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博弈論和信息經濟學的新命題。博弈論和信息經濟學為馬歇爾之后的價格機制理論發展提供了“升級換代”的經濟分析工具和方法論，有力地促進了新制度經濟學、公共經濟學等當代經濟理論流派與新古典經濟學的耦合。

一般認為，博弈論開始于1944年由馮諾依曼和摩根斯坦恩合著的《博弈論和經濟行為》的一書出版，至50年代進入鼎盛期，此時期非合作博弈論也開始產生。60年代，澤爾騰改善了納什均衡的概念，引入了動態分析；海薩尼把不完全信息引入博弈論的研究。

80年代博弈論在經濟中的應用走向成熟，并出現了一些較有影響的經濟學者，如Kreps和Wilson等。博弈論對新古典價格機制論的突破不僅是數學方法上的突破,而且更是價格行為過程的認識和分析上的突破。

首先，博弈論突破了新古典價格機制理論中把交易者的所有行為都假定在一個價格參數里、交易行為似乎只是單向選擇的局限，把交易者的價格行為擴展為雙邊互動行為，即交易者最優選擇面對的是依賴于他人(交易方)選擇的函數。

其次，博弈論把新古典的“合作”價格機制發展為符合現實的合作和非合作的價格機制。在新古典價格機制理論中，由于設定了完全理性人和完全競爭市場的假設，因此交易者都是完全“合作”者，因為在此假設條件的約束下，交易者只有選擇完全合作，才能獲得最大收益。

這顯然與現實生活嚴重相佐。博弈論則主要專注于人們在交易過程中的“非合作博弈”，這更符合現實經濟過程中人們在信息不對稱、存在機會主義傾向和未來不確定性等條件下的價格行為模式，開創了“現實”價格行為的機理研究。

第三，新古典價格機制理論中，不僅交易者是單向分離的，而且生產、交換和分配也是單向分離的，即新古典價格機制中的供求機制是獨立分離的，就像馬歇爾比喻的“一把剪刀的雙刃”，只有在價格形成時才互相“交叉”。這使新古典經濟學成為“賣”者和“買”者被嚴格分開，只專注于研究“理性人”生產和消費配置如何優化的科學。

博弈論彌補了新古典經濟學的“單向價格”不足和在“純粹性分配”配置優化研究上的缺位，引入既可以是“賣”者，也可以是“買”者的“局中人”假定，使“賣”者和“買”者的價格行為同一和互動，形成“交互”的對策均衡機制，價格機制不再是單向串聯在一起，而是雙向互動的網狀并聯。

在對策均衡機制下，博弈論實現了價格機制在生產、交換和分配過程的統一，即三者沒有互相分開，也沒有先后之分，三者的過程都是產權契約的交易過程，只有長與短的契約之分。

由于信息的稀缺性和人的機會主義有限理性，博弈論的價格研究更多關注于分配領域的爭奪。當然，博弈論與新古典經濟學是“統一”發展的，兩者的研究范式基本相同，即都強調個人理性，在給定的約束條件下追求“經濟人”的效用最大化?？偠灾?，博弈論對價格機制理論提出了價格過程是有限理性的“經濟交易人”釆取“交互”策略行為進行“全程”博弈而達到均衡的新命題。

經濟學說到底是關于人的選擇和決策優化的學科，而其核心的價格機制理論說到底是產權契約的解。選擇、決策、談判、履約等人類的經濟行為過程無不涉及信息的利用，因而信息在經濟學中顯得特別重要，從廣義上甚至可以說，經濟學就是一門依據信息做出決策的“信息學”。

但由于新古典經濟學把交易者和交易市場都假設為信息完全并作為研究的前提條件，使信息經濟學只在博弈論和新制度經濟學發展后才得到充分重視和發展。實際上，直至上世紀70年代中期經濟學家開始轉向強調個人理性、特別是強調對個人最基礎效用函數的研究之后，他們才發現信息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信息問題才成為經濟學家關注的焦點。

由于信息的稀缺性和人們知識、專業、文化等固有的差異，使信息完備的假設在現實經濟生活中缺乏解釋力，信息經濟學正是針對新古典經濟學的這一缺陷作為研究的出發點，主要研究在信息不完備的條件下人類交易行為和策略行為的經濟理論。

信息經濟學最早的研究是奈特1921年對不確定性所做的創造性研究，40年后，斯蒂格勒于1961年發表了其著名論文《信息經濟學》，被公認為現代信息經濟學研究的起點。該文中，斯蒂格勒研究了信息的成本、價值和信息對價格、工資及其他生產要素的影響，首次將信息作為經濟活動的要素和經濟運行的機制加以研究。

進入70年代以后，美國經濟學家喬治阿克洛夫提出舊汽車市場分析的“檸檬”理論，標志著信息經濟學由產生形成進入到發展階段，阿羅、詹姆斯米爾利斯、格羅斯曼、施蒂格利茲、赫佰特西蒙等學者對不完全信息條件下的市場經濟行為進行了廣泛分析，研究的內容涉及信息搜尋及搜尋成本、不完全信息條件下的經濟行為分析、非對稱信息和激勵機制的設計、信息與經濟組織理論等領域。

上述可見，信息經濟學是一門研究交易中的契約人在不確定、信息不對稱條件下，如何尋求一種契約和制度安排來制約交易者之間由于“信息租金”匍的存在而釆取有損對信息經濟學的解釋，由于其研究的內容和目標不同而引起較多的爭論。

筆者認為，按近百年來信息經濟學研究的目標和功能分，信息經濟學可明確分為二大研究領域：以交易者因爭奪“信息租金”而在信息不對稱條件下釆取策略性行為為研究目標的“信息機制”研究和以人們使用信息產品去提高和優化生產配置為研究目標的“信息產品”的生產、交換、分配和服務等的研究。

信息租金指交易雙方中一方因擁有更多的信息和釆取隱藏信息的行為而取得超出合理交易的利潤。

效率的策略性經濟行動，或是激勵交易者主動拒絕(或減少)這種行動的學問。信息經濟學研究的核心是因事前信息不對稱而導致的“逆向選擇”問題和因事后信息不對稱而導致的“道德風險”問題，這對新古典經濟學的價格機制理論是全面性的革新。

第一，在新古典價格理論里，價格是“極點”(均衡點)價格，價格所包含和傳遞的信息也是“極點”信息，其作用的機制是傳遞“物物交換”的結果；

而在信息經濟學看來，價格是“全程”(交易過程)價格，價格所包含和傳遞的信息是“全程”信息，或反過來說，交易全程中的“信息機制”才是價格機制的全部內涵，其作用的機制是首先傳遞著“人與人交易”的結果，然后才是“物與物交換”的結果。

弗里德曼曾歸納價格機制有三大功能：一是信號傳遞功能，二是經濟刺激功能，三是分配功能。新古典價格理論認為，價格的這些功能都是從“極點”信息發出的；而信息經濟學的價格理論認為，價格的這些功能是由交易過程中各個信息點連成的“信息集”所共同起作用的。所以，信息經濟學的發展使新古典經濟學的價格機制理論從極點論跨越到全程論，從結果論轉變到過程論，從物與物的作用轉變到人與人的作用。

第二，在新古典價格理論里，價格所凝結的信息只是市場瞬間交易的“量比”，是與交易者契約關系無關的量；

而在信息經濟學里，價格所凝結的信息是交易者契約的濃縮載體和契約履行的結果，反映著交易者產權契約性交易的生產合作及分配的關系，即信息經濟學不僅僅把物與物交換的結果信息看作價格，而是把市場擴大到所有的人與人之間的產權交易里，并把契約規定及產權交易的結果信息都看作“價格”。

所以，信息經濟學的發展使新古典經濟學的價格機制理論從非組織型交易的價格論跨越到組織型交易的價格論。簡言之，信息經濟學的發展對價格機制理論提出了“契約論”的“信息機制”新命題。

小結：上述經濟學新興理論的發展都為馬歇爾的均衡價格機制論帶來新的突破和發展，同時似乎離它越來越遠。

許多經濟學家曾經嘗試建立新的均衡體系來替代傳統的新古典價格機制理論，如在信息經濟學發展中，馬爾薩克創立的最優信息系統選擇理論和施蒂格勒開創的信息搜尋理論至今依然沒有尋找到與一般均衡理論相銜接的途徑，部分信息經濟學家由此設想和努力尋求以“信息機制”一般均衡去替代傳統的供求價格一般均衡。

新古典的價格機制理論是否有一天將被全盤拋棄，筆者認為不至于此，雖然新古典構建的價格機制過程過于完美，需要經濟學家們一步一步將其拉回到“骯臟”和充滿“無知”的現實，但新古典價格機制理論完美的結局卻是經濟學家們永遠追求的目標。而且，新古典經濟簡潔的數學假設和嚴密的推理也是后來經濟學家必備的理論基礎和必須遵循的研究途徑。

正如弗里德曼所說，在假設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假說十分重要，如果它能以少釋多，能從環繞著待解釋現象周圍大量混沌且零碎的事物中抽象出普遍而又緊要的因素，并可據此來預測實際的話，那么這些假說就是有意義的。

與理論假定有關的問題并非是這些假設在描述上是否現實，因為它們從來不現實，而在于它們對正在考慮的問題是否具有良好的近似性。實際上，現代經濟學的發展在局部獨立的同時，更多時候是各門分支理論學科互相融合和互相促進的過程并且往往最終以新古典經濟的理論作為基礎軌道。

如信息經濟學研究中，羅斯柴爾德、施蒂格利茲和格羅斯曼等學者，目前依然致力于從一般均衡角度分析信息經濟學問題并取得了豐碩的學術成果。新古典的價格理論假設框架盡管與現實相去甚遠，但它們提供了近似性的說明工具，當變量越來越多，外生變量逐一變為內生變量時，經濟模型就越來越接近現實。

新興經濟理論正是在新古典價格理論的分析框架內，將許多外生變量，例如產權、交易費用、信息、交易序次等視為內生變量加以分析，并試圖運用修正后的新古典工具來解釋經濟生活，改寫新的價格機制理論。新興經濟學的這種努力正方興未艾。

結語

盡管如此，目前經濟學界對價格機制理論的認識仍基本停留在新古典價格機制理論的水平，盡管新興經濟理論在諸多方面拓展了新古典經濟學，并間接地對其價格機制理論提出諸多挑戰性的新命題，但尚沒有學者把這些新命題較好地與新古典價格理論整合起來，形成一種對各種產品，特別是知識無形產品的價格機制均能作出較好經濟學解釋的新價格機制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