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和:大國沖突的假象
作者 :清和 2021-02-08 13:46:15 審稿人 : admin 圍觀 : 次 評論
自亞當·斯密以來,經濟學家找到了一條通往和平與繁榮之路——自由市場與對外貿易。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打破了這一神圣觀念。此后,每一次大國戰爭及沖突都對經濟學構成現實的挑戰。
政治學中的諸多解釋,如修昔底德陷阱以及亨廷頓的“文明的沖突”,均屬似是而非的理論。本文從國家制度與經濟全球化的關系出發解釋世界大國沖突的真相、演變與假象。
本文邏輯
一、大國沖突的真相
二、大國沖突的演變
三、大國沖突的假象
01
大國沖突的真相
美國經濟史學家查爾斯·P.金德爾伯格寫過一本著作叫《1929-1939年:世界經濟蕭條》【1】。與一般經濟學家不同的是,金德爾伯格選擇了國際秩序的視角解釋大蕭條。他的觀點是,各國不會自覺、自愿地提供確保國際經濟體系穩定的“公共成本”。這就是國際動蕩不安的原因。
金德爾伯格認為,大蕭條起源于美國在一戰后取代了英國成為全球經濟的領導者,卻沒能承擔起全球公共用品的責任。英國在政治上依然是全球領導者,但是經濟上已力不從心。這導致世界墮入大蕭條、種族滅絕與第二次世界大戰。
在全球化時代,維護國際秩序的“公共成本”是一個國際難題。在新舊經濟大國交替之際,沒有經濟能力又不愿讓步的老牌大國,有經濟能力但還沒有意愿或政治手段領導這個世界的國家,均無力承擔全球公共用品成本。這是全球化過程中的一種陷阱——“金德爾伯格陷阱”。
經濟學家對金德爾伯格陷阱的爭論,根本上源自對制度內生性的分歧。那么,金德爾伯格陷阱是否真實存在?
1914年薩拉熱窩行刺事件爆發,整個歐洲陷入混戰。此時,美國作壁上觀,忙于歐洲戰事的大國交給這個“小弟”一個艱巨的任務——管理好國際黃金標準。黃金標準是當時英鎊體系下的國際匯率體系,美聯儲的任務是維持黃金價格的穩定。這就是國際匯率體系,維持這一體系是需要成本的,看美國怎么表現。
鍍金時代后的美國已是全球第一大經濟體,工業產值超過英國,但是美國的主流思想依然是孤立主義,不愿意干涉歐洲事務,遲遲不加入一戰。當時,剛剛成立的美聯儲缺乏在世界大亂之際獨挑大梁的意愿與經驗。隨著歐洲戰事的深入,越來越多黃金流入美國,美國很快從債務國變為債權國。
這對原有英鎊體系下的國際匯率帶來巨大的沖擊。美聯儲在關鍵時刻打破了黃金標準,大幅抬高美元匯率,促使黃金貶值。在金本位時代,黃金的信用是至高無上的,大于國家信用。美聯儲的做法引發了金本位時代的第一次黃金信用危機,從此黃金信用一去不復返。經濟學家蒙代爾甚至認為,如果美聯儲不打破黃金標準,就不會發生大蕭條,也不會出現納粹革命,更不會爆發第二次世界大戰。
一戰后,國際匯率一片混亂。1922年,各國齊集意大利熱那亞,試圖重建全球匯率體系。戰后的歐洲國家負債累累,經濟低迷,社會動蕩。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這時的美國,工業生產總值世界第一,黃金儲備世界第一。美國試圖利用黃金儲備優勢,與英法兩國共建國際貨幣體系。但是,這個新興的國家還是被歐洲老牌帝國排擠在門外,英法接過被美國管理得一塌糊涂的黃金標準,制定了以英鎊和法郎為核心的金匯兌本位制度。
但是,一戰后的國際匯率體系是糟糕的。英國試圖維持帝國地位,將英鎊與黃金的匯率維持在戰前的水平。英鎊顯然被高估了,因為當時英國的黃金儲備及經濟能力無法維持原有的匯率。
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認為,高估的英鎊是戰后英國經濟持續低迷的重要原因。高匯率導致英國出口受阻,工業復蘇緩慢,失業率居高不下。他強烈呼吁英國政府下調匯率,讓英鎊對美元貶值。凱恩斯還推算,如果匯率下降到一英鎊兌換3.6美元的水平,英國的失業率才能下降到6-7%【2】。
一戰后的國際匯率秩序實際上陷入了金德爾伯格陷阱。
我們接著看國際政治秩序。在巴黎和會上,英法美試圖重建國際政治秩序。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了“十四點原則”,呼吁列強讓殖民地民族自決,消除貿易壁壘,以及建立國聯。然而,美國國會以總統違反“孤立主義”外交傳統為由,否決了《凡爾賽和約》。
結果英法主宰了戰后國際秩序,他們共同目標是嚴懲德國。在和會上,擔任英國財政部首席代表的凱恩斯強烈反對過度制裁德國。他甚至因此辭去了和會代表職務。很快,他發表了著名的《和平的經濟后果》,預言英法對德國的過度制裁必然導致德國經濟崩潰、民族情緒泛濫,或引發報復。
一戰之后,注定是多事之秋。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領導新的國際秩序以及承擔相應的公共用品費用,戰后的國際局勢因此放任自流、不可逆轉地惡化。在20年代,混亂的國際匯率導致歐洲經濟復蘇緩慢,美國經濟在“咆哮的二十年代”尾聲突然爆發大危機。
大蕭條重傷了美國及歐洲經濟,也擊潰了全球貿易體系和國際貨幣體系。羅斯福總統上臺后單方面宣布脫離金本位,推動美元貶值,禁止黃金出口,引發國際匯率巨震。美國國會于1930年通過斯姆特-霍利關稅法,將2000多種進口商品關稅提升到歷史最高水平。當時,這項法案遭到包括道格拉斯、格雷厄姆在內的1028名經濟學家聯名抵制。汽車業巨頭亨利·福特在白宮花了一整個晚上力圖說服總統否決該項法案,他稱它為“一項愚蠢的經濟政策”。美國政府總共收到了來自外國的34份正式抗議,德國、法國、英國等對美國采取了報復性關稅以及其他反制措施,最終引發了曠日持久的全球貿易大戰。
美國國會還在1933年通過了《購買國貨法案》,該法案規定,政府部門必須購買美國貨;只有在外國貨比國貨便宜25%時,才允許購買外國貨。
這些保護主義法案加速了美國及世界貿易大滑坡:美國進口額從1929年的44億美元驟降66%至1933年的15億美元,而出口額則從54億美元驟降61%至21億美元。1929-1934年間,世界貿易規模萎縮了大約66%。
經濟學家斯蒂格勒認為,美國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導致了大蕭條的蔓延。保護政策導致國際貿易大幅萎縮,原有的全球化經濟系統被打破,各國經濟難以依靠國內市場復蘇。
整個三十年代,世界掉入了金德爾伯格陷阱。匯率市場混亂不堪、貿易保護主義盛行、國際政治沖突不斷,最終凱恩斯一語成讖——德國納粹黨登臺,一場更恐怖的戰爭爆發。
如今的世界,是否也陷入了金德爾伯格陷阱?
02
大國沖突的演變
二戰后,歐洲各國徹底趴下,美國領導了當時的世界,重建了新的國際秩序。在布雷頓森林會議上,凱恩斯代表英國參會,也帶來了新的國際貨幣體系計劃。
但是,這時的英國不得不將世界領導權拱手相讓于美國,美國的懷特計劃形成了以美元為核心的國際貨幣體系——布雷頓森林體系。這次會議還形成了包括關稅及貿易總協定(世貿組織前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換言之,二戰后的美國完全接替了英國,成為了新的國際秩序的締造者以及公共用品費用的負擔者。
美國、歐洲乃至全球都是這一秩序的受益者。盡管世界依然籠罩在冷戰的陰影中,但美國及歐洲還是迎來了持續20多年的經濟景氣,經濟全球化可謂一日千里。
這一切正符合金德爾伯格霸權穩定理論的邏輯。但是,1971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了。這是為什么?
當時并沒有哪個新興的大國能夠威脅美國的地位,正在崛起的日本和西德距離美國還有相當的距離。當時很多人誤以為美國衰落了,美國經濟在七十年代陷入滯脹危機,美元經歷了三次貶值,1979年還爆發了伊朗人質危機。
不過,到了80年代,人們很快意識到,美國并未衰落,反而可能更強大。問題來了,國際貨幣體系為什么會崩潰?
經濟學中最好的解釋是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特里芬于1960年在《黃金與美元危機——自由兌換的未來》指出的一個悖論。特里芬認為,美元作為國際結算貨幣,必須不斷地向國際市場輸出,這會持續加大美國的貿易逆差;而持續擴大的貿易逆差又會破壞美元的穩定性——美元作為國際結算貨幣的信用。所以,美國不能既出口美元又出口商品。這就是特里芬難題。
從特里芬難題中我們可以捕捉到一個趨勢:終結大國秩序的并非新霸權,而是經濟全球化。這一趨勢決定了國際主要矛盾的演變。
布雷頓森林體系是一個以大國實力為核心的人為秩序,美國負責維持美元與黃金的固定比價,成員國負責維持本幣與美元的固定價格。這是一種違背價格規律的固定匯率體系。二戰后,迅速發展的全球化沖擊了這一體系,匯率(價格)再也無法服從權力與國家,被迫交給國際市場的自由競爭來決定。從80年代后期開始,歐美世界逐漸實現了浮動匯率。
所以,市場主權挑戰了國家主權,也改變了金德爾伯格陷阱的邏輯。金德爾伯格是霸權穩定學說的奠基人,但是從70年代開始,金德爾伯格陷阱的邏輯不再是大國霸權,而是全球化的市場主權,其本質是誰來支付國際公共用品成本。
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中,美國的任務是維持美元與黃金的固定比價。這就要求美國必須儲備大量的黃金——這就是這一國際貨幣體系的公共費用。美國當然不愿意一個人出,成員國需要繳納一定的黃金儲存在美聯儲,只有成員國政府可用美元兌換黃金。但是,隨著美元貶值加劇,法國、西班牙政府用美元到美聯儲兌付大量黃金。美國則以減少歐洲防務經費相威脅。這說明成員國并不愿意為這一國際貨幣體系支付費用。
當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美國財長約翰·康納利在十國集團會議上對各國財長說:“美元是我們的貨幣,但卻是你們的難題”。這句源自溫特勞布教授的話隨后傳遍了世界,也形象地表達了特里芬難題的本質。
特里芬難題的本質是法幣與經濟全球化之間的矛盾,即是國家主權與市場主權之間的矛盾,亦是政治非全球化與經濟全球化的矛盾。
如今的國際貨幣體系是自由匯率和信用貨幣,但依然無法擺脫特里芬難題。主要原因是,雖然匯率由市場主權做主,但貨幣(法幣)依然是國家化的。經濟全球化是失衡的、畸形的,世界貿易高度發展,貨幣依然是國家化的。美元作為美國的法幣,也是“世界貨幣”;美聯儲是美國的央行,也是“世界的銀行”。其中的矛盾是,誰該為美元體系支付費用?
信用貨幣并非“一紙鈔票”,其幣值穩定依賴于國家信用,而維持國家信用穩定則需要支付大量的費用。狹義上來說,美元以美國國債為錨,國債以稅收為錨。廣義上來說,美元的信用建立在美國強大的科技、金融及軍事力量之上,而這些力量的維持需要大量的公共支出。總之,美國納稅人需要為美元幣值穩定支付大量的費用。
但是,美元又是“世界貨幣”,其使用范圍大大超過了美國本土,美元是國際結算、海外投資、金融交易及他國央行外匯儲備的第一選擇。換言之,美國為國際市場提供了一個穩定的貨幣,而國際投資者及他國央行不需要為此付費。但是,美國納稅人也不愿意為此支付費用。
進入21世紀后,美國貿易赤字和政府赤字持續擴大,特里芬難題再次尖銳。2008年金融危機后,美聯儲擴張美元,削減美元的購買力。美元貶值可以減輕美國的債務負擔,相當于將美元作為世界貨幣的公共費用分攤到全球各國。
最近20年全球貨幣泛濫,既是國家主權政治倒退的結果,也是國際秩序倒退的結果。總之,禍亂源自墮落的政治秩序。
20世紀金德爾伯格陷阱源自新舊大國交替時形成的國際領導權“真空”,而21世紀的新金德爾伯格陷阱則是源自國家主權與經濟全球化之間相互“侵蝕”。
經濟全球化是國家主權不斷對外讓渡的過程,是市場主權步步為營的進程。如今,很多開放經濟體,如美國、新加坡、歐盟,已經對外讓渡了關稅、財政、貨幣、能源政策等(部分)核心主權。
這是市場主權對國家權力的削弱。國家沒有足夠的力量與正當的法理性去維持一個超越國界的經濟體。一個開放型的國家對另外一個開放型的國家發動戰爭,既缺乏足夠的動力,又缺乏統籌一切的權力條件。所以,國家主權被市場主權削弱的不可逆的趨勢,決定了國家(大國)的沖突不再成為國際秩序的主流矛盾。這就是大國沖突的演變。
當然,我并不像福山的“歷史的終結”那樣樂觀。如果讓渡出去的國家主權并沒有形成高效的國際組織與秩序,那么經濟全球化的過程將是充滿不確定性的過程。一旦爆發危機,如金融危機、新冠疫情,國家主權又會努力反噬市場主權,擴張法幣,自我保護,引發逆全球化。這又削弱了市場主權的力量。如此,國際秩序便處于國家主權與經濟全球化之間相互“侵蝕”的權力真空狀態,混亂與動蕩便不可避免。
這就是新金德爾伯格陷阱。
新冠疫情將世界推入新金德爾伯格陷阱。市場主權及經濟全球化削弱了國家主權,美國及歐洲國家無法使用國家力量抗疫,也無法依賴于國際秩序及國際力量。當然,這并不是國家政體及經濟全球化的問題,而是國際治理失敗的結果。國際秩序的失敗又反噬經濟全球化與科技進步。
這一切是如合造成的?
03
大國沖突的假象
2017年1月美國政治學家約瑟夫·奈使用“金德爾伯格陷阱理論”告誡美國人:中國崛起以后的動向可能不是“示強”,而是“示弱”,即不愿承擔美國無力負責的重要國際公共產品的供給,從而使世界陷入領導力空缺、危機四起的險境。
此后,特朗普針對中國的貿易戰以及一系列的退群行動似乎印證了約瑟夫·奈的預言。但是,約瑟夫·奈“刻舟求劍”了,美國不是當年的英國,中國也不是當年的美國。
最重要的是,當今國際的沖突并非源自大國霸權爭奪,而是新金德爾伯格陷阱,即國家主權與經濟全球化之間相互“侵蝕”引發的國際秩序混亂。這是國家主權趨弱之下人類全球性集體行動的困境。
我曾在《美國的真相》一文中指出,21世紀的全球矛盾已經從20世紀國家之間的斗爭演變為反全球建制派的斗爭。特朗普時代的一系列國際沖突,表面上看是國家行為,實質上是不公平的全球化秩序的受害者與全球建制派之間的沖突。
這里,我有必要重復這一觀點。從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即蘇聯垮臺后,經濟全球化逐漸形成一股既得利益群體。他們主要是跨國公司、金融巨頭、科技巨頭及全球性建制派政治勢力。他們一方面推動了經濟全球化,另一方面又扭曲了經濟全球化。他們建立了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國際秩序,比如允許資本全球流動、跨國投資、海外避稅,同時又使用國家主權限制勞動流動,向本土中產及企業征稅;又如借助海外國家主權勢力建立市場壁壘,享受壟斷紅利,打擊本土企業及工人。
新金德爾伯格陷阱并非必然存在,而是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國家主權被削弱、國際秩序被統治的結果。建制派將國家主權讓渡出去,又沒有建立公平的國際秩序,他們成為了不容易被監管的國際勢力。換言之,全球建制派勢力同時享受了全球化和國家主權兩種制度的好處——法幣擴張紅利、國際避稅紅利及行政壟斷紅利,而其他人成為這兩種制度合力的受害者——高房價、高債務及高失業。
全球建制派總是制造國家沖突以混淆視聽,但都無法掩蓋國際秩序的主要矛盾,即對全球建制派勢力的反抗。
特朗普、拜登對中俄采取的政策完全不同。那么,美國與俄羅斯到底什么關系?不同總統對中俄的態度不同?這顯然不符合金德爾伯格的霸權穩定理論。
其實,特朗普和拜登對中俄不同的政策,不取決于國家關系,取決于全球化秩序下的不同利益方。特朗普的支持者(本土企業、工人、中產、商業經營者、白人及基督教徒)是當今國際秩序的受害者,他們希望打破全球利益鏈。建制派代表拜登的支持者(華爾街勢力、跨國公司、金融及科技巨頭)是當今國際秩序的受益者,他們渴望維持舊秩序。
當今國際秩序的公共費用要比二戰前高得多,世界和平、自由貿易、金融穩定、環境保護、傳染病防治、貧困救助、知識產權保護等國際公共用品極為龐大。特朗普上臺后大力削減美國在國際公共用品上的費用,拜登上臺后第一時間恢復群聊,稱美國要重新領導世界秩序。那么,美國到底是否愿意承擔國際用品的費用?
這顯然不是總統的個人愛好,也不是國家的戰略分歧,而是全球化下的不同利益群體間的沖突。對于特朗普的支持者來說,他們為這些國際公共用品支付大量費用卻沒有獲得太多實質性的好處。但是,拜登的支持者不僅是受益者,還可能不需要為此付費。這就是經濟學家奧爾森在集體行動困境中所說的選擇性激勵。拜登入主白宮第一天就讓美國重返巴黎氣候協定。為什么?巴黎氣候協定與拜登的綠色新政的利益是一致的。綠色新政的財政預算超過萬億美元,遠遠超過制造業計劃。美國金融及科技巨頭是綠色新政的直接受益者。
可見,如今,國家利益是大國沖突的假象,而真相是扭曲的國際秩序下的利益沖突。國際公共用品費用的矛盾主體不再是大國,而是全球化下的分利集團。
但是,全球建制派維持扭曲的國際秩序,利用國家主權阻撓全球化深入發展,可能引發國家沖突。
美國經濟學家保羅·薩繆爾森在2004年的《經濟學展望雜志》上發表了一篇論文《主流經濟學家眼中的全球化:李嘉圖—穆勒模型給出的證明》【3】。這篇文章預言,當技術進步使中國獲得了原屬于美國的比較優勢,美國就會永久性地失去真實的人均收入。這時繼續自由貿易,中國將獲得凈福利的增加,而美國將受損失。
薩繆爾森的發現引發了巨大的爭議,被稱為薩繆爾森之憂,也叫薩繆爾森陷阱,2018年中美貿易沖突似乎證實了薩氏的預言。
但是,這是大國沖突的假象。真實的情況到底是什么?
薩繆爾森之憂的基礎是他的要素價格均等化理論。如果要素完全自由流通,中國勞動力可去美國,美國的技術可來中國,那么兩國的要素價格會趨于均等化。但是,價格均等化并非靜態的,企業預期將失去價格優勢,會加大技術創新,深化國際合作,建立新的比較優勢。所以,要素價格均等化是經濟全球化完美的競爭過程。
但是,薩繆爾森的擔憂是,如今的全球化是扭曲的,勞動力不能自由流通,但資本、信息與技術可自由流通,中國會持續學習獲得原本屬于美國的比較優勢,即先進技術,而美國卻無法獲得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優勢。薩繆爾森預言,如此下去,美國將吃虧。
薩繆爾森之憂的真正內涵并非否定全球化——自由貿易引發國家沖突,而是限制要素自由化的國家主權、制度及政策,導致經濟全球化半途而阻,可能最終引發國家沖突。國家主義干預及不公平的國際秩序可能置經濟全球化于動蕩與危險的地步。
經濟全球化演變從最初的貿易全球化,逐步深入發展到信息、資本、科技、人才等要素全球化,再進一步發展到財政、貨幣、國家主權、價值觀、婚姻、生活的高級全球化。這是人類通往經濟繁榮與世界和平之路。
我在《脆弱的“中美國”》一文中指出,中美貿易規模大,但國家制度及扭曲的國際秩序導致兩國經貿停留在商品貿易的初級階段,同時導致兩國的經常項目嚴重失衡——中國長期巨額順差,美國長期巨額逆差——對兩國均不利。這決定了中美兩國經貿關系的“脆弱性”。
所以,從國家主權到全球化市場主權,是一個充滿謊言、假象以及不斷制造噪音與沖突的過程。在這一扭曲的全球化過程中,大國沖突的廣場背后站著另外一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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