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專家:美國外交“感染”了兩極化,后果很嚴重
來源 上海美國研究
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院院長威廉·伯恩斯(William J。 Burns)近日撰文稱,美國國內政治的兩極化已經“傳染”至其外交政策,在新冠病毒大流行和種族問題引發大規模抗議的背景下,帶來了嚴重的后果。

文章摘要如下:
在國家面臨危機的時刻,本應該讓美國人團結起來。然而,在一個制造分裂的總統的領導下,美國社會正在被撕裂。與此同時,美國正面臨一場百年一遇的流行病和延續幾個世紀的種族主義和不平等問題。社會分裂在國內造成的影響令人深感不安,在國外帶來的后果同樣令人擔憂。
兩極化蔓延至外交政策
美國外交已經被政治兩極化“感染”。政策在兩黨之間搖擺不定,每屆政府結束時其所做的承諾都會隨之失效,機構被政治化,分歧被“部落化”。國內無法達成妥協的情況正蔓延至國際事務。過去,共同的國內目標為美國外交提供了壓艙石,而現在,它的缺失削弱了美國外交。
在美國,圍繞外交政策存在黨派分歧并非新鮮事。從里根時代的中美洲政策到小布什時期的伊拉克戰爭,美國經歷了很多令人不快的分歧、激烈的政策斗爭以及不同政府的態度大轉變。
但正如斯坦福大學學者肯尼思·舒爾茨(Kenneth Schultz)所指出的那樣,黨派敵意和“精神分裂”正逐漸成為常態,而非例外。比如,參議院批準國際條約曾是一種常態,過去幾十年卻成為稀罕事,到奧巴馬執政時,這幾乎成了不可能的事。
特朗普總統則證明他可以讓事情變得更糟糕。他退出了一個又一個協議,滿足于這種破壞帶來的快感,完全不考慮備選項。伊朗核協議(“令人尷尬”)、巴黎氣候協定(“非常不公平”)和《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對我們國家的掠奪”),這些由前任民主黨政府談判達成的協議統統被拋棄。繼退出《開放天空條約》后,特朗普接下來可能退出《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與此同時,特朗普政府還威脅要恢復核試驗,并在新的軍備競賽中“消滅”對手。
如果說蓬佩奧擔任眾議員期間組織的班加西聽證會顯示了將外交政策“武器化”以達到國內目的的威力(兩極化是目的,而不是手段),那么他擔任國務卿的特點就是在全球舞臺上將國內政治“武器化”。

外交政策兩極化危害嚴重
考慮到兩黨外交政策共識存在無數缺陷和盲點,共識削弱本身并不是悲劇。但過去十年來毒害美國國內政治的嚴重分歧和“焦土戰術”也在削弱美國的外交,其后果是嚴重的。其中,有三個方面特別突出:
首先,美國的公信力、可靠性和能力聲譽受損。在華盛頓,公信力是一個被過度使用的詞匯,但它在外交中具有重要意義。在當今世界,美國不能再單槍匹馬或僅靠武力達成目標,動員其他國家解決共同問題的能力變得至關重要,因此公信力顯得格外重要。
如果連美國人的民選代表都不愿支持談判達成的協議,甚至在其墨跡未干之前就拋棄它,那么美國的朋友或敵人又有什么理由要與美國進行任何形式的真誠談判?即使談了,它們為何要對美國政府會兌現承諾抱有信心呢?
美國正陷入兩極化導致的功能失調的泥潭,本已經受損的能力聲譽進一步下降。世界上其他國家總是抱怨美國的政策及地緣政治力量,但通常會勉強尊重美國的能力和榜樣力量。如今,美國政府連讓國會通過預算都做不到,更不用說讓全世界一起阻止一場毀滅性的大流行病的蔓延了。特朗普曾經聲稱,外國人在嘲笑美國,但現實情況要糟糕得多——他們同情美國、輕視美國。
其次,兩極化破壞了外交的非政治角色。作者曾經為10位國務卿工作,他們都有敏銳的政治嗅覺,但都謹慎地將國內政治排除在外交政策之外。相比之下,蓬佩奧是最具黨派色彩的國務卿——系統地排擠專業人士,支持政治盟友,對想象中的“深層國家”發動戰爭,享受政治沖突,攻擊“反對派”媒體,撤回保障措施(比如近期撤銷國務院的獨立監督機構),并且幾乎毫無掩飾地把國務院作為實現未來政治野心的平臺。
如果其他國家習慣于應對截然不同的共和黨與民主黨外交政策,那么它們就會逐漸忽視職業外交官,干涉美國政治,等待看似敵對的政府下臺,而這將損壞美國的國家利益。
最后,當美國國內政治“不妥協”的特點也成為外交的特點時,外交的潛力會被削弱。2003年入侵伊拉克期間,美軍向薩達姆部隊投放了一本翻譯錯誤的小冊子。它把“要么投降,要么死亡”翻譯成了“投降,然后死亡”。用后者形容特朗普政府的大部分外交談判方法再貼切不過,最能體現這一方法的莫過于向伊朗“極限施壓”。
特朗普政府并非第一個接受“懶惰的”極限主義的政府。一段時間以來,這一直是美國外交的一個糟糕習慣。但在煽動外交政策兩極化方面,特朗普政府比任何政府做得都多,在美國最需要外交潛力的時候扼殺了它。

去兩極化難度大
去兩極化是困難的。正如托馬斯·卡羅瑟斯(Thomas Carothers)所言,這在美國將是一個尤為艱巨的挑戰。美國的兩極化是一種特別尖銳的兩極化,其存在時間比其他大多數國家更長、根基更深、涉及面更廣,是種族、意識形態和宗教分歧的綜合產物。
外交政策的兩極化在很大程度上仍局限于政治精英,而非普通民眾,這是好消息。但壞消息是,雖然兩極化始于精英階層,但很少會在此結束,一旦蔓延開來,幾乎不可能消除。
如今,圍繞氣候變化和移民等外交政策議題,黨派分歧明顯,但在一些基礎性的政策問題上,民意的分歧遠沒有華盛頓那么大。盡管特朗普總統提出“美國優先”,但越來越多的美國人支持美國在世界舞臺上發揮積極、節制的作用,支持建立強大的聯盟和開放的貿易協議。更重要的是,人們越發認識到,美國需要將外交政策更牢固地植根于美國中產階級的需求和愿望之中。
一項更能體現美國公眾而非政治精英關切的外交政策,是去兩極化的良好開端,但這還不夠。美國領導人必須取得成果——在國外要有更強的紀律性,在國內要有政治技巧,而不僅僅是迎合票倉的傾向和喜好。
這意味著與新的選區(包括以更加務實的態度對待外交事務的市長和州長)合作,改革負責促進美國利益的機構。領導層需要達成一個反映新的全球現實和國內優先事項的外交政策共識,并抵制這樣一種誘惑,即只要把所有關切塞進一場統一的全球行動(例如美中對抗)中,就能解決外交政策兩極化問題。
早在特朗普主義出現之前,美國就面臨兩極化問題。換總統可以緩解問題,但不能解決問題。彌合新冠病毒大流行和抗議活動暴露的裂痕需要時間、憧憬和巨大努力。現在,由于國際形勢不容樂觀,容許出錯的余地要小得多。
本文編譯自《大西洋月刊》網站文章Polarized Politics Has Infected American Diplomacy,作者為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院院長、前美國副國務卿威廉·伯恩斯(William J。 Burns)。譯者:沈凱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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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陳佳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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