維持霸權。這正是我們三大洲社會研究所所稱的“超級帝國主義”,即帝國主義的一個危險而腐朽的階段。
過去二十年間形成的替代性力量重心,大部分位于我們所在的地區。中國的全產業鏈工業能力構成了整合性的錨點,但這種重心遠不止于任何一個國家。
正是這一結構性現實,導致了今天整個亞洲面臨的帝國主義壓力的加劇。在無法直接“遏制中國”的情況下,美國試圖從各個方向對亞洲國家進行規訓——從琉球群島的導彈部署,到科倫坡的債務約束;從馬尼拉的技術封鎖,到孟加拉國的政治干涉。
“Hands Off Asia”是本地區人民組織反對美帝國主義侵略的呼吁。它不僅僅是對日益加劇的軍事化的譴責,更認為軍事化與經濟圍困、政治干涉和意識形態控制密不可分。“Hands Off Asia”是對這種世界秩序的拒絕,也是呼吁亞洲人民以及更廣泛的全球南方人民團結起來的號令。
在美國眼中,“安全”是可以用來買賣的
在我們這個地區,超級帝國主義最顯著的表現是一套軍事架構,其目標明確寫在美國的戰略文件中:包圍和遏制中華人民共和國,并打壓任何尋求自主發展道路的國家,如伊朗。美國在全球運營約九百個軍事設施,其中超過40%集中在亞洲;在這些基地網絡之上,還疊加了諸如AUKUS(澳英美三邊安全伙伴關系)、四方安全對話(Quad)、印太四國(Indo-Pacific 4)以及更近期的“殺傷網”(Kill Web)架構——后者將韓國、日本乃至可能包括菲律賓的軍隊融合為一個針對中國、朝鮮和俄羅斯的統一網絡化目標系統。
作戰集結與戰略方針相匹配。2026年環太平洋軍演(RIMPAC)將來自41個國家的41000名士兵投入太平洋,而2026年在菲律賓舉行的“肩并肩”(Balikatan)演習則是菲律賓領土上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軍事演習,有來自七個國家的17000名士兵參演,并且日本88式導彈被部署在菲律賓主權領土上。
美軍在菲律賓蘇比克灣的前軍事基地資料圖
在琉球群島,沖繩縣僅占日本國土面積的0.6%,卻集中了約70%的駐日美軍設施,已被指定為“臺灣有事”的最前線。首相高市早苗于2025年10月以自民黨三分之二絕對多數優勢當選,在其領導下,日本政府正推動修改憲法第九條——即“放棄發動戰爭權利”的條款,同時2026年國防預算約為8.8萬億日元,主要用于采購遠程戰斧導彈、無人機和先發制人武器。日本民眾對此進行了大規模抵制——4月20日在東京有36000人集會,5月3日憲法紀念日有50000人集會,7月20日又有25000人要求高市早苗下臺——但日本執政黨當局仍一意孤行。
對亞洲各國的規訓與對中國的圍堵同步推進,尤其貫穿“第一島鏈”。韓國已被迫將國防開支提高到GDP的3.5%——這達到了北約在2025年6月海牙峰會上設定的目標,盡管首爾并非北約成員國——并且配套方案中包括直接為駐韓美軍提供330億美元的支持。駐韓美軍司令澤維爾·布倫森上將(General Xavier Brunson)在2025年5月將韓國描述為“一艘漂浮在日本和中國大陸之間的固定航空母艦”。然而,韓國的領土和人民并未受到這一同盟的保護,反而被其工具化。
這種被當作“保護”輸出給盟友的邏輯,已在亞洲西端經受了檢驗并被揭穿。正如德黑蘭大學的塞塔雷·薩德奇博士(Dr Setareh Sadeqi)在科倫坡關于軍事化問題的小組討論上所說——當時正值美國-以色列對伊朗戰爭停火幾周后——“基地不是盾牌,而是目標。”美國在海灣地區的君主制盟友將土地和領空租給美國設施,后者被當作保護出售給它們。
然而當對伊朗的戰爭爆發后,有記錄顯示這些設施遭到了超過170次報復性攻擊——兩周戰爭給該地區造成的損失超過500億美元。對于如今在呂宋島擴建的每一個基地和在琉球部署的每一枚導彈而言,教訓是薩德吉的話將再次應驗:居住在這些設施周圍的民眾將首先付出代價。美國-以色列對伊朗的戰爭也已蔓延到南亞,伊朗“德納”號(IRIS Dena)遇襲事件即為明證——一艘伊朗海軍艦艇在斯里蘭卡水域遭襲,而襲擊來自斯里蘭卡以南的美國基地。
我們需要的不是少數科技精英,而是“數十億赤腳軟件開發者”
“Hands Off Asia”同時也是對經濟脅迫和霸凌的譴責。
2022年《芯片與科學法案》及其后的出口管制措施,旨在阻斷中國獲取先進半導體及其制造設備。2025年4月特朗普發起的關稅戰、對SWIFT等金融工具武器化,以及近來所謂“去風險”和“友岸外包”的種種嘗試,都服務于同一個目的:將亞洲的生產基礎與中國這個錨點切割開來,削弱本地區的經濟一體化。
為了規訓包括盟友在內的亞洲經濟體,華盛頓于2025年10月對韓國產品全面加征15%的關稅,這種脅迫與一攬子條件掛鉤——首爾被迫承諾總額超過3500億美元的軍費開支,其中包括250億美元的美國武器采購。當美國主導的“硅和平區”在菲律賓被劃定時——一片4000公頃的飛地,享有外交豁免權和99年美國普通法管轄權,由洛克希德·馬丁、英特爾、美光和應用材料等公司錨定——它被包裝成高科技發展項目。
實際上,它是嵌入菲律賓主權領土內的一個技術-軍事后勤節點。在今年5月的新加坡香格里拉對話會上,美國國防部長皮特·赫格塞思毫不掩飾地向亞洲盟友提出了要求:將國防開支翻倍至GDP的3.5%,否則在武器轉讓和戰略情報方面就要“排在后面”。
此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附加條件等傳統工具提供了規訓的底層架構。巴基斯坦工農黨(Mazdoor Kisan Party)總書記泰穆爾·拉赫曼博士(Dr Taimur Rahman)在科倫坡會議上詳細闡述了這一體系。
2022年至2024年間,發展中國家支付的利息和本金比其收到的資金多出7410億美元;資源凈轉移已經轉為負值。54個國家陷入債務危機。富國借貸利率為2%至4%,窮國則為8%至15%。
經濟學家杰森·希克爾(Jason Hickel)和迪倫·沙利文(Dylan Sullivan)估計,從1960年至今的整個時期,約有152萬億美元從全球南方凈流出至北方。
我們開會的東道主斯里蘭卡濃縮了這一邏輯:2022年主權債務違約,外債超過500億美元;2023年以來IMF的結構調整計劃將國家支出限制在GDP的約13%,強制對大資本進行稅收減免,甚至觸及工人的公積金。
維杰·普拉沙德(Vijay Prashad)在閉幕詞中提供了一個界定軸心的算術對照。亞洲大約需要1000億美元來消除絕對貧困。而亞洲每年軍費開支約為6000億美元。為戰爭而建設與發展建設不可兼得——事實上,和平是全球南方國家開辟主權發展道路、回應人民緊迫需求的先決條件。這包括發展最前沿的科學技術領域。
7月16日,科倫坡會議開幕的同一天,二十九個創始國在上海成立了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組織(WAICO),這是一個全球南方國家間的人工智能合作政府間機構。中國開源模型如深度求索(DeepSeek)的開發成本僅為美國頭部企業支出的零頭;技術封鎖實際上產生了與華盛頓意圖完全相反的效果。
在經濟學專題討論上,全球南方學術論壇(Global South Academic Forum)秘書長熊節提出了一條具體的三步路徑,供那些被推至美國掌控的科技秩序邊緣的國家使用:避免鎖定于任何單一供應商;使用中國開源模型;然后將這些模型部署在本國,并交流工程師和經驗。熊節認為,當前需要的不是少數科技精英,而是“數十億赤腳軟件開發者”——沿襲中國赤腳醫生的傳統。金磚+、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本幣結算與WAICO,這樣一個替代性經濟秩序的物質基礎,正是在帝國主義試圖封鎖它的那些年里被建設起來的。
1 2 下一頁 余下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