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城鎮化的內涵是什么？影響城鄉收入差距的因素主要有哪些？總的來說，現代意義的城鎮化最早可以追溯到工業革命時期，工業革命使得資本主義迅速發展，勞動力大量向城市聚集，城市化水平快速提高。馬克思在一八五八年就指出“現代的歷史是鄉村城市化”，率先提出“城市化”概念。

一、城鎮化的內涵與發展

有學者基于二元經濟模型，從人口遷移的視角分析城市化，指出其反映了農村剩余人口向城市產業轉移的趨勢，若城市工業產業的報酬比農業高30%~50%，就會導致農業勞動力轉移。

聯合國在一九七四年的《城鄉人口預測方法》中，提出了城市化水平隨時間變化的“S”形規律，這一規律指出：城市化率低于30%時，為緩慢發展的初級階段；城市化率在30%~70%之間時，處于快速發展的中級階段；城市化率達到70%以上時，發展速度減緩，進入高級階段。

此外，關于“城市化”與“城鎮化”兩個概念，二者本質上并無太大區別。西方發達國家由于鎮的人口規模較小，農業人口大多只向城市轉移，所以國際上較多使用“城市化”的概念。而在我國，縣城和建制鎮也容納了大量的農村勞動力，其總人口能與發達國家小城市人口相當，大城市與小城鎮都是中國的農村人口轉移方向，因此也可以說“城鎮化”是更具中國特色的一個概念。

雖然西方學者關于城鎮化的研究更早，成果也非常多，但城鎮化本就具有鮮明的區域特色，西方的城市化經驗并不能完全適用我國。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隨著我國城鎮化的快速發展，相關研究也日益增多，特別是在如何更好推進城鎮化建設方面，許多學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胡兆量在研究大城市發展規律的基礎上，提出應優先超前發展大城市，但費孝通的觀點與之相反，他主張小城鎮為主、大中城市為輔的發展模式。

在城鎮化的發展速度上，工業化與城市化協調發展研究課題組的研究表明中國城市化的進程相對于工業化并沒有出現嚴重滯后，李強則從城鎮化的動力機制和空間模式視角指出，中國的城鎮化與世界同類國家相比明顯滯后，并且城鎮化發展速度也一直滯后于工業發展。隨著城鎮化的不斷推進，人口、資源與環境的矛盾不斷加劇，城鄉差距逐步擴大，政界和學界開始關注對城鎮化發展方式的調整，提出新型城鎮化建設。

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后，國家將新型城鎮化建設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張占斌分析了新型城鎮化建設的戰略意義和改革難點，提出應著重突破戶籍制度、土地管理制度、住房保障制度以及財稅金融制度等關鍵環節的改革。二〇一四年，《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的推出，為中國城鎮化建設提出了新的具體路徑，我國城鎮化發展進入新的階段。

二、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因素

收入分配問題始終是經濟學領域廣受關注的話題，而作為我國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突出表現形式，城鄉收入差距受到了更多的關注。城鄉收入差距的形成與擴大是一個復雜的過程，源自多種因素的綜合作用，學者們也從不同角度對此進行了研究。國外學者對于城鄉收入差距的研究起步早，提出了許多經典理論。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城鄉融合理論著重分析了城鄉之間的對立關系，認為城鄉差距是社會生產力與分工造成的結果，城鎮的出現推動社會生產力進步從而擴大城鄉差距，但隨著生產力發展，會迫使城鄉關系由對立轉向統一，最終彼此融合。

有學者的二元經濟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工業部門與傳統農業部門在生產方式與規模、收入水平等方面存在較大差異，而隨著農業勞動力的轉移，兩個部門的工資水平會趨向相當，使得收入差距逐步縮小。

有學者所提出的增長極理論認為完全平衡的發展是不可能的，必須選擇增長極來帶動經濟發展，他認為城市作為經濟發展增長極，會在“外溢效應”的作用下，逐步帶動農村經濟增長，這一理論奠定了城市優先發展戰略的基礎。但隨著發展中國家經濟的發展，城市優先戰略帶來的城鄉差距問題日益突出。

有學者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城市偏向理論，認為在經濟發展初期，政府的政策制度會引起要素配給和價格的扭曲，城市發展是以損害農村發展為代價的，長期的城市偏向政策會對經濟的可持續健康發展產生嚴重影響。

此外，有學者針對收入分配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提出了著名的“倒U”曲線假說，認為在經濟發展初期，收入分配先趨于惡化，經濟增長將加劇收入不平等，而這種情況將隨著經濟發展逐步改善，收入差距也會逐漸減小，但這一假說目前仍有較多爭議，不少學者對其提出了質疑。針對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問題，我國學者也做了大量研究。

學界普遍認同城鄉二元結構是造成城鄉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陳宗勝認為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影響因素是我國的二元經濟結構，指出要想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必須改變二元經濟結構中傳統農業部門的不利地位。李實提出二元經濟結構問題在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而對于中國來說，自計劃經濟時期二元經濟結構就非常嚴重，改革開放后也未得到有效解決，甚至更加嚴重，造成了我國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

張桂文和王旭升認為二元經濟結構的轉換能有效縮小城鄉收入差距，但其具體效果和勞動力市場分割、城鄉人力資本差異等有關。隨著收入差距問題日益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更多學者從細化的角度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因素進行了研究，大致可歸為兩類。一類是與經濟增長直接相關的因素，包括城鎮化、人力資本、金融發展和對外開放等。對于城鎮化，不同學者得出了不同結論。

陸銘和陳釗指出城市化可以有效縮小城鄉收入差距，但李尚蒲和羅必良則指出我國側重大中城市的城鎮化模式擴大了城鄉收入差距，周云波的研究結果顯示城市化是造成收入分配“倒U”變化的主要原因。在人力資本方面，陳斌開等認為中國城鄉收入差距擴大最重要的影響因素是教育水平的差異，并強調加大對農村的教育投入能有效減小城鄉收入差距。勞動力市場的分割與扭曲也普遍被認為是城鄉收入差距形成和擴大的原因，不少學者都認為促進勞動力流動對減少城鄉收入差距有著積極意義。

對于金融發展的影響，學者們發現我國金融發展使得城鄉收入差距整體上呈現“倒U”特征，同時具有顯著的地區差異，但也有學者認為金融發展對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有不利影響甚至是顯著擴大了城鄉收入差距的研究表明城市開放程度越高城鄉收入差距下降越多，韓軍等則指出對外開放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對我國收入分配的影響不同，但總體上是緩解了收入差距的擴大。

魏浩和趙春明分析了對外貿易影響收入差距的原因，提出對外貿易的就業質量偏向效應和就業數量擴大效應會分別對城鄉收入差距產生正反兩方面影響。另一類是制度相關因素，主要包括經濟體制和偏向性政策。經濟體制方面，蔡昉和楊濤認為改革開放后來自城市利益集團的壓力以及傳統經濟體制遺留的制度障礙是城鄉收入差距變化的主要原因，而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課題組的研究則證實了體制改革帶來了收入差距的擴大，并認為形成收入差距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制度性障礙。

靳濤和李帥認同中國的體制變革能夠引起城鄉收入差距的變化，但他們認為體制變革并沒有擴大收入差距，而是緩解了城鄉居民之間的“馬太效應”，避免“窮者更窮、富者更富”。偏向性政策方面，程開明和李金昌認為在導致城鄉收入差距的多種因素中偏向性政策的影響更為突出，周世軍和周勤則指出政府長期以來的城市偏向政策造成了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

有學者進一步指出，城市偏向的財政再分配政策、土地財政政策以及在科教文衛事業費和轉移性支出等財政支出上的城市偏向都顯著擴大了城鄉收入差距。有學者通過梳理政府各類政策，發現政府親近城市的政策制定傾向，會使社會資源加速向城市聚集，進一步擴大收入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