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業結構的定義。產業結構概念的最早使用始于20世紀40年代，最初產業結構概念的界定不太規范，既可以界定產業內部之間的關系和產業之間的關系，也可以界定產業內部的企業關系和產業的地區分布關系。

隨著產業經濟學的不斷發展和完善，產業結構的概念逐漸清晰化，現階段所謂的產業結構指的是國民經濟中各產業之間和產業內各部門之間的比例關系，以及產業和部門之間的技術變動和擴散的相互聯系。也有學者將產業結構概括為各產業的構成以及各產業之間的聯系和比例關系。

他們認為，在產業革命后，隨著分工越來越細化，生產部門也逐漸增多，但由于不同部門受到外部因素影響和制約程度的不同，如金融危機、能源危機和經濟過熱等，它們的增長率，雇員人數，在經濟總量中的占比以及對經濟的促進作用將表現出很大的差異。

因此，在一國或一個地區中，不同時間節點上的產業部門的組成是大不一樣的，并且各產業部門之間的聯系、比例關系和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也大不相同。因此，將包括產業的構成、各產業之間的相互關系在內的結構特性概括為產業結構。

產業結構反映著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的水平、內在活力、發達程度和增長潛力等。產業結構的劃分有多種多樣，如兩大部類分類法、物質生產和非物質生產分類法、農輕重分類法、三大產業分類法、標準產業分類法和產業發展階段分類法。

比較常用的是三大產業分類法，即把全部經濟活動劃分為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20世紀80年代起，中國也開始采用三大產業的劃分方法，把農林牧漁業劃分第一產業、制造業和基礎產業劃分為第二產業、服務業劃分第三產業。

國內外學者出于研究的需要，對產業結構進行了差異化的劃分，由于使用的是地級市層面的制造業數據，對于產業結構的劃分也有別于以往的研究?；诋a業組織理論和區域經濟理論，在梳理現有文獻和著作的基礎上，將制造業產業結構細分為產業內結構和城市產業結構。因此，對制造業產業結構影響的研究將從產業內結構和城市產業結構兩方面展開。

產業結構的相關研究。國內學者關于產業結構的研究成果豐富。在產業結構對經濟增長影響的研究方面，呂鐵和周叔蓮研究發現，現階段中國的產業結構難以適應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要求，應該通過擴大企業設備投資和推進企業技術進步的措施來完成中國產業結構升級的目標，這樣才能推動經濟的持續增長。

劉偉和李紹榮通過實證研究發現，中國過去的經濟增長歸功于第三產業的拉動，但是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對經濟增長的正效應會受制于第三產業的結構性。黃茂興和李軍軍則從技術選擇和產業結構升級的角度探究了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使用中國31個省市（區）1991-2007年的面板數據，發現技術選擇和資本深化可以促進產業結構升級，繼而提升勞動生產率，推動經濟的持續增長。

干春暉等探究了產業結構變遷對經濟增長和波動的影響，發現產業結構的高級化和合理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表現出明顯的階段化特征，現階段產業結構的合理化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程度要優于產業結構的高級化。

對于產業結構影響的研究方面，學者們從城市生產率、能源消費、最優金融結構、金融發展、收入分配等角度進行了深入的探究，并取得了豐富的研究成果。在影響產業結構因素的研究方面，國內學者從不同角度進行了一定的研究。

郭克莎探究了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產業結構的影響，發現外商投資主要集中在工業部門，并呈現周期性變動等特點，外商投資的流入加大了三次產業的結構性偏差。范方志和張立軍通過理論和實證的方法探究了地區金融結構轉變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發現中西部地區金融結構單一，制約著地區非國有經濟的發展，影響了中西部地區產業結構的升級。

原毅軍和謝榮輝基于30個省份的面板數據，探究了環境規制能否倒逼產業結構進行調整，發現，環境規制強度和產業結構調整之間呈顯著的正相關關系。汪偉等從人口老齡化角度入手，運用省級面板數據探究了對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影響，發現，人口老齡化優化了三大產業之間的結構，并且還推動制造業與服務業內部技術結構的優化。

盡管老齡化降低了生產效率，對產業結構升級帶來負面影響，但是整體上的影響依然為正。還有學者從科技創新、地方保護主義、新型城鎮化、人力資本、碳排放強度和金融集聚等角度探究了對產業結構的影響。

產業組織概述。借鑒的研究，采用產業組織理論中市場結構衡量某一具體產業的內部結構，并通過行業內企業的行為和績效來詳細刻畫產業內部結構的變化。產業組織理論可以劃分為兩個階段，即傳統產業組織理論和新興產業組織理論。

傳統產業組織理論始于20世紀30年代的美國，哈佛大學的梅森哈貝恩創建的“結構-行為-績效”范式拉開了產業組織研究的序幕，由于這個階段哈佛學派的杰出貢獻，也被稱之為“哈佛學派”。梅森在30年代初步構想了SCP框架的雛形和未來研究方向，在此基礎上，1959年貝恩完成的《產業組織》一書正式標志著產業組織體系的誕生。書中詳細論述了市場結構的概念和影響因素。

同時，貝恩也嘗試性的提出了結構、行為和績效三者之間的關系，在他看來，市場結構是基礎，決定著企業的產量、產品價格、和利潤，最終決定著市場的績效。

但由于哈佛學派過度重視市場結構的重要性，招致了以斯蒂格勒、步羅曾和波斯納等芝加哥大學學者的批評，他們認為SCP范式過于簡單武斷，市場結構、行為和績效之間的關系不應該是簡單的單向因果關系，可能存在雙向的互為因果的多重關系，比如市場中有競爭優勢的企業，他們的企業行為、企業效率會影響到市場績效和市場結構等。

1968年斯蒂格勒《產業組織》一書的問世，正式標志著芝加哥大學在產業組織理論上的成熟，由于芝加哥大學眾多學者對于產業組織理論的完善，因此該理論也被稱為“芝加哥學派”?！爸ゼ痈鐚W派”認為市場具有自我調節的能力，應該充分相信市場，減少政府的干預。

到了20世紀80年代，隨著博弈論、激勵理論和現代數學等大量新分析工具和理論被引入到產業組織分析中，標志著新產業組織理論的建立。新產業組織理論的代表作是泰勒爾的《產業組織理論》，此書以博弈論為分析工具，在一個統一的分析框架下探究了企業的競爭行為。

新產業組織理論關注的是市場行為和市場環境的互動關系，研究方向上比較重視對非競爭市場中企業組織、行為和績效的研究。不同學派和理論之間研究分析的側重點不同，但都是基于微觀經濟理論分析廠商、市場及其相互關系，研究的核心都是市場結構、市場行為和市場績效。

國內學者蘇東水認為，產業組織代表的是同一產業內企業間的各種關系，如企業間的交易關系、競爭性的行為關系、對資源的占用關系和彼此間的利益關系。

市場結構的相關研究。國內外學者從不同角度對市場結構進行了相應的研究。市場結構與創新關系研究方面，Horowitz發現市場結構（市場集中度）與R&D有正向較弱的關系。Scherer運用美國制造業數據研究了市場結構與R&D人員數量的關系，發現二者之間呈現顯著的倒“U”型關系。

不僅國外的研究結論存在一定的差異化，關于市場結構與創新關系研究方面，國內學者的研究也沒有得出一致的結論。吳延兵使用制造業數據研究了企業規模、市場力量和產權結構等因素對R&D投入的影響，發現市場集中度與R&D投入之間沒有任何關系，而企業規模會正向促進R&D的投入。

陳羽等也使用制造業行業面板數據探究了市場結構與R&D投入之間的關系，發現以勒納指數衡量的市場結構指標與創新投入之間呈現倒“U”型關系，這和Scherer的研究結論存在一定的相似性。

陳林和朱衛平則使用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探究了二者之間的關系，發現在國有經濟占比較高的行業，創新與市場結構之間呈現顯著的“U”型關系，在國有經濟占比較小的行業，二者之間卻呈現顯著的倒“U”型關系。在市場結構與財務研究方面，國內外學者的研究出發點千差萬別。Opler和Titman研究發現，行業集中度越高，處于衰退期的高債務水平的企業越可能喪失市場份額。

Phillips使用美國制造業數據探究了公司債務水平與產品市場競爭程度之間的關系，發現，二者之間呈現負相關關系。國內學者朱武祥等以燕京啤酒為研究對象，探究了競爭的市場結構與財務保守行為的關系，發現，市場結構越競爭，企業的財務行為越保守。

姜付秀和劉志彪利用上市公司數據探究了行業特性、資本結構決策和競爭性產業結構之間的關系，發現，行業特征不同，資本結構與競爭性產業結構之間的關系也不相同。

閔丹和韓立巖在戰略公司財務理論分析框架下，使用滬深2000-2005年上市企業數據探究了市場結構、行業周期與資本結構的關系，發現企業的負債率與行業集中度呈負相關關系，與行業生命周期之間呈正相關關系。上述關于市場結構與財務研究出發點的不同，大大豐富了關于市場結構與財務相關領域的研究。

關于市場結構的其他研究方面，國內學者也得出了豐富的研究結果。楊燦明探究了地方政府行為與區域市場結構的關系。江小涓以汽車、移動通信和洗滌用品行業為研究對象，探究了跨國投資與制造業市場結構變化之間的關系，以及對外商投資企業競爭行為的影響。

發現中國開放進程的深入，跨國企業以競爭為主，并且促進了中國競爭性的市場結構。張立民和管勁松則對審計行業市場結構進行了客觀分析，發現中國A股審計市場還沒有形成壟斷競爭的市場格局，也沒有表現出專業化的特征，僅存在一定的地區分割現象。

李曉鐘和張小蒂以中國汽車行業1998-2008年的數據，探究了市場結構與市場績效之間的關系，發現中國汽車行業的市場結構已經發生改變，市場集中度與市場績效之間呈正相關關系，并且由于企業類型的差異，二者之間的關系存在一定的異質性。

結語

徐朝陽和周念利探究了市場結構內生變遷與產能過剩治理的關系，發現隨著行業逐漸趨于成熟和不確定性的減少，具有相對優勢的企業會采取擴大規模的策略來淘汰劣勢企業，進而形成合理的市場結構和產能利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