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群體亂政之事由來已久，在東漢、唐等朝代宦官群體深度參與國家政治活動，甚至能對皇帝行弒殺擁立之事，權勢煊赫一時。正因通曉宦官群體亂政之害，所以后世王朝君主對宦官的態度一方面是防備有加，另一方面卻又不得不因其“天子家奴”“無后代”的特殊性而視之為親信，指以重任。

但，終明一朝宦官群體在政治舞臺上仍然扮演重要角色。那么明朝宦官群體是如何一步步走向權力中心的？本篇文章將從宦官出現在明朝政治格局中的必要性出發，淺析明朝宦官亂政的濫觴與影響。

一、奴婢的逆襲——明朝宦官如何走上政治舞臺？

0.皇帝的有利開局

公元1368年，這一年有很多的名字，在北族貴戚口中它是風雨飄搖的至正二十八年，多年的內戰已經消磨掉這個帝國最后的一絲元氣，祖先盤馬彎弓打下的偌大疆土已經分崩離析，更遙遠的南方傳來消息，一個名為“明”的政權已經開始向汗八里進軍。

而在大河之南，來自淮泗的新王者和他以光明命名的國度，則早在四月就已經將今年改稱為“洪武元年”，并且開始動員，目標是跨過黃河，一路向北，直到踏上那四百三十年間都未曾踏足的長城和燕山。

當八月的第一縷陽光灑在應天府門之時，同時也是大都皇宮的檐壁最后一次被元帝國的太陽照耀。從此朱元璋和他的新王朝克復天下過程中再無艱險之戰，只剩下追亡逐北。

帝國草創，接下來朱元璋要面對的重要問題中，前朝與宮禁各項制度成為了重要議題。在此中，宦官群體在朱元璋眼中的定位，成為了他們在明初政治生態中所扮演何種角色的依據。

明太祖一朝對宦官的態度，可謂打壓備至，無愧其施政酷烈之名。前元時期宮禁不嚴，常以蒙古和各族高門組成的“怯薛”禁衛軍群體照顧皇帝日常起居和草擬、傳達政令。

元宮之中亦有少量宦官，其中最出名的就是高麗宦官群體，代表人物為樸不花，此人是元順帝皇后奇氏黨羽，曾參與元順帝與元昭宗父子斗爭，但總體來說，元代一朝宦官對政治的影響不大。

1.朱元璋眼中的“孤雛腐鼠”之輩

故此，可以說明太祖對宦官的警覺是敏銳的，是出自一個優秀政治家天然的政治嗅覺本能。朱元璋使人為他講授經史時，曾不只一次感嘆“吾見史傳所書漢唐末世，皆為宦官所敗蠹”，總結漢唐宦官的權勢之盛皆是君主給予權柄之過。

朱元璋認為，宦官的亂政來自于君主賜予的權利過大，失去統治者的轄制后宦官集團的權力膨脹導致其野心滋生，進而禍亂朝政。漢代宦官之禍是宦官群體依仗皇帝寵幸而作威作福，“雖號驕縱尚無兵權”并沒有根本性的權利；唐代宦官權力來源從皇帝的寵幸，逐漸異化為憑借君主信賴獲取兵權，進而靠軍事權力干涉政治，甚至皇位繼承。

朱元璋預防宦官亂政的思路并不復雜，既然宦官有權容易生變，那么干脆不再授予宦官軍政大權，“自左右服役之外重者，不過俾傳命四方而已”。

宦官僅僅擔負宮廷雜役和外出傳達命令的低級工作，甚至禁止宦官在宮內讀書識字。另外朱元璋尤為注意對宦官的約束，對宦官群體犯錯絕不輕饒“有罪必罰，無赦彼自不敢驕縱也”，樹立帝王權威。

明太祖一朝，鑒于前代王朝的教訓，整體的政治風向是對宦官的不信任與打壓，以杜絕宦官參與政治預防其獲得權力，正如明太祖所說：“彼既無威福可以動人，豈能為患？”

只是，明太祖的嚴防死守真的能禁止宦官的權力亂象在明朝出現嗎？改變，遠比他想象的來得要早。

2. 我的心腹在哪里？——永樂、洪熙、宣德三朝宦官權力論

史家公認的明朝宦官獲得權力的開端是永樂時期，明成祖（嘉靖朝之前謚號為太宗）朱棣起兵于幽燕之地，彼時的形式是燕王、寧王二藩國以東北一隅之地對抗南京朝廷，由于是王府起兵，所以在“靖難”南征過程中，時為燕王的朱棣除王府屬官、親衛軍將和自募官佐之外，王府宦官這一群體也常被倚重。

定鼎天下后，朱棣也延續過去的用人習慣，保留了任用宦官作為要沖鎮守專員的用人模式，此時諸如鄭和、狗兒、亦失哈、侯顯等憑借往昔從龍之功扶搖直上被委以重任的太監，不過也只是負責邊疆巡查、外交訪問等當時普遍被認為與“傳命四方”司職相似的使命，權力并未過分超脫于明太祖時期。

真正影響并改變了明朝宦官在之后時代權力獲得渠道的舉動，并不是重用外任武職太監，而是打破朱元璋“內臣不許讀書識字”的鐵律，在宮內開設“內館”培養宦官讀書識字，并且設立東廠，刺探軍民隱私，負責鎮壓抓捕反對者。

這就給予了宦官參與朝堂活動的能力與途徑。史載“蓋明世宦官出使、專征、監軍、分鎮、刺臣民隱事諸大權，皆自永樂間始。”

當然，明成祖時代重用宦官不僅僅是基于往昔用人習慣，更重要的原因是永樂朝特殊的政治格局決定的。朱棣以“靖難”奪位，建文一朝文官大多不附，武將集團中淮西勛貴歷經洪武朝三大案已經被屠戮一番，難有大用，“靖難”武將分鎮南北，五征蒙古后更是青黃不接。所以朱棣的政治班底基本盤天然就有利于“內官”群體發展。

永樂一朝將宦官視為心腹家奴的政治傳統影響了之后的整個明朝歷史，明宣宗朱瞻基即位后，更是將宦官識字的“事業”公開化規范化，內館堂而皇之的成為了培養皇帝親隨宦官的書院，宦官開始參與內閣文件處理的文字工作，為參政奠定了程序基礎。

二、卑賤的權力者——淺議明朝宦官亂政

1.尊貴的家奴

公元1449年，宣府土木堡長城內側，明朝第一代權閹王振死于此。王振此生如同一個被打開的潘多拉魔盒，開啟了明代宦官亂政的先河。

明宣宗早亡，明英宗朱祁鎮自幼“生于宮室，長于婦人之手”，從小陪伴他的大伴王振憑借帝王信任“越金英等數人掌司禮監”自然成為他在政治活動中的導師和倚靠。受過內館教育，有能力處理政務的王振也成為明朝歷史上第一個擁有批紅權的司禮監秉筆太監。

短短數年間，王振權勢大漲“振權日益積重，公侯勛戚呼曰翁父。”享受著貴族與文官們迫于權威的攀附，直到死于愚蠢的土木堡之戰。

王振的糟糕影響不在于他行使權力的表現，而在于他取得的權力。這標志著著宦官集團正式以參政者，甚至是執政者的面目出現在明朝政壇。

此時的宦官亂政根源，恰恰在于朱元璋擔憂過的“人主寬縱”，與漢朝宦官權力來源趨同，都是假借皇帝信任操弄權柄，亦或者是充當某些皇帝不便直接干預的事務處理“白手套”。

明英宗之子明憲宗朱見深時期，也曾重用尚銘、汪直等為司禮監、西廠提督太監，但所行斂財、拷掠、征伐之事皆為皇帝或萬貴妃授意。

這一時期開始，皇帝與文官集團的矛盾日益尖銳，打壓文官和地方官商集團成為明朝皇帝的重要課題，所以與其說汪直等人是“亂政”，不如稱之為“奉意旨”更合適，并非權閹。

2.“立皇帝”們

中國歷史上以殘酷著稱的刑罰，很多人頭一個想到的就是“凌遲”。承受這種碎割肢體的酷刑，還能被創下被臠割刀數記錄的人名叫劉瑾，這位明朝權閹生生挨下死神的三千三百五十七個吻。

明武宗朱厚照是明史上（至少是清修明史）有名的荒唐之主，正德一朝宦官得勢者八人，號稱“八虎”，其中真正稱得上是權閹的就是這位劉瑾。劉瑾，明史記載為陜西人，家貧入宮服侍太子，“而瑾尤狡狠，嘗慕王振之為人”故而在明武宗登基后常常誘導其出宮玩樂。

善于權術的劉瑾很快除掉了原司禮監太監王岳，成為擁有批紅權的司禮監掌印，權勢大漲。“瑾每奏事，必偵帝為戲弄時。”耽于玩樂的明武宗自然很快放手朝政，享受豹房游樂，軍國重事皆交給劉瑾處理，一時間“瑾權擅天下，威福任情”，專權程度更甚于王振。

劉瑾與王振時代的亂政區別在于，王振把持朝政的權柄并不穩固，沒有在前朝擁有穩定的政治盟友，一朝陷入危機無人護持，身死族滅；劉瑾在前朝擁有焦芳等實力文官盟友，且劉瑾對政治權柄的控制極為嚴格，官員上書“章奏先具紅揭投瑾，號紅本，然后上通政司，號白本，皆稱劉太監而不名。 ”由于宦官朝會時站于陛下，時人稱之為“立皇帝”。

劉瑾作為明朝權閹的代表，其經歷和亂政過程有著極為濃郁的明朝特征，可以作為明代宦官亂政的典型研究。自劉瑾開始，明代宦官權力者出身少見戰俘或其他民族的貢童，而多為中原貧民、罪人入宮；經歷多為服侍潛邸，藩王太子登基后憑借多年情分一步登天；手段多為在前朝尋找扶持盟友，打壓異己。從劉瑾到馮保再到魏忠賢，莫不如是。

三、總結

明代宦官亂政現象造成的嚴重后果荼毒天下，波及范圍覆蓋朝堂和民間。魏忠賢執政時代發生的東南抗稅起義和高淮亂遼事件甚至影響到了邊防穩定和東南財稅，成為明朝覆亡的一條重要原因。

換而言之，這些行走在史書里的卑賤權力者們，何嘗又不是明朝皇室自身豢養出的一頭猛虎呢？

從曹吉祥到王振、魏忠賢，權力從來都是來自于皇帝的信賴與寵幸，從未如唐代宦官一樣掌握有忠于“宦官集團”本身的財政和軍事大權。這樣的權力結構從永樂朝開始就是為輔助皇帝處理政務、打壓異己和斂財設計的。“亂政”之行，實為權力異化后的結果。

宦官集團無論如何權勢熏天，生殺大權始終皆控制于皇帝之手。正如劉瑾、魏忠賢最終的結局一樣，豹房中皇帝遞出的一張紙條就足矣號召“誅殺閹黨”，這些亂政之人，從始至終都是依附于古代中央集權制度下的一串菟絲子而已。

四、參考文獻

《明史》列傳一九二《宦官一》

《大明太祖高皇帝實錄》卷三〇

《大明太祖高皇帝實錄》卷二四六

[1]嚴書貽. 明代宦官形象的歷史書寫[D].武漢大學,2017.

[2]李龍. 論明代宦官專權的文化程度因素[J]. 內蒙古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12(04):333-334.

[3]梁紹杰. 明代宦官教育機構的名稱和初設時間新證[J]. 史學集刊,1996,(03):18-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