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階級階層的變動(1978-2018)!
作者l羅文益
來源l羅文益(ID:wenyidehua)
大家好,趁著假期今天跟大家一起讀一本書,名字很直白,叫《當代中國階級階層的變動(1978—2018)》,豆瓣截圖如下:

階級階層是個很敏感的話題,很多自媒體逮著一頓瞎寫,不明所以的人,很容易被帶節奏。但這本書不同,它的作者,李培林,是當今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副院長,這本書本身也是給官員、社會學家的官方報告,內容上可以說是比較嚴謹、客觀的。
自然,它也很學術。為了增強信力,其主要內容,都是統計數據和研究方法,你要是沒接觸過比較嚴肅的社會學著作,會覺得比較枯燥、難懂。
這兩天我細細地把這本書讀了兩遍,接下來,我就講講我從這本書里面看到了什么,以及我的感受是啥。
講之前我先大體介紹下這本書。
一個是內容。它接近300頁的篇幅里,包含了九個報告。每個報告講了一個階級/階層,比如農民、產業工人、技術人員、中產階層、私營業主,等等。關注的是他們的心態、收入、地位等等話題。
二個是是主要結論。我總結了一下包括三個方面:
1.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階級階層變得越來越復雜,利益格局可以說是犬牙交錯,直到今天還是處于持續性的變動之中。
2.一個社會的變數越多,就越具有活力,階層的變動也就越大。從2008年左右開始,中國經濟逐漸進入“新常態”,社會階級階層結構大調整、大變動的時代,逐漸過去了,“一夜暴富”的機會減少了。好消息是,中國人財富與收入差距,從這一年開始逐漸減少;壞消息是:這確實就是“階層固化”開始的苗頭。
3.從1978-2018,中國最大的趨勢,就是城市化。如果所有階層變動,都匯聚成一個故事,那么,城市化,就是這個故事的背景與主線,很多關于階層的問題,都能從這個源頭里面找到誘因。
當然,這三條太宏觀了,粗看之下你可能沒啥感覺。有意思的地方,全在每個分報告里面。
多有意思呢?它們可能讓你感受到深深的共鳴,也可能完全違反你的直覺,讓你大吃一驚!
接下來,咱們就進入每個報告里面,看看“當代中國階級階層”,究竟是怎么“變動”的吧。
01
產業工人
產業工人,指的是從事制造業、生產、建筑類工業生產活動的工人。該群體在1978年的時候有8000萬,到2014年,已經增加到了2.3億。這跟中國逐漸發展為一個制造業大國的進程,也是相吻合的。
一開始的時候,產業工人主要是城里人,但到了今天,農民工已成為了產業工人的主要部分。
從經濟上看,公有制企業+城鎮戶籍的產業工人,原來被認為端著“鐵飯碗”,但在近十年來,經濟地位一直在下降;相比之下,農民工的經濟地位,略有上升。
拋開經濟來看,公有制企業的城鎮戶籍產業工人,在教育、技能培訓、正式勞動合同簽訂、社會保障上,都遠好于農民工群體。或者說大白話,那個“鐵飯碗”,確實還是有點“鐵”的。
所謂“經濟地位下降”,其實是相對的。
也就是說,中國發展得很快、很好,很多階層都嘗到了紅利,但產業工人群體,相對得到的并不多。他們自己也確實感受到“沒有趕上趟”,心里面有遺憾,也有不爽。
按照作者的說法,農民工進城,和城市工人干一樣的活,拉平了所有產業工人的收入;另外,咱們的工業并非是高端工業,工人們本身的教育、技能,就限制了他們的收入增長。
02
商業服務業人員
從產業變化的角度來看,中國的“商業服務業”,在今天,無論是產值比重,還是就業比重上,都超過了第一產業(農業)、第二產業(工業)。
(具體數據:2016年,我國第三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51.6%;第三產業就業人員占全國就業人員的比例為43.5%)
也就是說,如果現在還認為中國是一個農業為主的農業大國,已經不合適了。
從商業服務業人員的來源看,是非公有制企業、農民工為主。
整體上講,商業服務人員里面,能夠成為中產階層的,大都是這個群體中的專業技術人員和辦事人員。
一般的服務業行業從業者,在自我認同上,是把自己和產業工人、農民,放在一起的。
這個行業的人員流動非常大,因為很多小店小鋪,都很容易因為各種問題,或者倒閉,或者抓住更好的機遇而變動。
這種流動性,也導致了很多服務業的從業人員,很難通過個人努力,向上流動。
或者說,人生發展的節奏,沒法控制在自己手里面。
03
農民工
說個題外話:我父親,我父親的兄弟,我家里的大部分長輩,都是農民工。以前,他們從四川出發,到沿海地區打工。
放眼全中國,整體上看,其實都是中西部的人力,遷移到東部發達地區出賣勞力。
但2010年以來,這種遷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越來越多的人,選擇在本地的城鎮干活。
拿2015年來說,外出農民工為1.69億;本地農民工,則已經增長到了1.09億。
這是趨勢之一。
趨勢之二是:隨著教育的普及,越來越多的農民工,學歷也在增加。
比如,在2010年,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農民工,占比已經達到了25.2%,超過了1/4;2015年,大專及以上的農民工(也就是大學生農民工),占比達到8.3%。從年齡分布上來看,70后及之前的農民工里,很少見到大學生,但是80后及以后的農民工里,大學生已經占到了一定的比例。
第三個趨勢是:隨著城市化的推進,早期農民工把城市當成是“工作地”、最終要落葉歸根到農村的做法,已經不是主流了。新生代的農民工,不再愿意回農村,哪怕是失業,也選擇繼續留在城市,過著流動的生活。
三和大神們,就是例子。
從06年到15年,農民工平均月收入,從1076元,漲到了4212元。
雖然經濟收入在增加,但是農民工主觀上感受到的“社會經濟地位”,卻是下降的。
主要因素是啥呢?房子。
具體來說,1970-1979年出生的農民工,還能通過自己的努力,在城里買上房,但是1980-1989年出生的農民工,卻發現,在城里買房的可能性已經大大下降了,沒趕上上個風口,所以主觀評價較低。
在這里面,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農民工,對自己的社會地位評價,是最低的。
04
農民
為什么中國還有很大比例的農業戶口者從事農業勞動?
本書的答案非常簡單直接:這跟農民在“代際流動中的回流有關”,簡單來說,就是許多農民以及農二代,不能流入非農業戶口者所在的那些社會階層,只能回流成農民。
對于第一代農民工,外出打工如今已經變得不是那么容易了,因為年齡在變大,很多重活累活,也沒法干了,只能回鄉重新成為農民。
當然,純務農的人,是越來越少了,農民更多的身份,是“兼業者”,也就是在農民和“農民工”這兩種身份之間動態轉化。
絕大部分農村干部,都曾經外出打過工,或者當過農民企業家/個體商戶,只有1/5的干部,是由真正的務農者轉化而來的。
農村干部/農民企業家,這兩個農村中的“上層”,是比較穩定的,很難向下流動重新變為務農者。但是,整體上看,農村的社會流動,比城市要好地多。
拿“階層固化”這個概念來說,農村比城市有活力多了,階層固化沒有城市嚴重,純務農者,還是很有機會變成個體工商戶,乃至于農民企業家的。
不過,城鄉分隔明顯。農民中很少有人能進入城市階層,大多只能在自己所在的社會階層范圍內流動。
過去十多年,城市社會發展得比農村社會快得多,農民在這場整體的大發展里,獲益并不是那么大,也不太穩定。
一個反直覺的結論:農民中從事農業生產的比例依然很高。
我們一般以為,農村的青壯年勞動力都出去打工了,剩下的都是老年人在務農。但事實上,務農者的絕對數量依然龐大,只是年紀偏大了一些。
05
專業技術人員
專業技術人員,顧名思義,就是擁有某項“專業技術的人員”,在以往的劃分中,一般被劃為“中產階層”、“白領階層”的行列。
或者,你可以簡單地說他們是:人才。
一想到這類人,你可能眼前浮現的是一個穿著工作服的男工程師,但其實,專業技術人員里面,女性的比例是高于男性的,大概是50%-55%。
為啥呢?
因為廣大的教師、護士、醫生……都屬于專業技術人員,咱們的教育,在這些年也算是做到了男女平等,培養的女性技術人員,比例是不低的。
民營經濟大發展,你可能以為,民營企業里面的技術人員,更多。但其實,非公企業與民辦企業就職的技術人員,也就是民營企業里面的技術人員,“占比仍較低,且增長乏力”。
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專業技術人員內部的階層分化,反而是比較高的,也就是說,技術好的,收入很高,技術一般的,收入也很一般。其收入高低之間的貧富差距,比全體中國人之間的貧富差距,高得多。
作為中產階層的專業技術人員,身上往往有著某種典型的“中產階級焦慮”感。拿數據來說,私營企業專業技術人員,有10.7%的人常常感受到擔憂、害怕情緒。
焦慮啥呢?06年焦慮“就業失業問題”;08年和11年,焦慮“物價上漲”;13年焦慮“貧富差距過大”;到了15年,最焦慮的是“看病難、看病貴”。
歸根結底,就是“想要更好的生活但是又暫時難以實現”帶來的焦慮。
這種焦慮還會傳導給下一代。所以專業技術人員對下一代的教育預期都比較高,這種心理壓力又自然地傳遞給子女們,成了孩子們的負擔。
因為這種焦慮,很多專業技術人員,還希望能在未來走上創業的道路。有創業意愿的專業技術人員,在醫院、學校這樣的事業單位里,占17.1%;在民營或外資企業里,分別占了38.5%和48.0%。
對于中國社會,近六成的專業技術人員對“社會變遷”、“社會變革”持懷疑態度,更愿意維持現狀。從政治光譜上說,傾向比較保守。
對于政治,更有意思的地方來了:大多數專業技術人員對政治問題都比較關注,都喜歡在日常生活中談論政治。愿意參加基層選舉的,超過了61%、愿意向政府與媒體提意見的,比例高達47.9%和44.5%。
但實際上:真正參加過選舉活動的,只有25.8%;實際向政府和媒體提意見的,更是只有可憐的8.3%和5.3%。
這不由得聯想到知乎上,有個比較難聽的詞兒,叫“鍵政家”——鍵盤政治學家……
06
中產階層
對于中產階層,瑞信研究院的定義是:擁有價值5萬至50萬美金財富的人群。按照這個標準,2015年,中國的中產,占所有成年人的比例是10.7%,若是加上最上層那些最有錢的,比例是11.3%。
城鎮中產階層的平均年齡是39歲,顯著低于城鎮中低層人群的平均年齡47歲。中產階層的男女比例也是比較均衡的,男性占51%,女性占49%。
中產階層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并不高,只有13年,你算下,其實也就是高中文化程度。
2015年,白領式中產的平均年收入為54584元,相較而言,藍領階層的年平均收入為29079元。
在中國,最有錢的5%,消費能力很強,收入更是遠超消費,而剩下的95%的家庭,收入和支出只是大概持平。
是的你沒看錯,所謂中產,其實也在那95%里面。
這也是為什么中國人壓力比較大的原因,住房、孩子教育、醫療……,中產們賺多少,就得花出去多少。
如果你年年有余,每年都能存上不少錢,那恭喜你,你是金字塔頂端的大富翁,下次見到了記得請客喝酒。
一個有點令人驚奇的數據是:中產階層絕大部分都是有自己的房子的,住房持有比例高達93%。就連中低階層,住房持有率也有92%。中產家庭里面,22%的人都有兩套住房,4%的人擁有三套住房。
但是,即便有房子,也只有78%的人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剩下的22%,基本都在租房住。
(PS:不清楚這里是不是把那些沒有房子的年輕人,也算在了父母家庭的房子里……)
大部分中產都認同個人努力是能夠獲得成功的,但是高達40%的中產階層認為,“在中國,只有那些有權、有錢、有關系的人才能過上好日子”。這也體現了中產階層,內心深處,普遍性的“無力感”。
中產階層想要消費,但是一直被制約,什么制約了呢?較高的住房支出。
對于中國社會的公平程度,中產階層評價最高的是“高考制度”,評價最低的是“財富與收入分配”。
07
私營企業主與個體工商戶
截至2006年底,全國私營企業數量實有2309.19萬戶;個體工商戶更是高達5930萬戶。
經過40年的發展,私營經濟,已經是我國吸納就業的,最主要的經濟部門。
這么多私營企業主,是從哪兒來的呢?從數據上看,最主要的來源,是“改制”,也就是以前在國有/集體企業工作過的人,然后再出來創業。
不過,從2005年開始,“跳板型”——從私營企業里面出來再創業的,逐漸超過了“改制型”的數量,成為了私營企業主的主要來源。
這也反映了中國兩代企業家的交替。
從學歷上看,中國企業家群體中的高中生,大概占了1/3,而且一直保持穩定;初中學歷的比例本來是最高的,但是近年來逐漸走低,大專、本科及以上的在逐漸提升。
對于走流程辦手續、辦事人員的態度、申辦手續的時間、政策傳達的便捷度這些指標,私營企業主大體上都比較滿意,滿意度在80%以上。而且越是新近成立的企業,對政策的評價就越積極。
有趣的數據是:營業收入在1000萬-1億之間的比較不滿,營收額低于1000萬,或者高于1億的企業主,整體就挺滿意。
有趣的結論是:96年的時候,有研究表明,擁有“體制資本”的私營企業主,發展起來最有優勢;有的學者認為,2000年以后,這種格局反而還得到了進一步的強化。
說中產焦慮,其實企業家也普遍比較焦慮。數據上看,中小企業主的焦慮感,要顯著強于大企業主。
值得一提的是:互聯網/新媒體對中小企業主的影響,已經超過了傳統媒體,是這些企業主獲取信息的最主要來源。
08
新社會階層
所謂新社會階層,主要說的是四類人:一是私營企業、外資企業里面的高管、高級技術人才;二是中介組織、社會組織里的從業人員,比如律師、會計師、評估師等等;三是自由職業人員;四是新媒體從業人員。
這個階層在本書里面說的比較簡略。
咱們細想一下也知道,這個階層其實只是強行“定義”出來的,本質上講,跟上面提到的專業技術人員、中產階層,沒什么太大的分別。
數據上看,這個所謂“新階層”的社會滿意度、對社會的感受、對自身地位的體驗,跟中產們其實并沒有特別明顯的區分。
稍微有意思的一點是,本書把“網紅”也考慮進來了,并歸入到“新社會階層”里面。
你可能以為能成為“網紅”,恐怕已經算得上中產以上了,但大部分“網紅”,其實一點都不“紅”,完全處于中下階層的狀態,是新社會階層里面混得比較慘的……
09
教育與社會分層
中國教育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它有嚴格的“逐級考試制度”,這項制度的核心,乃是“分數面前人人平等”。
但隨著教育市場化的發展,實際的競爭過程逐漸變得不平等了。
具體來說,有錢的父母能給孩子提供更好的資源、爭取更多的受教育機會,可以說是“傾一個家庭的力量來搞教育/階層提升”;而弱勢群體,特別是農民子弟,則在競爭中完全處于劣勢,根本就是“單打獨斗”,更容易在“公平的考試”中被淘汰掉。最后,窮生窮,回落到自己的階層里面。
本書的原話是:“輸在人生起跑線上的孩子,大多難成人生贏家。”
咱們都是體驗過中國教育制度的人,很明確地知道,每個地方大學,包括清華北大,對于本地生源,都是多有照顧的;經濟越發達的地方,往往大學也越多、越好。這兩方面的趨勢一疊加,最后導致的,就是落后地區/人口大省上大學的機會就越渺茫。
作者解釋道,中國大學一般采用的是“部省共建”的方式,大學要的錢,地方政府給了很大一部分,大學回饋的,就是提高本省學生的招生比率。
家庭教育的耳濡目染,也影響下一代上大學的概率。比如說,父親的文化程度不同,子女受教育的年限也不同。
父親擁有大學文化,子女受教育的平均年限為12.4年,孩子超過50%的概率能上大學;父親從未上過學,子女受教育的年限僅為6.5年,也就是小學水平,子女中只有2%的概率能上大學。
隨著時間的發展,這個差距并沒有緩和,甚至還有所擴大。
寒門,果然是有點難出貴子的啊。
10
當代中國階級階層變動
這本書的九個報告,除了個別比較敏感的地方,其余基本上已經被我說完了。你就算只看我這篇,要點也八九不離十了。
其實,這書如果打碎了,還可以分成三個點來總結:
下層:雖然比較窮,但還算過得比較滿意; 中層:不是太窮,但是想得比較多,比較焦慮 上層:有錢也幸福,但是中小企業主們,和中產一樣,也有點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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