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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的威脅評估是一個復雜而漫長的過程，決策者要面臨多變的外部環境和艱難的自我選擇。為了使研究具有可行性，需要對這一過程進行簡化處理。研究美國的威脅評估還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其一，美國是一個超級大國，其國家利益分布在全球各地，外部威脅不僅數量巨大，而且情況復雜。其二，美國擁有獨特的政治體制，其決策程序與其他國家相比有鮮明的特征，以美國為樣本構建的理論，僅僅能解釋部分世界。因此，有必要歸納并提煉美國的行為模式，考察其威脅評估的進程，進而構建一個新的理論模式。RZ6豪仕閱讀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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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決策者與威脅評估RZ6豪仕閱讀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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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脅評估的本質是決策者對外部威脅的認知，并在此基礎上制定外交政策的過程。以總統為首的決策者從一開始就扮演著關鍵角色，因此有必要考察什么因素影響美國決策者的威脅評估。在對威脅評估的既有研究中，路徑選擇多種多樣。相對而言，判斷對手威脅是否可信，關注過往行為和現實權衡是兩種比較有代表性的理論路徑。根據這些研究，一個國家的決策者在評估外部的威脅時，或者依據其過往表現來判定，或者根據現實力量對比來權衡。然而，這些研究往往將過往行為和現實權衡置于對立的地位，鮮有在理論上將二者將有機統一的研究。本文致力于將威脅評估時考察過往行為和現實權衡兩種路徑整合，在此基礎上試圖發展一個解釋美國威脅評估的新理論。RZ6豪仕閱讀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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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威脅評估時，現實權衡與過往行為是可以融合的。外部威脅的大小可以通過力量、意圖和歷史記錄三個因素來界定，由此，現實權衡包括的是力量和意圖兩個因素，而歷史記錄是一個國家的過往行為。現實權衡主要是針對對手的軍事力量進行一個基本的盤算，這主要是指其進攻實力。此外，對意圖的評估也是現實權衡的重要組成部分，即對手是進攻性的還是防御性的，其戰略的具體內容是什么，其戰略是否會威脅到自身生存，這種威脅是否緊迫。歷史記錄主要是指根據對手的過往行為來判斷其是否對自身構成了威脅。如果將過往行為與現實權衡結合起來看，在評估威脅的過程中，兩個因素發揮作用的階段不一樣。現實權衡更多出現在評估威脅的最初階段，其后才是依據過往行為評估對手是否具有威脅，這兩者是存在次序關系的、是可以融合的。RZ6豪仕閱讀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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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決策者而言，其對外部威脅的認知主要是判定對手的力量多大，其意圖是否具有進攻性，其歷史記錄是否具有潛在風險。然而，現實權衡和過往行為所起的作用卻是截然不同的。由于現實權衡是威脅評估的最初階段，其作用是框定威脅評估的范圍。換言之，在威脅評估時，決策者首先需要評估對手的實力和意圖。對決策者而言，最先考慮的是既有格局對自身的威脅，這些威脅存在兩種情況：其一，威脅的大小可能僅僅能夠被框定在一個區間，無法做到完全準確。其二，威脅的作用方向也可能難以確定，呈現出模糊的狀態。之所以會出現這兩個問題，原因之一在于決策者難以獲得完全的信息，這會干擾決策者的判斷；原因之二在于決策者的理性是有限的，對意圖的判斷充滿了不確定性。也就是說，盡管現實權衡框定了威脅評估的范圍，但這個范圍是模糊的，是不夠清晰的。在此背景下，過往行為將發揮校準的作用。現實框定威脅評估的范圍之后，決策者將綜合對手的過往行為模式，重新審視外部威脅。就此而言，過往行為對決策者的影響更多是一種隱喻，其作用更多是一種潛移默化的塑造，是在現實權衡的基礎之上進行再評估，然后縮小選擇范圍。在性質上，這是一種校準的行為，通過比較對手的過往行為，最大程度縮小威脅評估的估算誤差，以提高威脅評估過程中的精準度。RZ6豪仕閱讀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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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而言，決策者對力量、意圖和歷史記錄的認知，受權力結構、組織文化和決策程序三個因素的影響。首先，美國大戰略的決策機構是相對穩定的。研究外交政策，必須打開國家這個“黑匣子”，考察政治精英如何評估外部壓力，唯有如此，方能擁有足夠的變量來建立和檢驗理論。羅杰·希爾斯曼等人認為，美國在防務政策上的權力結構是分層的，總統、總統的顧問、政治任命官員、國會和行政官員是內層，利益集團和新聞媒體是第二層，公眾輿論和選民是外層。也有學者將權力機構的內層具體到國家安全委員會、管理與預算辦公室、國務院、國防部、中央情報局、聯邦調查局和國土安全部。在普遍意義上，除了總統外，國務卿、國防部長、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和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是最為重要的決策者。不過，總統可以根據需要賦予某些高級官員以關鍵性的地位，以改變既有權力機構。在這種情況下，一些關鍵性角色的作用就非常凸顯，其知識結構、個人偏好、成長經歷和價值觀念成為決策的重要因素。RZ6豪仕閱讀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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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組織文化也會影響決策者對威脅的認知。從美國的歷史來看，美國的共和傳統、盎格魯—撒克遜式自由主義和民主式的人人平等觀念深刻影響著其軍事組織。具體到對外部威脅的評估上，有兩種情況至關重要：一方面，如果美國決策層形成了一種主導性的組織文化，它往往無形中影響著決策者的威脅評估。例如，里根政府時期的舊保守主義和小布什政府時期的新保守主義，尤其是后者，在決策層形成了價值觀念相近的“火神派”在安全上夸大美國面臨的外部威脅。另一方面，軍方的組織文化是尋求最大的自主權和資源支持，傾向于堅持通過進攻性行為或發動戰爭來解決沖突。因此，這些組織的領導人在危機中會夸大外部威脅，以實現其政治目的。RZ6豪仕閱讀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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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決策程序的差異也會影響威脅評估。從政策過程來看，美國的安全決策存在諸多模式。綜合理論研究與現實態勢，協商模式、官僚政治模式和小集團模式最為重要。其一，協商模式是指總統作為一個仲裁者，對各個部門提出的方案進行權衡利弊，協調分歧，最終形成被大多數接受的政策方案。這種決策模式以肯尼迪政府時期最具代表性，其對外部威脅的認知更多是一種各部門的綜合。其二，官僚政治模式是一種廣泛存在的決策模式。各部門的領導人根據組織賦予的權力和自身的能力界定利益，努力維持官僚組織的自主性和利益，通過與其他組織領導人討價還價、互相讓步而制定和執行外交政策。因此，在威脅評估上，更多是各部門領導人根據個人影響力相互討價還價的結果。其三，小集團模式是指外交政策由少數幾個決策者把控，其決策過程一般是秘密的。在尼克松政府時期，尼克松和基辛格為了避免外交政策的機械化，形成了以二人為核心的決策圈。在奧巴馬政府中，同樣出現了一個總統核心圈，把持著外交政策的制定。在理論研究中，小集團模式在威脅評估上存在缺陷，它往往低估外部威脅，過于樂觀、缺乏警覺，把外部其他團體視為虛弱和不道德的。RZ6豪仕閱讀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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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威脅評估的過程RZ6豪仕閱讀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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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大戰略中的威脅評估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從各部門的基層工作人員到總統，不同層級的組織和人員都發揮著重要作用；從國防部、國務院和總統，到利益集團、媒體和公眾輿論，不同部門與力量也都發揮著不同作用。考慮到具體的歷史進程，政府更替及一系列意外事件都會對威脅評估產生深遠影響，從而引起美國大戰略的調整。因此，準確認識美國大戰略的制定過程，必須考察各個部門在塑造威脅評估過程中的作用。RZ6豪仕閱讀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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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威脅評估的雙向互動RZ6豪仕閱讀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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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外部威脅出現時，美國政府的決策者不僅需要面對如何評估的問題，還要以評估結果為基礎制定大戰略。影響威脅評估的因素繁多、過程復雜，參與主體也是多種多樣。為了研究的需要，可以化繁為簡。從威脅評估過程來看，存在兩個截然不同的互動進程：一是美國最高領導人如何看待外部威脅，并塑造核心組織部門和組織成員的威脅評估，可將其稱為自上而下的威脅評估過程；二是核心組織部門和組織成員如何看待外部威脅，然后試圖影響最高領導人，可將其稱為自下而上的威脅評估過程。RZ6豪仕閱讀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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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自上而下的過程中，總統發揮著最為核心的作用。這里，所謂“上”是指以總統為首的美國最高領導人，主要包括總統、國務卿、國防部長、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和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另外，中央情報局局長和國土安全部部長等在某些時候、某些議題上也是重要的。盡管“水門事件”后美國總統的外事權力受到侵蝕，但是基于需要應對外部威脅的國際現實，使得總統仍然是外交政策制定中最有能力的政治力量。當然，必須指出的是，美國總統不僅僅是一個個體，除了其直轄的內閣外，美國總統制度還包括一整套制度體系，包括總統行政辦公室、白宮辦公廳、國家安全委員會和貿易代表辦公室等機構。那么，美國最高領導人在威脅評估中發揮什么樣的作用？筆者認為，有三種作用最為重要。RZ6豪仕閱讀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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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對外部威脅進行定性。在美國戰略精英看來，美國外交政策的終極目的是捍衛其個人主義的生活方式，而對美國人民及其生活方式最大的外部威脅是帝國和無政府狀態。因此，判斷外部威脅的性質成為美國最高領導人的首要任務。事實上，美國在冷戰結束后對其外部威脅的判斷有一個曲折的過程。早在冷戰結束后，美國就已經把非政府組織視為對其首要地位和自由世界秩序的重要威脅。時任國務卿的瑪德琳·奧爾布賴特指出：“世界上存在著充滿地區沖突和潛在沖突的灰色地帶，這些地區不符合任何國家的安全框架，如果不能得到妥善處理，就會侵蝕自由的基礎，對世界和平造成威脅。”小布什就任總統后，最初將中國列為美國的“戰略競爭者” “九一一”事件后，小布什政府又重新評估了外部威脅，將恐怖主義視為其首要威脅。奧巴馬就任總統后，推出了“亞太再平衡”戰略，將打擊恐怖主義和應對中國崛起同時作為戰略重心。特朗普上臺以后，則將大國競爭作為其首要威脅。RZ6豪仕閱讀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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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發展外交戰略的核心概念。在外交戰略層面，歷屆美國政府都會發展出一系列核心概念。在小布什政府時期，美國圍繞對華政策形成了“嚇阻” “兩面下注”和“威懾”三個核心概念，以應對中國的軍事挑戰；在反恐上則提出了“全球反恐戰爭”和“邪惡軸心”等概念。在奧巴馬政府時期，則提出了“轉向”“再平衡”和“抵消戰略”等概念，以應對所謂來自中國的威脅。在特朗普就任總統后，則提出了“美國優先”和“交易”等概念。總體而言，這些概念的提出有著特定的時代背景，不僅體現了美國的戰略任務，也烙上了美國總統的個人風格。例如，小布什在反恐問題上往往體現了一定的宗教風格；奧巴馬喜歡籃球，因此其外交戰略會使用一些籃球術語；特朗普是商人，其核心概念也體現了其職業特征。RZ6豪仕閱讀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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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最高領導人還要進行利益協調。一方面，不同部門之間存在資源和權力的競爭，使得文官部門成為掣肘軍方的重要力量。例如，美國國務院和國防部之間常持有不同立場，從而形成了軍政關系的緊張。另一方面，不同軍種之間也有分歧，它們在軍事學說、戰略資源和組織職能上都有自己的利益，從而為了謀求更有利于自身的資源和地位進行競爭。由此，美國最高領導人需要加強文官控制，對各部門和各軍種之間的競爭進行協調和分配，推動妥協的形成，進而形成相對均衡和健康的格局。RZ6豪仕閱讀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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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哪些因素影響美國最高領導人進行威脅定性，發展外交戰略的核心概念，以及進行利益協調？有三個因素不能忽視：其一，總統的個性與偏好。美國歷任總統都有著鮮明的個性，其在哲學信念和操作信念上都存在很大差異。這些信念體系主要回答“世界是怎么樣的”與“我們應該怎么做”這兩個問題。在威脅評估過程中，這些個性成為重要的影響因素。其二，總統的顧問在威脅評估過程中也扮演著重要角色。事實上，美國總統并非能隨心所欲，而是受到周圍環境和工作人員的限制。總統能夠塑造和支配其顧問系統的同時，也受到這些顧問的影響，他們向總統提供關鍵信息和政策建議，這成為政策決策過程中重要的變量。其三，總統與其他高級官員之間的關系。外交決策主要關注政治精英如何評估外部威脅，進而制定戰略，因此主要研究組織內部成員及其互動如何影響外交政策。在這一問題上，不僅涉及總統與高級官員的個人關系，也涉及總統與各部門之間的關系。綜合以上三點不難發現，自上而下的威脅評估過程是一種官僚政治模式，領導人根據組織賦予的權力和自身的能力界定利益，努力維持官僚組織的自主性和利益，通過與其他組織領導人討價還價、互相讓步而制定和執行戰略。RZ6豪仕閱讀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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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下”是指美軍各軍種的將領和中低層外交官員，包括在戰爭一線中的將領和一線的外交官，他們負責軍事戰略和外交政策的執行與反饋。在技術變革如此迅速的今天，要求不同組織和系統之間更加迅速有效地互動，這給外部威脅評估帶來了新挑戰。作為基層組織的一部分，這些將領往往代表的是組織行為，其行為則被視為組織的輸出，在組織規則的范圍內執行自己的職責，因此，自下而上的威脅評估具有鮮明的組織過程模式的特點。與自上而下的威脅評估過程相對應，自下而上的威脅評估主要發揮三種作用。RZ6豪仕閱讀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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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感知和評估現實威脅，并與最高領導人的威脅評估進行對比和驗證。不管是否在戰時，這些一線的將軍和官員像神經末梢一樣，比身處辦公室的最高領導人更容易感受到真實的威脅。因此，感知并評估威脅，及時與國家軍事戰略進行比對和驗證，成為一件重要的工作。相對而言，這些威脅的感知更加復雜和多元。它不僅包括大戰略，例如，2009年9月，時任美國駐阿富汗總司令斯坦利·麥克里斯特爾在一份長文報告中呼吁奧巴馬政府增兵阿富汗戰場，他斷言，如果不增兵的話，美國在阿富汗將會面臨失敗的危險。在這個報告中，麥克里斯特爾提出了一整套不同于奧巴馬政府的阿富汗戰略，他認為，美國應該集中打擊南部基地組織的“老巢”，把重點放在控制重要的人口密集區。除此之外，美軍還需要與阿富汗民眾打成一片，極力減少民眾傷亡，安撫阿富汗人民的反美情緒，進而發展經濟，推進阿富汗政府的建設，鞏固美軍與阿富汗政府的合作，以民眾重建為先。它還包括更加微觀和細小的威脅，諸如美軍在某一場戰斗或戰役中的外部威脅，以及美軍在未來面臨的復合威脅。RZ6豪仕閱讀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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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總結實戰經驗，發展作戰新概念，修改或顛覆戰略核心概念。美國在長期的歷史過程中形成了特有的戰爭方式，但是在新的戰爭形勢下需要新戰爭方式。實現這一目的一方面有賴于美軍積極總結實戰教訓。有的將領就認為，技術進步給美國帶來機遇的同時也帶來了挑戰，美國在陸上戰爭的戰略上存在時間與危險之間的張力，也存在火力和人力失衡的危險。也有將領認為，美國陸軍需要裝甲部隊，以在威懾敵手的同時贏得戰爭勝利。對實戰經驗的總結意味著美國軍隊是在適應戰場形勢，在這其中，士兵和低級軍官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有賴于美軍發展新的作戰概念，例如，反叛亂學說、“空海一體戰”概念以及網絡中心戰概念等。這些經驗和概念，使得美軍在現實中不斷改革、轉變。RZ6豪仕閱讀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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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爭奪戰略資源，維護自身組織自主性。競爭是不同組織和部門之間的常態，它們往往針對在資源和職能領域存在不同立場和觀點。由于美軍中不同部門和軍種面臨外部環境的差異，在戰爭中它們往往地位有所差別，因此獲得的資源和所發揮的職能也大不相同。在地面戰爭較多的時期，陸軍和海軍陸戰隊獲得的資源可能更多；而在和平時期，海軍和空軍獲得的資源份額占據優勢。因此這些組織在面臨外部威脅時，往往會因資源和職能產生爭執。RZ6豪仕閱讀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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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威脅評估的次序傳遞RZ6豪仕閱讀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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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通過切割的方法進行劃分，威脅評估同樣存在一個次序傳遞的過程，即威脅評估有可能是從美國政府內部最核心的部門最先出現，然后逐漸向外圍擴散，將評估結果傳遞到社會層面；也有可能是在社會層面最先出現，然后逐漸影響到政府內部的最核心部門。在這一維度上，美國的威脅評估過程像一個漣漪一樣，存在內外之分、先后之別，并且這個過程也是雙向的。RZ6豪仕閱讀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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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決策過程中，誰是核心決策者？根據前文所述，我們可以將影響美國外交政策的行為體分為以總統、總統的顧問、政治任命官員、國會和行政官員為代表的內層，以利益集團和新聞媒體為代表的第二層，以及以公眾輿論和選民為代表的外層。有學者認為，外交決策中存在一個權威性的決策集合體，在這其中是占據主導的領導者、某單一團體及其一些聯盟。這些核心決策者占據著威脅評估的主導權，在進程上，一旦他們做出了選擇，威脅評估就完成了最重要的部分。然后，決策者依靠核心部門通過政策報告、公開演講、思想庫的吹風會和媒體采訪，向外界釋放威脅評估的結果。在此過程中，決策的第二層和外層也會或多或少地對核心決策者的威脅評估進行反饋和修正，最終完成了威脅評估的次序傳遞。RZ6豪仕閱讀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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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這些核心決策者是如何評估威脅的？從政策選擇模式上來看，存在三種不同的決策模式，即總統主導模式、委員會模式和官僚政治模式。總統主導模式一般出現在強勢總統在位時，總統具有較強的外交能力和政治能力，能夠將國務院和國防部架空，進而牢牢控制制定外交政策的議程設置，對外部威脅有自己非常獨到的判斷。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尼克松，由于他在外交政策上極具戰略眼光，能夠對世界格局和美國面臨的外部威脅有一個準確的判斷。委員會模式是指總統通過各組織部門之間的協商，最后達成共識，形成威脅評估的結果。在這其中，每個部門都會根據自身的判斷提出評估的方案，然后進行對比和排序，達成一致的評估結果，這一決策模式以肯尼迪政府最具代表性。官僚政治模式主要是根據一套例行程序進行決策，這一模式的最大問題是為了形成一致性看法，把制定政策的目的掩蓋了。RZ6豪仕閱讀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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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美國的威脅評估傳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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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層的速度和程度是不一樣的，核心決策者會根據國家利益的需要進行操作。例如，對所謂“中國威脅”的評估相對而言比較平緩而有序，而對“九一一”事件后恐怖主義威脅的評估就顯得急促而劇烈。除了基于國家利益的考慮外，核心決策者對威脅評估次序傳遞的處理還受到三個方面的影響：其一，美國是個開放社會，開放政治過程是由其政治體制決定的；其二，核心決策者可能是基于尋求政策合法性的考慮；其三，核心決策者為了尋求政策支持者，會選擇多種方式將威脅評估過程向社會開放。我們需要基于這三個方面反向思考外層如何影響決策內層的威脅評估過程。RZ6豪仕閱讀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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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眾輿論和選民，以及利益集團和新聞媒體都屬于外層，它們試圖通過各種途徑影響核心決策圈。在一般意義上，這是一個普通的政策過程。不過，在某些特殊的時刻，這些偏外層力量在外部威脅評估上也能顯示出其獨特的作用。其一，一種情況是核心決策圈的威脅評估及其外交政策沒有顧及社會主流聲音和利益，這往往引起它們的不滿，進而通過各種方式影響核心決策圈。其二，核心決策者被某一個組織操控和利用，使其偏離明智決策和個人偏好，核心決策者無法進行準確的威脅評估。其三，政策遲滯導致無法應對急迫的威脅，外交政策的成本逐漸高于其收益，偏外圈的力量往往會通過各種方式批評既有政策，推動對外部威脅進行重新評估。其四，如果核心決策者進行了錯誤的威脅評估，并且執行了錯誤的戰略，也會導致偏外圈力量的抗議。尤其是決策者或者可能消費情報人員的成果，使得情報無法為決策服務；或者決策者選擇繞過情報分析人員，按照自我解讀來評估威脅。RZ6豪仕閱讀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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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公眾輿論、選民、利益集團和新聞媒體的角度來看，它們試圖影響威脅評估一般是基于三種出發點：第一，它們代表了利益集團的利益。作為一個多元社會，美國的社會土壤和政治體系使得利益集團能夠影響其政策過程。早在建國之初，美國的建立者們就預測到了這一歷史趨勢，并且提出了應對方法。因此，不同的利益集團在界定美國外部威脅上利益不一，其作用也差別很大。第二，表達不同聲音。在美國社會中，總是會存在一批活躍的少數派，他們志在影響政策，表達不同的聲音。第三，代表了有利于國家利益的準確判斷。對于核心決策者而言，他們也有可能犯錯，公眾輿論、選民、利益集團和新聞媒體可能會針對這些錯誤進行批評，督促政策做出調整。在政策手段上，這些行為體的選擇比較多元，包括媒體發聲、國會游說和聽證會、給領導人寫郵件、民意測驗、朋友和私人渠道、反戰運動。以越南戰爭為例，大眾通過寫信、公開發聲和面對面會見等諸多方式，推動政府改變對越南戰爭的態度。RZ6豪仕閱讀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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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上所述，決策內層與決策外層的政策過程就像兩個口口相接的漏斗，從內層到外層是由窄及寬，從外層到內層是由寬及窄。從決策圈的維度來看，美國的決策體系就像一個洋蔥，分為內外多個層次，不同的部門之間發揮著不同的功能。從總統到內閣，然后到思想庫，再到利益集團，最后到公眾，不同的部門獲取信息和影響決策的程度差別很大，在威脅評估的外交政策過程上也呈現出顯著的次序過程。RZ6豪仕閱讀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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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威脅評估的干預因素RZ6豪仕閱讀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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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國外交政策決策中，連續性是一個重要的特點。然而，這種連續性往往受到國內政治和國際政治的重要影響，從而打破既有的軌跡。從研究的角度來看，這些重大政治事件往往作為干預變量出現。總體而言，美國總統換屆和國際重大意外事件是兩個最重要的干預變量。RZ6豪仕閱讀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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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方面，總統換屆對威脅評估有重大影響。歷史上，美國形成了兩種理念鮮明的外交傳統。一種與共和黨傳統理念比較接近，自上承之于漢密爾頓、杰克遜和老羅斯福等政治家的理念，二戰后經過喬治·凱南、尼克松、基辛格及里根等政治家發展。這一傳統傾向于權力政治，主張在國際事務中相對克制，大多支持通過威脅界定利益，在威脅評估時更加注重外部世界的安全環境。另一種與民主黨傳統比較接近，它上承之于杰斐遜和威爾遜，二戰以后以肯尼迪政府、克林頓政府和奧巴馬政府最具代表性。這一傳統主張在國際事務中保持接觸，往往通過意識形態來界定國家利益，在威脅評估中容易受到自身價值觀念的影響。兩種鮮明的外交理念分庭抗禮導致了一個政治后果，即一旦共和黨政府與民主黨政府更替，其外交政策將出現重大調整。二戰結束以來，每次總統更替后，美國外交戰略都會隨之出現重大轉向，黨派易位時更是顯著。以奧巴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的更替為例，兩任總統的亞太戰略大相徑庭。如果說近十年來美國的大戰略主題是調整與平衡，那么奧巴馬和特朗普在亞太地區給出的處方卻差異顯著。特朗普亞太戰略的設計同樣旨在解決美國的戰略困境，但是從手段來看，大都是奧巴馬沒有興趣或能力不及的領域，即追求美國優先，努力提高自身力量，同時通過利益界定威脅和談判，試圖讓盟友分擔更多的防務責任，以緩解外部壓力，最終構建一個力量均衡的亞太安全秩序。RZ6豪仕閱讀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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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國際重大意外事件也會扭轉美國威脅評估的結果。在美國的外交政策實踐中，一些國際重大意外事件會直接影響其威脅評估，甚至有可能使外交戰略發生重大轉變。這一現象曾在歷史上屢次出現：蘇聯擁有核武器后，美國對其威脅評估出現了重大轉變；古巴導彈危機爆發后，美國視蘇聯的行為威脅到國土安全；蘇聯解體后，超級大國不再是美國的首要威脅；“九一一”事件發生以后，小布什政府在反恐問題上需要中國的支持，中美間其他問題暫時退居次要位置。于是，小布什政府宣稱中國不再是美國的戰略競爭對手，改稱中美兩國應該發展建設性合作關系。回顧國際關系歷史，在特定的時刻，一些國際重大意外事件往往迫使美國扭轉戰略方向，調整對首要威脅的判定。因此，這些國際重大意外事件就成為美國威脅評估的重要干預變量。RZ6豪仕閱讀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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