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勞是否還能致富?——新租時代的不安與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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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錦億耕織圖(局部)
中國農(nóng)歷年的十二生肖是農(nóng)耕文化的直接體現(xiàn)。牛,在中國農(nóng)耕文化中,占據(jù)極其重要的地位。牛,代表著勤勞,而在中文里,“勤勞”與“致富”往往是聯(lián)系在一起的。只要有辛勞的付出,就會得到回報,辛勤的汗水能夠?qū)崿F(xiàn)富裕的生活,這是數(shù)千年來這片土地上的人們最純樸的祈盼。
但今天的財富是否還能與“勤勞”掛鉤,早已成為一個現(xiàn)實問題。在過往一年中,“核心資產(chǎn)”持有者財富的增長速度仍然遠遠超過勞動所得增長的速度,只要持有一線核心區(qū)域房產(chǎn)、抱團股(或明星基金)甚至比特幣,都可以“坐享其成”。交易者們清楚的了解這是疫后貨幣狂潮導致的資產(chǎn)價格上漲,而“勞動者”提供的衣、食、行并未產(chǎn)生足夠大的通脹壓力,反過來證明了“資產(chǎn)”與“非資產(chǎn)”的財富鴻溝。對衣、食、行終端價格手段多樣化的通脹抑制固然是出于對大多數(shù)人的保護,但貨幣問題一日無解,財富的鴻溝只會越來越大。
貨幣主義導致的“財富效應”具有虛偽性,究竟是財富的“增值”還是記賬單位的變化,關鍵在于從哪個視角去審視。即便只是記賬單位的變化,也會對人性產(chǎn)生足夠的影響。真正的影響不在于財富鴻溝的擴大,而在于不同階層的人們在面臨財富鴻溝擴大時所做出的不同選擇。
少數(shù)人擁有更集中的貨幣財富而難以增加消費,越來越多的知識精英成為向極少數(shù)財富擁有者提供金融服務的一員。財富的進一步集中和市場化的金融服務結合起來,使得以追求公平為目標的貨幣政策必須輔以足夠的行政手段才能發(fā)揮一定的作用,這就使得強行政權力國看起來要比弱行政權力國在治理上要更加有效。但即便如此,也無法阻礙貨幣政策帶來的進一步貨幣財富集中,因為人性在所有制度中都會穿孔,所有延緩的政策甚至連“延緩”都會打折扣。
在明確了回到小羅斯福時代已無任何可能后,美式自由市場開始呼喚貨幣權力與財政權力的統(tǒng)一,民主黨(短暫的)府院統(tǒng)一,將為行政權力的擴張帶來希望。但財政政策是否還能像1930年代那樣解決公平問題,不同的歷史解讀者有著不同的答案。即便有休伊朗的“分享財富計劃”,有小羅斯福的“二次新政”,但如果沒有二戰(zhàn),美國是否能夠真正走出1930年代?這個尖銳的問題誰又能輕易的回答?
然而,美國的問題不僅僅是美國才有的問題。
根據(jù)胡潤研究院2021年2月8日發(fā)布的《2020胡潤財富報告》,中國內(nèi)地千萬元人民幣資產(chǎn)“富裕家庭”共計161萬戶,總財富達146萬億元人民幣。其中,億元人民幣資產(chǎn)“超高凈值家庭”共計10.7萬戶,總財富為94萬億元人民幣;3,000萬美元資產(chǎn)“國際超高凈值家庭”共計7.1萬戶,總財富為89萬億元人民幣。而擁有3,000萬美元可投資資產(chǎn)的“國際超高凈值家庭”數(shù)量達到4.6萬戶。
這也意味著,中國未來10年、20年、30年將分別有17萬億、42萬億和78萬億元人民幣的財富需要傳承給下一代。
在千萬人民幣資產(chǎn)“高凈值家庭”中:企業(yè)主占60%(比上年減少5%),金領占20%(與上年持平),房產(chǎn)投資者占10%(與上年持平),職業(yè)證券投資者占10%(比上年增加5%)。在億元人民幣資產(chǎn)“超高凈值家庭”中:企業(yè)主占75%,房產(chǎn)投資者占15%,職業(yè)證券投資者占10%。
億元財富之上的“企業(yè)主”,作為一個整體,與人們慣常理解的“企業(yè)主”已有本質(zhì)不同。沒有人會認為一家大型上市公司的實質(zhì)控制人與中小企業(yè)的“老板”在許多方面是類似的。即便在歐美日,公眾公司與中小企業(yè)也完全是兩個話題。“民企”快速分化的現(xiàn)實,使中國過去三十年的研究顯著落后于經(jīng)濟現(xiàn)實。
很清楚的是,胡潤報告中,上述資產(chǎn)的“價格”從總量上僅僅是計賬單位,但這些資產(chǎn)真正的“權力”在于,它們可以選擇“變現(xiàn)”為不同的貨幣,也可以選擇投入不同領域,從而實現(xiàn)對普羅大眾甚至知識精英的影響。
與過往商業(yè)資本主義、工業(yè)資本主義甚至壟斷資本主義追求“利潤”的方式不同,今天財富的增加與“實體”愈發(fā)無關,而與貨幣的增量和流動緊密相關,甚至僅與選擇不同的計賬單位相關。資本市場與數(shù)字貨幣相配合的魔力,更是令人沉醉而無法自拔。
與韋伯所贊賞的“新教倫理”下勤勞致富的資產(chǎn)階級不同,也與熊彼特所謂“破壞式創(chuàng)造”的具有企業(yè)家精神的企業(yè)主不同,今天的財富擁有者,從整體上看,越來越不像代表先進的“新興資產(chǎn)階級”,而更像前資本主義時代的“封建領主”。區(qū)別之處在于,“新興封建領主”的劍與盾不再是鐵器,而是政治游說、信息技術、貨幣與金融產(chǎn)品。共同之處在于,封建領主們對“租”的渴望。
Stiglitz認為,“抽租”是推動美國1%最富有人群崛起的主要動力(Stiglitz, 2012)。“抽租”不再只是一個“商業(yè)模式”,而是將幾乎所有人席卷其中的社會生態(tài)。所以今天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都在反思資本主義本身,歐美學者提供了大量關于全球經(jīng)濟不平等的研究成果。它們可能得出的結論是多樣的,左翼會認為資本主義應當讓位于歐式社民主義,而右翼則會認為問題在于社會經(jīng)濟結構被再度“封建化”。
盡管人類社會比以往任何時期都要更加“富裕”,但今天,主要國家都要被迫迎戰(zhàn)這個“新租時代”,因為就現(xiàn)有人類歷史經(jīng)驗而言,封建“舊租時代”是不平等、非民主和僵化落后的。更為重要的是,“新租時代”帶來的不安與動蕩已非紙面的焦慮,“租從何來”才是問題的最關鍵。無論是魚肉海外的受限,還是老齡化帶來的對年輕一代的擠壓,“收租”問題又回到了原點——涸澤而漁、寅吃卯糧能夠持續(xù)多久?畢竟,依靠貨幣主義催動人性而取得的進步是亢奮而短暫的;何況,它遠遠不如直接參與財富分配更符合人性本身;誰讓,貨幣本身就有財富分配的功能呢?
對租的反抗,往往是非理性的。猶如1870年代美國農(nóng)民將自身命運的改變寄托于金銀雙幣本位,又如過往數(shù)年貸款購入大量房產(chǎn),再如2021年散戶們在WSB抱團打空頭。但非理性之中往往孕育著理性。在無法改變自身命運時,人們傾向于選擇孤注一擲(或者“理性”的幾擲)。最終,這些分層的、個別的、看似幼稚的孤注一擲(或幾擲),反反復復,最終匯聚起來,成為歷史的洪流,催生改變。改變可能是動蕩的,以蕭條恢復人性的卑微;也可能是激烈的,以立法塑造新的規(guī)則。
但無論身處何方、哪個階層,人們可能最需要思考的,是在極其有限的數(shù)十年生命里,自身的價值究竟何在?能夠抽身而出加以審視者,終是少數(shù)。財富的擁有者們,又何嘗能夠擺脫這樣的人生呢?
以上。
參考資料:
J. Stiglitz,The Priceof Inequality:How Today'sDividedSocietyEndangersour Furture(London: Allen Lane,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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