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時代日本對華心態更趨復雜
來源 東京陳洋觀察
本文刊載于6月10日 大公報
經歷“風月同天”后,日本對中國到底是友好,還是敵視?
據日本時事通訊社8日報道,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當天在國會接受質詢時表示,“對我國來說,香港是擁有緊密經濟關係、人員交流的極為重要的夥伴,在‘一國兩制’下,維持既有的自由開放體制,推進民主穩定發展,是我國一貫的方針。”稍早前,有日媒報道稱,日本政府拒絕美英等國邀請,就“港區國安法”事宜發表聯合聲明批評中國。
與一些歐美國家相比,日本政府迄今為止在香港問題上的表態都比較務實克制,沒有做出任何激進或極端的言行。這一方面源于中日關系不斷改善,特別是經歷攜手共同抗疫后,兩國協調合作共識進一步深化,日本方面不希望因插手中國內政事務而破壞“后疫情時代”中日協調合作的大局。另一方面,聯結日本與香港的主要是經貿關系,而非意識形態。根據日本貿易振興機構統計:截至2019年6月,共有1413家日企在香港從事經營,數量僅次于中國內地,位居第二。因此,香港的繁榮穩定對日本來說意義重大,日本政府在香港問題上沒有跟美國走的太近,反映出日本政府的理性和務實,也反映出日本政府希望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維持長期繁榮穩定。
在香港問題上,日本政府著實表現出了理性,并有意與美國保持距離,但在安保領域,日本政府則緊跟美國步伐。比如,日本外務省近期發布的《外交藍皮書》高調表示,“一貫支持臺灣以觀察員身份參加世界衛生大會”;防衛省的《防衛白皮書》草案點名中國“擴大在日本周邊的活動范圍,試圖改變東海和南海的現狀”;日本防衛大臣河野太郎從4月中旬開始,一直通過“電話外交”,向世界多國呼吁疫情后攜手對抗中國……可以說,日本政府在安保領域的對華方針緊密跟隨美國步伐,又展現出了敵視的一面。
不論是對中國內政事務上的克制,還是在安保領域表現出的敵視,實際上反映出日本政府對華的復雜心態,而這也基本構成“后疫情時代”中日關系的總體走向,既有協調合作,也有競爭敵視。
一方面,深化務實協調合作將成為“后疫情時代”中日關系發展的大方向。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中日兩國政府不約而同地積極支持世界衛生組織、支持在世界衛生組織的領導下進行抗疫。盡管美國政府對世界衛生組織存有強烈不滿,并決定停止對世界衛生組織的捐款,但作為美國盟友的日本卻表現出了對多邊主義和多邊機構的積極支持。
在疫情之前,日本政府也多次表達對多邊主義和多邊機構的支持,但主要集中在經貿領域,而經歷此次全球大流行的新冠肺炎疫情后,日本社會各界發現除經貿領域外,在醫療衛生、環境保護等非傳統安全領域,也需要增加與其他國家的團結合作、恪守多邊主義,并不是僅依靠日美同盟就能解決所有問題,特別是在美國日趨保守化的背景下。因此,經歷“風月同天”的攜手抗疫后,日本將強化與中國在經貿領域、疫苗研發、環境保護、第三方基建等方面的合作,并共同維護和推進多邊自由貿易體制,應對不斷抬頭的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如加速推進RCEP、中日韓FTA以及中國加入CPTPP等。
另一方面,在中美關系走低的背景下,作為美國最為忠實盟友之一的日本,不會拒絕配合美國的對華戰略部署。戰后日本能夠迅速恢復經濟、重回國際社會,一個關鍵因素是“對美從屬”外交。自2012年底再度擔任首相至今,安倍晉三成為日本歷史上任期時間最長的首相,而安倍外交的“親美”色彩恐怕也是戰后日本歷任首相中最為濃厚的一位,比如積極執行奧巴馬政府的“亞太再平衡”戰略、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戰略”等。
最近一段時間,中日關系確實在改善發展,但這并不意味著日美關系就會被沖淡。在中美之間,可以想見日本今后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依然會站在美國一邊,只不過和美國的距離不會像從前那么近而已。隨著中美關系的低迷,日本政府在對華政策方面不可能不跟進美國的步伐,比如近期日本政府擬修改采購方針,要求所有獨立行政法人和處理國民個人信息的指定法人在采購過程中,將華為等中國通信公司的設備排除在外,就體現出日本正配合美國的對華戰略部署。因此,為配合美國,預計日本今后還會有其他消極的對華舉措,并不會就此打住。
中日關系是不僅包含了歷史問題、領土問題,還包含了大國博弈、意識形態等諸多因素,可以說是世界上最為復雜的一組雙邊關系。有鑒于此,“后疫情時代”的中日關系,既有發展的動力,也有潛在的威脅,并不會一帆風順。在攜手抗疫期間,中日兩國留下了諸多暖心佳話,兩國關係上升到新臺階,但“風月同天”需要雙方共同維護,否則只會是一時景象。日本方面近期的一些左右搖擺,已預示著今后中日關系的走向,我們需要有足夠的心理準備,應對可能出現的任何變化。
“后疫情時代”的中日關系不會太親密,但也不至于太糟糕。
本文刊載于6月10日大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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