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之死
來源 上海美國研究
非洲裔男子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被警察暴力執法致死引發的大規模的抗議和騷亂,成為當下美國乃至世界媒體關心頭等大事。美國多地爆發抗議活動,如何理解當前美國民意并把握抗議活動的內在特征?
截取斷面,能看到事件背后的幽微之處。筆者從身邊經歷出發,觀察到佐治亞州抗議活動中的城鄉差別,而這種差別折射出美國社會結構的變遷,也提示了抗議活動可能的演化趨勢。
小鎮抗議:
從聲援黑人權利到號召多重改革
在黑人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博士的故鄉佐治亞州首府亞特蘭大市,部分民眾迅速對于喬治·弗洛伊德事件做出了“響應”。5月29日,上千人聚集到亞特蘭大市中心,在奧林匹克公園、馬丁·路德·金國家公園等地進行激烈的游行抗議。示威者不僅焚燒警車、毀壞公共設施,還對CNN總部進行了破壞。即使宵禁令開始實施,騷亂在亞特蘭大市區仍然持續進行。
筆者所在的地方位于距離亞特蘭大60英里一個叫雅典(Athens)的小鎮。本以為佐治亞州的抗議活動只會集中在像亞特蘭大這樣的大城市里,不會波及這個“窮鄉僻壤”。然而在5月的最后一天,還是有上千人聚集到了佐治亞大學正門外的鎮中心街區,進行了一場非暴力抗議活動。
對于小鎮的寧靜被抗議活動打破,筆者并不十分感到意外。內戰時期,佐治亞州就是南方軍的大后方,許多南方軍的指揮官來自雅典。豎立在佐治亞大學校門外的紀念碑上就刻著許多聯盟國軍指揮官的名字。2015年,有工人在佐治亞大學校Baldwin Hall擴建過程中挖掘出了蓄奴時期的黑奴的骸骨,這件事引發了學校和當地非裔團體的不滿。簡而言之,這個小鎮具有抗議種族主義的“歷史基礎”。

刻有內戰聯盟國軍指揮官名字的紀念碑被抗議者涂鴉。

抗議活動呼吁參與者佩戴口罩。此外,組織者向參與者提供飲水和免洗洗手液。
與大多數呈現在媒體上的抗議活動和騷亂不同,盡管這一場活動從人數到規模無法與在亞特蘭大進行的抗議游行相提并論,但更為有序。從社會運動的角度來看,為何同一事件引發的抗議活動呈現了不同的面貌,這是值得討論的。

尋求連任的第二區縣委員會委員,也是本次抗議活動的組織者之一。
社會運動是具有多個個體參與的、有組織的、尋求實現特定目標的體制外行為。作為社會運動形式的抗議活動具備集體性和組織化的特點。運動的組織領導、共同訴求和共同行動是社會運動的要素。發生在小鎮雅典的這場抗議活動明顯更加接近社會運動。
首先,這一場抗議活動是在公民團體的組織下進行的。領導這場抗議活動的主要三個組織是“黑人選民很重要”(Black Voters Matter)、雅典反歧視運動(Athens Anti-Discrimination Movement)以及正在進行縣行政委員會(county commission)選舉的候選人瑪麗亞·帕克(Mariah Parker)的競選團隊。組織者將喬治·弗洛伊德事件與當地的選舉活動結合起來。因此,這一場抗議活動的參與者不僅僅有非裔美國人,還有許多白人和其他少數族裔參與者。
其次,活動的議題并不局限于反對種族主義、反對警察暴力執法。在“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 和“我無法呼吸”(I Can’t Breath)的抗議口號下,不少參與者舉起了寫著改善司法、完善公共衛生服務、保障LGBT權益的標語,甚至連號召支持當地經濟的宣傳標語也出現在了抗議活動中。抗議者有著非常明確的主張和訴求。例如,呼吁兩黨共同在訂立仇恨犯罪法案達成一致(Bipartisan Hate Crimes Bill);要求在聯邦和州范圍內訂立武力使用法案(The Use of Force Act),建立執法部門使用武力的數據庫并向大眾公開;要求改善佐治亞州的與逮捕相關的法律條款。由此可見,這場活動不僅是一次對于種族主義和暴力執法的抗議,也是一次對相關議題的理念宣傳。

抗議現場出現的選舉標語,雅典6月9日將舉行縣委員會選舉。
亞特蘭大市中心:
從激情走向脫序和暴力化
相較之下,發生在亞特蘭大市中心的抗議活動所呈現出來的是相對脫序的場面。不可否認的是,抗議人群中有一些社會組織和團體,但他們并沒有發揮領導這場活動的作用,沒有掌握抗議活動的話語權。反而是抗議者中充滿激情的積極分子成為了活動的領頭羊。他們在抗議活動中的出格的表演更容易在示威者中激發出一種集體的興奮感,這種興奮感在群體中不斷擴散感染到更多的個體,個體在沒有組織和領導下,通過不斷互動,在情感和表達上都與這些積極分子趨于一致。然而這種一致性并不等同于紀律性,示威者在行為上更容易滑向訴諸非理性的暴力。正如我們能在新聞畫面中所看到的那樣,某個抗議者點燃警車的行為受到了旁邊參與者的鼓掌喝彩,從而使暴力的行為得到某種程度認可。那些在記者鏡頭面前激動地喊著抗議口號的人,也不見他們提什么具體的、實質上的訴求。
差異背后的成因
城市生活和鄉鎮生活顯而易見的差別,是影響抗議活動呈現出不同形態的原因。在遠離大城市的地區,托克維爾式的鄉鎮自治和結社生活在當下依然是非常重要的生活方式,特別是基督教會在非裔美國人的生活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美國內戰以來,盡管非裔美國人在政治權利上并沒有得到實質的改善,但是在信仰的發展上,非裔美國人的獨立教會和信仰生活成為推動民權運動發展的重要因素(馬丁·路德·金是浸禮會牧師)。雅典不僅擁有眾多流派的基督教會,而且依托著佐治亞大學,當地建立了許多公民社團、兄弟會、姐妹會。當地很多人都處于某個或幾個的組織型關系網絡之中。所以,在組織動員方面,社團組織能夠有效地動員成員參與到集體活動中。
而城市生活具有明顯的原子化特征。社交媒體的發展并不能阻礙人際間隔離現象的加劇。馬爾科姆·格拉德威爾認為,建立在“弱聯系”之上的社交媒體并不能形成有效的組織工具。社交媒體可以在素昧謀面的“好友”中迅速的傳播信息,但是不能決定某個好友接受另一個好友的領導。社交媒體建立起來的關系網本身不具備等級制,因而通過社交媒體動員的參與者往往沒有一個中心的領導和可以依賴的權威。正如在亞特蘭大的抗議中所呈現的那樣,抗議活動的信息迅速傳播,但是抗議活動的參與者大多“各自為政”。這也導致了在前文所述的活動中,積極分子的行為和興奮感的擴散容易在群體中得到認可,加劇了抗議活動向脫序和暴力化發展的趨勢。
當前,彌漫在美國社會中的剝奪感不斷地激發著個體間的認同感、同儕間的覺悟。這種認同感和覺悟不止來自于不對等的政治權力關系,更來自于階級地位、族群身份。在美國政治極化和貧富差距愈發嚴重的情況下,喬治·弗洛伊德之死無疑激起非裔美國人及其他少數族裔積壓已久的情緒大爆發。這種情緒來自于長期根植于美國社會的、系統性存在的種族主義。這種種族主義并沒有因為內戰和民權運動而得到解決,也沒有因為非裔總統奧巴馬的當選畫上句號。特朗普上臺以來不斷地操弄族群政治以及對于“白人至上”的右翼勢力的偏袒放任,加劇了種族矛盾。在當前政治極化不斷撕裂美國社會的情況下,特朗普為了鞏固選舉的基本盤,毫不猶豫地選擇了保守派,這無疑不利于解決美國國內被激化的矛盾。
特朗普引以為傲的經濟數據并沒有掩蓋美國社會加劇的貧富差距。以亞特蘭大為例,收入最高的5%的家庭的年平均收入是整個亞特蘭大年收入中位數的11倍。在新冠疫情的影響之下,非裔美國人相對于白人的失業問題更為嚴重。根據聯邦勞工統計局的全國性數據來看,從今年2月至4月,非裔美國人的失業率從5.8%飆升至16.7%。這不僅高于白人14.2%的失業率,也高于14.7%的全國平均失業率。而由于大多數一線工作人員來自非裔和其他少數族裔,他們不僅比白人工作者面臨更高的健康風險,而且在失業潮中,他們也首當其沖。總之,在各種問題的疊加之下,喬治·弗洛伊德之死引發的抗議活動加劇了美國種族之間的矛盾。
新的不穩定因素:極右團體的出現
當主要的目光還集中在反對種族歧視的抗議活動時,部分地方出現了支持警察的“細藍線旗幟”。這一具有爭議性的舉動無疑與抗議者相抵觸。而在雅典所進行的抗議活動中,有人發現了反政府極右團體“布加洛運動”(Boogaloo Movement)激進分子持槍出沒于活動現場。事實上,這個鼓吹第二次美國內戰的激進組織在抗議發生之前就已經引起公眾的關注。他們反對應對新冠疫情所頒布的居家令,并且在4月份在新罕布什爾州議會大廈前就進行了抗議。白人極右團體是否會給當前的局勢火上澆油是十分值得關注的。一旦極右勢力、保守派行動起來,勢必會為當前美國社會帶來更大的沖擊。
本文作者:
佐治亞大學國際事務系研究生王志浩。
除特別標注以外,其他圖片均來自佐治亞大學校報The Red and Bl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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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陳佳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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