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1日，印度總理莫迪與美國總統拜登進行了視頻會晤。印美外長、防長“2+2”會議當天也在華盛頓舉行。美方透露，拜登希望印度配合美國及其西方盟友扼殺俄羅斯能源收入的行動。然而，面對美方這番最新“敲打”，印方沒有應和。

最近一段時間，盡管受到美國頻頻施壓，印度到目前為止仍保持了與俄羅斯的友好關系，對俄烏沖突持中立態度。這讓美國感到不滿。

從近期印度對外關系上的新動向，以及印國內就相關國際話題的政治辯論情況不難看出，面對更加復雜多變、動蕩不安的世界局勢，印度正審時度勢，積極謀劃在變局之下實現利益最大化的“印度之路”。

重新審視國際戰略環境

4月5日，印度聯邦議會人民院（下院）就俄烏沖突展開政治辯論，主要聚焦這場沖突給印度內政外交帶來的新挑戰。

議員們

擔心俄烏沖突態勢變化有可能會讓印度陷于更加困難的外交處境，呼吁印度政府采取更積極的政策，甚至是調解行動；

對莫迪政府保持與俄羅斯的歷史關系表示贊賞，但對中俄關系的變化深表擔憂，認為不斷深化的中俄關系將在未來對印度構成戰略挑戰。

多數議員認為，

新的分裂的世界秩序將使印度不得不在保持戰略自主性和與西方建立更緊密伙伴關系之間走鋼絲；

就印度如何在世界新秩序中自處這一問題，蘇杰生指出，世紀疫情和俄烏沖突等加速了世界格局的演變，面對諸多擔憂和疑惑，“讓印度變得更強大”是根本出路，印度將通過“自力更生的印度”，減少對外部世界的依賴，盡管這種“自力更生”永遠不可能是完全意義上的。

從親美路線上戰術性回調

與蘇杰生此番表態形成呼應，莫迪政府近期在對外關系上出現了一些新動向。其中，印度與美國在俄烏沖突上的分歧不可避免地影響了印美關系。對印度而言，繼續堅持2020年以來的“親美抗中”路線，已難以有效應對自身面臨的新挑戰。

今年印度外交的一個重大變化，就是加快了自由貿易談判進程。

2月18日，印度與阿聯酋簽署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預計在未來5年雙邊貨物貿易額將從目前的600億美元增加到1000億美元，并實現150億美元的服務貿易目標。

經過長達十年的談判，4月2日，印度和澳大利亞簽署了一項過渡性質的《澳印經濟合作與貿易協議》，莫迪將其描述為印度與澳大利亞“雙邊關系的分水嶺時刻”，強調“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就如此重要的協議達成共識，顯示了兩國之間的相互信任”。

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也強調，該協議是兩國關系最大的一筆政府投資。一些分析人士認為，《澳印經濟合作與貿易協議》作為兩個重要大國之間達成的一項雄心勃勃的貿易協議，展示了“政治和戰略上的必要性是如何克服貿易談判中的頑固障礙的”。

除此之外，印度還與英國、加拿大、歐盟和以色列啟動了雙邊貿易談判。

對于印度突然變身為一個“自由貿易友好型國家”，也有不少人表示不解。而與此有關的議論，恰恰說明了印度外交上的轉變。

2019年11月，莫迪宣布印度退出《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談判，事件引發的討論持續至今。一些印度民眾認為印度錯過了一次成為大型區域貿易安排重要成員的機會，擔心印度對自由貿易的抵觸和國內經濟改革的滯后將使印度難以面對東盟、澳大利亞等地區經濟體的競爭。兩年多來新冠肺炎疫情對印度經濟的沖擊、一些周邊沖突帶來的地區震蕩等，更是加深了民眾對印度發展前景的擔憂。

可以說，莫迪政府將注意力投向一系列雙邊貿易協定，很大程度上也是為了回應這些批評和擔憂，重塑人們對印度經濟和發展前景的信心。與此同時，莫迪政府還有一個重要的戰略考量：將經濟和貿易作為多向結盟的新手段，在深化和拓展伙伴關系以及實現商業外交多元化的同時，對沖美國對印度的戰略捆綁，增強自身在所謂“印太秩序”重構中的分量。

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努力開拓的自由貿易伙伴要么是其主要的貿易伙伴，要么是其重要的外國投資來源，要么是印度僑民的聚居中心地。印度提升與它們的經濟依存度，不僅有助于打開新的市場，提振印度出口經濟，還能為印度減少對單一國家和市場的過度依賴、保持戰略自主性提供保障。

從印美關系的角度看，當前美國與印度商談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意愿不強，在這種情況下印度加強與其他伙伴的經貿關系就顯得十分必要。考慮到美國醞釀推出的所謂“印太經濟框架”，印度近期作出一系列積極的經貿合作姿態，某種意義上也是在向美國傳遞信號，即表明印度是一個潛力巨大且合作意愿強烈的經濟合作伙伴。

另一個微妙變化，體現在中印關系上。3月25日，中國國務委員、外交部部長王毅訪問印度，這是自發生加勒萬河谷沖突事件以來，中印兩國最高級別的外交接觸。在新德里，王毅與印度國家安全顧問多瓦爾和外長蘇杰生分別會晤。雙方政治表態較去年積極，多瓦爾還用了一個形象的比喻：正如山石不能阻礙溪流順勢而下，雙方的一些分歧也不應該改變兩國關系發展的大勢。

今年以來，中印雙方舉行了第14輪和第15輪軍長級會談，氛圍明顯趨于緩和。出現這種變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印在俄烏沖突問題上有著相同或相似立場，兩國都支持以對話和外交手段和平解決爭端，反對使用制裁手段給世界制造更大危機。

不能忽略的一點是，結合印度政治精英對印度對外戰略的主流看法，應對中國的“挑戰”仍然是印度的長期目標。這決定了中印關系的回暖很可能是臨時性的，印美在俄烏沖突上的分歧和摩擦也不會從根本上撼動印度對美國的戰略依賴。當前莫迪政府所醞釀的外交變局并非戰略上的變化，而是多向結盟戰術的轉換和回調。

“印度之路”是否行得通

蘇杰生在其2020年出版的《印度之路：不確定世界的戰略》一書中寫道：傳統同盟內部的信任在削弱，固守“不結盟”原則或尋求正式同盟關系，均不符合印度的利益。他筆下的“印度之路”，是要通過構建基于議題、以結果為導向的多向結盟，“制衡中國在亞洲的崛起”，塑造多極化亞洲，獲得更多朋友、更少敵人、更多善意和更大影響。

在印度現行戰略和大變局之下，這樣的“印度之路”能走得通嗎？

蘇杰生所謂“印度尋求多向結盟下的利益最大化”，本身就存在問題。因為多向結盟不等于中立，也不等于“不結盟2.0戰略”（有強大官方背景的印度智囊團2012年初曾發布一份引發諸多關注的重要文件——《不結盟2.0：印度21世紀外交和戰略政策》）所定義的“印度在中美之間保持謹慎平衡”，其更重要的前提是明確將中國視為“頭號戰略競爭對手”，并將發展與美國的準聯盟關系作為優先戰略目標。

面對西方在印度對俄關系上加大施壓，印度在大國戰略層面的轉圜空間急劇萎縮。缺少大國戰略的回旋余地，印度很難說自己能玩轉多向結盟。因此，有分析認為，歸根結底，印度需要認清自己在世界秩序中的獨特地位，回歸不結盟的路線，切實認識到中印關系良性競爭的本質，以及印美關系在諸多層面的局限性。或許只有實現大國戰略均衡，印度的戰略自主才能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