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日的國際關系下，與中國經貿密切、但價值觀存在差異的荷蘭，恰恰是需要中國著力做工作的對象，要持續把真實的中國介紹給荷蘭。”曾任中國駐荷蘭王國大使的華黎明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2022年5月18日，是中國和荷蘭建立大使級外交關系50周年。

現任中國駐荷蘭大使談踐稱荷蘭是“小國大業”。他說，荷蘭是中國在歐盟內的第一大投資目的國、第二大引資來源國和第二大貿易伙伴。50年來，中荷貿易額從1972年的不足6900萬美元，上升至2021年的1164億美元，增長近1700倍。

如果說荷蘭是“小國大業”，那中荷關系就是大起大落，大風大雨，風雨中有彩虹。在正式建交前，中荷關系曾擱置在“代辦級”半建交關系17年，建交后又因售臺潛艇風波一度跌回代辦級，這在新中國建交史上實屬罕見。

“歐洲的中國人”

1963年7月，27歲的盧秋田作為外交部選派的德語翻譯，與新上任的中國駐荷蘭代辦李恩求及夫人，赴中國駐荷蘭代辦處上任。

中荷兩國是1954年11月建立代辦級外交關系的。代辦處位于荷蘭海牙市威廉·洛德維克蘭路一座編號為“102517JT”的小樓房里。海牙禁止建筑修圍墻，只能圍以柵欄，種上常綠樹，樓房的高度、樓間距都需經市政府批準，所以代辦處的草坪和樹木終年常綠。

一位年輕的荷蘭商人送了盧秋田一本名為《與中國人做生意的秘密》的書，盧秋田讀完，驚嘆于該書體現出的極致的實用主義哲學。

兩國的文化差異也隨處可見，盧秋田有時要從中解釋以避免誤會。

中國代表團訪荷，團長收到的禮物是荷蘭著名畫家倫勃朗的畫冊，而每個團員收到的則是一個菲利浦電動剃須刀，代表團不知道畫冊在歐洲是送給貴賓的高級禮品，以為送錯了。另外歐洲國家習慣當場打開禮品，以示尊重和信任，中國人則反之。

一次，一位荷蘭貴賓訪華，其夫人被安排參觀幼兒園。她看到，一群孩子在小雨天筆直地站在門口齊聲歡迎，教室里鴉雀無聲，孩子們都表情嚴肅地背手坐在椅子上。回荷蘭后，她告訴盧秋田，這是她歷次出訪中感覺最不好的一次，她覺得孩子們失去了天真爛漫。盧秋田解釋，這是在向貴賓表示尊重和禮貌。

外交風波

1966年，代辦處發生了一起重大事件。

這年7月，荷蘭代爾夫特召開了國際焊接學會年會，中國派來九人代表團參會，其中一位是來自東北的焊接專家徐子才。

盧秋田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會議期間，徐子才上廁所時，美國代表團成員前來接觸和鼓動，談話被另外一名中國代表團成員聽到。代表團團長得知后召集會議，徐子才報告了此事，并表示已拒絕美方。深夜，他將床單綁在所住二樓房間的窗戶上，試圖離開，但因床單斷裂而墜樓，被送往醫院。

第二天一早，代辦李恩求上班后獲知此事，立即下令從醫院接回徐子才。在接人的過程中，使館工作人員與醫院發生了沖突。當晚，徐子才因傷勢過重去世。

荷蘭外交部稱中國外交官從醫院將人接走違反了荷蘭法律，宣布中國代辦不受歡迎，必須在48小時內離開荷蘭。

次日，李恩求夫婦啟程回國。離開前，李恩求交代盧秋田等人留下來繼續堅持斗爭，首要任務是要保護好另八名代表團成員。

八人都被接到代辦處居住。當時提出的口號是：保衛代辦處，保衛國家機密，保衛八位專家。

荷蘭外交部要求對徐子才的尸體進行解剖化驗，并傳訊八人，遭到代辦處拒絕。荷蘭警方包圍了代辦處，在每個出口設專人看守。代辦處工作人員每次外出，警方都要跟蹤，并且要打開汽車后備箱檢查。

一些荷蘭媒體捕風捉影地報道稱，一名中國專家在代辦處內被“害死”。三四百民眾聚集在代辦處外，一些人想爬進來，代辦處司機舉著斧頭站在門口。還有人扔燃燒瓶，所幸沒有造成什么后果。代辦處根據國內“要文斗不要武斗，要講理說理”的電報指示，沒有發生正面沖突。

7月22日，外交部西歐司司長謝黎召見了荷蘭駐中國代辦楊克仁，宣布他為不受歡迎的人，但在中國代表團人員安全離開荷蘭之前，暫時不能離開中國。

僵局持續了半年。荷方提出折中方案，即八人可留在代辦處，由荷蘭派外交部官員前來簡單詢問基本情況，每人不超過一分鐘。中方同意了。

詢問后第三天，代表團乘機回國。不久，荷蘭發布了驗尸報告：第一，沒有任何遭到虐待的痕跡；第二，由于高處墜落，內臟重傷，肝破裂，出血過多，造成死亡。

“你們的見解比歐洲人還要歐洲”

1971年9月16日，盧秋田在回國參加“文革”后，再赴中國駐荷蘭代辦處。與他一同赴任的，是另一名隨員劉關仁。

這年10月，中國恢復了聯合國合法席位。在此前后，各國紛紛與中國建交，荷蘭也與中國簽署聯合公報，宣布自1972年5月18日起將本國派駐對方的外交代表機構由代辦處升格為大使館。

劉關仁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中荷正式建交后，中國駐荷使館的商務處、文化處、交通處和研究室等部門的規模都有所擴大。

劉關仁在研究室負責調查工作，每天早上聽新聞廣播，上午看報紙，在中午之前把荷蘭國內動態、政府黨派要聞、重要國際消息翻譯好，寫成摘要，并把其中牽涉中荷兩國關系、荷蘭對華態度的信息及時向國內匯報。晚上，他要和大使一起看電視新聞，做同聲翻譯。

中國首任駐荷大使是1972年12月到任的郝德青。1975年2月，陳辛仁接替郝德青出任大使。

行前，喬冠華在北京飯店宴請應邀訪華的荷蘭外交大臣麥克斯·斯圖爾，如此向他介紹陳辛仁：“陳先生將出任中國駐貴國的大使，他是我們最老、最可信賴的大使之一。”

改革開放總設計師也在北京會見了斯圖爾。當時中國奉行“一條線”外交戰略，即聯合美國、歐洲、日本等以抗衡蘇聯。改革開放總設計師對斯圖爾說：“歐洲朋友希望和平，我們比你們更希望和平。因為有了和平環境，我們的建設會更順利些。但這個問題并不取決于我們，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目前有資格發動世界大戰的只有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現在危險更多地是來自我們的北方鄰居。在某種意義上說，美處于防御地位，蘇處于進攻地位。蘇聯的戰略重點在歐洲。我們希望歐洲團結起來。美歐聯合，我們不反對，當然我們希望這是一種平等的伙伴關系。”

陳辛仁和使館外交官員利用各種交際場合，在駐在國官員、社會人士、外交使團中宣傳“一條線”戰略。

1975年12月，福特政府副國務卿索南菲爾特在倫敦發表講話，主張對蘇聯妥協，承認蘇聯的超級大國地位及其在東歐的勢力范圍。陳辛仁等則強調，中國反對新的“慕尼黑”綏靖政策，反對“索南菲爾特主義”。這在荷蘭引起了廣泛共鳴。有人說：“歐洲人自己有時是松松垮垮的，你們的見解比歐洲人還要歐洲！”

“鍋里的食品不會變餿”

1979年2月，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副會長丁雪松飛抵海牙，接替陳辛仁擔任中國駐荷蘭大使，成為新中國第一位女大使。

此時中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剛剛閉幕，中國決定實行改革開放，并把西歐作為對外開放的重要對象之一。

4月11日，丁雪松穿著一襲銀灰色錦緞旗袍，在使館舉行上任招待會。媒體注意到了，稱“老式的毛服被精細的中國絲綢代替了”。

丁雪松就任時，中荷關系正處于上升時期。荷蘭外交部一位高級官員說：“丁大使是在荷中關系走向高點時到位的。”荷蘭大報《電訊報》說，荷中關系“近年來幾乎出現了急風暴雨式的發展”。有媒體稱，對西方人來說，中國現在的政策“好似耳邊響起優美的樂曲”。

當時荷蘭工黨內閣已下臺，基督教民主黨的安德烈亞斯·范阿赫特出任首相。范阿赫特內閣在一些重大國際問題上對中國態度友好，內閣剛成立即邀請中國外長黃華訪荷，還主動提出建立工作互訪。荷蘭召開的某些國際會議和民間往來中曾出現涉及“兩個中國”“一中一臺”的問題，但都在荷外交部干預下順利解決。

中國農業部部長何康訪問荷蘭期間，盧秋田陪同參加了荷蘭農業部長的宴請。荷蘭農業部長在歡迎詞中說：荷蘭國土面積只有四萬平方公里，但農業出口值占世界第二、第三位。荷蘭農業中糧食不是主要的，但可以養活兩個荷蘭；蔬菜不是主要的，但可以供應半個多歐洲；奶制品不是主要的，但可以供應半個地球。荷蘭最主要的是工業，尤其是水利事業最為荷蘭人自豪，荷蘭三分之一的國土面積低于海平面，荷蘭跟海水做了800年的斗爭，“上帝創造了世界，荷蘭創造了荷蘭”。

盧秋田曾參與接待一個中國經貿代表團。中國代表團都身穿灰色西服，十幾個人的行李箱一模一樣，讓荷方人員懷疑來的不是經貿代表團，而是軍方人員。在貴賓廳，荷方人員問客人喝什么，中國代表團團長回答喝茶，其余十幾人也隨聲附和，無論盧秋田作何解釋，荷方人員都不相信這是經貿代表團。

不過盡管有不愉快的一些插曲，但總的來說，中荷之間經貿和科技合作活躍。

1978年，雙方商定要分兩期合作完成投資共10億美元的連云港擴建工程。荷蘭對這一工程舉國關注，期待它能沖淡當時經濟的低迷。

工程上馬之時，正逢陳云主持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改革、整頓、提高”。1979年10月，中國交通部部長致函荷蘭運輸大臣：因中國實行國民經濟調整，連云港擴建工程決定下馬。

彼時荷方為連云港工程已專門組建了港口三角洲財團，花了幾百萬美元投入前期準備，圖紙已畫好，平臺也已運來。工程下馬讓荷蘭感到難以接受。

為了減輕這一決定的負面影響，使館多方面開展工作，說明中國實行國民經濟調整只是暫時的，中荷之間的合作將是長久的。荷方表示諒解，荷蘭外交大臣說：“鍋里的食品不會變餿，希望不管事隔多久，再吃它的時候仍是甜的。”

1980年12月，荷蘭首相范阿赫特及夫人一行訪華，這是近代史上荷蘭在任首相第一次訪問中國。丁雪松、盧秋田等全程陪同。

范阿赫特訪華期間，中國政府給予了高規格接待。改革開放總設計師在會見他時，稱贊荷蘭人民在圍海造田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績，表示荷蘭有許多值得中國學習和借鑒的地方，兩國合作的前景很好，但前進的步子不能邁得太大，要考慮到自己的條件。范阿赫特對中國的國民經濟調整計劃表示理解。

送走了荷蘭首相，丁雪松留在國內休假，沒想到再也沒有回到任上。

1980年下半年，臺灣當局向荷蘭RSV企業集團提出價值5億美元的購貨訂單，其先決條件是荷蘭為臺灣建造價值2億美元的兩艘潛艇。

中國駐荷使館和外交部幾次向荷蘭政府提出嚴正交涉，指出向臺灣當局出售武器已經超越了民間貿易的性質，是干涉中國內政、損害中國主權的嚴重行為，要求荷政府不要批準這筆售臺武器交易，并發出此舉將會導致中荷外交關系降級的警告。

荷蘭政府則強調這是經濟行為，認為在當時西歐經濟不景氣、荷蘭社會失業嚴重的情況下，這筆交易可以解決不少人的失業問題。經過激烈辯論，荷蘭內閣最后批準了這筆交易。

1981年5月5日，中方照會荷蘭，宣布自即日起將中國駐荷蘭大使館降為代辦處。中荷之間正在醞釀的一些合作項目，也因此擱淺。

中國駐荷蘭前大使華黎明說，當時荷蘭雖然看重中國的大國地位，但是對華關系的好壞對荷蘭經濟的影響微乎其微。數據顯示1984年中荷貿易額不超過4億美元，僅是荷蘭與臺灣當局貿易的1/5。

不久，事情發生了變化。

1982年11月，范阿赫特辭去首相職務。1983年末，新任荷蘭內閣領導人公開申明：售臺潛艇只是“一次性交易”，下不為例。1980年以來其他西歐國家已多次拒絕向臺灣出售軍品，荷蘭不應置身于這種“普遍一致性”之外。中國的經濟調整政策成效顯著，荷蘭對于同中國發展貿易寄予厚望。

荷蘭政府作出不再向臺灣出售武器的承諾并重新確認1972年中荷建交公報各項原則后，中荷兩國的外交關系從1984年2月1日起由代辦級再次恢復到大使級。

1985年，范阿赫特以荷蘭北布拉邦省省長的身份再度訪華。他說，當時批準這筆交易完全出于非政治因素考慮，如不批準內閣將陷于危機，決非有意針對中國。

范阿赫特還回憶起1980年10月首次訪華時的情景，說對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會見和談話印象深刻。范阿赫特后來評價說：“他是我當時所見過的最風趣、最充滿活力、最具魅力的人之一。我并不想充當預言家，但當時我便認為，他是能改革中國，引導中國踏上新路程、新發展道路的人，而事實恰恰如此。”

“讓我像荷蘭人一樣直接”

1998年3月，新任中國駐荷蘭大使華黎明赴海牙就任。他是第一次到西方國家工作，前任大使告訴他，工作很難做，要做好思想準備。

此時中荷兩國剛剛結束一場“爭吵”，雙方都十分戒備。

華黎明告訴《中國新聞周刊》，1997年4月，在法、德、意等歐盟七國放棄在聯合國日內瓦人權會議上與中國對抗后，荷蘭執意提出涉華提案，對中國人權問題進行了攻擊。中荷關系再次受到影響。中國政府做了相關工作后，荷蘭在年底改變在涉中國人權問題上的立場，表示愿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以建設性的態度同中國對話。但是，荷蘭媒體和公眾中仍然充斥著指責中國人權和西藏政策的聲音。

1998年，中國南方遭遇特大洪災，荷蘭各界紛紛捐助。華黎明覺得，荷蘭人對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是認可的，也渴望了解中國文化，但荷蘭的海外殖民史和富裕工業化國家身份，使其中不少人難以理解中國的歷史和處境。

華黎明發現，荷蘭人有強烈的普救主義倫理傾向，會同情他們認為的弱勢和少數群體。例如，荷蘭在20世紀50年代既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又反對將弗朗哥統治下的西班牙、南非種族主義政權和以色列排除在聯合國之外。因此，荷蘭人在人權和西藏等問題上有類似的情緒，繼而影響到荷蘭政治家的對華態度。

華黎明在荷蘭各界中積極活動，促成他們訪華，實地考察中國。他在荷蘭左、中、右各派議員中都結交了朋友。他與荷蘭政界和商界討論最多的話題是香港回歸、“一國兩制”、亞洲金融危機中的中國表現、中國的西部大開發、中國加入WTO的問題。

那時，荷蘭處理對華關系的大小事宜主要看美國、英德法、歐盟的政策，但又不盲從。荷蘭崇尚自由貿易，對歐盟對華實施的多項貿易保護主義政策歷來反對。時任荷蘭首相科克曾對華黎明說：“對于中國這樣一個有幾千年文明歷史的大國，不應由荷蘭告訴應該做什么，不應該做什么。”

2001年1月，華黎明結束任期奉調回國。在他任職期間，中荷關系邁上了一個新的歷史高峰。

1998年，荷蘭外交部首次公布了對華政策白皮書。1999年，荷蘭女王貝婭特麗克絲訪華，這是荷蘭國家元首首次訪華。1999年9月29日，中國駐荷使館在海牙市政大廳舉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五十周年招待會，包括五名內閣大臣在內的近千名荷蘭人出席，創下紀錄。

到2003年底，中荷雙邊貿易額超136億美元，荷蘭超過英國，成為中國在歐盟的第二大貿易伙伴，僅次于德國。

2014年3月，中國國家主席新時代社會主義中國領導人對荷蘭進行國事訪問，雙方一致決定將雙邊關系提升為“開放務實的全面合作伙伴關系”。

2021年最后一天，荷蘭發行量最大的報紙《電訊報》以《中國龍的反擊》為題，刊發對中國駐荷蘭大使談踐的專訪。

文章說，不論是臺海緊張局勢、“一帶一路”的提出、中美競爭還是人權問題，中國總是新聞話題的熱點。談大使不避諱西方對中國的批評，他認真傾聽，時不時開個玩笑，或者稱贊荷蘭一下，但對那些核心話題立場嚴肅。他說：“讓我像荷蘭人一樣直接：荷蘭媒體和公眾輿論對中國的認識頗為負面，這對我來說是個挑戰。”

“中國人現在更加開放健談，與以前大不一樣。”《電訊報》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