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浦之死留下謎團無數…日本花季少年為何自殺率最高
來源 深海區
30歲的日本著名影星三浦春馬日前疑似自殺身亡,引發全日本震驚。
在新冠疫情仍然反復的日本,這般鮮活生命的逝去,像投入平靜水面的一枚炸彈,激起無法預知的漣漪——自殺,這個頑固的社會問題再次觸動日本人的心弦。
在感傷的同時,人們似乎更加疑惑:在整體自殺率逐年下降的情況下,日本19歲以下青少年的自殺率連續兩年上漲,達到40年來最高值。這些花季少年,為何如此輕易放棄人生?

7月18日,日媒曝影星三浦春馬疑似自殺身亡。
離開
18日,三浦春馬在家中的衣柜里被發現疑似自縊身亡。有消息稱,警方在現場發現留下他的日記本,只見寫有“好想死”等字句,似乎早有輕生念頭。同日,一封三浦二十歲時寫給十年后自己的信,在網絡廣為流傳,信中他問未來的自己:“有在過著幸福的日子嗎?”他期許自己在三十歲時依然可以是強大的人,“把珍貴的東西緊緊抱在懷里。”

三浦春馬20歲時寫給十年后自己的信。
人們無從得知,年輕的人氣明星是如何做出這個決絕的決定。
三浦出生于1990年4月5日。2007年,17歲的三浦因主演愛情電影《戀空》獲得日本電影學院獎最佳新人獎,從而走紅影壇。此后雖有低谷期,但日前上升勢頭良好,馬上就要有新劇播出。此外,四月剛過30歲生日的他,還同時發布了兩本新書,講述的是他探訪日本全國的旅行經歷。

三浦春馬(右)和新垣結衣因在電影《戀空》中的出色表演斬獲日本電影學院獎最佳新人獎。
在日媒的報道中,三浦春馬一向以陽光形象示人,但他的煩惱并非無跡可尋。《女性seven》雜志曾在1年半前拍到三浦深夜和朋友聚會,送走朋友后卻自己獨自去了一家酒吧。雜志當時寫了這么一句話,“喜歡孤獨的背后,是否有誰也無法傾訴的煩惱呢”?
認真努力的職業表現背后是追求完美的性格。為了演好一個角色,他曾經一個月讓自己瘦了20斤。三浦的舊友透露,早在10年前他就想隱退,想當個平凡上班族就好,后來在家庭環境等需求下,只得繼續留在演藝圈打拼,無奈最后卻走上絕路。

2014年出演《我存在的時間》時,三浦春馬一個月讓自己瘦了20斤。
網絡暴力似乎讓他疲憊不堪。友人賀來賢人在社交網站發文,將矛頭指向網絡上的負面言論,暗指三浦的死是受到網絡霸凌的結果。他認為,三浦是因為發表了對東出昌大婚外戀的評論而遭到了網民圍攻。
最后,與母親的關系也引發猜測。有日媒發現,被視為他精神支柱的母親早就離開了茨城縣的老家。而在身邊人的描述中,三浦春馬很長時間以來一直擔心自己與家人的關系。他的母親對娛樂界的工作感到厭惡,甚至最后到了斷絕親人關系的地步。
在后人的猜測中,三浦春馬的生命定格在了30歲,留下了很多問號。

但在日本,觸目驚心的這一幕其實并不鮮見。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在日本,近幾十年的自殺率一直偏高。世界衛生組織去年公布的一組估算數據顯示,日本每10萬人的自殺人數為14.3人,大幅超過了世界平均自殺人數的10.5人。
孤立
但另一方面,日本的自殺率近年來有降低的趨勢。官方數據顯示,2013年以來自殺者人數持續減少,到2019年降至有統計以來最低。日本警察廳統計,2019年自殺人數為20169人,比2018年減少671人;2018年自殺人數20598人,比2017年減少723人,連續10年出現減少。
但在這樣的“減少趨勢”下,有觀察家指出,日本有三個現象值得關注:
第一,自殺者人數在世界范圍內仍然高企。
整體上看,日本自殺人數從1998年開始連續14年超過3萬人,2003年達到頂峰,有34427人自殺,已經成為一個必須正視的社會問題。
第二,男性自殺者人數顯著高于女性。
尤其是從上世紀90年代末開始,中老年男性自殺者增加非常突出。精神科醫生天笠崇認為,年富力強的日本男性選擇自殺,大部分與以下三個原因有關:終身雇傭制的瓦解、業績評價制度的采用和非正規雇傭的增加。
第三,青少年自殺率高居不下。
在日本整體自殺率逐年下降的情況下,日本19歲以下青少年的自殺率連續兩年上漲,達到40年來的最高值。一項研究表明,在G7國家里,青少年的死亡原因中排名第一的大多是意外,只有日本,青少年的最大死亡原因是自殺。日本一年自殺人數約為24000人,其中18歲以下的自殺者為約300人左右。然而,令人困惑的是,對于這些青少年選擇自殺的理由,人們并不十分清楚。日本文部科學省2018年的一項研究表明,“家庭不和”、“父母等的叱責”和“欺凌問題”之外,近六成青少年自殺“原因不明”。
在日本,自殺并不是一個單一的社會問題,而是許多問題得不到有效解決的最后黑色出口。據統計,日本人自殺主因是健康問題、經濟和生活問題以及家庭糾紛。
沒有人能預知,憤怒、悲傷、矛盾和壓力等負面感知,究竟是如何壓垮一個人。處在崩潰邊緣的人,都有自己獨特的心境:對于一名四十多歲的工薪族來說,壓垮他的可能是一次冷酷的裁員;對于一名十幾歲的少年來說,壓垮他的可能是一次校園霸凌帶來的陰影;對于一名三十多歲的家庭主婦來說,壓垮她的可能是日日繁重的家務……
但是專家指出,人際關系的稀薄和脆弱或許是上述人群的一個共性。這正是十年前上映的NHK紀錄片《無緣社會》所揭示的日本社會近年來日益擴大的一個群體:血親關聯乏力,雇傭狀況惡化,地域關聯喪失,人與人之間的“緣分”維系越加艱難。他們感到挫敗:無法獲得正式雇傭,只能同工不同酬;拼命相親,卻始終遇不上有緣人;家人在側,卻往往話不投機。

NHK紀錄片《無緣社會》揭示了日本社會近年來因人際關系的淡漠而產生的“無緣死”群體。
理解自殺的一個關鍵詞是“孤立”。筑波大學教授高橋祥友長期關注自殺問題,“我們幾乎可以斷言自殺的背后必然潛藏著孤立。因而,要及早發現這些人發出的求助呼聲,讓他們恢復與周圍人的聯系,以助于自殺的預防。”
生存
問題是,對于那些深陷絕望情緒的人,人們可以做些什么?
這些年,面對嚴峻的自殺形勢,日本政府和社會一直在嘗試預防和緩和這個社會問題。
在法律法規層面,日本2006年出臺了《自殺對策基本法》,詳細規定了國家、地方公共團體、雇主等的責任,以及對自殺者親屬以及自殺未遂者的支援;其后每年發行《自殺對策白皮書》,歸納當年自殺概況和自殺防范措施的實施情況。此外,針對青少年自殺問題,日本還在2009年制定了《教師需要了解的兒童自殺預防手冊》,2013年制定了《防止校園霸凌對策推進法》。
在政策層面,日本從2007年開始,將每年9月10日起的一周定為“預防自殺周”,在全國范圍內廣泛舉辦各種活動,推進民眾對自殺預防的認識。此外,日本各級政府都設有專門的咨詢窗口,為抱有各種苦惱的人提供幫助。
更重要的也許是公司、家庭、社會組成的立體防控網絡。日本《自殺對策基本法》指出,采取預防自殺的措施時,不應該將自殺單純視為個人問題,而要立足于其背后的各種社會因素,作為全社會的工作來落實。在日本,一個重要的救助手段是,通過志愿者運營的24小時“生命電話”,向無法向別人訴說煩惱、甚至考慮要自殺的人,提供免費心理救助。這一機制最早可以追溯到1970年,那一年日本自殺預防行政懇談會成立,這是日本自殺預防學會的前身。1971年10月,民間團體在東京開設了“生命電話”,1977年民間團體建立了“日本生命電話聯盟”。
有人關心自然是好。但也許,更深刻的哲學拷問在于:在無緣社會,即便孤身一人,應該如何好好活著?關于這個問題,日本人給出了各種各樣的答案。
“一人經濟”和“一個人的美學”在少子高齡化日本常年流行,反映了一個龐大的群體需求。不管是一人食還是一人卡拉OK,都在告訴人們,普通人也有選擇的空間:即使很平凡也要認真地生活,努力在乏味生活中追求幸福感。

日劇《孤獨的美食家》劇照。
一些人從他人的生活里汲取力量。1974年出生的日本繪本天后高木直子出版了記錄長年單身生活點點滴滴的“一個人”系列繪本,是很多日本人的心頭好。她畫筆下的自己充滿著一人奮斗的激情和對生活的美好希望,“人生的美妙就在不經意間,就在拐角處,就在素顏的生活里”。
認真努力的積極生活態度,是對抗絕望心情的有力盾牌。當遇到地震海嘯等大災害,總能在媒體拾掇的片段里看到,災難制造的那些人情上的“牽絆”,以平淡卻令人動容的方式詮釋“認真活著”這個復雜命題。就如阪神大地震后,神戶一家壽司店老板認真守著20年不漲價的壽司店,只為了從前的客人能找到暖燈如豆的舊去處。于是,哪怕“無緣社會”再可怕,因為堅強與溫柔,“小而確定的幸福”也并非遙不可及。
而在感動過無數人的日本神曲《曾經我也想過一了百了》里,兒時經歷校園霸凌的著名歌手中島美嘉告訴人們一個“終極答案”——關心與愛。
“曾經我也想過一了百了,
我還沒有遇見你,
因為有像你一樣的人存在,
我稍稍喜歡上這個世界了,
因為有像你一樣的人存在,
我開始稍稍期待著這個世界。”
如何看待自殺問題,體現出一個社會對待弱者的態度。誰也不知道,會在人生的某個階段、某個地點和某件事上,成為“弱者”。因此,這個問題與每個人都息息相關,也并不遙遠。
愿我們,都能做一個帶給他人溫暖的人。而不經意間給予的這份溫暖,也許某天將照亮我們自己的路。
(文中圖片GJ、網絡綜合)撰稿 深海星編輯 王若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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