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經啟翟:美國以后不讓我們摸了,中國該怎么自己過河? |2020-06-11
作者 :政經啟翟:美國以 2020-06-11 09:01:14 審稿人 : admin 圍觀 : 次 評論
隨著美國對留學政策的收緊,看樣子,兔子摸了這么多年鷹醬過河,以后可能越來越么得摸了。不摸就不摸嘛,我們自己想辦法。所以翟老師這期就來專門說說,中國未來應該如何鼓勵創新,靠自己做好研究創造這條路……
5zQ豪仕閱讀網
創新需要大量的創新人才,人才的出現、人才的識別,又跟文化有關系,跟體制、機制有關系,跟土壤有關系。我們中國其實真的不缺人才,因為按照西方一批心理學家的研究,全球智商最高的區域就是東亞。唯一比我們智商還要高的,可能就是AshkenaziJews阿什肯納茲猶太人,原中東歐德意志地區的猶太族群,現在他們分布在全球各地。近現代許多偉大的思想、偉大的發明、偉大的創造、偉大的理論家們直接就是猶太人或者是有猶太血統的白人。所以中國人如果將來要搞創新,尤其是現在我們的高等教育已經有了比較好的普及,其實創新的人才基礎是有的。但問題是你怎么樣能夠把自己的人才用好、用足?為什么大量的中國杰出的科研人才都喜歡跑到美國去呢?為什么在中國他們做不好,跑到美國卻做出了很好的成績呢?在過去很多年里,這是一個事實。有一些自由主義者,有一些看空中國的人跟我辯論的時候,就經常拿這個問題說事兒。這個問題首先是一個發展階段的問題,因為真正要搞科研、搞創新,它是需要花很多錢的。只有在全球市場體系的中心地區才有足夠的熱量,才燒得起錢,才能夠養得起這種創新。當然還有就是一個文化的問題,因為創新其實是一個場域,它不是光靠一個天才般的個體的靈光一閃,而是靠一個群體知識的不斷積累、思想火花的碰撞、相關信息的共享。我認為在中國以前的文化中,的確存在一系列的因素抑制了我們的創新。比如第一個,在過去的三四十年里表現非常明顯的,就是重物而輕人。你會發現我們的科研體制特別喜歡報銷各種耗材,如果你想要引進一個設備,預算經費非常多。可是如果說你想要給人發錢?你想要高價雇一些人?那這個難度就很大。我們的這樣一個文化氛圍,我們的財務體系,我們的預算編制的邏輯就是不愿意為人才而買單,而只愿意為物。這其實是一種窮人思維,就是窮怕了嘛,好不容易攢點錢就喜歡攢一個硬家伙。80年代、90年代的中國社會大多數都是窮人,那時候中國人的行為模式都是辛辛苦苦攢了錢,攢了錢之后不給孩子吃,不是在投資孩子的營養和教育;而是拿這個錢去買一些三大件,放在家里邊充面子,這其實是一種比較可悲的思維模式。另外一個我認為有問題的地方,就是對說謊、造假的懲罰和仇視是不夠的。我非常欣賞任正非先生說的,他說美國不是敵人,美國是我們需要學習的對象。我覺得美國有一個巨大的優點,也是跟它的科研創新體系是相匹配的一種文化,那就是他們對說謊、造假的高度仇視。比如說美國總統們被彈劾或者面臨政治危機,往往不是因為生活有什么不檢點,而是因為他說謊了,說謊在美國是個大罪。可是在中國社會,許多人對自己的履歷有各種各樣的造假,許多社會上有地位有影響力的人為了一點本來其實不必要的面子,也有說謊、造假的地方。但中國社會對這些問題的容忍度似乎偏高。我認為這對真正有效的創新,是非常嚴重的打擊。當你把一個芯片上的商標磨掉之后就可以交差,當其他懂行的人明明知道這個東西是假的,也覺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能夠松松抬手放過去。大家別覺得說說謊、造假,它的直接財務損失也就這么點錢,有必要上綱上線嗎?但如果我們的文化能夠把那些說謊、造假的人從一開始就杜絕掉,本來相關的資源、相關的機會可以交給那些有真才實學的人,那么他創造出來的價值本來是非常大的。而當我們容忍了這種造假、說謊的時候,那么它的代價就會非常巨大。在美國資本市場,造假被發現之后的懲罰會是比較嚴厲的。比如說美國著名的一些騙局,主角被逮了之后可以判好幾百年的刑罰。但在中國資本市場上如果造假,操縱股市,說謊,最后被逮了之后,罰款可能就幾十萬,跟他的潛在收益完全不在一個數量級上。所以我們看到同樣是寬松的貨幣政策背景之下,中國股市20年來仍然徘徊在兩三千點,而20年間美國股市上漲了百分之多少?長期來看這就是巨大的代價。另外一種文化是中國社會好面子,怕出丑,怕紅臉,有一個特點就是尊老,給老同志、老權威以足夠的面子、太高的地位,我認為它對于創新也是不利的。因為從人的智商角度來講,人類歷史上的重大創新,都是一小撮最最聰明的天才人物平均在28歲左右發現的重大科學思想的突破。為什么是28歲呢?因為人的智商在13歲之前是隨機波動的,13歲到28歲之間是一個線性上升的過程,28左右來到人生智商的最巔峰,然后開始穩定下降。你說某個大學一個70多歲、80多歲的老教授通過努力的研發退而不休,如果是在某個具體的技術領域,因為經驗問題他有所突破,這是可能的。但是如果是在科學思想上,在基本理論上的重大突破,那我是不相信的。所以中國社會論資排輩,尊老,不喜歡辯論,不喜歡批判,這樣一種行為模式或者社會文化,它對于年輕人出頭是很不利的。所以我們一定要創造一種機制,創造一種新的文化,來鼓勵年輕人擁有更多的發言權。比說我在單位里邊,討論工作性的會議,怎么樣找到一些好的方法來改進我們相關的工作?那我開會的時候往往是反其道而行之,不是從資深的教授開始先發言,而是從年紀小的開始先發言。因為資深教授先發言先定調之后,后邊年輕人再發言的時候,你不太好去否定資深教授的觀點。但是如果是年輕人先發言,哪怕嘴上沒毛,辦事不牢,說話不太靠譜,沒有關系,因為后邊有資深教授來幫他把脈。但是至少你讓年輕人先把那些表面上看起來不太靠譜的觀點,但有可能是有創新性的創意的觀點,也很可能是來自于一線實踐的觀點能夠先表達出來,拿出來被討論。我在歐洲工作、在美國做訪學的過程中接觸到美歐社會,尤其是新教徒社會。他們的社會里邊年輕人比較容易出頭,年紀輕輕就可以做國會議員、做正教授,就可以帶博士,發表重要論文。但是在世界上絕大部分傳統社會里,都是論資排輩的,它跟農業社會是有很大的相關性。但既然我們進入了工業社會,進入到創新型社會,那么我們就需要適度地改造我們中國的傳統文化。還有一種文化它跟我們的教育和考試體系有關系,中國的教育和考試體系它傾向于求全,要求一個人平衡發展。只有你各門功課好的時候,你考出來總分才是足夠高的,那么你才能夠錄取重點大學,它比較鼓勵選拔那些各方面都不錯,但各方面都不杰出的人,最后獲得最好的教育。但中國社會有非常多的偏科天才,他們只是由于天生的能力結構或者智商結構分布不平衡,就被我們的教育和考試體系給淘汰掉了,最后可能就是個大專生,那是非常可惜的。所以我認為要適當地改革我們的考試體系和人才選拔體系,因為假如說我們需要找一大批的物理學家,那為什么非得要讓他詩詞歌賦樣樣精通呢?沒那么大必要性。尤其從現在再往后,未來中國杰出的物理學家,他英語好的必要性不大,因為完全可以有各種翻譯軟件幫助他學習,要發表英文論文有人給他翻譯,這些東西根本就不是事。關于人才和文化的問題,我覺得人才還是需要交流。人才是一個場域,它需要跨文化的、跨國的、同行之間高強度的、高密度的學術思想的交流。以前我們可以有比較好的環境,我們大量的有志青年可以到美國、到歐洲、到日本去學習,但是未來的趨勢去美國學學不著了,歐洲、日本又相對沒那么先進。那怎么辦呢?我覺得日本有一個做法可以值得我們借鑒。前年我跟團中央一個代表團,受日本官方的邀請去日本訪問,從北到南參觀了日本方方面面,最后一站是到琉球。在那兒我看到了一個由中央政府出資創建的大學,這個大學里邊的工作語言是英語,高薪聘請了全球各地的科學家到風光秀麗的大學校園里邊。那邊云集了世界各地的人才,他們在那個地方有房子,有高薪,衣食無憂,風景秀美,就負責搞科研、搞創新。其實這就是一個“引才”,中央政府出錢來創造這樣一個筑巢引鳳。所以我在想,在當前中國外部的這樣一個學術交流的環境之下,我們如果出不去了,那也可以辦一個類似的大學,也是高薪聘請全世界的人才來這兒搞學術研究。在這個過程中,至少可以為我們的思想交流保留一個比較有效的窗口。(完)5zQ豪仕閱讀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