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居不易。

　　文 | 華商韜略 耿康祁

　　公元803年，一個后生考中了進士，待業三年終于得到一份“校書郎”的工作，相當于在唐朝中央文獻研究室當研究員。

　　每月一萬六千錢的薪水，讓他只敢在長安五環外的長樂里，租四間茅草屋。

　　存錢二十年，仍買不起長安房子的他，無奈寫下“長羨蝸牛猶有舍......且求容立錐頭地”的感慨。

　　這位后生，正是唐代大詩人白居易。

　　但白居易好歹還有份不錯的差事，有馬代步、有兩個仆人。他的前輩杜甫，就只能在秋風瑟瑟中，孤零零地大呼“安得廣廈千萬間”。

　　千百年來，“安居”都是一個奢侈的夢想。

　　【上世紀的“中國房事”】

　　民國年間社會動蕩，大多數人不敢買房。這造就了租房市場的興盛。

　　當時的上海有三百萬居民，租房住的有二百萬。作家郭沫若就曾攜妻帶子租住亭子間，跟石庫門里其他租戶共用一個廚房、一個水龍頭。

　　郭老推開西窗，鄰居家的客廳立馬暴露在眼前：鍋碗瓢盆、孩子吵嚷，各種雜音像環繞立體音響，以至于“剛一動筆，腦子里亂打架”。

　　散文家梁實秋也有類似經歷，他在《亭子間生涯》里吐槽：“廚房里殺雞，無論躲在哪一個角落，都聽得見雞叫。廚房里烹魚，可以嗅到魚腥?！?/p>

　　名人尚且如此，販夫走卒的居住狀況，可想而知。

　　他們住不起正經房子，只能住月租一塊多錢的小棚子。這些小棚子一個個連在一起，組成棚戶區。1950年的調查顯示，上海棚戶區居民占上海人口的1/4強。

　　▲上海窩棚 來源：上海歷史展覽館

　　進入新中國，萬象更新。

　　房屋被納入公有范疇，城市實行“統一管理、統一分配、以租養房”的福利分房制度。即城鎮居民的住房，主要由所在單位解決，并以極為低廉的價格分配給職工居住。

　　30平方米的房子，月租金也不過三四角，只相當于一斤豬肉的價格。

　　1961年，住在上海里仁坊居民樓的阿三在一篇題為《我的住房》中激動地寫道：

　　“我今年六十五歲了，在舊社會吃盡了苦頭。因為繳不出房租，被趕出流落街頭。只好去住放死人棺材的‘會館’，里面陰森森的黑得怕人……我現在住的是一所很好的朝南樓房，有玻璃窗，空氣流通，陽光充足，冬天暖洋洋，夏天涼風徐徐吹來，真叫人舒暢?！?/p>

　　這樣的文章屢見報端，當時的《杭州日報》甚至開出專欄，呼吁大家“不忘舊社會住房子的苦，珍惜新社會住房子的甜”。

　　分到一套房子，是當時城鎮職工最具幸福感的人生大事。以至于到九十年代末，人們進城找工作時，仍然不忘問上一句：“你們這個單位分房嗎，什么時候分？”

　　但免費的午餐，喂不飽瘋狂增長的人口需求。

　　1950年到1977年，國家投資建設住宅面積為4.93億平方米，年平均建房約1826萬平方米。對應的中國人口，卻從5.41億增長到9.37億，凈增73%，城鎮人口更是翻了一番。

　　盡管新增建設面積，相當于給每個城鎮新增人口建設住房9.42平方米。但相比于1949年人均8.3平米的城鎮住房面積，1980年反而滑落到7.18平米。

　　人口密集的上海，尤其突出。

　　9平米住一家三代8口人、全家住在一個直不起身的閣樓……這些故事，幾乎人人熟知。在80年代末，人均2平方米以下的家庭，全上海有幾萬戶。

　　如何解決住房需求？這個難題，并沒有在領導人的考慮范圍之外。

　　1978年10月，在視察了幾十棟北京新建的公寓住宅樓后，改革開放總設計師忽然問身邊的同志：“居民住房可不可以成為商品？”

　　這個問題，當時沒人敢回答。

　　但隨著時代前進，房改的路子，卻慢慢走了起來。在國家突破了福利分房制度后，又融入公房補貼出售政策，回收資金用于新的房屋建設。

　　1986年，提租補貼方案開始試行。月租金由原來的0.07-0.08元/平方米，提高到1元以上，相當于成本租金的80%左右。

　　沈陽市北制藥廠按此方案，每年回收125萬元用于再建房，然后以優惠的商品房價格出售給工人。第一年150套的名額，就有超過500人申請。

　　1998年，被稱為中國住房制度改革里程碑的國發〔1998〕23號文件出臺，宣告了福利分房制度的終結和商品住房制度的開始。

　　這一年，戶籍制度進一步松動。

　　“凡在城市有合法固定的住房、合法穩定的職業或者生活來源，已居住一定年限并符合當地政府有關規定的，可準予落戶。”

　　房地產逐漸成為支柱性產業，但浪潮卷起的，還有浩浩蕩蕩的“進城大軍”。

　　【身在異鄉為異客】

　　農民工，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繞不開的群體。

　　農民工這個詞的第一次出現是在1965年，作者于嘉珍在《黃河建設》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提到“農民工”是黃河修堤岸中的擎天柱。

　　改革開放之后，城市經濟引擎啟動，市場對于增量勞動力的需求持續擴張。根據農業部統計數據顯示，從1984到1988年，非農轉移的農村勞動力數量由2161.4萬上升到8611萬。

　　農民工來到城市，首先面對的問題并不是工作，而是住所。

　　工廠為了招攬勞動力，往往會提供集體宿舍來吸引工人。但集體宿舍的生活，常常不是美好的回憶。

　　1976年出生的工人老趙，在工廠集體宿舍住了十年。他至今記憶猶新的，仍然是住宿舍的人，每天為了搶水吵架乃至大打出手的樣子。

　　水龍頭的開關大權由廠方掌握，為了節約用水，只在晚上8點到10點開放大水流。無論是早上洗臉刷牙，還是晚上沖涼洗衣服，工人在為數不多的水龍頭前排隊是日常。

　　生活的不便，遠不止這些。

　　雖然居住成本低，但用電、用網等都有限制。七八個甚至更多人擠在同一間房，沒有成人的私人空間可言。而一些建筑工地搭建的簡易鐵皮房，更是“冬冷夏熱”。

　　不舒服還是其次，不自由更令人感到壓抑。

　　以擁有45個工廠和近67萬員工的富士康為例，有學者研究過里面工人的宿舍生活后，直言“宿舍就是生產管理的延續”。

　　雖然園區里銀行、醫院、郵局、超市、網吧、健身房等公共設施一應俱全，儼然一個小城鎮。但這個“城鎮”，既封閉，規矩又多。

　　2011年的一份問卷調查顯示，富士康85%以上的工人每個月休息4天或少于4天。

　　為了減少洗衣晾衣時間投入，員工不能自己洗衣服，由富士康進行統一洗衣服務；宿舍里不能抽煙、喝酒、打牌，進出宿舍樓都要刷卡。

　　一位廊坊的工人表示：“如果連續3天不刷卡，就默認沒回宿舍睡覺?！睉土P方式，是取消床位，得自己去外面租房住。

　　大概為防止工人之間過于熟識，抱團鬧事。工廠還會通過將老鄉分散安排住宿的方式，將其社會關系切割開，并限制隨意串門。

　　缺乏娛樂、進出自由和人際交往的生活環境，很容易帶來緊張的壓抑感。久而久之，大家都感受不到集體生活的熱鬧，唯一想法就是“里面人際關系太冷淡，找不到傾訴對象”。

　　大量遠離家鄉的“時代淘金者”，則形成現代安居史上，另一特色鮮明的群居景觀——城中村。

　　1995年，從北京天安門廣場南行5公里，剛跨過南三環，就會被甩入一個“擁擠而又奇幻”的漩渦。

　　這里人來人往、南腔北調。打扮光鮮、拿著大哥大，開著奔馳豐田的生意人，竟和拎著大包小包的打工仔，都住在臨時搭建、簡陋擁擠的小平房里。

　　這就是“浙江村”。

　　80年代以后，浙江溫州地區進京經商的人，在這里自發形成了聚集區，以服裝生產和銷售為主。

　　生意人多了，生活需求自然增多。于是，賣水晶糕的、美容美發的、做海鮮生意的，都蜂擁而至。

　　生意門店多了，用工需求也增長起來。

　　從經商人的親戚朋友老鄉，到打工人的親戚朋友老鄉，逐漸枝分葉散。不過幾年，外來人口已經有10萬之巨，是本地人的五六倍。

　　整個社區變成了以溫州人為中心，當地村民紛紛搭建房屋出租。以至于北京豐臺區政府曾在一份正式文件里，開篇指出：京城人不知南苑鄉者有之，不知“浙江村”者無幾。

　　1988年，嫁過來十幾年的馬村居民李桂芝，把丈夫家的小四合院出租。原本3個人的屋子，硬是擠進了8戶溫州人，變成了40多人共同居住。

　　在英國牛津大學社會人類學教授項飆的記述中，李桂芝講起出租致富之道：“還是我們那口子有眼光，花了兩千多塊錢，又搭起了三間小房。”

　　八間房子的租金，一個月可達2000多元，而李桂芝夫婦的工資加起來還不到1000元。

　　但這并不意味著，本地人就很歡迎外來人。

　　住在大紅門后街的居民董帥前抱怨道：“浙江人來了，是活躍了經濟。但這社區也變亂了，有的仗著人多，房租說不給就不給。更不用說這衛生，大紅門都快成尿盆街了，你看這廁所臟的，都踩不下腳！”

　　這其實與個體的素質關系有限。自發聚集的社區，往往缺乏公共規劃、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的投入，臟、亂、差，似乎是難以避免的結局。

　　遠在兩千多公里外的廣州羊城村，同樣如此。

　　“村里對外來人還是很有成見的，因為治安差基本都是外來人在鬧事”，1997年搬來的湖南銷售員孫某如是說。

　　更令他感到麻木的是：“我在這里住了5年，基本上很少和村民來往，就是一種房東與房客的關系?！?/p>

　　這幾乎是城中村的常態，外來人員多是為了致富或生存，打工賺錢是第一動力。對于背井離鄉的他們來說，身在異鄉為異客，無論外面的世界多么繁華，他們終究要落葉歸根，也就無意在臨時駐扎的城中村里，結交工作、生意之外的朋友。

　　房東眼里，外來人只是“流動的人口”。保持簡單的經濟來往關系，反而收租更省心。

　　在浙江村，很多房東把所有房子都租出去，自己則遠離這片被外地人“侵占”的領域，僅每月來收一次租金。

　　這樣的場景，至今仍然在現實中上演。

　　到2019年，深圳只有16%-17%的房子是商品房，超過60%是城中村的租賃房，還有超20%是工廠提供的集體宿舍。

　　工廠集體宿舍里，找不到家庭的溫暖，一切都是為了生產做準備；城中村里，房東與房客的關系往往形同陌路，外來群體聚集地像是城市中的孤島。

　　他們無法融入這里，他們只是漂泊的外鄉人。

　　【蝸居的蟻族】

　　2009年，一部電視劇大火。

　　劇情講述了1998年大學畢業的郭海萍和蘇淳，拖著行李來到江州市。并在只有10平方的老式建筑里租房而居，為買房上演了一出出悲歡離合。

　　這部叫做《蝸居》的電視劇，正如它的名字，像一根針刺到了當代青年的生存隱痛。

　　1999年，國家通過高等教育擴招政策。到2003年，中國普通高校本專科生在校人數超過1000萬。

　　藍領不再是進城謀生的唯一主角，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懷揣著夢想蜂擁而至“北上廣深”。

　　1997年5月，丁磊在廣州8平米的出租屋里，拉著三個人創建了網易公司；非典時期，劉強東虧掉了幾乎所有的錢。他只能將自己關在北京的出租屋里，邊吃泡面邊思考未來。

　　他們是時代的幸運兒，寒微時的租房經歷，反而成為人們津津樂道的大佬往事。

　　但更多的普通人，無論是?？票究七€是985、211院校畢業生，大多面臨著相似的情況：飽和的就業市場和低廉的薪資。

　　根據2006年中國社科院發布的“藍皮書”預測：2007年，中國城鎮需要就業的人口將超過2500萬人，而新增加的就業崗位加上自然減員一共只有1000萬個。

　　這種窘迫，使他們在選擇住址時，不得不優先選擇租金便宜的城鄉結合部或近郊農村，作為初入社會、人生落腳的第一站。

　　2007年，位于北京西北五環外的唐家嶺，曾經居住著四五萬“北漂”的年輕人。

　　他們平均工資在2000元左右，人均月租金則達377元。加上水電費，意味著約工資的20%都要用于住房。

　　他們的居住面積，大多不足10平米。簡單的房間里，通常只有一個床位和一個桌子，再無其他。

　　他們每天吃兩頓飯，坐兩個小時公交車通勤，從家到公司兩點一線。只為了一個簡單的夢想：月薪能夠漲到七八千元，存點錢回家買個房子。

　　在接受北京大學政治學博士廉思訪談時，一個在小公司做財務的湖北女孩何易，慷慨激昂地宣告“以我現在的資本，當然很難。但是只要我破釜沉舟考過注冊會計師，這個目標就很容易實現了?！?/p>

　　廣告設計專業的梁亦嫻，則自信地說：“我的能力比較強，另外我很細心，就算是去做掃地這樣的工作，我也一定比別人掃得干凈。”

　　廉思在其調查中，將這群年輕人稱之為“蟻族”。

　　他提到，螞蟻有25萬個腦細胞，是所有的昆蟲中最聰明的物種之一。它們又很弱小，一陣風就能將其從任何高處吹落到塵土中。但它們卻以勤勤懇懇、全力以赴的工作態度，群居而生。

　　“這些特點，都是低收入聚居的大學畢業生群體的真實寫照?！?/strong>

　　即便是住在條件簡陋的小窩里，這些年輕人也沒有停止過憧憬未來。

　　但市場亂象如同水藻，也在需求旺盛時泛起，黑中介成為令年輕打工人痛恨的頑疾。

　　鏈家創始人左暉曾在一個采訪中說：“1992年我大學畢業，2004年買了第一套房子。中間這12年，我一直在租房，換了10個房子，也曾經被騙得一塌糊涂?！?/p>

　　58同城創始人姚勁波1999年畢業開始北漂時，也被房產中介騙過錢，“信息不對稱”甚至讓他交出所有積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