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經啟翟:想要中國經濟發展好,必須得讓年輕人有錢花|2020-06-25
作者 : 2020-06-25 18:01:59 審稿人 : admin 圍觀 : 次 評論
翟老師今天向我們推薦了一本即將出版的新書,斯蒂芬格利茨的《美國真相》。在這本書中,作者描述了政府、民眾和市場之間的真實關系。翟老師認為,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越好,并且把稅率控制得越好,最后映射出來的市場就越大越繁榮。所以我們中國當下最重要的事,不是給一些企業減稅,而是要想辦法促進中國年輕人消費。比如可以……給年輕人發錢?最近我在看兩本書,這兩本書都是關于美國真相的,一本書是John Bolton(約翰·博爾頓)寫的。他離開白宮之后跟特朗普總統的友誼小船說翻就翻,很快就寫了一本揭露特朗普政府白宮真相的這么一本書,當然是它的英文版,現在暫時還沒有中文版。另外一本書是真正的美國真相,我手中這本應該是內部版,這是機械工業出版社即將出版的,是由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寫的《美國真相》。John Bolton那本書更多是稗官野史了,他講的是白宮的決策過程、人事關系,而我覺得真正具有學術含量的、有思想深度的,當然是斯蒂格利茨教授這本《美國真相》。他這本書里的觀點,我覺得尤其值得推薦的是他對于政府的作用,政府跟市場的關系,包括稅收等等這樣一些話題的分析。當然了,讀過我的書的觀眾朋友可能也知道,我本人對于政府跟市場、政府跟社會的關系,有我自己一套的理論,我稱之為民本主義政治經濟學。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命題就是什么呢?是市場本身也是政府所提供的一種公共產品,繁榮的關鍵在于公共部門,而不是私人部門。那么今天我想用更加具體的模型化的關系來闡述一下政府跟市場之間到底是一個什么樣的互動關系。我們知道在1980年代到現在,全球比較流行的一種主流意識形態是自由主義,尤其是新自由主義。在這樣一種意識形態思潮中間,他們認為政府是一種必要的惡,把政府定義為惡,而這種惡盡管必要,但是越小越好,這樣一種觀點其實是非常錯誤的。我認為市場之所以能夠繁榮,首先不是因為企業家精神,而是因為政府能夠提供有效公共產品。一個無政府狀態的社會是不是可以繁榮?顯然不是。無政府狀態的社會,是一切人與一切人為敵的這樣一個叢林狀態,在這樣一個狀態中,不要說發財、繁榮了,就是想活命其實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那么當其中有人開始扮演政府的角色,當然政府的起源其實是暴力集團了,當其中有一家大的暴力集團能夠壟斷暴力的時候,那么和平和安全和社會秩序就能夠出現了。有了和平和安全秩序之后,那么經濟活動就可以得以正常的開展。人們出門做買賣,人們出門做生意創造財富,這個時候就不用太擔心半路上被人劫了。但光有這點經濟活動還不足以帶來繁榮,要想真正有繁榮,你就要擴大交易規模,擴大生產規模,所以這個時候就需要有基礎設施的建設。把道路、橋梁、港口、機場、碼頭、水利、電力這些東西到位之后,那么每個人在這樣的社會中生存、發展經營,交易成本就會降低,交易半徑和生產規模就會擴大,就有了規模效應。如果你一個企業家你非常有企業家精神,你非常有野心,商業野心,你要把產品賣到國外去。對不起,如果沒有國際貿易條約,這種情況下你這個東西叫做走私,你在海上是要被打擊的。你要想合法的把產品賣到國外去,你需要另外一種公共產品,那就是國際貿易條約。英國當年之所以能夠率先實現工業化,是因為他率先享有了全球商品市場的準入權。他為自己本國的企業提供這種公共產品是怎么實現的?那就靠船堅炮利打開人家的國門。假如說我們的企業家們不滿足于簡單地做一些生產,而是要去做一些更加高科技的,更有技術含量的,更加高附加值的一些經濟活動的話;那么這個時候他就需要另外一些公共產品來支撐,那就是基礎科研、基礎教育。有了大量的科研、教育方面的投入,整個社會的技術進步就更加快了。當然這個過程中還要離不開政府對知識產權的有效保護,知識產權不像其他的產權,它的保護成本更加高。那么你要想鼓勵大家研發投入,政府就需要扮演非常積極的角色。總之概括起來我們看到在我的模型中間,底邊是公共部門,你提供的公共產品越多,那么你上邊私人部門所能夠創造的繁榮,創造的財富就越多。這兩者之間不是一個你進我退、我進你退的問題,它其實是一個共生關系,是一個相互映射的關系。當然這里邊還有一個關鍵的點,這個點的位置也非常重要,最好是又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就是這個橫軸越長越好。中間這個點是什么呢?是綜合稅率,是真實稅率,如果在保證公共產品供給的前提下這個稅率能夠降下來一些,那就是非常棒了。因為這樣的話,映射出上邊的這樣一個私人部門的經濟活動,財富創造過程就特別巨大。斯蒂格利茨教授在這本書里邊,他也提到了一個經典的案例,那就是瑞典。作為人類目前發展最好區域的一個樣板,全球人均最高的區域不是北美,也不是中東,而是北歐。北歐這個地區的特點是什么?人均GDP不但高,而且每百萬人口中間億萬富翁的比例也很高,當然它的稅率也很高。所以大家想一想就是說一個稅率全球最高的區域,它居然是人均GDP最高的區域,人活得最像人樣的區域,也是玩市場經濟最成功的區域。那么為什么瑞典以及整個北歐地區如此成功,它背后就反映了公共部門跟私人部門之間其實是存在這樣一個映射關系:不是說你稅收高了,你的企業家就不干活了;恰恰是你稅收高了,你政府就有資源了。有資源之后,只要你進行恰當的這樣一個監管,那么政府這些收到的錢絕大部分能夠轉變成有效的公共產品,這樣的情況之下,私人部門的繁榮程度就越厲害。全球今天許多發展中國家之所以窮,不是因為它稅率高,發展中國家稅率許多不高,關鍵在什么?是它的公共部門無法為本國國民創造足夠多的公共產品,所以導致私人部門無法創造出足夠多的經濟繁榮活動來。所謂的現代化其中一個重要指標就是社會的集體行動能力越強大,那么社會集體行動能力它靠的什么?靠的就是公共部門,靠的政府的組織、動員、規范、監管這樣一些努力才能夠實現。那么近年來我們中國也有很多的輿論,這些輿論受到了自由主義經濟學,以及比較自私的一批企業家的這樣一些利益的影響。這些聲音說什么呢?說中國稅收太高了,中國稅收高嗎?實際上你去進行全球比較的時候,你會發現中國政府的稅率還是比較合理的,中國綜合的稅率大概跟美國是差不太多。針對當前中國經濟發展的階段以及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所面臨的各種主要矛盾來講,我是不太贊同給企業家給企業減稅的。減稅降費這種命題它是典型的受到了里根政府相關理念的一種影響。因為其實當前中國所面臨的主要矛盾其實是全球總需求以及本國的總需求的增速偏低,而我們的供給能力是偏強。總體上來講我們是供給過剩,那么我們應該做的是把現有的供給能力進行質的升級。原本被人卡住脖子的那些產品,高附加的產品,甚至到目前為止是全世界都還沒有的產品,我們要把它們生產出來,這就是質的提升。而量上要進行適度的收縮,更加重要的是要找到新的消費者。目前全世界我們原本的主要客戶就是比中國人更富的美日歐,但他們的10億消費者變老了。老了之后他們就不消費了,而且現在也變小氣了,有貿易保護主義不愿意再消費我們的東西。所以這樣一個背景之下,我們就需要把眼光適度的轉向國內。按照中央的說法,做好內循環。那就要讓中國的消費者有錢消費。中國的年輕人現在背負的財務壓力其實是非常大的,他們的儲蓄率非常低,他們面臨買房的壓力,生孩子、養孩子的壓力,養家糊口的壓力,個人發展的壓力其實是非常大的,各種各樣的成本制約了他們的消費能力。所以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現在中國所要做好的工作就不是給企業家減稅,比如說我們拿出2萬億人民幣給全中國的企業家們減稅降費,能不能救這些企業家呢?恐怕未必。表面上看你給他減稅降費了,他好像是獲得了2萬億的好處,但在我看來里邊至少1萬億以上會流失掉,流失到哪去了?因為產能是過剩的,需求是不足的,所以這種情況你給他減稅降費,這個錢它也不得不向下游向它的客戶,向它的消費者進行讓利。那么這個讓利過程中就會出現一個問題,他最終沒有拿到政府減稅降費帶來的這樣一個好處。中國因為是一個全球最大的出口國,所以我們有很多的消費者是什么?是全球的消費者。也就是說中國對外輸出了通縮。換言之,現在如果我們減稅降費,那么相當于增加了后代的債務;而通過增加后代債務的方式,我們給全世界包括中國的消費者,包括全球的消費者,輸出了通貨緊縮。這反而加強了中國跟外部世界的貿易的這樣一個競爭力度,使得我們外部的環境也許更加的緊張。與其這樣,不如把這2萬億主要用來刺激消費,這2萬億扎扎實實給全中國的年輕人,尤其是鼓勵年輕人生孩子。大家想想生一個孩子,奶粉錢、尿布錢、請小時工的錢、請月嫂的錢、買玩具的錢,還包括旅游等等,家教的錢,這些錢的支出是海量的。所以你給他發多少錢,他都能花出去,這樣的話我們的經濟才真正具有活力。表面上你這個錢沒給企業家,但是當你給了消費者的時候,消費者的消費會使得這個錢以利潤以市場繁榮的形式轉移給企業家;而這種時候企業家們都是愿意投資的,這樣的話消費也上去了,投資也上去了。只要你的市場是繁榮的,哪怕你的稅率比較高,你也不用擔心這些企業家都跑掉,為什么?市場在哪里企業家就會在哪里。在這兒我們要區分兩類人:一類人叫企業家,還有一類叫商人,商人不一定是企業家。就像斯蒂格利茨教授在他這本書里邊反復強調的,經濟活動有兩大類,一類是真正的創造出財富來;另外一類是掠奪財富。當我們減稅的時候,我們可能更多的是鼓勵了那些掠奪財富的人,更方便、更快捷的積攢財富。企業家需要的是法治環境,需要的是公平公正的司法和執法,而不是減稅。非常有意思的是斯蒂格利茨教授在他的書里邊不但批判了最近這幾十年來美國是不斷墮落的資本主義的模式,還表揚了咱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他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種獨立的探索,能夠更好的平衡國家與市場之間、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這樣一種關系。(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