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偉大領袖在上海與羅稷南等文學界人士交流時，與魯迅相關的一問一答成為了到現在人們都津津樂道的“羅毛談話”主要內容。

羅稷南與毛主席

羅稷南原名陳小航，又叫陳子英，筆名賀非，也曾用筆名尊聞翻譯意大利作家范士柏《日本的間諜》，與網上流傳的毛主席“老鄉”甚遠，他實際是云南順寧人，生于1898年。

如若所陳小航的愛國啟蒙，那一定是他的父親陳寶航，其父支持蔡鍔云南起義，并且做出了許多努力。

后來，陳小航一路求學，最終考上了北大。

陳小航雖然只是一個讀書人，但其骨子中的中國氣概從未有所消弭，在看著國家的亂局之后，他毅然選擇棄筆從戎，在十九路軍總指揮、抗日名將蔡廷鍇身邊任發言人和秘書。

“九一八”事變后，陳小航與蔡廷鍇隨十九路軍前往滬寧沿線，就此參與到了淞滬抗戰之中。

1933年11月，十九路軍將領蔡廷鍇、陳銘樞、蔣光鼐聯合國民黨內反蔣派李濟深等，在福州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

就在這時候，蔡廷鍇派陳小航去蘇區瑞金和共產黨談判共同抗日事宜，當時偉大領袖曾設宴款待陳小航，這是他第一次見到偉大領袖。

陳小航后來改名羅稷南其實也是受了文學作品和戰爭生活的影響。

西班牙作家塞萬提斯的長篇小說《堂吉訶德》刻畫了當時西班牙社會的廣闊圖景，揭露了封建統治的黑暗腐敗，表現了文藝復興時期具有進步意義的人文主義思想。

其主人翁西班牙騎士堂吉訶德勇猛無畏，又高又瘦，而他有一匹名叫羅稷南的得力坐騎，數次與他出生入死立下汗馬功勞，與堂吉訶德配合極為默契，蔡廷鍇將軍同樣又高又瘦，勇猛無畏，兩人在很多方面都頗為相似。

正是因為如此，當時軍界都把蔡廷鍇開玩笑地稱作堂吉訶德，而陳小航又常年跟隨在蔡廷鍇的左右，與其形影相隨一起征戰沙場。

在《堂吉訶德》的影響下，陳小航覺得自己就像是蔡廷鍇麾下的忠心戰馬，就如同堂吉訶德與他的坐騎一樣，于是陳小航為自己取名為羅稷南，其含義與用心從此就可以看出。

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失敗后，羅稷南先生前往上海定居，開啟了自己的翻譯工作。

1949年7月2日，在北京召開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羅稷南先生作為代表參加以馮雪峰為團長的南方代表團二團出席。

同年11月13日，上海市翻譯工作者協會成立大會在上海舉行，大會通過了章程，并推選了羅稷南等19位文藝工作者成為執行委員。

羅稷南先生是云南人，在西南地區有其影響，所以1950年偉大領袖曾給他寫過信，要他回云南出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而當時擔任西南軍政委員會文教部長的楚圖南，曾委任他擔任云南大學校長，他均未應約，而是在上海專心于翻譯工作。

就在1957年7月7日晚在上海中蘇友好大廈的那次座談會上，毛主席就曾當面感謝羅稷南翻譯了梅林的《馬克思傳》，說他為中國人民做了一件好事。

在上海，羅老和許廣平、周建人、馬敘倫等多有交往，并在鄭振鐸主編的《民主》，唐弢、柯靈主編的《周報》等進步報刊上寫文章，他和唐弢、柯靈等人一起發起了中國民主促進會。

新中國成立后，羅稷南先生的組織關系一直在上海市文聯，1952年華東、上海文聯調整干部住房時，就分配他夫婦倆住進法華路一幢花園洋房的三樓，面積有一百多平方米，但是羅老不拿政府工資，和巴金一樣，生活全靠稿費所得，在文聯就只他們兩人。

在上海度過晚年的羅稷南先生潔身自好，生活過得平靜。

羅稷南先生還是上海市歷屆人大代表、上海市文聯委員、上海市作家協會理事。

1957年，偉大領袖在上海與羅稷南等文學界人士舉行會談，會上羅稷南對毛主席提出了一個問題：“如果魯迅現在還活著，那么他現在會怎樣呢？”

這原本是一個帶有一絲閑談性質的問題，毛主席聽后卻頗為認真地回答：“以我的估計，魯迅要么是關在牢里還是要寫，要么他識大體不作聲。”

這番對話讓在場的人都吃驚不已，彼此都默契地秘而不宣，直到數十年后才被當作是一個塵封的秘密曝光。

上海作協于1958年6月13日舉行理事會擴大會議，成立了新的書記處，羅稷南先生增選為書記處書記。

在上海，羅稷南先生身兼數職，名義上雖然是自由職業者，無須上下班，可以坐在家里埋頭搞翻譯，但社會活動仍然頻繁，尤其是市人大和文聯，免不了需要去參加一些活動和會議。

對毛主席十分敬佩的魯迅

魯迅晚年正處在我國社會最黑暗和最危急的時期，國民黨反動派對中國革命進行殘酷的軍事“圍”和文化“圍”，日本帝國主義日益瘋狂地侵略中國。

在這中華民族生死存亡之時，偉大的愛國主義者魯迅滿懷信心地把希望寄托于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

據馮雪峰、茅盾回憶，開始，魯迅對毛主席的了解并不多，但他只要有機會就積極主動地進行了解。

一九三一年，從江西蘇區傳來中央紅軍一舉粉碎蔣介石親自指揮的第三次反革命“圍”的勝利消息，魯迅聽到消息后非常高興，當場就興奮地對來議事的馮雪峰說：“那國民黨天天都在在報紙上大放厥詞說朱毛如何如何，這樣看來朱毛卻是先把他們嚇壞了！”

隨后，他轉而問在場的茅盾：“朱德、毛委員你們認識嗎？我只知道南昌暴動有朱德，其他的很不了解。”

茅盾告訴魯迅，他在“五豐”運動前就認識了毛主席，一九二六年春在廣州毛主席還是他的頂頭上司，并詳細向魯迅介紹了自己在大革命期間與毛主席共事的情況。

茅盾見魯迅聽得出神，又介紹說：“毛委員是共產黨里的大學問家，博聞強記，談笑風生；他的夫人楊開慧卻相反，是個賢淑溫柔之人。”

魯迅聽后很感嘆地說：“過去只聽說毛委員是搞農民運動的，想不到還是個學者，而且已有了家眷。”

接著，魯迅又關切地問：“不知他有多大歲數了？”茅盾說：“大約比我大兩三歲。

之后他又十分感概地向魯迅介紹：“在廣州時，他給我的印象是個白面書生，誰料到現在竟然能指揮千軍萬馬！”這使魯迅肅然起敬，現出更加仰慕的神情。

后來，特別是一九三六年四月，馮雪峰作為黨中央的特使專程赴上海面見魯迅，并通過魯迅恢復與上海地下黨的聯系。

其間馮雪峰與魯迅作過多次長談，馮雪峰把幾次反“圍”勝利與失敗的經驗教訓、紅軍長征的經過、遵義會議的情況等，一一向魯迅作了介紹。

魯迅這一切極感興趣，每提到毛主席等中共領導人時，他都流露出親切信任之情。

之后，魯迅還特地把美國進步作家史沫特萊請到自己家里，由馮雪峰向她更詳細地介紹毛主席領導紅軍長征一幕幕動人的故事。

一九三六年魯迅大半時間在病中。

魯迅在談到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時，他感受到自己跟共產黨和毛主席的親密關系，于是想到中國革命勝利的前途，他那因病而略帶陰郁的臉色變得晴朗起來。

手上拿著紙煙，橫躺在床上休息了一會兒，微笑著從床上起來，在窗前的書桌前站著，半向著坐在書桌旁邊的馮雪峰，半向著窗子，一手橫在胸前托著另一只拿著紙煙的手的手肘，說：“我想，我做一個小兵是還勝任的，用筆！”

此時，魯迅對毛主席及毛主席領導的紅軍長征的態度和心情，已然很夠說明問題的了。

所以，正如茅盾在《茅盾自傳》、林志浩在《魯迅傳》寫到的，當病中魯迅得知偉大領袖領導的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陜北后，他即與茅盾通過史沫特萊托人經巴黎轉莫斯科，向陜北毛主席、朱德發出慶賀長征勝利的電報。

在電報中他贊揚紅軍長征“是中華民族解放史上最光榮的一頁”，并充滿激情地說：“在你們身上，寄托著人類和中國的將來。”

當魯迅完全認識到毛主席和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后，他對毛主席等共產黨人的崇敬，進而發展到給予力所能及的具體實際的關懷和幫助了。

魯迅了解到毛主席在延安缺書看時，他就把自己的著作《吶喊》、《彷徨》和一些舊小說，輾轉托人送到陜北。

后來，魯迅編輯的瞿秋白文集《海上述林》（上卷）出版了，他在第一批要贈送的人員清單上寫著“內三”即內地陜北黨中央所在地三本，他具體向送書人交其中皮脊面的一本是送給“M”（毛主席的代稱）的。

魯迅對陜北生活艱苦，又嚴重缺鹽等問題也表示出極大的關注，他特地用稿費請馮雪峰從北京、天津、上海、西安等地購買了火腿、肉松等食品，由周文、徐漢堯交給王林帶往陜北保安。

偉大領袖見到魯迅轉送來的食品時，沉思了一陣，高興地大笑起來，十分感激而風趣地說：“可以大嚼一頓了”。

千里巡招送火腿，可見魯迅對毛主席等共產黨人是何等的崇敬和關懷。

魯迅對毛主席的崇敬更表現在他對毛主席的主張的擁護和捍衛上。

據馮雪峰回憶，在魯迅知道毛主席最初就堅持而且實行了對紅軍及革命根據地的創建后，他常常談到紅軍，幾次這樣說：“要革命，就要有軍隊，我也倒是一向就這樣想的。”

說這樣話的時候，魯迅的心情非常明顯地表明他擁護和贊賞毛主席的遠見卓識。

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陜北后，毛主席提出抗日統一戰線的號召，魯迅表示堅決擁護，他在《答徐懋痛關于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中說：“中國目前的革命的政黨向全國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統一戰線的政策，我是看見的，我是擁護的，我無條件地加入這戰線。”

魯迅又對托洛茨基派對偉大領袖一致抗日主張的攻擊，公開發表《答托洛茨基派的信》，予以堅決有力的反擊：

“你們的‘理論’確比偉大領袖先生們高超得多。高超當然是值得世人敬佩的，但若是這高超被日本侵略者所歡迎，那么這高超就毫無疑問要從圣壇上跌落下來，掉到地上最不干凈的塵埃里去，你們的高超的理論，將不受中國大眾所歡迎，你們的所為有于中國人現在為人的道德。”

也就在魯迅的同一封信中，他對毛主席等共產黨人大加贊賞，說他們是“那切切實實，腳踏實地，為千千萬萬國人生存而流血的奮斗者。”

這不僅流露出魯迅對偉大領袖的敬仰之心，而且說明魯迅是在與偉大領袖肩并肩地向著敵人英勇地戰斗了。

偉大領袖與魯迅的心息息相通

魯迅也是毛主席很信賴和評價最高的人。

毛主席早在井岡山時期就十分關注魯迅，一九三三年秋，馮雪峰從上海剛調到中央蘇區工作，偉大領袖即約馮雪峰談話，了解魯迅的情況。

一次，偉大領袖親自來到馮雪峰住處，一見面就跟他說今晚來的目的就是想一起聊聊魯迅。

他通過馮雪峰全面了解了苦斗在上海的魯迅的思想、工作、生活和健康狀況，之后面露遺憾地對馮雪峰感嘆了一句：“五四時期我在北京時，當時見過不少從事新文學的人，包括李大釗、陳獨秀、胡適、周作人，就是魯迅沒有機會見”。

當他聽說，“有個日本人說，中國只有兩個半人懂得中國，一個是蔣介石，一個是魯迅，半個是偉大領袖。”

毛主席先是哈哈大笑，然后用贊賞的口氣說：“這個日本人還不簡單，他以為魯迅懂得中國，這是對的。”

當馮雪峰告訴毛主席，魯迅讀了他的《西江月·井岡山》等詩詞后，認為詩中有“山大王”的氣概，毛主席聽了又開懷大笑。

毛主席還很重視通過讀魯迅著作來了解和認識魯迅，因此他對魯迅有很全面很深刻的認識。

毛主席早在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九日陜北公學魯迅逝世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中就系統地論述了魯迅，認為魯迅不僅是優秀的作家，而且是杰出的革命家：

“他并不是共產黨組織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動、著作，都是馬克思主義的。他是黨外的布爾什維克。”

毛主席還從三個方面概括了魯迅精神，并號召大家學習魯迅痛打落水狗的徹底革命精神。

一九四零年一月，偉大領袖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對魯迅作了更高更全面的評價，他將魯迅比作了文化新軍中一名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還盛贊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中的一員猛將，也是主將，還是偉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

他稱贊：“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一九四二年五月，偉大領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號召大家以魯迅作為榜樣，學習他的精神，為人民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一九五六年八月，偉大領袖在《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中說：

“魯迅對于外國的東西和中國的東西都懂，但他不輕視中國的。”

“魯迅的小說，既不同于外國的，也不同于中國古代的，它是中國現代的。”

毛主席一九五八年《在中央政治局成都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要“像馬克思、魯迅那樣”，敢于講話，認真做好工作，把魯迅和馬克思并提，足見偉大領袖對魯迅的信賴和崇敬。

當然，毛主席也在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七日給周揚的信中，指出過魯迅因未曾經歷過農民斗爭，對農民看重其黑暗面、封建主義一面等不足，這說明偉大領袖對魯迅的研究和認識，不僅十分全面，而且非常深刻。

也正是對魯迅的了解深刻，偉大領袖才能在1957年的談話中說出魯迅要不就是在獄中繼續奮斗，要不就會閉口不談。

因為他深知，魯迅去世后的中國局勢一度十分復雜，而他是有風骨的人，不會輕易向他不認同的人及事物低頭，但魯迅一旦真心欽佩一個人，就會盡全力配合。

《2017中國雜文年選》；花城出版社；2018.01

《無限的信賴-魯迅與中國共產黨》；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2.06

《雪峰文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01

《巨人的情懷-偉大領袖與中國作家》；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