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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冬季的一天，平日里熱熱鬧鬧的成都機場顯得格外冷清，轟隆隆的飛機轟鳴聲宛如一首莊嚴肅穆的樂曲，在迎接特殊“客人”的到來。

兩位軍人神色匆匆地從飛機上下來，來不及休息片刻便直奔四川省委大院。

周總理

在出示介紹信后，他們二人便見到了四川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委主任、成都軍區政委劉興元，省委書記、省革委副主任李大章及省委書記段君毅。

二人向他們傳達了周總理的指示：將一個“神秘”的骨灰盒改名換姓后妥善安放，并嚴格保密。

后來，在幾人的安排下，這個“神秘”的骨灰盒成了成都市殯葬管理所骨灰架上的“273號骨灰盒”，放在了不起眼的位置，它的主人被命名為王川。

直到四年后，中央專案審查小組才來到成都，揭開了“273號骨灰盒”的秘密，真相讓人淚目。

那么，這個神秘的“273號骨灰盒”的主人到底是誰？周總理為何要安排將其秘密存放？骨灰盒的主人和周總理又是什么關系呢？

毛主席和彭德懷

一、周總理生前的絕密保護任務

1966年，彭德懷的身體每況愈下，從1970年起，他開始便血，大便次數也開始增多，但是他并沒有當回事，因為抗戰時在敵后就有過這種情況。

但是，接下來，彭德懷的病癥越來越嚴重，除了便血次數增多，他還開始肚子痛，渾身無力，這才引起了大家的關注。

1973年4月17日，彭德懷被緊急送進301醫院，內外科會診后，他被確診為直腸癌，且已經是中晚期了。

經醫院的專家商量后，決定立即為彭德懷進行手術。可是彭德懷清楚自己的身體狀況，他極力反對為自己做手術。

但如果做了手術，還有一絲希望，如果不做手術，他的病情會惡化得更快，就真的完全沒有希望了。

就在大家糾結煩惱的時候，周總理聽說了這件事，他立刻通過醫院的專家了解了情況，并給出指示，要求醫院一定要為彭德懷做手術，保住他的性命。

彭德懷的侄女彭鋼趕緊將周總理的指示轉達給了彭德懷，在大家的堅持下，他才終于答應了做手術。

但是由于彭德懷的病情太過于嚴重，手術效果甚微。

彭鋼

至1974年元旦時，彭德懷的病情已經惡化得很厲害了，此時的他已經半身癱瘓，生活不能自理。

彭德懷感知到自己的生命已經進入了倒計時，他對探望的親屬交代，一定要把自己的骨灰送回老家，埋在地下，作為肥料，上面種上果樹。

到九月份的時候，彭德懷病危，他的左側肢體癱瘓，右下肢浮腫，小便失禁，舌頭發硬，說話不清，情況十分危急。

11月29日14時50分，已經深度昏迷兩個月的彭德懷再也忍受不住病痛的折磨，終于咽下了最后一口氣。

周總理

得知彭德懷去世的消息后，身患重病的周總理痛心疾首，但是悲痛過后，他立即想到了一個重要問題，那就是彭德懷的骨灰存放問題。

周總理思考過后，立即對此做出指示：將彭德懷的尸體秘密火化，并精心保管其骨灰盒，不準換盒，以備查找！這是周總理生前下達的最絕密的保護任務。

于是，兩位軍人把彭德懷的骨灰由北京秘密送到了成都，曾經威武的彭大將軍成了隱姓埋名的“273號骨灰盒”。

二、真相大白，“273號骨灰盒”重見天日

1978年，中共中央決定為彭德懷同志籌備追悼會。

彭梅魁

既然要籌備追悼會，那就肯定要找到彭德懷的骨灰，可是，就連彭德懷最親近的大侄女彭梅魁都不知道彭德懷骨灰的去向。

彭梅魁只記得，在彭德懷去世后，她被通知去見了遺體最后一面，然后遺體就被帶走了。

從彭梅魁這里沒有得到線索，追悼會籌備小組便踏上了尋找彭德懷骨灰的艱難路程。

幾經輾轉后，追悼會籌備小組找到了彭德懷的遺孀浦安修，浦安修向他們提供了一條重要的線索：彭德懷的骨灰可能在四川成都。

可是，彭德懷明明是在北京去世的，他的骨灰怎么會在成都呢？在場的人面面相覷。

浦安修

看到大家疑惑的樣子，浦安修忍住悲痛，說出了事情的經過。

據浦安修所說，在1975年的時候，李大章被調到了北京，擔任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他的愛人孫明也隨著他一起到了北京。

而孫明和浦安修是舊識，兩人曾在太行山中共西北局婦委共過事。

孫明到北京以后，經常與浦安修來往，兩人在一次閑談中，孫明透露出當時彭德懷的骨灰被送到了成都，是由李大章安排存放的。

浦安修聽到這一消息后，欣喜若狂，立即追問詳情，可是孫明表示自己并不了解具體情況。

李大章

而李大章，已經于1978年5月在北京病逝，當初和李大章一起共事，并知道彭德懷骨灰下落的劉興元和段君毅也先后調離了四川。

后來調到四川工作的省委主要領導對此事都是一無所知，好不容易得來的線索到此中斷了。

但是，相關負責人還是在第一時間向中央有關部門匯報了這件事，中央軍委作出指示：趕緊與四川聯系，盡快找到彭德懷的骨灰。

1978年12月中旬，中央專案審查小組辦公室派人到成都找到了省委主要領導，接待他們正好是當年參與骨灰安放工作的張振亞，此時他已經是四川省委副秘書長。

張振亞了解到專案組的來意后，很是吃驚，他急忙說道：“當初彭總在四川工作過，我是知道的，可是我從來沒聽說過他的骨灰在成都呀。”

中央專案組的人問道：“你可知道四年前，曾有人從北京送來了一個骨灰盒？那就是彭總的。”

張振亞急忙解釋道：“我知道這件事，我當初也參與了這個骨灰盒的安放工作，可是我記得那個人叫王川呀。”

張振亞此時還不知道王川就是彭德懷的化名，可是中央專案組的同志是知道的。

因為他們此前已經在當時的一份報告上發現了這件事的相關記載。

張振亞知道了事情的來龍去脈后，立刻驅車到殯葬管理所找到了“273號骨灰盒”，在確定它完好無損后，張振亞長出了一口氣。

兩周后，彭德懷的骨灰被接回北京。

彼時，北京城內萬家燈火，一片祥和，載有彭德懷骨灰的專機特意圍著北京城繞了兩圈，這盛景是對彭德懷最大的慰藉。

追悼會后，彭德懷的骨灰盒被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殯儀館第一室，與他的老戰友朱德、陳毅、賀龍等長眠在一起。

三、周總理和彭德懷之間的深厚情誼

其實，周總理在病重之時還能關心，并妥善安排彭德懷的骨灰盒，不僅僅是出于周總理對革命戰友的愛護，更是因為他們之間深厚的情誼。

彭德懷和周總理相識于三十年代的中央蘇區，彭德懷作為紅三軍團的軍團長，在紅軍總政委周總理麾下沖鋒陷陣。

后來，周總理和彭德懷在長征途中、抗日前線、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中都結下了深厚的友情。

在長征時期，由于艱苦的生活環境，周總理病倒了，但是作為隊伍的主心骨之一，他知道自己不能倒下，只能拖著病體繼續指揮前進。

但是，不久之后，周總理的身體就承受不住了，長期的高燒導致他肝膿腫，身體十分虛弱，連在平地上行走都困難。

當時，周總理正跟著彭德懷指揮三軍團，彭德懷在意識到周總理的病情嚴重后，毫不猶豫地決定抬著周總理走。

可是，在當時的條件下，抬著一個人行走談何容易，但彭德懷卻堅持自己的想法，他交代身邊人說，寧可裝備丟掉一些，也要把周總理抬出草地。

接下來的時間里，彭德懷一邊惦念著擔架上的周總理，一邊走在隊伍最前面探路，歷經艱險。

最后，經過六天六夜的跋涉，彭德懷終于將周總理順利帶出了草地，彭德懷對周總理，可謂是救命之恩。

閻錫山

抗日戰爭爆發后，國共兩黨再次合作，1937年9月，周總理在彭德懷的陪同下，來到雁門關，與時任國民黨第二戰區司令長官的閻錫山商討作戰事宜。

可是，狡猾的閻錫山卻給出了一個對共產黨很不利的方案，讓八路軍打正面，與日軍硬拼，以消耗八路軍的力量，保存自己的實力。

周總理一下子就看穿了閻錫山的詭計，但是為了兩黨的合作事宜，他也不好直接揭穿閻錫山，只得從其它方面找突破口。

周總理并沒有反駁閻錫山的作戰計劃，但是他在分析這個計劃的時候卻更加深入地分析了兩黨的優勢和劣勢，最后得出結論，提供了一個更好的作戰方案：讓八路軍發揮特長，運用游擊戰和運動戰相結合的方式，與國民黨一起圍殲日軍。

彭德懷對周總理的想法心領神會，周總理一提出意見，彭德懷便立即接話，將周總理作戰方案的可行性進行了更加深入的分析和肯定。

就這樣，周總理和彭德懷的一出“雙簧”將閻錫山的惡毒計劃徹底打破。

最后，在周總理的作戰方案下，我軍大獲全勝，不僅殲滅了不少日軍，還提升了八路軍在軍中的威望。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彭德懷作為中國人民志愿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帶領大軍趕往朝鮮作戰。

可是，由于長時間高度緊張的工作，加上工作環境惡劣，彭德懷在1952年4月就病倒了，他的前額左眉上長了一個腫瘤，且大量便血，病情很是嚴重。

周總理在得知彭德懷的病情后，焦急萬分，他立刻安排彭德懷回國住院治療。

后來，彭德懷病好出院后，堅持再到朝鮮戰場上去，可是中央卻考慮到他大病初愈，不便再上戰場，便留他在中南海居住。

為了研究對彭德懷接下來的工作安排，政治局專門開會，會上，周總理直接提議：“我建議彭德懷同志代替我主持軍委日常工作。”

從此，彭德懷又一次進入了統帥部，肩負起新的軍事使命。

特殊時期，周總理時刻掛念著彭德懷，他曾發文給成都軍區：“要絕對保證彭德懷的安全。”

彭德懷生病后，周總理積極了解病情，為他安排治療。

彭德懷去世后，周總理不顧自己的病體，又安排了他的骨灰盒保護工作。

在革命道路上，周總理與彭德懷一直都是相互敬重，相互信任，相互依賴的。

保護彭德懷的骨灰盒應該是周總理為他的革命老友做的最后一件事了。

彭德懷親屬在追悼大會上合影(1978年)

結語：

彭德懷骨灰的悲愴迷蹤是那個時代的悲劇，周總理對革命老友的關懷是這悲劇中一抹亮麗的色彩。

透過這悲劇，我們看到了周總理的博愛與無私，也看到了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之間真摯的情感和深厚的友誼。

參考資料：

1、《世紀風采》雜志：彭德懷骨灰的悲愴迷蹤

2、馬濤：1978年彭德懷骨灰回歸八寶山公墓始末

3、張寶善 李暉：周總理與彭德懷的生死情誼

4、中國網：痛憶：新中國十大元帥最后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