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哲學角度,才能看清世界局勢的本質!
來源:斐君思享匯(ID:feijunsixianghui)

今天的文章不談時政,嘗試從哲學角度看未來大趨勢。
之所以寫這篇文章,是受劉慈欣《新冠疫情與外星人》一文的啟發,大劉是我非常喜歡的一位作家。
先引用大劉這篇文章的一些精彩段落:
在過去的三十年,人類社會處于前所未有的太平盛世,一直在平穩的發展中,雖然地球上不斷有局部的意外和波折,但并沒有一個全球性的事件打斷這種的進程。這就給我們造成了一個幻覺:社會的發展將一直是這樣直線型的、平滑的、可預測的,但這次全球疫情的到來打破了這個幻覺。
縱觀人類歷史,世界性的重大意外事件其實是一個常態,它們在歷史上不斷出現,從黑死病到兩次世界大戰,歷史的走向不斷被這些意外所改變,有些意外事件也標志著一個新時代的開端。與此相比,我們所經歷的平穩發展而沒有重大意外的這三十年,反而是一個例外。也正是在這三十年中,我們漸漸養成了對未來的一種直線思維方式,這是很危險的。
…………
看到大劉這篇文章的同時,出現了一則令人憂慮的國際新聞。
樂施會在9號的一份報告中警告稱,新冠肺炎的大流行造成了全球性的經濟破壞,導致了1.22億人口沒有糧食吃,面臨餓死的風險。由于新冠肺炎所導致的人員大規模失業以及糧食作物的中斷和援助減少,都加劇了饑荒的風險。與此同時,非洲、南亞爆發了嚴重的蝗災,如此危急的糧食危機是前所未有的。再加上今年不規律的氣候變化,讓靠天吃飯的農民幾乎陷入絕望。
劉慈欣的思考、疫情引發的全球經濟衰退和大饑荒、大蕭條下國家行為的非理性、美國的歇斯底里、大國博弈的不可預測等等,無一不在昭示著我們:接下來,全球一定是動蕩混亂,充滿各種不確定,要做好經濟長期低迷的準備。時代的主題已經切換到斗爭和生存模式。
全球經濟衰退,中國也很難獨善其身,比的就是各自的承受力。不要指望對手一團糟,我們一片祥和。我們將迎來一個比爛的時代。接下來各國將一起熬苦日子,誰撐下去誰就贏了。
一句話,不確定是唯一的永恒。
一、現代國家間博弈,時刻埋伏著高度風險
幾千年來,一部人類史,絕大多數篇幅都是苦難史、抗爭史,繁榮、安寧是偶然,戰亂、暴虐才是常態。即使當今世界也是如此,我們不過是有幸生活在中國這個偉大的國家而已。
中國是不確定的世界里唯一的確定。
然而,全世界風雨飄搖,風景這邊獨好,是不可持續的。中國必須為不確定的世界增加確定性。也只有中華文明才能拯救人類,將人類從目前極端扭曲的、邪惡的、不可持續的全球化中拯救出來。但是,要成為這個福音,我們要時刻準備迎接不確定性。其中要害,就是世界最大的毒瘤和亂源——燈塔國。
現代社會的本質是風險社會,高度發達的另一面是極端的脆弱性。人類社會的抗風險能力,從來不因文明的進步而增強,反而會更加脆弱。
這就是現代性的悖論。
網友KK說得好,現代社會是一個復雜系統和人造系統,其脆弱性遠高于原生態,常態下的“便利”,可能就是非常態下的“詛咒”。
系統越復雜,就越脆弱,蝴蝶效應越強。這種脆弱,在此次病毒的攻擊下暴露無遺。
舉一個例子,如果沒有大規模的集中居住和超大規模城市的出現,病毒也沒那么可怕。這給中國的城市化提了醒,不能再攤大餅發展超大城市,超大城市的生態系統是極其脆弱的。且不說病毒,一旦敵人實施電網攻擊,癱瘓了電網,超大城市就變成死城。未來,超大城市有三大危險:一是病毒攻擊;二是網絡攻擊;三是電網攻擊。
簡言之,現代社會、現代國家間博弈,時刻埋伏著高度風險,如果我們對這一本質有所洞察的話,那就不至于在危機事件降臨時感到突兀和偶然了。
二、人類社會正被卷進一場不可控的宏大實驗
現代性與風險本來就是一對形影不離的孿生兄弟。或者干脆說就是同一事物的兩個方面。隨著現代社會孕育出全球化,風險也從個別國度、個別領域變成全世界的風險,乃至全體人類必須面對的風險。
傳統社會的風險,絕大多數是大自然所帶來的。而現代社會的風險,更多是人類自己的行為造成的,科技的發達并沒有帶來人性道德的升華,反而讓風險指數級上升。
西方國家的思想家對此洞若觀火,世界體系理論的宗師華勒斯坦,早在80年代,就極富遠見的把全球性的瘟疫流行,視為資本主義世界毀滅的一個可能的重要原因。
兩個比喻,有助于我們深刻認識現代性。
比喻一:現代性如同列車的提速。
從技術進步方面看,當然是好事,但同時也潛伏下了更大的風險。因為駕駛機動車的人都知道“減速慢行”是確保行車安全的必須條件。而資本要快速增值、快速回報的邏輯,決定了現代社會生活方方面面不斷的加速度。既然科技進步無止境,那么加速度也就沒有止境。這里自然預設了非常可怕的一面。我們都擠到了一輛卸掉了剎車裝置的飛馳列車之上,呼嘯前行,看上去很酷,也十分過癮,然而,風險之大,可想而知,“技術正在變成一個不可思議的冒險。”
比喻二:現代性如同賭博,要冒血本無歸的巨大風險。
這不是什么新說法,資本主義社會即冒險、即賭局,“資本主義是冒險家的樂園”這句話我們都耳熟能詳。我們常說的“風險與機遇并存”,也是一種賭博語言。現代社會是一個所有人都被卷進來的宏大實驗。但是,這個實驗是不可控的,充滿不確定。
以上,就是現代性的悖論、現代性的詛咒。
好在我們有韌性的制度和五千年文化歷史托底,所以我們有底氣,能對沖這個詛咒。
燈塔國這次面對病毒的無能和混亂,某種程度上也是因為其沒有歷史底蘊,文化認同感差,沒有經歷過那么大的挫折,真正大難臨頭,結果一敗涂地。
因此,我越來越認同,斗爭的最高維度是文化和哲學的比拼。
三、斗爭的最高維度是文化和哲學
自從朝蘚戰爭后,燈塔國就對東方文化和中國人的國民性有了根深蒂固的敵視和恐懼。
孫皓暉先生最近一篇文章就提及,美國日益鮮明的國家焦慮,與其說是對中國持續成長的國家力量的憂心,毋寧說是對這個擁有深厚文明且五千年不滅的古老大國的無法預測性與難以把控性的日益強烈的深層恐懼感。
100余年來,美國與歐洲國家,沒有一次能夠準確預測中國的歷史腳步,沒有一次能夠以在其他國家屢試不爽的種種手段搞亂中國。硬性強撼不能,和平演變不能,軍事圍堵不能,顏瑟革命不能,經濟遏制不能,貿易戰不能,挑動分裂也不能;分明早已經將中國確定為對手了,卻硬生生無處下口。此等難堪,在美國的霸權歷史上從來沒有過。
近年,美國決策層的認知也發生了變化:認為中國已經從意識行態、發展模式威脅,變成了實際上的多民族大國家(廣土巨族)的威脅;這一變化,將是美國更為長遠的實際威脅;為此,美國將不再理睬與中國的意識行態差別,而是與中國這個國家之間的全面的非理性對抗,直到這個遼闊的統一文明大國不復存在。
對東方文明的警惕和恐懼,是美國的歷史心結。無論對日本,還是對中國,甚至越南這樣的中小國家在內,都是美國即使在霸權高峰時期也難以輕松揮灑的地區。
作為東方最主要的獨立文明大國,中國更是美國霸權的克星。因為,中國文明在歷史上,從來都是世界霸權覆滅的歷史見證者;中國文明已經存在了5000余年,從未被任何歷史風浪擊垮,從來不曾被任何霸權滅國。相反,中國總是霸權集團的最后掘墓人之一。
四、問題導向,務實創新:有感于治水文明
華夏文明的核心競爭力,在于其獨樹一幟的治理哲學和治理體系,前者是問題導向、務實創新,后者則是大一統中央集權。
“易于耕種的纖細黃土、能帶來豐沛雨量的季候風,和時而潤澤大地、時而泛濫成災的黃河,是影響中國命運的三大因素。它們直接或間接地促使中國要采取中央集權式的、農業形態的官僚體系。”——黃仁宇
當代中國國家治理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堅持問題導向,在各種現實挑戰中務實應戰,在應戰的過程中不斷創新,進而找到適合國情的解決問題的辦法,這個路徑在各個領域各個行業的加總就形成了“中國道路”。
這一特點在抗疫中有集中體現,這個分析太多了,這里不再贅述。還有一個能集中體現我們文明的務實創新、追求確定性的,是治水。當前正值洪水肆虐,有必要重溫一下我們的治水文明。
從詞源上來看,治理、治國、治亂的“治”都源于治水。對于水患,中華民族的辦法是直面、治理,而西方則是回避、逃離。這也是此次役情中,我們與西方應對之策根本不同的根源之一。
從中西關于洪水的古代神話的差異,就可見一斑。簡言之,就是治水型文明和逃生型文明的根本差異。
面對鋪天蓋地而來的洪水,西方各族神話教給人的辦法大同小異,那就是及時躲避,逃得性命。逃命的方式以《圣經》的諾亞方舟最有代表性,除此之外,還有乘葫蘆、大龜、竹筏、獨木舟逃生。但不管細節如何變換,萬變不離其宗的是劫后余生的逃命主題。
只有我們華夏文明的洪水神話表達了完全不同的治水主題,用今天的說法就是抗洪救災。大禹治水的傳說就這樣成了中國人家喻戶曉、流傳最廣的故事。世界上沒有哪一個民族像我們這樣以數以百萬計的血肉之軀去迎戰洪水的到來。可以說,治水從大禹起,便是我們民族生存的頭等大事,它通過四千年的歷史反復,積淀為我們民族集體意識中倔強的情結。
愚公移山、精衛填海、夸父追日、女媧補天、大禹治水等等,正是我們從不屈服的文明底色。如同國際歌里唱的,“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國際歌這種世界大同、自強不息的精神,就是我們古代文化的主流精神。
結語:
不確定是唯一的永恒。
疫情引發的全球經濟衰退和大饑荒、大蕭條下國家行為的非理性、美國的歇斯底里、大國博弈的不可預測等等,無一不在昭示著我們:接下來,全球一定是動蕩混亂,充滿各種不確定,要做好經濟長期低迷的準備。時代的主題已經切換到斗爭和生存模式。
中國是不確定的世界里唯一的確定。
然而,全世界風雨飄搖,風景這邊獨好,是不可持續的。中國必須為不確定的世界增加確定性。也只有中華文明才能拯救人類,將人類從目前極端扭曲的、邪惡的、不可持續的全球化中拯救出來。
但是,要成為這個福音,我們要時刻準備迎接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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