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樹鎮長：我是社會主義者，我要改變美國，我是桑德斯
這可得好好回憶下了。
01
1941年，我出生在紐約，這個最資本主義的地方。
我的父母都是來自波蘭的猶太移民，我的祖父慘遭希特勒屠殺，我的父母僥幸逃到美國，從事著普通的工作，領著微薄的薪水。一家人住在租來的郊區公寓里，生活很拮據。母親總在嘮叨，說什么時候全家人有自己的房子，哪怕小一點，但她至死都沒能如愿。
小時候的我，只知道父母對自己很節省，我的衣服也很少有新的。就連我的鄰居和學校同學的家長，也都不寬裕，大人們每天都很忙，卻只能勉強溫飽。
偶然的機會，我聽說那個被罵成邪惡帝國的蘇聯，竟然工人的收入和工程師、甚至廠長都不相上下，那豈不是人人平等了嗎？工人竟然還成了國家的主人，每年還有公費休假?普通家庭都能吃上牛肉，還能有自己的小汽車到處兜風？
1967年，蘇聯人在度假
（美國《LIFE》雜志記者Bill Eppridge拍攝）
這豈不是天堂嗎？相比之下，為什么我身邊的大人們，隨時可能丟掉工作，勉強溫飽的生活還朝不保夕？
帶著這些問題，我努力學習，終于在19歲那年，也就是1960年，進入芝加哥大學政治系學習。我如饑似渴的學習，苦讀馬克思、恩格斯、林肯的著作，還積極投入社會實踐。
左翼政治該如何在美國實踐？我們該如何改良乃至改革這個社會？蘇聯會是美國的明天嗎？這些問題，一直在我腦內激蕩著。
年輕時的桑德斯
當時的美國，麥卡錫主義的桎梏剛剛落下帷幕，大家一下子自由了。“共產主義”這四個字被允許討論了，反越戰、反種族歧視運動此起彼伏，更重要的是，我們開始反思社會現實。
戰爭、種族、貧窮......我再也不想被宏大敘事蒙蔽雙眼，只想要活的好一點。那時的我想法很簡單，只想為弱勢人群做點事情，讓努力工作的人更有尊嚴，讓普通人享有富足。
1963年，我和米奇·麥康奈爾，噢，也就是后來妻子趙小蘭當上勞工部長和交通部長的那位，親歷了在華盛頓林肯紀念堂前的民權集會。在我們的面前，馬丁·路德·金喊出了他的夢想：倡導平權、反對暴力與戰爭。
集會中的馬丁·路德·金
我想像馬丁·路德·金那樣為了平等做一些事情，于是我加入了種族平等協會，想從身邊做起，改變身邊的不公。
在之此前，我們做的最成功的事就是為黑人同學爭取權益。
當時在芝大，校外公寓拒絕租房給黑人學生，黑人只能住到離學校很遠的城郊社區。1962年，身為白人的我，帶領33名芝大學生闖入學校行政樓，占領校長辦公室，要求結束這種歧視政策。
剛開始校方根本沒把我們放在眼里，拒不與我們談判。我們堅持了整整15天，在辦公室外扯標語，喊口號，攪得整個行政樓沒法工作。最后學校終于做出了一些讓步。
但是勝利的終究是少數，絕大多數的努力徒勞無功。
恰好，那時的我正好讀到了列寧所說的，“生產社會化了，但是占有仍然是私人的。社會化了的生產資料仍舊是少數人的私有財產。表面上大家公認的自由競爭的一般架子依然存在，但是少數壟斷者對其余居民的壓迫更加百倍地沉重、顯著和難以忍受。”
真是一針見血啊。
種族歧視，乃至貧窮與剝削背后，不就是因為這個制度。只有改變這個制度，才能改變普通人的命運。
但制度的不公，哪是靠幾次熱血的學生運動能改變的。生活還要繼續，探索仍在路上。許多曾經同我一樣富有理想的同學，畢業后進了大公司、當了聯邦公務員、成了大商人，熱血慢慢褪去。
但，我不愿意妥協，我想繼續改變不公的世界，既然滿是金錢的紐約冰冷無情，我選擇到佛蒙特州去，這個雖然小而貧瘠，但是卻有著獨立、斗爭精神的地方，要知道這可是唯一的四次反對富蘭克林·羅斯福入主白宮的政治獨立州，我這種和現實格格不入的人，在這兒或許能有機會。
02
我不得不承認，在美國，實現蘇聯式的社會主義并不容易，這片大地上資本的力量太過強悍。身單力孤的我，選擇了社會主義的一個重要分支——民主社會主義，通過選舉斗爭進入政府，然后再實行社會主義。
我知道，這條道路為蘇聯和東方國家們所不屑，可他們也承認，社會主義必須要與本國現實結合不是嗎？
我一邊打打零工解決溫飽，一邊四處游歷認識形形色色的人，想著找到一條屬于自己的斗爭道路。
但這段期間，我過得很辛苦。結識了一位不算美麗的姑娘，經歷了一次短暫而又失敗的婚姻，還嘗試著靠木工活兒賺錢，可惜手藝太差，簡直活不下去；后來終于找到一個給報紙寫寫政見評論的活兒，一個字兒10美分，總算是活了下來。
一次很偶然的機會，我參加了自由聯盟黨（美國一個小黨）推選黨內州參議員候選人的籌備會，這次籌備會改變了我的命運，讓我第一次感受到夢想觸之可及。
在會上的激烈討論中，我說出了潛藏在心中的對現實改革的看法，沒想到大家一致認為我的觀點既新穎又有深度，不僅當場讓我入黨，還一致推舉我去參選州參議員——這可是每個州只有兩位，任期長達六年，能極大影響國會法案的大人物呢。
這樣的機會絕不能錯過，這可是我把想法變為現實的良機。我就這么踏入了期待已久的，政治的大門。
那年是1971年，我30歲了。
但那時的我只是一個菜鳥，哪里明白競選要做哪些準備，潛規則更是一竅不通。宣布參選后，唯一的主動出擊就是在我供職的報社上打了幾天廣告，這還是自由聯盟黨為我支付的費用，整整1000美元，那可價值整整674克黃金啊，兩個美國人全年的收入加在一起就這么幾個廣告?
競選真燒錢啊，我的那些對手們得花了多少錢？總統呢？
不過，我那時候還是很天真，自我感覺良好，覺得自己邏輯清晰，條理清楚，對通過首輪充滿信心。但當我滿懷欣喜，翻開結果公布當天的報紙，在最后一頁才找到我的名字。暗淡收場。
其實后來我也想明白了，大家是知道不可能獲勝所以才不愿意去嘗試，只有我這愣頭青，敢憑區區1000美元就想挑戰參議員的寶座，在別人眼里，我可能就是那個活在臆想中的堂吉訶德吧。
這次失敗，反而讓我更加堅定了通過從政以實現社會主義的這條道路，我不信沒錢就一定沒辦法，跟所有年輕人一樣，我想改變世界。
我開始走出思考，踏進現實，意識到真要給社會帶來改變，除了想法和一腔熱血，還要傾聽人們真正的聲音，提出一套有感召力又可行的綱領，還要整合各方面的資源，最終收獲行動。
那時的我，為了多一份糊口的收入，除了干記者，我也開始學習拍電影。機緣巧合，我接觸到已故美國社會民主黨創始人德布斯的故事。
美國社會黨logo，寓意為全世界工人聯合起來。
（注：德布斯創辦的社會民主黨，于1901年與社會主義工黨溫和派合并為社會黨，主張通過競選而不是革命實現社會主義）
德布斯在1886年組織工人運動，為美國工人爭取每天工作8小時，并使20萬人縮短了工時。他創辦美國社會黨，參加總統競選，還因為工人運動被投入監獄。
在獄中，他閱讀馬克思的著作，開始信奉馬克思的社會主義。他認為社會主義應該是“工人階級的自我解放”，不能靠精英階層完成，每一個工人都要解放自己。
德布斯在競選中演講
他痛斥資產階級對利潤的迷戀，在演講中大聲疾呼，“在現在這個資本主義的工資制度下，每一個美國人，以及每一個美國人的孩子，還有你們孩子的孩子，都將遭受奴役，毫無希望，除非你們拋棄資本家，把選票投給社會主義。”
他號召美國工人們不要期待上帝救贖，而是用自己的頭腦和雙手去戰斗，他還公開承諾：“我自己和所有生命都有聯系。只要有被剝削階級，我就深處其中；只要有一個非國民階層，我就屬于這個階層；只要有一個靈魂在監獄里，我就沒有自由。”
德布斯對和平、正義、民主、同胞情義的信念深深感染了我，我決定奉德布斯為我的人生導師，繼續在政治上有所奮斗。
03
回想起競選參議員的失利，我決定更現實點，競選佛蒙特州長。佛州州長的任期是兩年，競選周期更短，機會也更多。
1972、1974、1976，我連著三次競選州長，都失敗了。
失敗的原因很簡單，那就是沒錢，沒錢就沒助手、沒廣告、沒選票，我不失敗，誰失敗呢？但是我不能為了競選而去接受資本的捐助，那我為平民吶喊的理想就沒了，不能本末倒置。
那時失敗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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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維持生計，也為了積蓄競選經費，我打了好幾分工，從早到晚忙個不停，我繼續拍電影、當記者，同時在夜校教書。我的堅持和對金錢的不妥協為我贏得了諍友的真誠相助。
佛蒙特大學的一位政治學教授和我長談，為我制定了更靠譜的競選策略。他建議我從更低一點的職位起步，不妨先競選佛蒙特州首府伯靈頓市的市長。
這真是好主意。
伯靈頓有40000多人口，我用最原始的辦法挨家挨戶敲門，聆聽普通民眾的苦衷和落寞，讓他們知道我和他們在一起，我將為他們而戰。
得益于深入群眾，更接地氣的努力，1981年3月3日，我贏了。
那年我40歲，成了美國歷史上第一位信仰社會主義的市長。要知道我不是以民主黨或共和黨的身份當選，沒有拿任何支持兩黨的競選經費，這在美國算是一個奇跡。
桑德斯競選成功
當上市長后，還沒來得及施展抱負，誘惑就來了。
我不是圣人，這筆錢我非常想要，自從走上競選路，我只能靠打零工補貼家用，家人吃了不少苦，我當然想讓家人過上好的生活。
但是我剛剛向選民們承諾的呢？難道我說自己清正廉潔只不過是沒有得到而已?
Lake Champlain
不行，絕對不能開始，我現在都動搖了，如果一旦開始，那真的萬劫不復了，于是我否掉了大地產商的提案，決定在湖邊建設公共活動設施，我還減免了城市大學和醫院的稅收，為當地警察漲了工資，把城市廢水處理廠升級改造，蓋起了低收入群體的保障房。
我違反了那些我裝作不知道的潛規則，于是，那些資本家開始用各種手段想要替換掉我。民主黨、共和黨推出了各色候選人，給了他們大量的資金支持。我什么都沒有，除了那些相信我的低收入者和工人。
而令我驕傲的是，那些年來，我的支持率一直高于70%，讓我得已在市長的位置上一干就是10年。
進入80年代，美國經濟開始復蘇，資本集團忌憚于人民的力量，向工人階級讓利，工人們日子也好了一些，但這短暫的祥和背后并不意味著問題的永久解決。
馬克思說過，“資本只有在沒有辦法才從事物質生產這種倒霉的事情，它從不愿意去從事物質生產，它總希望有更快、更輕松的賺錢手段”。
果不其然，80年代，就業職位已悄然從制造業向服務業轉移，制造業在向其他國家轉移，工人們在失業、收入在減少，一些地方工人收入銳減近一半。
70年代后期起美國收入差距開始增大
正因為看清了這點，我沒有因為階級矛盾暫時緩和而放松警惕。因為壓迫依然存在，制度的頑疾沒有解決。我只有在更大的舞臺上發出聲音，才能讓普通美國人看到真相，投出選票，和我一起改變現實。
我在競選的路上繼續前行，但前路仍然充滿波折。
1986年競選州長，失敗；
1988年競選眾議員，失敗。
終于在我49歲那年，也就是1990年，我成為州眾議員，走出了伯靈頓市，來到了國會山，成為歷史上第一個信奉社會主義的國會議員。
04
但是到了這一步，我已經極盡我所能了，我不禁想到20年前，我第一次競選時，幾條競選廣告就花光了2個美國人的全年收入，而現在，需要的錢更多了。
最嚴重的是，從一百多年前開始，美國總統、參議員全都是民主黨和共和黨的人，作為獨立參選人，我的影響力似乎已經到頭了。
是堅持理想？
還是為了更大的理想變得現實一點？
我猶豫了，但是我已經非常清醒，我這一代甚至我的下一代、下下代恐怕都沒法將社會主義帶到美國，那我就應該做一個傳火者，薪火相傳，讓我的下一代不再像我一樣艱難。
我反復權衡之后，決定加入大政府主義的民主黨，同時，這是各大工會所支持的黨，他們的綱領和我的民主社會主義的主張也更接近。既然他們代表不了工人階層真正的聲音，那就讓我在其中取而代之，為工人階層發言吧。
從此，藍色成為了我的底色
2006年，我決定競選比眾議員影響力再高些的參議員，出發點還是我深耕的佛蒙特州。和我同臺PK的是共和黨候選人、大商人塔蘭特，他拿出了700萬美元來競選。
但這30多年來，我的口碑仰賴佛蒙特州的父老鄉親的口口相傳，再加上終于加入了民主黨的圈子，符合美國的政治規矩，最終成功當選。
35年過去了，我終于實現了當年競選的第一個目標，成為了一名聯邦參議員。
另一方面，我已經65歲了，時間不多了。既然政治地位和黨派支持都已經得到穩固，從這一刻起，我要開始改變美國，為窮人發聲。
2010年12月，奧巴馬為獲得醫保法案通過，在稅收政策上選擇和共和黨妥協，決定對富人減稅。
這是一個悖論，奧巴馬醫保需要上萬億美元，錢不是天上掉下來的，美國10%的富人占有全美國80%的財富，如果對這些富人減稅，錢從哪里來？
靠賣給富人國債嗎？那還不是要靠給窮人加稅還國債？一邊號稱給窮人醫保，另一邊卻剝削窮人的收入，這簡直就是政治游戲，我絕不允許這樣的騙局蒙混過關！
12月10日，我做了充分的準備，在參議院的例行會議上上從早上十點開始陳詞，圍繞給富人減稅的決定是多么的錯誤，一直說到晚上七點才結束，這是參議院歷史上最長時間的議事阻撓。
正是這場辯論，讓70歲的我意外成為網紅。許多人在Facebook上關注了我，在youtube上瀏覽我這段辯論。我的這篇演講被編輯成冊全國出版，我的主張也得到了更多回應。
互聯網真是太奇妙了，我再也不需要像30多年前那樣挨家挨戶的拜訪，輕敲鍵盤就能夠團結起成百萬、上千萬美國人民共同戰斗，每天都有無數的聲音響應著我、支持著我，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強大。
互聯網是人民的互聯網！
但是，我們的力量同時也還是太小了，最終這場荒唐的利益交換還是成功了：向富人減稅，賣給富人國債，用國債錢補貼醫保，然后再對普通美國人加稅，朝三暮四變成朝四暮三，然后奧巴馬還被感恩戴德？
我不允許那些跟我一起長大的工人兄弟被這么愚弄。
就在奧巴馬醫保法案通過的第二年，當得知民主黨推選希拉里競選總統后，我義無反顧的宣布參選。
我當然知道希拉里的背景和資歷，她代表華爾街，代表政治世家，代表美國最富有的1%階層，她決不會為普通人說話。
我想要富人多交稅，把收來的錢投到平民身上，讓所有美國人都能看得起病、有房子住、上的起學，我要打破工人的孩子只能當工人、售貨員的孩子還是售貨員的命運。
但這一次，我不會要任何富人的錢，我選擇相信我堅持的主義，我只要支持我的主義的捐款。
中國的毛澤東說過這句話，“群眾中蘊藏了一種極大的社會主義的積極性。”當我宣布競選后，有800萬人為我捐款，我募集了2.28億美元，平均每筆捐款僅僅27美元；50個州里有23個州支持我，我獲得了1300萬人的投票，初選中遙遙領先希拉里。
桑德斯在集會上宣講主張
后來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民主黨大佬們利用超級代表制度保全了希拉里，我“自愿”退出，現在的美國不可能讓一個社會主義者成為總統，哪怕只是可能。
我需要繼續等待機會，如果希拉里能獲勝，那我將進入執政團隊，還有機會去改變一些事情。所以我請我的支持者們轉而支持希拉里，以戰勝共同的敵人川總。然而還是失敗了，川總贏得了選舉。如果說奧巴馬好歹為最底層的人民謀得了一些好處，那川總已經赤裸裸的站在資本一邊。
如果是由我來對陣川總，或許就不一樣了。隨后民主黨超級代表制被飽受批評，被最終廢止，我成為了最后的犧牲品。
這些年，我經歷的傾軋已可寫成一部厚厚的大部頭，可別想就這么讓我服輸。
05
2020年，我79歲了，在很多人看來，這個年紀的老頭子早該回家曬太陽、看孫子、頤養天年了。
但我的主義還沒有實現，我還要戰斗，這次目標還是美國大選。恰好，我的對手年紀也都不小了，拜登77了，川總73了，都是老頭子了。
桑德斯宣布參選2020年總統候選人
老驥雖伏櫪，可志仍有千里。我仍然堅持底線，不收來自資本的獻金。就在我宣布參選的當天，有22萬人為我捐款，總額達到600萬美元，平均每筆捐款不到30美元，我仍然是那個“窮人”的桑德斯。
人們對現實的怒火就是我的前進的推力。我連續贏下了多個州的支持，黨內選戰一度領先。
但故事仿佛回到了4年前。就在“超級星期二”前后，民主黨候選人布蒂吉格、克洛布徹、伊麗莎白·沃倫、布隆伯格等等均宣布退選并宣布支持拜登，拜登化身成了4年前的希拉里，后來居上。
資本家還是這么怕我嗎？
我知道，4年時間改變不了美國，或許我最終還會像4年前那樣退選，我對社會主義的堅持、對窮人的愛護，在這資本的世界格格不入，我始終是身在圈內的“圈外人”。
有些人已經開始憧憬4年后我再次競選。那時候我83歲了，我有心臟病，照我的身體狀況，或許再次參選的概率不大了。
但是，我相信我的理想不會逝去，正如我當年接過德布斯手中的火把一樣，聆聽過我演講的年輕人同樣會接過我的火把，繼續為實現共同的主義而奮斗，這樣的人在東方，被稱為“同志”，意思是志同道合。
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寫道，“社會主義的勝利和資本主義的滅亡是不可避免，社會主義最終必然戰勝資本主義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趨勢。”
我堅信，美國人民必將覺醒。今抗疫失利，更證明私利政治正被歷史拋棄。我相信我的吶喊沒有白費，我的事業終將實現，因為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美國！
只是，紅星何時才能在壯闊的美洲大地上升起？
79歲的我，也許今年已是人生最后一搏了，可我的社會主義競選提綱的每一個追隨者，都將是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民主社會主義的實現，將是貨真價實的社會主義的前奏曲，更是美國資本主義的喪鐘。
屏幕前的你，能否替我看到這一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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