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正在遭遇一場政變!
作者 :正文注明 2020-06-07 11:17:06 審稿人 : admin 圍觀 : 次 評論
原創:關不羽
來源公眾號:功夫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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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黨爭的分裂意識形態加劇,媒體輿論的立場從來都不是公正、客觀的。 黑人群體也是“保護政策”的受害者。這種政策圍起的“保護之墻”事實上制造了一個特殊群體,造成事實上的種族隔離。 真相優先于立場,沒有事實就沒有正確的判斷。 1 弗洛伊德案和種族歧視有關嗎? 弗洛伊德案發生后,媒體輿論、各路政客紛紛譴責“種族歧視”。然而,現有的信息很難得出這一事件是“種族歧視”引發的。
涉事四位警察,“首犯”德雷克·肖萬是白人,但是他的妻子凱莉是出身老撾的亞裔難民,有消息稱是苗族。凱利在嫁給肖萬之前有過一段婚姻,并育有兩個子女。前夫的姓氏是“Xiong”,可能也是亞裔。 另外三位事發后很快被開除的警察中,也有一位亞裔,有報道稱其為“苗族”。很難想象一個所謂白人至上主義者會娶一位有婚育史的亞裔妻子,也很難想象一名亞裔警察有興趣參與白人至上主義者對黑人的“種族歧視虐殺”。 
▲網傳的4名涉事警員頗為駭人的現場錄像基本可以認定肖萬的“跪殺”是過度執法,但是就此認定肖萬的動機是“種族歧視”是很牽強的。根據CNN等媒體報道,肖萬與死者弗洛伊德曾是同事。這是一起發生在熟人之間的事件,個人恩怨的可能性顯然比“種族歧視”更值得懷疑。 美國發生這類“白人警察VS黑人”引發社會動亂的事件很頻繁,形成了一套模式:事發后媒體集體抨擊“種族主義”→政客匆忙出面安撫→“和平”示威直至局勢失控→政府大范圍彈壓。 最后的結果是仇恨加劇,族裔之間裂痕擴大。 其中媒體的引導是誘發事態擴大、司法事件政治化的關鍵。在這次事件中也是如此,不如說肖萬執法紀錄的污點被廣泛報道,死者弗洛伊德的犯罪背景卻被有意忽略。直到當地時間6月1日,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工會主席出面提醒“弗洛伊德的暴力犯罪史”——2009年,弗洛伊德因襲擊和搶劫入獄5年,而在此之前,他曾被指控盜竊槍支和毒品。 
▲喬治·弗洛伊德這種淡化“受害人”犯罪背景、拋開事件細節直接推向“種族歧視”的偏袒性、誘導性報道,已經是很多美國媒體的慣用伎倆。這一次還不是最糟糕的,在過往的事件中,媒體輿論甚至可以在報道中將涉案的街頭混混、幫派分子包裝成人畜無害的鄰家男孩。 實際上,過去多次事件中,真正經司法程序認定的“種族歧視”事件鳳毛麟角。然而,在媒體的推波助瀾和政客的操弄之下,狂暴的街頭運動根本不理會進行中的司法程序,任何“白人警察VS黑人”都可以掀起滔天巨浪。 從這些街頭暴力中獲得利益的,是操弄族裔身份政治的政客、吸引足夠眼球的媒體以及在打砸搶燒中劫掠財物得手的暴徒——事后被法律懲罰的寥寥無幾。 2 特朗普該背這個鍋? 美國聯邦制度的分權格局中,州府是管理本州警務的主體,這一點是很明確的。因此,在過去的多起類似事件中,華盛頓特區和白宮很少受到嚴重沖擊。此次事發后,事件焦點迅速從明州轉移到華盛頓特區,白宮遭到大規模攻擊,甚至威脅到總統本人的安全,以至于兩度退入地堡,這是前所未見的政治危機。原因何在? 
▲安保人員在白宮圍欄外嚴陣以待特朗普執政對非裔造成了傷害?很多空洞的指責諸如“特朗普支持了白人至上主義”、“黑人的處境更加糟糕”,但是這些指責從來沒有給出實際證據。真實情況是,特朗普從未出臺過損害美國黑人利益的政策,而且2018年黑人的失業率下降到5.9%,創下歷史最低的紀錄。 但是,不少媒體將之歸功于“奧巴馬時代”的成就。 如果按照這一邏輯,這次的暴亂也該歸咎于奧巴馬時代的遺產。至少應該追究長期在明州執政的民主黨吧?明州州府現在還是民主黨班底,過去長期是民主黨票倉。要把一個孤立的事件上升到政治高度,也該找到正確的方向,不是嗎?遺憾的是,在黨爭的分裂意識形態加劇,媒體輿論的立場從來都不是公正、客觀的。媒體高度介入政治后,真相總是缺位。 如果發生“白人警察傷害黑人”事件就是當任總統漠視黑人權益、黑人處境惡化的證據,那么奧巴馬也不能幸免。2014年發生在密蘇里州的布朗事件造成了街頭暴亂,事件的性質甚至更為惡劣——未持有武器的青年黑人布朗被警察開槍擊斃。 當時“和平抗議”升級為街頭暴亂后,奧巴馬的發聲也很強硬“密蘇里州發生的騷亂狀況已經開始對每一個美國人都產生影響。”最終也是國民警衛隊出面用“非致命性武器”鎮壓。然而,這一事件中,奧巴馬幾乎毫發無損。 這一次迅速把火引向白宮,這場選舉年、疫情復工階段疊加的特殊時間段迅速惡化的事態,并非偶然。明確的導向性、有組織地向暴徒支付費用、支持街頭暴力向各州擴散、一些政治人物或明或暗的煽動,特朗普面臨的不是一場騷亂,甚至不只是暴亂,而是一場政變。 早在特朗普勝選之初,其實就有明顯的跡象要挑起族群矛盾,制造政治危機——當時就有冒充白人至上主義者攻擊亞裔,只是不成氣候罷了。在此次事件中,形勢更為明顯。看似自發無序的街頭暴力背后,明顯有組織、有經費和明確的政治指向,符合政變的基本特點。 3 從經濟學角度分析和對抗“種族歧視” 當然,無論怎么認識這次暴亂的起因和性質,美國存在種族歧視是不爭的事實。問題是,在消除種族歧視方面,社會已經陷入了政治化解決的路徑依賴。 
▲美國《國家利益》雜志網站發文稱,直到今天,非洲裔民眾爭取自身權益之路依然道阻且長所有的政治家都試圖用公共政策解決種族歧視的社會頑疾,然而公共政策的作用是有限的。“壞政策”需要用“好政策”對抗和消除,這是公共政策的功能,但是也僅限于此。社會觀念的改變以及具體到每一個人的處境,政策干預往往適得其反。要理解這一點,需要從經濟學角度出發的辨析。 就結論而言,任何負責任的經濟學家都會反對任何形式的種族歧視。這不是出于政治正確的理由,而是從經濟效益分析的角度得出的結論。 以企業用人制度為例,一家餐廳堂在招聘員工的啟示中宣稱“不招黑人”,就會受到極大的批評。所有人都能意識到,黑人因受到歧視失去了潛在的就業機會,是受害者。而經濟學家更進一步,他們會指出這種歧視政策不僅傷害了黑人求職者,也損害了企業的經濟利益——歧視政策會無端縮小企業用人的選擇面,增加了企業經營的風險。 
執行歧視政策的經營者往往會辯稱“不招黑人”并非出于對人種的偏見,而是因為統計數據顯示黑人犯罪率更高,企業不能接受更高的犯罪風險。這就是經濟學家說的“統計性歧視”。這類統計數據通常受到公認,使得統計性歧視看上去是合理的。 但這欺騙不了訓練有素的經濟頭腦。宏觀統計數據不能成為企業人事標準,因為企業并不是在雇傭全體黑人、還是雇傭全體白人之間做出選擇,而是在個體之間選擇雇員,應聘者的個人條件才是企業甄別篩選的合理標準。 經濟學在涉及歧視的爭議中增加了企業利益的維度,是一項很有用的貢獻。按照這一思路,司法實踐中出現了一種“重商主義”的觀點:如果經營者的歧視政策傷害了“法人”的利益,那么司法理當干預。無論經營者是職業經理人,還是企業所有者,這種司法干預都是正當的。因為企業作為“法人”的合法權益受法律獨立保護,這與產權屬性無關。 “重商主義”的經濟學思維,與進步主義的“人人生而平等”之類的政治意識形態相比,評判標準更為客觀清晰,同時還解消了司法介入與產權之間的潛在沖突。但是,進步主義者也有理由感到不滿,因為這種經濟學思維是一把雙刃劍,也可以用來阻止他們實現通過“保護弱勢群體”的政治路徑“根除歧視”的理想。 進步主義者最常見的主張是以各種配額制強行為“弱勢群體”保留份額,用經濟學思維衡量就很難成立。此類保護政策都是差別對待,本質上都是歧視,因其動機良善姑且稱之為“好歧視”。 對經濟學而言,好壞的前綴并沒有什么意義,相關的爭議一樣要考慮“法人”的利益。這些動機良善的“好歧視”同樣不利于企業,“必須招收一定比例的黑人員工”的“好歧視”同樣縮小了企業用人的選擇面,損害企業利益的性質與“不招黑人”的“壞歧視”并無不同。 實際情況也是如此,特朗普降低了黑人的失業率,不是因為采取了什么特殊的保護政策,而是減稅去管制的政策鼓勵了企業擴大生產、創造了新的就業機會。在經濟增量的分配中,只要政府恪守超然公正的立場,“弱勢群體”總能受益。而且,這種受益源于正常的市場競爭,更容易獲得其他社群的認可,而不是招致嫉妒和怨恨。 遺憾的是,長期被進步主義的族群身份政治“保護”的黑人群體,已經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被保護者”情結。鬧鬧事、投投票就能攫取利益,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在心態上已經形成了對“保護”的依賴,群體心理容易失衡,給用心不良者提供了混亂暴虐的沃土。 實際上,黑人群體也是“保護政策”的受害者。這種政策圍起的“保護之墻”事實上制造了一個特殊群體,造成事實上的種族隔離。長此以往,不僅司法機構要對黑人聚居的社區“另行處置”,其他族群也會與之漸行漸遠。他們將更加失去經濟活力,依靠選票換福利的交易成為貧困的寄生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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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化“受害人”犯罪背景、拋開事件細節直接推向“種族歧視”的偏袒性、誘導性報道,已經是很多美國媒體的慣用伎倆。

▲網傳的4名涉事警員

▲喬治·弗洛伊德
長期的“政治——司法”綏靖主義,造成了美國族群分裂的加劇,積累了巨大的社會壓力。實際上,也鼓勵了暴徒在街頭的肆無忌憚。

▲安保人員在白宮圍欄外嚴陣以待

▲2014年10月10日,美國爆發游行抗議警察槍擊黑人布朗事件
但是,幕后黑手到底是“Antifa”這樣老牌極左組織,還是后起的無政府運動,和民主黨政客、金主是否有關,還有待觀察,不可草率定論。

▲美國《國家利益》雜志網站發文稱,直到今天,非洲裔民眾爭取自身權益之路依然道阻且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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